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的河长们，你们上榜《人民日报》啦！
引 子
夜幕降临，对岸不远处的河湾隐约有小船停靠，传出交谈声。
在湘江湖南省永州市经开区河段，廖芬示意大伙儿停下脚步，使用无人机升空查看、拍照，借着船上的灯光，船头散落的电线、网兜清晰可见——有人正准备电鱼。
无人机的声响惊动了对方，他们强作镇定，强词夺理。廖芬义正辞严：“我们是这一河段的民间河长，无人机拍的照片已传给公安部门，你们必须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听罢，对方随即驾船离开。
提起河长，很多人会首先想到担任河长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湖南，还有一批来自社会各界的民间河长，他们参与河湖巡查、环保宣传、环境治理，一些地方也称之为“百姓河长”“河长助手”。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要求“拓展公众参与渠道，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2018年10月，为推动河长制从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水利部出台《关于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的实施意见》，提出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加强对民间河长的引导，发挥民间河长在宣传治河政策、收集反映民意、监督河长履职、搭建沟通桥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湖南在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的基础上，吸纳公众参与，发挥民间河长在信息收集、观念引导、多元监督等方面的作用，助力河湖管护。迄今，全省已选聘民间河长1.57万人。
湖南省水利厅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湖南水环境质量总体持续好转，2019年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Ⅲ类及以上地表水考核评价断面达到96.8%，比2017年提高3.2个百分点。
与河长制互补，织密河湖管护网络
永州市祁阳县，是湘江流经里程最长的县之一。
2019年，祁阳县拆除非法占用河道养殖的750平方米网箱，增殖放流鱼苗3600公斤，取缔非法砂石码头24处，复绿面积500多亩。这些工作背后，都有祁阳县居民李顺秀的身影。
近3年来，作为祁阳县民间河长，李顺秀多次与河长一起巡河。省、市环保督察组到县里开展环保督察、调研，也多次邀请她一同参加。“民间河长的身份，给了我发挥作用的舞台。”李顺秀说。
2017年4月，永州市出台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随后在省内率先实行河长与民间河长“双河长制”管水模式，全市164条主要河流均配备“双河长”。谈及这项改革探索的必要性，永州市水利局局长廖荣良说起一件身边事：为劝说自家侄子退出网箱养鱼，市水利局一位干部反复做工作，断断续续几个月才做通。
“做亲属的工作都这么难，何况其他人。河湖管护，需要社会各界一起发力。”廖荣良说，流域的情况是动态变化的，河长巡河，前脚看没问题，后脚一走就可能出问题，“强化河湖管理保护，要走好群众路线，吸收公众参与。”
永州市首先把目光投向专业性的环保组织，希望通过环保志愿者的参与，织密河湖管护网络。2017年9月，永州市政府与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共同启动民间河长招募项目。
“从环保组织成员到普通的热心群众，都踊跃报名。”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何建军介绍，一年时间，永州市共招募241名民间河长，累计巡护里程6800多公里，反映问题线索547条，开展了14场保护湘江科普展，搭建起市、县、乡、村四级民间河长管理体系。
民间河长带来什么？何建军体会颇深：环保监管更有效了，环保志愿者的工作更顺畅了。
在湘江一级支流潇水河沿岸，过去分布着不少住家渔船。渔民们一家老小生活在船上，生活污水直排入河。永州道县环保志愿者何少军，先前一直呼吁渔民上岸。
2017年9月，何少军被选聘为民间河长。他协助道县仙子脚镇政府对辖区水域的所有住家船只调查摸底、登记造册，一面多次上船劝说渔民，一面协助政府落实保障政策。最终，24户住家渔民在规定期限内全部上岸。
“目前，湖南已全面建立起民间河长与河长互补的‘双河长制’，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民间河长的职责定位也更加清晰。”湖南省水利厅河长制工作处处长周新章说，民间河长是监督员、信息员、传播员，协助并监督河长实施环保治理，收集、反馈河湖环境、流域治理等信息，开展环保宣传，引导更多人参与到河湖保护中来。
各尽所能、各展所长，促进管护合力
平均每年发现各类问题400多个——这是张一彬的工作成绩单。担任湘潭市民间河长办公室主任、民间河长3年来，张一彬用脚步丈量河流，既发现问题，也做好信息收集、环保调研。
2019年夏天，湘潭市住建局、水利局与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联合开展湘潭市城区黑臭水体调研。作为调研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张一彬和其他12名民间河长带着一群大学生，走访调研城区24条已完成治理的水体，对所有入河的污染点位一一标注。
“调研要为政府决策、水体后续治理提供依据。每一条水体，我们都坚持从起点走到终点，实地踏勘采样，查看每一口排污窨井、每一处暗管暗渠，摸清摸准水质状况、污染来源等第一手资料。”张一彬说。
下足绣花功夫，张一彬和团队成员发现：个别水体虽已经过治理，但由于片区污水管道缺失、雨污管道错接漏接，仍存在生活污水、施工工地泥水直排入河等问题。“事后，我们绘制了一张水体污染点位地图，形成了湘潭市城区水体污染调查阶段性报告，为相关部门开展后续治理提供参考。”
“结合调研报告内容，我们更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对相关施工单位排污行为的管理监督，现场踏勘、整改、治理雨污管网错接、漏接、混接点206处。”湘潭市住建局副局长颜星说。
像张一彬一样，陈豪也尽己所能履行民间河长职责，当好政府部门的“治水参谋”。
长沙县捞刀河与白沙河交汇处的水塘垸河堤沿岸，满目翠绿，沿途还设置了自行车道、景观道、阳光草坪，与上游河段水泥钢筋构筑的老堤防形成鲜明对比。
