#信阳生活# 【“中国”之名 源于中原】中华文明是绵延五千年以上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国”之名的出现和形成，至少也有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我们今天读到的“一体多元”的中华文明主要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我们引为自豪的“中国”之名，也起源于中原。这是中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是鼓舞今日中原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
“天地之中”——中原人的古老宇宙观
“中华文明”与“中国”以“中”命名，与中国“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有关，而这个古老宇宙观是中原人创立的。
人类大约在五万年前后开始迈向现代人，活动范围由山区向平原扩展，游动居所开始趋向稳定房舍，在临近河湖的岗坡形成了居住的村落。以稳定居所为中心的生产、生活半径的扩展，使“时空”成为人们必须认识和掌握的概念，因此，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地区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索。
中原地区在五万年前开始现代人类居住的历史，距今一万年前后已星罗棋布着人们生活的村落。为了生产和生活，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时空的探索。至迟从6000年前开始，中原人便发现，天有昼夜，气有寒暑，昼有移动的太阳，夜有盈亏的月亮，还有满天的星河，郑州大河村的人们将自己对太阳、月亮、彗星等天象的观察，彩绘在使用的陶器上，郑州青台、西山、双槐树的人们将观察到的北斗星系用陶罐摆出来祭拜，濮阳西水坡的人们将自己对北斗星系的理解带入了墓葬，书写了中国天文学的最早篇章。在对天象探索的过程中，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观察到，头顶的天空像一个圆锅一样扣下来，而人们立足的大地则有前后左右，四四方方，人站立其中，位居中央。于是，最初的宇宙观在心中形成，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自己的所在则是天的中心和地的中心，他们将自己所在的地方称为“天地之中”，并且认为，“天地之中”是人们可以实现与天地对话的地方。他们又发现，树的影子会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发生移动，会随着天气的冷暖发生变化。于是，他们竖起了竿子，观测天象与立竿影子变化的关系。他们以正午时分太阳照射下立竿影子最短的那一天作为标志，进行周而复始的观察，于是，春夏秋冬有了概念，时令节气有了划分，具有嵩山地区浓厚天象色彩的二十四节气历法有了雏形，时空宇宙观在中原人的探索中产生了。
中原人的“天地之中”宇宙观是在当时认识自然能力有限条件下形成的，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是，这是中国古代十分可贵地对人类生存环境——天与地真相和规律的探索，令人骄傲的是，在这一探索基础上，经过大量和艰苦的观察、记录和运用古代数学成就的测算，获取和留下了一系列精确的天文、历法数据，书写了人类天文学发展史的辉煌篇章。
为了验证“天地之中”，人们立竿测影发现和制定的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性，西周的周公来了，他在这里建立八尺表，经过观察测量，确认二十四节气十分准确。唐代僧一行、南宫说来了，他们在周公当年测天量地的地方复制了八尺表，进行了复杂的天象观察，制定出了影响深远的《大衍历》。元代郭守敬来了，他继承了周公建圭立表的成就和经验，在这里建立观星台，以这里为中心在全国进行天文观测，制定出了《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岁，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仅差25.92秒，比西方早了300多年，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天文学做出的伟大贡献。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源自郑州嵩山的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内涵、表达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独特时间观念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此，在“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古代历法价值得到全世界确认。
“中立天下”——中原概念的确立
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以“天地之中”为基点形成的时节概念，大大领先于周边地区，对人们生活、生产活动极具指导性，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和实行。人们在接受这一历法概念的同时，也接受了“天地之中”宇宙观，嵩山地区开始被人们认为是天下之中。
在郑州嵩山人创造“天地之中”宇宙观的过程中，文明蓬勃发展，黄帝部落在嵩山地区崛起了，夏王朝在嵩山地区诞生了，商王朝在嵩山地区建立了，统治者为了自树正统的政治需要和全社会的跟进与推崇，特别强调自己位居中央、统治四方之威，从而进一步推广和强化了“天地之中”的概念。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嵩山地区以强盛的文明中心巩固和定格了自己“中立天下”的地位，开始烙上“中土”、“中央”的印记，自此，“天地之中”宇宙观开始演变成为地理概念。
最早的史学著作《尚书》《史记》等记述了这一转变。黄帝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古国在嵩山东南的郑州新郑，《淮南子》在叙述黄帝所在时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夏王朝在嵩山周围的郑州王城岗、新寨和洛阳二里头等地立都，《尚书》禹贡篇中说，“中邦锡土、姓”，“中邦锡土”即是“中土”。商王朝在嵩山东北的郑州等地建都，商人在甲骨文中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商”，《史记》说：“殷，中地。”随着嵩山地区“天地之中”地理区位的确立，以嵩山为核心的周边平原区域开始被人们称为“中原”。“中原”地理概念诞生了。
