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九问溯源 奋楫笃行”第一问 8000多年前石磨盘藏着什么惊天之谜?】
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系统，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跨入古国时代、又从古国时代跨进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读懂最早中国，从郑州开始。
今日起，正观新闻特别推出“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行走郑州，追溯文明起源，读懂最早中国!
3月22日，春分时节，光景明媚。我们踏上了九问溯源的第一站——新郑。黄帝故里，寻根圣地，悬灯结彩，正在为盛典做着最后准备。作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每年“三月三”，全球华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里。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之初始!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的故事，史学中的五帝时代的记载，还是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实证，都从不同层面诠释丰富着人文初祖黄帝的伟大形象，让那段文明初创时期充盈着温润和光泽。
黄帝时期之前的先民是怎么生活的?黄帝时期的丰功伟业是如何奠基的?谜题，从半个多世纪前新郑裴李岗村农民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石磨盘开启。我们通过走访博物馆馆长、讲解员、考古人员、遗址所在地村民，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拼图式去了解8000多年前的秘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从搓衣板到文化馆，石磨盘进京惊动“大人物”
“20世纪50年代初，新郑裴李岗村的农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总是挖出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对文物没有太多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当搓衣板用。到1969年冬，当地文化馆已经收集了20多件石磨盘、石磨棒，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出土位置和年代。”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说，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许许多多文物工作者面对困难困惑始终不服输不退却，才最终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972年《河南日报》在《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中刊登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1973年国家文物局征集文物办展览，被推荐送去的石磨盘，最终因出土地点和时代没有调查清楚被退了回来。
1975年，距离裴李岗村约20公里远的唐户村，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再次发现一些器物。可发掘来发掘去，始终没见石磨盘的踪影。
待到1977年，裴李岗村民李铁蛋最新发现的石磨盘与出土处的印痕完全吻合!裴李岗遗址终于呼之欲出——随后至1979年，裴李岗村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
据说，为了叫响“石磨盘”的名头，时任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的崔耕和新郑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薛文灿曾带着石磨盘去北京找媒体宣传，被轰了出来仍不死心。这群执拗的文物人来回奔波于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社、中国科学院……功夫不负苦心人，考古大家夏鼐、安志敏、苏秉琦、裴文中先后都对石磨盘产生了浓厚兴趣，提供了具体帮助。
裴李岗，终不负众望。
“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锯齿镰和大量陶器来看，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氏族经济生活，人类离开洞穴，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对定居的原始村落。这里陈列的有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还有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新郑市博物馆讲解员胡嘉说，以新郑裴李岗为代表的这一远古文化，正是人们寻觅已久的黄帝文化之源。“在自己世代生息的脚下，挖出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根，这是多么让人兴奋和骄傲的事!”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陆续有所发现。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什么样子，却没有任何发现。于是西方一些学者抓住这个空子，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等谬论。这些言论激起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强烈愤怒，裴李岗遗址的发现，终于让大家扬眉吐气。
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提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认同。从此，裴李岗文化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
2021年10月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出炉，河南省有1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河南“文物大省”“考古强省”的地位。其中，郑州市入选的3个项目分别是：新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
中国最早定居村落的生活丰富多彩
新郑市博物馆，更多的文物展现了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定居村落——裴李岗先民的生活细节。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陶鼎，许多考古专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鼎”。绿松石坠，从人骨的颈下出土，上部小孔直径不足1毫米，不仅说明当时钻孔技术的高超，也折射出8000多年前先民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先民随手捏制的玩偶，红面猪头、陶塑羊头，证明当时家畜饲养已经出现……
揣着几千年的秘密和或远或近的故事，我们来到了裴李岗遗址发掘现场。眼前是一座又一座探方，一个又一个剖面，一层又一层黄土，寂静而朴素。
李永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已在裴李岗村驻扎5年。考古工作是琐碎和平淡的，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神秘、有趣。不是在田野发掘现场，就是在室内整理资料，或是协同其他学科进行验证研究，这是李永强和队员的日常。
裴李岗遗址最近被大众关注到的研究成果，是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披露的“酿酒”和“麻绳”。
“8000多年前，新郑裴李岗人已经学会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李永强介绍说，裴李岗人使用红曲霉制曲作为发酵剂，主要利用稻米，并加以芡实和小麦族种子为原料的酿酒方法，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通过提取微化石的方法获得微体纤维遗存，发现陶壶耳部穿孔中有染色特征的植物韧皮纤维，很可能是穿绳使用的遗存。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将来更系统地进行纺织品残留物的研究提供了例证。”李永强说，最新检测显示，部分纤维显示有蓝、黑、粉色，以蓝色为主，表明使用颜料染色工艺的存在。“目前还无法鉴定染料的来源，这一谜团未来有望通过化学分析破解。”
8000多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已住上两居室
走进唐户村，道路干净整洁，排列整齐的青瓦白墙小院落让人赏心悦目，红色的复古式门庭掩映在绿树荫中，给这个远离市区小村落带来一抹别样色彩。文化广场上，村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唠家常。
“俺村可有名了，经常有人来，还可多拍抖音的。”提起自己村，唐明军无比自豪，“文化悠久，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好几千年的遗址。村口有观景阁，上去就能看到黄帝口。每年南水北调生态廊道的海棠花一开，很多人专门开车、骑车来看。”