2018年9月，作为水塘垸河堤的规划设计者，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负责人陈豪提出“打造低环境影响的水利工程”的设计方案。但政府部门担心，采用该设计方案，防洪能力会不会下降，建设成本会不会上升？附近居民则关心大堤堤面过去可以正常行车，改造之后会不会造成出行不便？
“站在普通设计师的角度，把这些意见照单全收就可以了。但作为长沙县一名民间河长，我觉得应该做得更多。”陈豪带着团队成员对捞刀河等流域开展生态调研，摸清流域生物群落，测算改造成本，细化设计方案，“确保不影响河道原貌、防洪功能，同时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既当调研员，也当宣传员。陈豪先后7次到附近的水塘垸村开展科普宣讲、收集群众意见。“我们把设计效果图打印出来发给村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生态水利理念，并同村民代表开会讨论，根据群众诉求改进设计规划，增建一条上堤道路，方便群众出行。”
不久，一个兼顾安全、环境、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设计方案得到认可并顺利实施。“为保护一棵130年的香樟树，我们在修建沿河道路的时候专门绕了一个小弯。现在很多市民在那里休闲、拍照。”陈豪说。
如今，陈豪经常走进校园、社区，义务讲解河湖治理知识。在陈豪的影响和带动下，他的9名同事也成为民间河长。
“陈豪和他的团队常年关注、调研捞刀河流域的生态治理，一些设想建议，对我们工作很有参考价值。”长沙县河长制工作事务中心主任吴波说。
周新章说，越来越多的民间河长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履职尽责，促进了河湖管护合力的进一步形成。
完善选任、培训、管理机制，保障规范履职
这几天，40岁的宁乡市沩山乡农民杨宗平驾着快艇来回巡查沩水源头的河道和水库。清澈见底的水面上，水鸟在船后低空飞翔，伺机捕捉被搅动到浅层的鱼虾。
“以前是小铁皮船，在河段巡查一次要两天，现在改乘快艇，一天就够用。”杨宗平说，“宁乡市民间河长办公室出资为我们配备了新船，还组织了驾驶员培训。”
“民间河长多是兼职担任，坚持自愿、无偿的原则，但开展日常工作还是需要经费保障。”周新章介绍，湖南多地已将相关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民间河长陈晓珍组建了一支有5名成员的护河队，长年无偿清理酉水河上的垃圾。2019年初，保靖县政府与护河队签订合作协议，给予适当补助，健全酉水河道垃圾打捞长效保洁机制。如今，陈晓珍更新和改造了原有设备，护河队发展到18人，负责保护的河段也从8公里延伸到57公里。
民间河长的选任、管理制度也在探索中不断完善。
在湘潭市，民间河长的选任要经过严格的筛选。报名者要具备在河湖周边开展巡查的身体条件，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完成拍摄、上传图片和视频等，有环保工作经历或熟悉水环境、水生态保护专业知识的优先考虑。张一彬介绍，报名人员经过相关部门审定、培训后，方可取得“湘潭民间河长工作证”。
湘西州水利局局长彭武学介绍，湘西民间河长由县市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统一聘任，颁发“民间河长聘任书”。“各县市每年还会开展优秀民间河长评选。3年来，全州共有27名民间河长受到表彰。”
“有的民间河长履职之初热情很高，慢慢地，热情退了，工作参与少了，作用发挥也小了。”张一彬说，湘潭市民间河长办公室对民间河长履职情况实行动态考核、管理，“我们每年会评选出20名优秀民间河长，也会劝退调整部分履职不到位的人员。”
“不少市、县、乡都成立了民间（百姓）河长办公室、民间河长行动中心等机构，或依托专业性环保组织成立，或由政府部门指导专业性组织牵头组建，在当地相关部门和各级河长办公室指导下，负责民间河长队伍的选任、考核、管理。”周新章介绍，“省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将民间河长的选任、管理等工作，纳入对各市州河长制工作的考核内容，确保管理到位。”
既规范引导，也加强培训。永州市举办的一场民间河长能力建设培训，让何少军开了眼界：“省内知名环境保护专家现场授课，内容涉及水环境现场调查、环保项目资金的规范管理、环保法律法规讲解等方面。”
规范管理，让宁乡市喻家坳乡民间河长蔡丹凤更加尽心尽力。秋收时节，她一直义务帮助附近村民收集、销售秸秆，“卖给养牛专业户制作饲料，这是减少秸秆入河的好办法。”
蔡丹凤在村里经营一家快递网点。今年“双11”购物节最忙的时候，她花钱请人打理快递点的生意，但仍挤出时间坚持巡河。望着眼前清澈的河流，蔡丹凤谈及当初竞聘民间河长的初衷，“为了这一河碧水，值！”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04日 第 13 版）
引 子
夜幕降临，对岸不远处的河湾隐约有小船停靠，传出交谈声。
在湘江湖南省永州市经开区河段，廖芬示意大伙儿停下脚步，使用无人机升空查看、拍照，借着船上的灯光，船头散落的电线、网兜清晰可见——有人正准备电鱼。
无人机的声响惊动了对方，他们强作镇定，强词夺理。廖芬义正辞严：“我们是这一河段的民间河长，无人机拍的照片已传给公安部门，你们必须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听罢，对方随即驾船离开。
提起河长，很多人会首先想到担任河长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湖南，还有一批来自社会各界的民间河长，他们参与河湖巡查、环保宣传、环境治理，一些地方也称之为“百姓河长”“河长助手”。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要求“拓展公众参与渠道，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2018年10月，为推动河长制从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水利部出台《关于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的实施意见》，提出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加强对民间河长的引导，发挥民间河长在宣传治河政策、收集反映民意、监督河长履职、搭建沟通桥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湖南在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的基础上，吸纳公众参与，发挥民间河长在信息收集、观念引导、多元监督等方面的作用，助力河湖管护。迄今，全省已选聘民间河长1.57万人。