“中原”是一个历史发展概念，它最初的范围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天地之中”区域，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扩大，先是今天的河南地区，后演变为以河南为中心的周边省区。因为嵩山地区是“中土”“中原”的原点，所以，在历史长河中，嵩山地区建起并留下了许多与“天地之中”有关的建筑等，这些建筑跨越两千年，以不同方式展示了“天地之中”的概念，成为中国关于“天地之中”强烈而持续的传统和文化的代表，成为今日人们了解中华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的载体，成为古老中原的历史地标。
2010年，世界遗产大会表决通过，将郑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郑州登封“天地之中”概念得到世界确认。
“中央之国”——历史中国的奠基
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许多地区都有过杰出的瞬间，但在文明的奠基和形成阶段，中原文明出类拔萃。
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古国时期，在万邦林立中，崛起于中原的黄帝古国分外瞩目，史载，黄帝平定天下，实现了天下大同，创造了城池、住房、文字、青铜、音乐、医药、舟车等，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基业。黄帝部落被尊为天下邦国盟主，黄帝被后世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距今4100年前，夏王朝在中原建立，开启了南到江淮、北到太行、西到华岳、东到齐鲁广阔区域内“一呼百应”的新局面，这是一个重大开端，中国一统局面自此肇始。夏王朝建立了今天能够读到的最早国家形态、初步社会结构、能言文明之规，在中原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夏文明开始成为广阔区域的主导文明。
距今3600年前，商王朝在中原建立，其有效统治南部抵达湘赣，北部统领辽河，西部扩至甘青，东部影响海岱，将中国一统天下的区域发展到新阶段。社会发展也达到了新高度，文字在商代成熟，典册自商代书写，历法产生了闰月，数学有了十进位运算，等等。在夏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商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距今3100年前，周王朝建立，不仅全盘继承夏、商文明，甚至连夏、商建国立都于“天地之中”理念也紧紧追随，在距嵩山“天地之中”西去70多公里的洛水之畔建立了她的东都洛阳，以此昭告，周王朝也居“天地之中”奉天行事。由此，周王朝摹画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
以夏、商、周为代表的王国文明作为跨越广袤地域的文化核心，使上古时代中国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开创了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国雏形，被尊为开天辟地之始祖三代。由于这些国家是在“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立国的，位居天下中央，于是，当时的人们便将这些国家尊称为中土之国、中原之国、中央之国，也简称“中国”。地理上的“中国”由此诞生。
地理上的“中国”概念在3000年前已很清晰，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就明确记述，人们把嵩山地区称为“中国”。战国时期，范雎在为秦王谋划兼并天下之策时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韩国、魏国即今日郑州—开封一带。显然，这个时期人们不仅有了“中国”概念，而且，明确了其所在，即以今天郑州为中心、东起开封、西到洛阳的区域。“中国”一词既指建立在这个区域的某一个具体国家，也泛指建立在这里的其他国家。
随着夏、商、周等中原王朝的强盛和一统天下，他们被尊为中央王朝，而他们在这里的连续建国，又强化了“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的发展和传播，尽管在中国历史发展史上出现过其他地区无比灿烂的文明，但强势的中原文明愈来愈强，并不断吸收其他文明，在广阔的东亚地区形成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主要内涵和特征的中华文明体系。由于三代王国是从“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源起的，主导的文明是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基础强大的，“天地之中”由地理概念再演变为政治概念，后世将继承三代王国衣钵的国家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国”，将赓续三代王国文明的文明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华文明”。历史中国就此形成。
（作者系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河南日报客户端 阎铁成）https://t.cn/A6M9Qvdu
“天地之中”——中原人的古老宇宙观
“中华文明”与“中国”以“中”命名，与中国“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有关，而这个古老宇宙观是中原人创立的。
人类大约在五万年前后开始迈向现代人，活动范围由山区向平原扩展，游动居所开始趋向稳定房舍，在临近河湖的岗坡形成了居住的村落。以稳定居所为中心的生产、生活半径的扩展，使“时空”成为人们必须认识和掌握的概念，因此，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地区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索。
中原地区在五万年前开始现代人类居住的历史，距今一万年前后已星罗棋布着人们生活的村落。为了生产和生活，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时空的探索。至迟从6000年前开始，中原人便发现，天有昼夜，气有寒暑，昼有移动的太阳，夜有盈亏的月亮，还有满天的星河，郑州大河村的人们将自己对太阳、月亮、彗星等天象的观察，彩绘在使用的陶器上，郑州青台、西山、双槐树的人们将观察到的北斗星系用陶罐摆出来祭拜，濮阳西水坡的人们将自己对北斗星系的理解带入了墓葬，书写了中国天文学的最早篇章。在对天象探索的过程中，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观察到，头顶的天空像一个圆锅一样扣下来，而人们立足的大地则有前后左右，四四方方，人站立其中，位居中央。于是，最初的宇宙观在心中形成，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自己的所在则是天的中心和地的中心，他们将自己所在的地方称为“天地之中”，并且认为，“天地之中”是人们可以实现与天地对话的地方。他们又发现，树的影子会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发生移动，会随着天气的冷暖发生变化。于是，他们竖起了竿子，观测天象与立竿影子变化的关系。他们以正午时分太阳照射下立竿影子最短的那一天作为标志，进行周而复始的观察，于是，春夏秋冬有了概念，时令节气有了划分，具有嵩山地区浓厚天象色彩的二十四节气历法有了雏形，时空宇宙观在中原人的探索中产生了。
中原人的“天地之中”宇宙观是在当时认识自然能力有限条件下形成的，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是，这是中国古代十分可贵地对人类生存环境——天与地真相和规律的探索，令人骄傲的是，在这一探索基础上，经过大量和艰苦的观察、记录和运用古代数学成就的测算，获取和留下了一系列精确的天文、历法数据，书写了人类天文学发展史的辉煌篇章。
为了验证“天地之中”，人们立竿测影发现和制定的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性，西周的周公来了，他在这里建立八尺表，经过观察测量，确认二十四节气十分准确。唐代僧一行、南宫说来了，他们在周公当年测天量地的地方复制了八尺表，进行了复杂的天象观察，制定出了影响深远的《大衍历》。元代郭守敬来了，他继承了周公建圭立表的成就和经验，在这里建立观星台，以这里为中心在全国进行天文观测，制定出了《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岁，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仅差25.92秒，比西方早了300多年，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天文学做出的伟大贡献。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源自郑州嵩山的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内涵、表达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独特时间观念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此，在“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古代历法价值得到全世界确认。
“中立天下”——中原概念的确立
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以“天地之中”为基点形成的时节概念，大大领先于周边地区，对人们生活、生产活动极具指导性，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和实行。人们在接受这一历法概念的同时，也接受了“天地之中”宇宙观，嵩山地区开始被人们认为是天下之中。
在郑州嵩山人创造“天地之中”宇宙观的过程中，文明蓬勃发展，黄帝部落在嵩山地区崛起了，夏王朝在嵩山地区诞生了，商王朝在嵩山地区建立了，统治者为了自树正统的政治需要和全社会的跟进与推崇，特别强调自己位居中央、统治四方之威，从而进一步推广和强化了“天地之中”的概念。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嵩山地区以强盛的文明中心巩固和定格了自己“中立天下”的地位，开始烙上“中土”、“中央”的印记，自此，“天地之中”宇宙观开始演变成为地理概念。
最早的史学著作《尚书》《史记》等记述了这一转变。黄帝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古国在嵩山东南的郑州新郑，《淮南子》在叙述黄帝所在时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夏王朝在嵩山周围的郑州王城岗、新寨和洛阳二里头等地立都，《尚书》禹贡篇中说，“中邦锡土、姓”，“中邦锡土”即是“中土”。商王朝在嵩山东北的郑州等地建都，商人在甲骨文中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商”，《史记》说：“殷，中地。”随着嵩山地区“天地之中”地理区位的确立，以嵩山为核心的周边平原区域开始被人们称为“中原”。“中原”地理概念诞生了。
“中原”是一个历史发展概念，它最初的范围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天地之中”区域，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扩大，先是今天的河南地区，后演变为以河南为中心的周边省区。因为嵩山地区是“中土”“中原”的原点，所以，在历史长河中，嵩山地区建起并留下了许多与“天地之中”有关的建筑等，这些建筑跨越两千年，以不同方式展示了“天地之中”的概念，成为中国关于“天地之中”强烈而持续的传统和文化的代表，成为今日人们了解中华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的载体，成为古老中原的历史地标。
2010年，世界遗产大会表决通过，将郑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郑州登封“天地之中”概念得到世界确认。
“中央之国”——历史中国的奠基
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许多地区都有过杰出的瞬间，但在文明的奠基和形成阶段，中原文明出类拔萃。