湖南省水利厅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湖南水环境质量总体持续好转，2019年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Ⅲ类及以上地表水考核评价断面达到96.8%，比2017年提高3.2个百分点。
与河长制互补，织密河湖管护网络
永州市祁阳县，是湘江流经里程最长的县之一。
2019年，祁阳县拆除非法占用河道养殖的750平方米网箱，增殖放流鱼苗3600公斤，取缔非法砂石码头24处，复绿面积500多亩。这些工作背后，都有祁阳县居民李顺秀的身影。
近3年来，作为祁阳县民间河长，李顺秀多次与河长一起巡河。省、市环保督察组到县里开展环保督察、调研，也多次邀请她一同参加。“民间河长的身份，给了我发挥作用的舞台。”李顺秀说。
2017年4月，永州市出台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随后在省内率先实行河长与民间河长“双河长制”管水模式，全市164条主要河流均配备“双河长”。谈及这项改革探索的必要性，永州市水利局局长廖荣良说起一件身边事：为劝说自家侄子退出网箱养鱼，市水利局一位干部反复做工作，断断续续几个月才做通。
“做亲属的工作都这么难，何况其他人。河湖管护，需要社会各界一起发力。”廖荣良说，流域的情况是动态变化的，河长巡河，前脚看没问题，后脚一走就可能出问题，“强化河湖管理保护，要走好群众路线，吸收公众参与。”
永州市首先把目光投向专业性的环保组织，希望通过环保志愿者的参与，织密河湖管护网络。2017年9月，永州市政府与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共同启动民间河长招募项目。
“从环保组织成员到普通的热心群众，都踊跃报名。”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何建军介绍，一年时间，永州市共招募241名民间河长，累计巡护里程6800多公里，反映问题线索547条，开展了14场保护湘江科普展，搭建起市、县、乡、村四级民间河长管理体系。
民间河长带来什么？何建军体会颇深：环保监管更有效了，环保志愿者的工作更顺畅了。
在湘江一级支流潇水河沿岸，过去分布着不少住家渔船。渔民们一家老小生活在船上，生活污水直排入河。永州道县环保志愿者何少军，先前一直呼吁渔民上岸。
2017年9月，何少军被选聘为民间河长。他协助道县仙子脚镇政府对辖区水域的所有住家船只调查摸底、登记造册，一面多次上船劝说渔民，一面协助政府落实保障政策。最终，24户住家渔民在规定期限内全部上岸。
“目前，湖南已全面建立起民间河长与河长互补的‘双河长制’，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民间河长的职责定位也更加清晰。”湖南省水利厅河长制工作处处长周新章说，民间河长是监督员、信息员、传播员，协助并监督河长实施环保治理，收集、反馈河湖环境、流域治理等信息，开展环保宣传，引导更多人参与到河湖保护中来。
各尽所能、各展所长，促进管护合力
平均每年发现各类问题400多个——这是张一彬的工作成绩单。担任湘潭市民间河长办公室主任、民间河长3年来，张一彬用脚步丈量河流，既发现问题，也做好信息收集、环保调研。
2019年夏天，湘潭市住建局、水利局与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联合开展湘潭市城区黑臭水体调研。作为调研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张一彬和其他12名民间河长带着一群大学生，走访调研城区24条已完成治理的水体，对所有入河的污染点位一一标注。
“调研要为政府决策、水体后续治理提供依据。每一条水体，我们都坚持从起点走到终点，实地踏勘采样，查看每一口排污窨井、每一处暗管暗渠，摸清摸准水质状况、污染来源等第一手资料。”张一彬说。
下足绣花功夫，张一彬和团队成员发现：个别水体虽已经过治理，但由于片区污水管道缺失、雨污管道错接漏接，仍存在生活污水、施工工地泥水直排入河等问题。“事后，我们绘制了一张水体污染点位地图，形成了湘潭市城区水体污染调查阶段性报告，为相关部门开展后续治理提供参考。”
“结合调研报告内容，我们更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对相关施工单位排污行为的管理监督，现场踏勘、整改、治理雨污管网错接、漏接、混接点206处。”湘潭市住建局副局长颜星说。
像张一彬一样，陈豪也尽己所能履行民间河长职责，当好政府部门的“治水参谋”。
长沙县捞刀河与白沙河交汇处的水塘垸河堤沿岸，满目翠绿，沿途还设置了自行车道、景观道、阳光草坪，与上游河段水泥钢筋构筑的老堤防形成鲜明对比。
2018年9月，作为水塘垸河堤的规划设计者，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负责人陈豪提出“打造低环境影响的水利工程”的设计方案。但政府部门担心，采用该设计方案，防洪能力会不会下降，建设成本会不会上升？附近居民则关心大堤堤面过去可以正常行车，改造之后会不会造成出行不便？
“站在普通设计师的角度，把这些意见照单全收就可以了。但作为长沙县一名民间河长，我觉得应该做得更多。”陈豪带着团队成员对捞刀河等流域开展生态调研，摸清流域生物群落，测算改造成本，细化设计方案，“确保不影响河道原貌、防洪功能，同时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既当调研员，也当宣传员。陈豪先后7次到附近的水塘垸村开展科普宣讲、收集群众意见。“我们把设计效果图打印出来发给村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生态水利理念，并同村民代表开会讨论，根据群众诉求改进设计规划，增建一条上堤道路，方便群众出行。”
不久，一个兼顾安全、环境、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设计方案得到认可并顺利实施。“为保护一棵130年的香樟树，我们在修建沿河道路的时候专门绕了一个小弯。现在很多市民在那里休闲、拍照。”陈豪说。
如今，陈豪经常走进校园、社区，义务讲解河湖治理知识。在陈豪的影响和带动下，他的9名同事也成为民间河长。
“陈豪和他的团队常年关注、调研捞刀河流域的生态治理，一些设想建议，对我们工作很有参考价值。”长沙县河长制工作事务中心主任吴波说。
周新章说，越来越多的民间河长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履职尽责，促进了河湖管护合力的进一步形成。