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古国时期，在万邦林立中，崛起于中原的黄帝古国分外瞩目，史载，黄帝平定天下，实现了天下大同，创造了城池、住房、文字、青铜、音乐、医药、舟车等，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基业。黄帝部落被尊为天下邦国盟主，黄帝被后世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距今4100年前，夏王朝在中原建立，开启了南到江淮、北到太行、西到华岳、东到齐鲁广阔区域内“一呼百应”的新局面，这是一个重大开端，中国一统局面自此肇始。夏王朝建立了今天能够读到的最早国家形态、初步社会结构、能言文明之规，在中原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夏文明开始成为广阔区域的主导文明。
距今3600年前，商王朝在中原建立，其有效统治南部抵达湘赣，北部统领辽河，西部扩至甘青，东部影响海岱，将中国一统天下的区域发展到新阶段。社会发展也达到了新高度，文字在商代成熟，典册自商代书写，历法产生了闰月，数学有了十进位运算，等等。在夏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商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距今3100年前，周王朝建立，不仅全盘继承夏、商文明，甚至连夏、商建国立都于“天地之中”理念也紧紧追随，在距嵩山“天地之中”西去70多公里的洛水之畔建立了她的东都洛阳，以此昭告，周王朝也居“天地之中”奉天行事。由此，周王朝摹画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
以夏、商、周为代表的王国文明作为跨越广袤地域的文化核心，使上古时代中国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开创了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国雏形，被尊为开天辟地之始祖三代。由于这些国家是在“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立国的，位居天下中央，于是，当时的人们便将这些国家尊称为中土之国、中原之国、中央之国，也简称“中国”。地理上的“中国”由此诞生。
地理上的“中国”概念在3000年前已很清晰，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就明确记述，人们把嵩山地区称为“中国”。战国时期，范雎在为秦王谋划兼并天下之策时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韩国、魏国即今日郑州—开封一带。显然，这个时期人们不仅有了“中国”概念，而且，明确了其所在，即以今天郑州为中心、东起开封、西到洛阳的区域。“中国”一词既指建立在这个区域的某一个具体国家，也泛指建立在这里的其他国家。
随着夏、商、周等中原王朝的强盛和一统天下，他们被尊为中央王朝，而他们在这里的连续建国，又强化了“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的发展和传播，尽管在中国历史发展史上出现过其他地区无比灿烂的文明，但强势的中原文明愈来愈强，并不断吸收其他文明，在广阔的东亚地区形成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主要内涵和特征的中华文明体系。由于三代王国是从“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源起的，主导的文明是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基础强大的，“天地之中”由地理概念再演变为政治概念，后世将继承三代王国衣钵的国家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国”，将赓续三代王国文明的文明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华文明”。历史中国就此形成。
（作者系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河南日报客户端 阎铁成）https://t.cn/A6M9Qvdu
志在天下的孙权，却因为目光短浅，错过了唯一能够夺取天下的机会！
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对东吴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它私自败盟，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擒杀了关羽，更是让我们不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三国三国，少一国都不能称其为三国。如果没有吴国的参与，就不会有三国这个时代。东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它也是一个想要争夺天下的集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吴夺取天下的方略做一番探讨。
一、东吴的野望。
在三国的历史里，我们对诸葛亮的《隆中对》都十分熟悉。估计很多人都还背过，朗朗上口。蜀汉日后就是按照《隆中对》里的方略，进行了一步步的战略行动。但是，东吴同样也有夺取天下的方略，那就是孙权和鲁肃的《榻上问对》，了解它的人就不如《隆中对》多了。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当年周瑜将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和鲁肃相谈甚欢。于是孙权独自把鲁肃留下，商谈天下大事。这就是东吴有名的《榻上问对》。《三国志鲁肃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孙权）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在这里，鲁肃提出了东吴夺取天下的战略方案，那就是夺取荆州，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这个方案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在日后的东吴的战略行动上，处处体现了这个方案的影子。
二、赤壁之战后的形势。
在孙权和鲁肃制订夺取天下的方案时，刘备还没有来到荆州。后来刘备到荆州后，得到诸葛亮的辅佐，采纳了《隆中对》的方案，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到曹操南下，夺取荆州的时候，孙权面临曹操的巨大的军事压力，内部投降的呼声很高。但是孙权内心不愿意投降，在得到周瑜、鲁肃的支持后，联合刘备，在赤壁打败了曹操。曹操看南方一时难以平定，被迫留下部分兵力守卫要点，主力撤回北方。