完善选任、培训、管理机制，保障规范履职
这几天，40岁的宁乡市沩山乡农民杨宗平驾着快艇来回巡查沩水源头的河道和水库。清澈见底的水面上，水鸟在船后低空飞翔，伺机捕捉被搅动到浅层的鱼虾。
“以前是小铁皮船，在河段巡查一次要两天，现在改乘快艇，一天就够用。”杨宗平说，“宁乡市民间河长办公室出资为我们配备了新船，还组织了驾驶员培训。”
“民间河长多是兼职担任，坚持自愿、无偿的原则，但开展日常工作还是需要经费保障。”周新章介绍，湖南多地已将相关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民间河长陈晓珍组建了一支有5名成员的护河队，长年无偿清理酉水河上的垃圾。2019年初，保靖县政府与护河队签订合作协议，给予适当补助，健全酉水河道垃圾打捞长效保洁机制。如今，陈晓珍更新和改造了原有设备，护河队发展到18人，负责保护的河段也从8公里延伸到57公里。
民间河长的选任、管理制度也在探索中不断完善。
在湘潭市，民间河长的选任要经过严格的筛选。报名者要具备在河湖周边开展巡查的身体条件，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完成拍摄、上传图片和视频等，有环保工作经历或熟悉水环境、水生态保护专业知识的优先考虑。张一彬介绍，报名人员经过相关部门审定、培训后，方可取得“湘潭民间河长工作证”。
湘西州水利局局长彭武学介绍，湘西民间河长由县市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统一聘任，颁发“民间河长聘任书”。“各县市每年还会开展优秀民间河长评选。3年来，全州共有27名民间河长受到表彰。”
“有的民间河长履职之初热情很高，慢慢地，热情退了，工作参与少了，作用发挥也小了。”张一彬说，湘潭市民间河长办公室对民间河长履职情况实行动态考核、管理，“我们每年会评选出20名优秀民间河长，也会劝退调整部分履职不到位的人员。”
“不少市、县、乡都成立了民间（百姓）河长办公室、民间河长行动中心等机构，或依托专业性环保组织成立，或由政府部门指导专业性组织牵头组建，在当地相关部门和各级河长办公室指导下，负责民间河长队伍的选任、考核、管理。”周新章介绍，“省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将民间河长的选任、管理等工作，纳入对各市州河长制工作的考核内容，确保管理到位。”
既规范引导，也加强培训。永州市举办的一场民间河长能力建设培训，让何少军开了眼界：“省内知名环境保护专家现场授课，内容涉及水环境现场调查、环保项目资金的规范管理、环保法律法规讲解等方面。”
规范管理，让宁乡市喻家坳乡民间河长蔡丹凤更加尽心尽力。秋收时节，她一直义务帮助附近村民收集、销售秸秆，“卖给养牛专业户制作饲料，这是减少秸秆入河的好办法。”
蔡丹凤在村里经营一家快递网点。今年“双11”购物节最忙的时候，她花钱请人打理快递点的生意，但仍挤出时间坚持巡河。望着眼前清澈的河流，蔡丹凤谈及当初竞聘民间河长的初衷，“为了这一河碧水，值！”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04日 第 13 版）
【铁塔之下 守望天空——走进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巡礼#
北京北土城西路和京藏高速的交汇处，平时车来车往，熙熙攘攘。从一条小路拐进去，却有一处幽静小院。一进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气所）铁塔分部的大门，人们就知道，这里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
坐落在此的，是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1991年经中国科学院批准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以来，该实验室一直面向国际学科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坚持观测实验、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相结合，引领我国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学科发展与交叉，并专注于开展低层大气中物理和化学过程基础研究。
“仰望天空”这件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80多名科研人员想要做到极致。因为对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来说，“仰望天空”不仅是诗意的表达，更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求。
“接地气”的边界层
大气边界层是指离地球表面约1~2千米高度的低层大气。它是地圈、水圈、冰雪圈、生物圈与大气圈间物质、能量交换的界面和关键区域，对气候和环境的变化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人类的日常活动、工农业生产以及普通军事活动均集中在该层，工程活动如航空航天、高层建筑设计、风能和太阳能利用等也与大气边界层密切相关。
“可以说，人类99%的活动都是在大气边界层开展的，因此大气边界层一直是国内外大气科学的前沿研究领域之一。”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大气所研究员王自发说。
例如，近年来备受世人瞩目的温室气体排放、大气灰霾等，其实都发生在大气边界层中，这也让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变得越来越“接地气”。
自1988年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开始筹建以来，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定位就一直非常明确，那就是去探寻边界层大气与地球表面的物质能量交换的科学规律。
“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实验室主要从事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在满足国家重大需求方面，我们主要研究重点天气灾害的触发、生态环境问题、城市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等等。”王自发介绍。