在赤壁之战后，东吴按照它的战略方针，把注意力放在长江沿岸的要点上。东吴的目标是南郡，周瑜率领东吴的主力和曹仁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瑜、仁相守岁馀，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最终，东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夺取了江陵，实现了全据长江的设想。
而刘备集团则迅速南下，夺取了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且依靠四郡的资源，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这时的刘备集团不是当初的弱小势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这样，孙刘两家之间就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东吴如何处理盘踞在自己的腹地的刘备集团。周瑜等人的建议是，收服刘备，为己所用。比如说扣押刘备主要将领，用声色去腐蚀他们。使刘备集团群龙无首，分化瓦解。但刘备集团的君臣都是以匡扶汉室江山为己任的，这些手段难以达到目的。再加上鲁肃等联盟派从中周旋，这些建议没有被孙权采纳。
最终，经过鲁肃的中间努力，双方采用了一个比较明智的解决方案--“借荆州”。
三、借荆州的影响。
借荆州，是孙权心里的一个刺。借荆州，实质上只是借了南郡一个郡。但是由于这个南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导致了多年以后，孙权依然因为借荆州这件事对鲁肃耿耿于怀。《三国志吴书九》中，孙权评价鲁肃说，“（鲁肃）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可是，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发现，鲁肃借荆州不但不是他的短处，反而是他的长处。
当时，刘备按照《隆中对》的方案，需要一个出兵宛洛的战役出发地，于是向孙权提出借荆州的要求。鲁肃居间调停，孙权答应了刘备的要求，将从曹魏手中浴血奋战夺来的南郡借给了刘备。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吴虽然全据长江，但是刘备被包围在腹心之中。东吴站在第一线，抵抗着曹魏的全部压力。而刘备则躲在东吴的身后，一面发展自己的势力，一边等待时机。这对东吴是不利的。
而刘备集团也不甘心被包围的境地，为了完成《隆中对》的构想，它也需要南郡这个要地，做取益州和北伐的基地。这样，在鲁肃的周旋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刘备的兵力被送上第一线，减轻了东吴的压力，使得东吴可以专意淮南。因此，史书说，“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可见这件事给曹操心理冲击之大。
但是，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帮助刘备实现《隆中对》。他的真实意图是给刘备一条出路，好把刘备的势力从荆州撵走。这是他和鲁肃战略意图的分歧所在，也正是这个战略意图的分歧，导致了日后败盟的发生。
四、不可逾越的障碍合肥与张辽。
孙权在和刘备虚与委蛇的同时，也在淮南对曹军进行了多次交锋，各有胜负。但是，南郡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南郡不回到自己的手中，孙权睡不安席。
当孙权得知刘备取益州的消息后，一怒一喜。怒的是，刘备阻止孙权取益州的行动，反而自己去获取益州。喜的是，刘备既然有了益州的地盘，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要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驱逐出去。
可按照《隆中对》的计划，南郡是北伐宛洛的出发地，刘备是绝不可能还给东吴的。因此，刘备推脱说得了凉州再还。孙权一怒之下，出兵湘水，双方差点火拼。当时曹操入侵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与孙权以湘水为界，平分江南四郡，双方暂时和解。
刘备自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可他不知道，在孙权心里，江南四郡全部给东吴也比不上南郡，将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拿回南郡。
孙权在荆州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把目光回到淮南来。这次他的目光盯上了曹魏在淮南的重要据点合肥。合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合肥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因此，孙权对合肥也是志在必得。
可是这一次，孙权遇上了他人生的克星张辽。十万大军竟然打不下七千曹军守卫的合肥城。刚一遭遇，张辽就直杀入孙权麾下。这时，孙权露出了他外强中干的真面目，竟然吓得逃上高冢躲避。连当年不愿意进院墙内躲避的袁绍都不如，使得全军丧胆。接下来攻城不克，撤军时被张辽在逍遥津突袭，险些丢了性命。
这一仗，张辽威震东吴，孙权彻底丧失了进攻淮南的勇气。多年以后，孙权还说，“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坐镇淮南的张辽成了孙权无法逾越的障碍。
五、天下之大机。关羽的襄樊之战。
孙权不得不再次把目光回到了荆州的方向。淮南打不下来，但有长江和自己的水军，暂时可以保证安全。可是，南郡一直在刘备手中，终究是心腹之患。这时，鲁肃已死，接替鲁肃的吕蒙迎合孙权，说出了夺回荆州的设想。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孙权吕蒙君臣的这段对将来的战略方案的产生，主要原因是东吴的联盟派的主导者鲁肃已死，剩下的这些以吕蒙为代表的人已经对刘备方面不满已久，这时都爆发了出来。这些人认为，刘备集团的崛起是依靠东吴的赤壁之战起家，而现在发展以后，以刘备关羽为首的刘备集团对自己不但没有感恩之心，反而怀有恶意。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除掉关羽，夺回荆州。有自己的水军为后援，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曹操和关羽。孙权也认可了这个设想。这实际上，孙权集团又回到了“全据长江”的老路上来。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已经决定武力夺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赶回西川。