大气边界层物理是研究在大气边界层中所发生的物理现象的学科，是大气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边界层的大气，既受气压梯度力、科里奥利力的湍流粘性力的作用，又受地面摩擦作用和由辐射引起的温度分布不均匀性的影响，运动非常复杂。
而大气化学则是研究大气组成和化学过程的学科，是大气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涉及气象、数学、物理、化学、生态、计算机等诸多学科。研究对象包括大气微量气体、气溶胶、大气放射性物质和降水等；研究空间范围涵盖对流层和平流层，水平尺度从城市、区域到全球；研究时间尺度从几天到几年，以至几十年；研究手段包括现场观测、实验室模拟和数值模拟等。
学科的特点决定了研究工作的事无巨细。作为实验室主任，王自发首先必须考虑的，就是学科方向的布局问题。
“一个都不能少”
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大气所研究员郑循华喜欢用“一把三足鼎立的小板凳”形容自己所工作的实验室。
“三条凳子腿是大气化学、大气边界层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三条腿融合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独立又紧密交叉，共同支撑起了整个板凳面——大气环境学。”郑循华说。
凭借着这一独特的学科交叉优势，充分利用理论研究、实验室模拟试验、野外立体综合观测实验、卫星遥测以及数值模拟等多种研究手段，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大气边界层物理、大气化学，以及碳氮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研究领域持续保持着领先优势。
同时，实验室也是国内唯一 一家从微观到宏观全链条布局的大气科学实验室，无论是一个小小的湍流，还是全球大气输送；无论是分子尺度，还是全球尺度，实验室都有人在做。
“我们实验室一开始就是这样布局的，人不多，但布局的面特别广，要保证每个方向都有人。无论经费状况、需求情况如何‘风云变幻’，我们始终要对这几个方向稳定支持，让大家能坐得住冷板凳。”王自发坦言，“大气科学的热点一直在不断地变化，前几年是黄沙，这几年是雾霾。我们实验室要做的就是无论国家遇到了什么事，都能马上顶得上去、扛得起来。”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在即，北京的空气质量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当时国际上有人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进行空气质量的短期数值预报，而国际奥委会也一度想将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预报工作交与外国团队来做。
奥运会是中国人民盼了多少年的大事，岂能把空气质量预报交给别人？这对于王自发和他的同事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于是，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临危受命，扛下了建立北京空气质量预报预警模式的紧急任务。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4个月，实验室研发的世界上首套“空气质量多模式集合预报业务系统”投入业务运行。在奥运会期间，这套系统成功预报了未来72小时的空气质量，为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让王自发这个实验室主任深感自豪的是，对于这套模式系统，实验室是从建模、基础研究、野外实验，到业务化、产业化全部打通的。正是这种“一个都不能少”的策略，让实验室在面对国家需求的时候，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响应，在应对急难险重任务时，能够更加从容不迫。
经过多年的业务化实践，这套系统逐步推广开来，被广泛采用，成为国家环境质量预报预警中心、七大区域中心、20多个省级中心和50多个市中心的核心预报工具，支撑建立了国家、区域、省、城市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业务化体系，为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南京青奥会、APEC会议、9·3大阅兵、G20杭州峰会等国家重大活动的空气质量保障及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了核心支撑。
“人人都能当家做主”的实验室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将很多人留在了家里，但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大气所研究员孙业乐却一直没闲着。
他注意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新冠病毒的传播极大减少了人们的户外活动，进而导致世界范围内人为排放大气污染物显著减少。然而，一些特大城市的空气质量并未因为人为排放的降低而得到预期改善，重污染事件仍有发生。”
为了探究疫情期间人为排放变化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孙业乐和他的学生对2020年1~3月份北京颗粒物化学组分和来源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发现，在过去近10年间，大气污染前体物的变化导致了颗粒物化学组分的变化，而气态前体物浓度的降低和大气氧化性的增强反而促进了二次气溶胶组分的形成和转化，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大气二次污染的治理仍面临着较大挑战。
对于雾霾的深刻理解，孙业乐认为要归功于实验室良好的学术氛围。“当时雾霾刚成为热点，大家都只是关注热点，但王自发老师高瞻远瞩，把实验室不同领域的年轻人组合起来，让我们搞交叉研究，结果确实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科学发现。这种学术自由、重视交流的氛围，对我们年轻人的帮助很大。”
实际上，打破科学研究里的“山头”现象，一直是王自发力图解决的问题。他一直感觉传统的课题组模式就像“小农经济”，科研人员各自为政，各个“山头”之间没什么来往，不利于科研工作的开展，还容易产生隔阂和矛盾。“我们实验室的学科方向很多，就更需要设计一种新的机制，来更好地凝练学科方向，让大家集中目标，合力解决一些大的科学问题。”