可怜刘备集团对孙权集团的战略变化毫无察觉。关羽已经成了孙权的目标，荆州成了东吴砧板上的肉，刘备集团还在做着结好孙权的美梦。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斩杀庞德。紧接着，东吴和曹操勾结。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成功。关羽走投无路，大军溃散，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
两年之后，又发生了夷陵之战。陆逊在夷陵火攻刘备七百里连营，大败蜀军。自此，三国的疆界格局基本确定了下来。
六、东吴取得天下的关键。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东吴终于达到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是，就最后的东吴的形势来看，战略态势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
在西段，西有蜀汉的威胁，北有襄樊的威胁，被迫投入大量兵力防守。在东段，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守江必守淮”。淮南曹操占有合肥要地，东吴根本无法把势力扩张到淮河一线。因此，曹魏随时可以把兵力前出到长江一线。东吴本身兵力有限，又增加了更多的防区，根本失去了北伐的能力。孙权和鲁肃的问对里面的争夺天下的预想成了一句空话。终三国时期，东吴也未能改变自己的被动防御态势，直到灭亡。
那东吴难道就没有夺取天下的机会了吗？如果我们对整个过程进行缜密的分析，我们还是认为是有的。这个机会，就在关羽的襄樊之战的时候。
首先，孙权有着其他两个集团都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外交优势。曹刘两家视为死敌，号称汉贼不两立。而双方又都和孙权有姻亲的关系。这就使得孙权集团拥有得天独厚的外交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孙权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也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候撕破盟约，收取最大利益。孙权不必担心刘备集团对自己背盟，而自己随时可以选择对关羽袭击的时机，这个优势可以给孙权带来巨大的利益。
第二，关羽北伐，能够削弱曹魏的实力，对东吴有很大的好处。在关羽获胜的情况下，会大幅度的削弱曹魏的势力，减轻东吴下一步进取中原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应该把主要的兵力投入淮南战场，尽快解决合肥这个钉子。如果能够夺取合肥，控制淮河一线，不但会改善长江的防御态势，还可以为下一步逐鹿中原做好准备。
第三，背盟的时机。要达到孙权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必须拿回南郡。但是由于有《隆中对》的战略部署，刘备集团是不可能归还南郡的。要拿回南郡就必须败盟，袭取荆州。那么，败盟的时机十分重要。不能早，也不能迟。
如果早的话，等于东吴为曹魏解围，并可能和关羽拼得两败俱伤。如果迟的话，关羽立足已定，就失去机会。所以，时机的拿捏是关键中的关键。
当关羽和曹魏陷入对峙状态的时候，东吴要采取援助的姿态，并给予关羽粮草甚至兵力的援助，让关羽和曹魏拼得两败俱伤。如果关羽能够拿下襄阳樊城，给曹军严重打击，而自己也损失惨重的时候，这个时候背盟袭击是最好的时机。如果关羽拿不下襄樊，但是和曹军拼得两败俱伤，被迫撤军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袭取荆州的时机。
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造成曹军和关羽两败俱伤，东吴取得西控荆襄，东控淮河的态势，那么，东吴还是很有可能夺取天下的。而孙权掌握着选择时机的主动权，是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由于东吴君臣的目光短浅，行事拙劣，夺取荆襄失之过早，使得曹魏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又没能够控制淮河荆襄一线，战略态势没有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还因此产生了夷陵之战的连锁反应，虽然获胜，可自己也损失惨重，造成了吴蜀两国两败俱伤的结果。这使得曹魏坐收渔利。最终，曹魏一家独强，吴蜀两国苟延残喘，必然灭亡的格局固定了下来。
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对东吴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它私自败盟，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擒杀了关羽，更是让我们不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三国三国，少一国都不能称其为三国。如果没有吴国的参与，就不会有三国这个时代。东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它也是一个想要争夺天下的集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吴夺取天下的方略做一番探讨。
一、东吴的野望。
在三国的历史里，我们对诸葛亮的《隆中对》都十分熟悉。估计很多人都还背过，朗朗上口。蜀汉日后就是按照《隆中对》里的方略，进行了一步步的战略行动。但是，东吴同样也有夺取天下的方略，那就是孙权和鲁肃的《榻上问对》，了解它的人就不如《隆中对》多了。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当年周瑜将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和鲁肃相谈甚欢。于是孙权独自把鲁肃留下，商谈天下大事。这就是东吴有名的《榻上问对》。《三国志鲁肃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孙权）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在这里，鲁肃提出了东吴夺取天下的战略方案，那就是夺取荆州，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这个方案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在日后的东吴的战略行动上，处处体现了这个方案的影子。
二、赤壁之战后的形势。
在孙权和鲁肃制订夺取天下的方案时，刘备还没有来到荆州。后来刘备到荆州后，得到诸葛亮的辅佐，采纳了《隆中对》的方案，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到曹操南下，夺取荆州的时候，孙权面临曹操的巨大的军事压力，内部投降的呼声很高。但是孙权内心不愿意投降，在得到周瑜、鲁肃的支持后，联合刘备，在赤壁打败了曹操。曹操看南方一时难以平定，被迫留下部分兵力守卫要点，主力撤回北方。
在赤壁之战后，东吴按照它的战略方针，把注意力放在长江沿岸的要点上。东吴的目标是南郡，周瑜率领东吴的主力和曹仁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瑜、仁相守岁馀，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最终，东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夺取了江陵，实现了全据长江的设想。
而刘备集团则迅速南下，夺取了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且依靠四郡的资源，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这时的刘备集团不是当初的弱小势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这样，孙刘两家之间就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东吴如何处理盘踞在自己的腹地的刘备集团。周瑜等人的建议是，收服刘备，为己所用。比如说扣押刘备主要将领，用声色去腐蚀他们。使刘备集团群龙无首，分化瓦解。但刘备集团的君臣都是以匡扶汉室江山为己任的，这些手段难以达到目的。再加上鲁肃等联盟派从中周旋，这些建议没有被孙权采纳。
最终，经过鲁肃的中间努力，双方采用了一个比较明智的解决方案--“借荆州”。
三、借荆州的影响。
借荆州，是孙权心里的一个刺。借荆州，实质上只是借了南郡一个郡。但是由于这个南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导致了多年以后，孙权依然因为借荆州这件事对鲁肃耿耿于怀。《三国志吴书九》中，孙权评价鲁肃说，“（鲁肃）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可是，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发现，鲁肃借荆州不但不是他的短处，反而是他的长处。
当时，刘备按照《隆中对》的方案，需要一个出兵宛洛的战役出发地，于是向孙权提出借荆州的要求。鲁肃居间调停，孙权答应了刘备的要求，将从曹魏手中浴血奋战夺来的南郡借给了刘备。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吴虽然全据长江，但是刘备被包围在腹心之中。东吴站在第一线，抵抗着曹魏的全部压力。而刘备则躲在东吴的身后，一面发展自己的势力，一边等待时机。这对东吴是不利的。
而刘备集团也不甘心被包围的境地，为了完成《隆中对》的构想，它也需要南郡这个要地，做取益州和北伐的基地。这样，在鲁肃的周旋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刘备的兵力被送上第一线，减轻了东吴的压力，使得东吴可以专意淮南。因此，史书说，“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可见这件事给曹操心理冲击之大。
但是，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帮助刘备实现《隆中对》。他的真实意图是给刘备一条出路，好把刘备的势力从荆州撵走。这是他和鲁肃战略意图的分歧所在，也正是这个战略意图的分歧，导致了日后败盟的发生。
四、不可逾越的障碍合肥与张辽。
孙权在和刘备虚与委蛇的同时，也在淮南对曹军进行了多次交锋，各有胜负。但是，南郡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南郡不回到自己的手中，孙权睡不安席。
当孙权得知刘备取益州的消息后，一怒一喜。怒的是，刘备阻止孙权取益州的行动，反而自己去获取益州。喜的是，刘备既然有了益州的地盘，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要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驱逐出去。
可按照《隆中对》的计划，南郡是北伐宛洛的出发地，刘备是绝不可能还给东吴的。因此，刘备推脱说得了凉州再还。孙权一怒之下，出兵湘水，双方差点火拼。当时曹操入侵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与孙权以湘水为界，平分江南四郡，双方暂时和解。
刘备自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可他不知道，在孙权心里，江南四郡全部给东吴也比不上南郡，将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拿回南郡。
孙权在荆州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把目光回到淮南来。这次他的目光盯上了曹魏在淮南的重要据点合肥。合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合肥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因此，孙权对合肥也是志在必得。
可是这一次，孙权遇上了他人生的克星张辽。十万大军竟然打不下七千曹军守卫的合肥城。刚一遭遇，张辽就直杀入孙权麾下。这时，孙权露出了他外强中干的真面目，竟然吓得逃上高冢躲避。连当年不愿意进院墙内躲避的袁绍都不如，使得全军丧胆。接下来攻城不克，撤军时被张辽在逍遥津突袭，险些丢了性命。
这一仗，张辽威震东吴，孙权彻底丧失了进攻淮南的勇气。多年以后，孙权还说，“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坐镇淮南的张辽成了孙权无法逾越的障碍。
五、天下之大机。关羽的襄樊之战。