为此，从2011年起，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采用了“研究员大会”制度进行决策——实验室所有的重大战略决策都通过研究员大会来确定，针对制度的事项，进行实名投票；针对个人的事项，则实行匿名投票。
此外，每个研究员都有机会当选大会的轮值主席，每人为期三个月。这样，人人都能够站在实验室的高度、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而能够始终保持队伍的团结，并且始终围绕国家需求，开展科研攻关。
“矛盾少了，人心齐了，每个人都能在实验室里做自己想做的事、国家需要的事。”王自发笑称，实验室运行机制理顺了，“我这个实验室主任都能当得更加轻松了”。
培养杰出人才，建设优秀团队，在大气边界层基础理论、大气污染成因与模拟预测、地球生物化学循环关键过程、大气化学过程与气候变化相互影响等关键研究领域，开展关键性、前瞻性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这个铁塔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将始终用科学的眼光仰望天空，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实验室小故事
“高攀”不起的“网红”打卡地
“北京健翔桥西边有个很高的铁塔是干什么用的？”
“城建大厦北侧有一根很高很高的铁柱子，谁知道那是什么？”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铁塔分部院里那座高达325米的铁塔，总时不时地引起网友的好奇，甚至还有人怀疑它是不是一栋“烂尾楼”。
实际上，大气所325米气象观测塔不但是附近的“网红”地标、中科院标志性的大型科学设备，更是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全体科研人员引以为傲的一座科学之塔。
气象塔于1976年开始建设，1979年8月建成，是一座全天候运行的气象高塔。该塔垂直方向有15层观测平台，可实现气象、湍流、空气质量要素全天候梯度观测，并实现自动观测数据的同步传输。
气象塔主要服务于北京的空气污染研究和大气边界层、大气湍流扩散等研究。在世界众多气象塔中，大气所气象塔具有独特的优势，其高度位居世界第三。在气象塔280米高度南北两个方向设置的两部高清相机可24小时运行，每半小时就会自动拍照，实时监测周边天气、污染和地表状况。气象塔上还有两套观测系统——15层气象梯度观测系统和7层湍流通量观测系统，也同样在24小时不间断运行着。
40多年来，该气象塔连续不间断地对北京市边界层风、温、湿平均场结构进行观测，取得了大量宝贵资料。这些积累多年的观测数据在大气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在超大城市里建这么一座气象塔，在全世界也是十分罕见的。这座铁塔这么多年来始终屹立在这里，可以说见证了北京城市发展的历程，也支撑了国家大气环境的研究。”大气所研究员胡非说。
例如，2009年，北京市气象局承担了国际清洁气象保障任务，该局向大气所提出，想要使用325米气象塔的数据。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随即组织科研力量进行了采样程序的修改，进行网络连接和网上数据传送程序的安装调试，并在当年9月24日下午成功实现了数据的实时传送，同时在国庆期间安排专人值班，圆满完成了此次任务。北京市气象局为此专门发来了感谢信。
目前，在大气所和北京市气象局战略合作协议框架下，气象塔的观测已纳入北京市气象局的日常观测站网。此外，气象塔数据应用于APEC会议的气象保障，取得良好成效。
这座“40多岁”的高塔也为科学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据不完全统计，观测塔数据为“973”项目、“863”项目、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提供实验平台，进行全年不间断实时连续观测，近5年用铁塔资料发表的论文就有近百篇。
“从1979年建成以来，这座气象塔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工作，取得了很多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料，为中国在国际大气科学界赢得了重要的话语权。”正如胡非说的那样，这座“兢兢业业”的高塔，铸成了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魂”。（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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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土城西路和京藏高速的交汇处，平时车来车往，熙熙攘攘。从一条小路拐进去，却有一处幽静小院。一进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气所）铁塔分部的大门，人们就知道，这里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
坐落在此的，是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1991年经中国科学院批准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以来，该实验室一直面向国际学科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坚持观测实验、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相结合，引领我国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学科发展与交叉，并专注于开展低层大气中物理和化学过程基础研究。
“仰望天空”这件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80多名科研人员想要做到极致。因为对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来说，“仰望天空”不仅是诗意的表达，更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求。
“接地气”的边界层
大气边界层是指离地球表面约1~2千米高度的低层大气。它是地圈、水圈、冰雪圈、生物圈与大气圈间物质、能量交换的界面和关键区域，对气候和环境的变化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人类的日常活动、工农业生产以及普通军事活动均集中在该层，工程活动如航空航天、高层建筑设计、风能和太阳能利用等也与大气边界层密切相关。
“可以说，人类99%的活动都是在大气边界层开展的，因此大气边界层一直是国内外大气科学的前沿研究领域之一。”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大气所研究员王自发说。
例如，近年来备受世人瞩目的温室气体排放、大气灰霾等，其实都发生在大气边界层中，这也让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变得越来越“接地气”。
自1988年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开始筹建以来，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定位就一直非常明确，那就是去探寻边界层大气与地球表面的物质能量交换的科学规律。
“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实验室主要从事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在满足国家重大需求方面，我们主要研究重点天气灾害的触发、生态环境问题、城市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等等。”王自发介绍。
大气边界层物理是研究在大气边界层中所发生的物理现象的学科，是大气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边界层的大气，既受气压梯度力、科里奥利力的湍流粘性力的作用，又受地面摩擦作用和由辐射引起的温度分布不均匀性的影响，运动非常复杂。
而大气化学则是研究大气组成和化学过程的学科，是大气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涉及气象、数学、物理、化学、生态、计算机等诸多学科。研究对象包括大气微量气体、气溶胶、大气放射性物质和降水等；研究空间范围涵盖对流层和平流层，水平尺度从城市、区域到全球；研究时间尺度从几天到几年，以至几十年；研究手段包括现场观测、实验室模拟和数值模拟等。
学科的特点决定了研究工作的事无巨细。作为实验室主任，王自发首先必须考虑的，就是学科方向的布局问题。
“一个都不能少”
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大气所研究员郑循华喜欢用“一把三足鼎立的小板凳”形容自己所工作的实验室。
“三条凳子腿是大气化学、大气边界层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三条腿融合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独立又紧密交叉，共同支撑起了整个板凳面——大气环境学。”郑循华说。
凭借着这一独特的学科交叉优势，充分利用理论研究、实验室模拟试验、野外立体综合观测实验、卫星遥测以及数值模拟等多种研究手段，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大气边界层物理、大气化学，以及碳氮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研究领域持续保持着领先优势。
同时，实验室也是国内唯一 一家从微观到宏观全链条布局的大气科学实验室，无论是一个小小的湍流，还是全球大气输送；无论是分子尺度，还是全球尺度，实验室都有人在做。
“我们实验室一开始就是这样布局的，人不多，但布局的面特别广，要保证每个方向都有人。无论经费状况、需求情况如何‘风云变幻’，我们始终要对这几个方向稳定支持，让大家能坐得住冷板凳。”王自发坦言，“大气科学的热点一直在不断地变化，前几年是黄沙，这几年是雾霾。我们实验室要做的就是无论国家遇到了什么事，都能马上顶得上去、扛得起来。”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在即，北京的空气质量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当时国际上有人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进行空气质量的短期数值预报，而国际奥委会也一度想将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预报工作交与外国团队来做。
奥运会是中国人民盼了多少年的大事，岂能把空气质量预报交给别人？这对于王自发和他的同事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于是，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临危受命，扛下了建立北京空气质量预报预警模式的紧急任务。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4个月，实验室研发的世界上首套“空气质量多模式集合预报业务系统”投入业务运行。在奥运会期间，这套系统成功预报了未来72小时的空气质量，为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让王自发这个实验室主任深感自豪的是，对于这套模式系统，实验室是从建模、基础研究、野外实验，到业务化、产业化全部打通的。正是这种“一个都不能少”的策略，让实验室在面对国家需求的时候，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响应，在应对急难险重任务时，能够更加从容不迫。
经过多年的业务化实践，这套系统逐步推广开来，被广泛采用，成为国家环境质量预报预警中心、七大区域中心、20多个省级中心和50多个市中心的核心预报工具，支撑建立了国家、区域、省、城市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业务化体系，为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南京青奥会、APEC会议、9·3大阅兵、G20杭州峰会等国家重大活动的空气质量保障及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了核心支撑。
“人人都能当家做主”的实验室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将很多人留在了家里，但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大气所研究员孙业乐却一直没闲着。