孙权不得不再次把目光回到了荆州的方向。淮南打不下来，但有长江和自己的水军，暂时可以保证安全。可是，南郡一直在刘备手中，终究是心腹之患。这时，鲁肃已死，接替鲁肃的吕蒙迎合孙权，说出了夺回荆州的设想。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孙权吕蒙君臣的这段对将来的战略方案的产生，主要原因是东吴的联盟派的主导者鲁肃已死，剩下的这些以吕蒙为代表的人已经对刘备方面不满已久，这时都爆发了出来。这些人认为，刘备集团的崛起是依靠东吴的赤壁之战起家，而现在发展以后，以刘备关羽为首的刘备集团对自己不但没有感恩之心，反而怀有恶意。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除掉关羽，夺回荆州。有自己的水军为后援，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曹操和关羽。孙权也认可了这个设想。这实际上，孙权集团又回到了“全据长江”的老路上来。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已经决定武力夺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赶回西川。
可怜刘备集团对孙权集团的战略变化毫无察觉。关羽已经成了孙权的目标，荆州成了东吴砧板上的肉，刘备集团还在做着结好孙权的美梦。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斩杀庞德。紧接着，东吴和曹操勾结。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成功。关羽走投无路，大军溃散，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
两年之后，又发生了夷陵之战。陆逊在夷陵火攻刘备七百里连营，大败蜀军。自此，三国的疆界格局基本确定了下来。
六、东吴取得天下的关键。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东吴终于达到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是，就最后的东吴的形势来看，战略态势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
在西段，西有蜀汉的威胁，北有襄樊的威胁，被迫投入大量兵力防守。在东段，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守江必守淮”。淮南曹操占有合肥要地，东吴根本无法把势力扩张到淮河一线。因此，曹魏随时可以把兵力前出到长江一线。东吴本身兵力有限，又增加了更多的防区，根本失去了北伐的能力。孙权和鲁肃的问对里面的争夺天下的预想成了一句空话。终三国时期，东吴也未能改变自己的被动防御态势，直到灭亡。
那东吴难道就没有夺取天下的机会了吗？如果我们对整个过程进行缜密的分析，我们还是认为是有的。这个机会，就在关羽的襄樊之战的时候。
首先，孙权有着其他两个集团都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外交优势。曹刘两家视为死敌，号称汉贼不两立。而双方又都和孙权有姻亲的关系。这就使得孙权集团拥有得天独厚的外交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孙权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也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候撕破盟约，收取最大利益。孙权不必担心刘备集团对自己背盟，而自己随时可以选择对关羽袭击的时机，这个优势可以给孙权带来巨大的利益。
第二，关羽北伐，能够削弱曹魏的实力，对东吴有很大的好处。在关羽获胜的情况下，会大幅度的削弱曹魏的势力，减轻东吴下一步进取中原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应该把主要的兵力投入淮南战场，尽快解决合肥这个钉子。如果能够夺取合肥，控制淮河一线，不但会改善长江的防御态势，还可以为下一步逐鹿中原做好准备。
第三，背盟的时机。要达到孙权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必须拿回南郡。但是由于有《隆中对》的战略部署，刘备集团是不可能归还南郡的。要拿回南郡就必须败盟，袭取荆州。那么，败盟的时机十分重要。不能早，也不能迟。
如果早的话，等于东吴为曹魏解围，并可能和关羽拼得两败俱伤。如果迟的话，关羽立足已定，就失去机会。所以，时机的拿捏是关键中的关键。
当关羽和曹魏陷入对峙状态的时候，东吴要采取援助的姿态，并给予关羽粮草甚至兵力的援助，让关羽和曹魏拼得两败俱伤。如果关羽能够拿下襄阳樊城，给曹军严重打击，而自己也损失惨重的时候，这个时候背盟袭击是最好的时机。如果关羽拿不下襄樊，但是和曹军拼得两败俱伤，被迫撤军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袭取荆州的时机。
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造成曹军和关羽两败俱伤，东吴取得西控荆襄，东控淮河的态势，那么，东吴还是很有可能夺取天下的。而孙权掌握着选择时机的主动权，是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由于东吴君臣的目光短浅，行事拙劣，夺取荆襄失之过早，使得曹魏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又没能够控制淮河荆襄一线，战略态势没有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还因此产生了夷陵之战的连锁反应，虽然获胜，可自己也损失惨重，造成了吴蜀两国两败俱伤的结果。这使得曹魏坐收渔利。最终，曹魏一家独强，吴蜀两国苟延残喘，必然灭亡的格局固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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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宋·陈与义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一波才动万波随，蓑笠一钩丝。金鳞正在深处，千尺也须垂。
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水寒江静，满卜.目青山，载月明归。
——宋.黄庭坚《诉衷情· 一波才动万波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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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黄庭坚《诉衷情· 一波才动万波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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