他注意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新冠病毒的传播极大减少了人们的户外活动，进而导致世界范围内人为排放大气污染物显著减少。然而，一些特大城市的空气质量并未因为人为排放的降低而得到预期改善，重污染事件仍有发生。”
为了探究疫情期间人为排放变化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孙业乐和他的学生对2020年1~3月份北京颗粒物化学组分和来源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发现，在过去近10年间，大气污染前体物的变化导致了颗粒物化学组分的变化，而气态前体物浓度的降低和大气氧化性的增强反而促进了二次气溶胶组分的形成和转化，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大气二次污染的治理仍面临着较大挑战。
对于雾霾的深刻理解，孙业乐认为要归功于实验室良好的学术氛围。“当时雾霾刚成为热点，大家都只是关注热点，但王自发老师高瞻远瞩，把实验室不同领域的年轻人组合起来，让我们搞交叉研究，结果确实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科学发现。这种学术自由、重视交流的氛围，对我们年轻人的帮助很大。”
实际上，打破科学研究里的“山头”现象，一直是王自发力图解决的问题。他一直感觉传统的课题组模式就像“小农经济”，科研人员各自为政，各个“山头”之间没什么来往，不利于科研工作的开展，还容易产生隔阂和矛盾。“我们实验室的学科方向很多，就更需要设计一种新的机制，来更好地凝练学科方向，让大家集中目标，合力解决一些大的科学问题。”
为此，从2011年起，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采用了“研究员大会”制度进行决策——实验室所有的重大战略决策都通过研究员大会来确定，针对制度的事项，进行实名投票；针对个人的事项，则实行匿名投票。
此外，每个研究员都有机会当选大会的轮值主席，每人为期三个月。这样，人人都能够站在实验室的高度、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而能够始终保持队伍的团结，并且始终围绕国家需求，开展科研攻关。
“矛盾少了，人心齐了，每个人都能在实验室里做自己想做的事、国家需要的事。”王自发笑称，实验室运行机制理顺了，“我这个实验室主任都能当得更加轻松了”。
培养杰出人才，建设优秀团队，在大气边界层基础理论、大气污染成因与模拟预测、地球生物化学循环关键过程、大气化学过程与气候变化相互影响等关键研究领域，开展关键性、前瞻性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这个铁塔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将始终用科学的眼光仰望天空，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实验室小故事
“高攀”不起的“网红”打卡地
“北京健翔桥西边有个很高的铁塔是干什么用的？”
“城建大厦北侧有一根很高很高的铁柱子，谁知道那是什么？”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铁塔分部院里那座高达325米的铁塔，总时不时地引起网友的好奇，甚至还有人怀疑它是不是一栋“烂尾楼”。
实际上，大气所325米气象观测塔不但是附近的“网红”地标、中科院标志性的大型科学设备，更是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全体科研人员引以为傲的一座科学之塔。
气象塔于1976年开始建设，1979年8月建成，是一座全天候运行的气象高塔。该塔垂直方向有15层观测平台，可实现气象、湍流、空气质量要素全天候梯度观测，并实现自动观测数据的同步传输。
气象塔主要服务于北京的空气污染研究和大气边界层、大气湍流扩散等研究。在世界众多气象塔中，大气所气象塔具有独特的优势，其高度位居世界第三。在气象塔280米高度南北两个方向设置的两部高清相机可24小时运行，每半小时就会自动拍照，实时监测周边天气、污染和地表状况。气象塔上还有两套观测系统——15层气象梯度观测系统和7层湍流通量观测系统，也同样在24小时不间断运行着。
40多年来，该气象塔连续不间断地对北京市边界层风、温、湿平均场结构进行观测，取得了大量宝贵资料。这些积累多年的观测数据在大气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在超大城市里建这么一座气象塔，在全世界也是十分罕见的。这座铁塔这么多年来始终屹立在这里，可以说见证了北京城市发展的历程，也支撑了国家大气环境的研究。”大气所研究员胡非说。
例如，2009年，北京市气象局承担了国际清洁气象保障任务，该局向大气所提出，想要使用325米气象塔的数据。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随即组织科研力量进行了采样程序的修改，进行网络连接和网上数据传送程序的安装调试，并在当年9月24日下午成功实现了数据的实时传送，同时在国庆期间安排专人值班，圆满完成了此次任务。北京市气象局为此专门发来了感谢信。
目前，在大气所和北京市气象局战略合作协议框架下，气象塔的观测已纳入北京市气象局的日常观测站网。此外，气象塔数据应用于APEC会议的气象保障，取得良好成效。
这座“40多岁”的高塔也为科学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据不完全统计，观测塔数据为“973”项目、“863”项目、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提供实验平台，进行全年不间断实时连续观测，近5年用铁塔资料发表的论文就有近百篇。
“从1979年建成以来，这座气象塔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工作，取得了很多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料，为中国在国际大气科学界赢得了重要的话语权。”正如胡非说的那样，这座“兢兢业业”的高塔，铸成了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魂”。（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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