在裴李岗遗址发现的过程中， “一闪而过”的唐户村，虽然一直被考古人惦记着，但真正得以大面积发掘，正是来自南水北调工程的机缘——2006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应君主持发掘的唐户遗址，为人们探讨8000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居住形态提供了线索。
据该院工作人员汪松枝介绍，唐户遗址的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3米以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60多座，也是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最多的地方。房屋建造方式均为半地穴式，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在一双间式房屋内发现有灶台及陶器残片，说明我们的先民在房屋里既能做饭，又能在冬季取暖。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以及排水设施。
“唐户遗址这种匠心独具的布局方法，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此长时间进行农耕和捕猎，有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进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面积最大的村落遗址。”汪松枝说。
唐户遗址内涵丰富，上至8000多年裴李岗文化，下至2000多年的周文化，时间长达6000多年，是国内少见的年代跨度长的地下博物馆，为研究黄帝文化提供了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有利佐证。
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原地区考古的新时代，作为裴李岗文化发现30多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代表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的李家沟文化填补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白——从狩猎、采集的迁徙社会到稳定居住的农业社会，这一人类历史最为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郑州地区有了完整的演化历程，中华延续至今的乡村社会从这里起步。而裴李岗村、唐户村近年来发现的3万多至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和遐想。
畅想先人在肥沃、松软的黄土地上，辛勤而出色地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的情景，思绪万千，请关注后续报道，看人类社会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大潮的到来!（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文 徐宗福/图）
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系统，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跨入古国时代、又从古国时代跨进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读懂最早中国，从郑州开始。
今日起，正观新闻特别推出“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行走郑州，追溯文明起源，读懂最早中国!
3月22日，春分时节，光景明媚。我们踏上了九问溯源的第一站——新郑。黄帝故里，寻根圣地，悬灯结彩，正在为盛典做着最后准备。作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每年“三月三”，全球华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里。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之初始!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的故事，史学中的五帝时代的记载，还是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实证，都从不同层面诠释丰富着人文初祖黄帝的伟大形象，让那段文明初创时期充盈着温润和光泽。
黄帝时期之前的先民是怎么生活的?黄帝时期的丰功伟业是如何奠基的?谜题，从半个多世纪前新郑裴李岗村农民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石磨盘开启。我们通过走访博物馆馆长、讲解员、考古人员、遗址所在地村民，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拼图式去了解8000多年前的秘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从搓衣板到文化馆，石磨盘进京惊动“大人物”
“20世纪50年代初，新郑裴李岗村的农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总是挖出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对文物没有太多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当搓衣板用。到1969年冬，当地文化馆已经收集了20多件石磨盘、石磨棒，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出土位置和年代。”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说，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许许多多文物工作者面对困难困惑始终不服输不退却，才最终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972年《河南日报》在《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中刊登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1973年国家文物局征集文物办展览，被推荐送去的石磨盘，最终因出土地点和时代没有调查清楚被退了回来。
1975年，距离裴李岗村约20公里远的唐户村，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再次发现一些器物。可发掘来发掘去，始终没见石磨盘的踪影。
待到1977年，裴李岗村民李铁蛋最新发现的石磨盘与出土处的印痕完全吻合!裴李岗遗址终于呼之欲出——随后至1979年，裴李岗村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
据说，为了叫响“石磨盘”的名头，时任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的崔耕和新郑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薛文灿曾带着石磨盘去北京找媒体宣传，被轰了出来仍不死心。这群执拗的文物人来回奔波于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社、中国科学院……功夫不负苦心人，考古大家夏鼐、安志敏、苏秉琦、裴文中先后都对石磨盘产生了浓厚兴趣，提供了具体帮助。
裴李岗，终不负众望。
“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锯齿镰和大量陶器来看，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氏族经济生活，人类离开洞穴，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对定居的原始村落。这里陈列的有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还有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新郑市博物馆讲解员胡嘉说，以新郑裴李岗为代表的这一远古文化，正是人们寻觅已久的黄帝文化之源。“在自己世代生息的脚下，挖出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根，这是多么让人兴奋和骄傲的事!”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陆续有所发现。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什么样子，却没有任何发现。于是西方一些学者抓住这个空子，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等谬论。这些言论激起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强烈愤怒，裴李岗遗址的发现，终于让大家扬眉吐气。
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提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认同。从此，裴李岗文化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
2021年10月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出炉，河南省有1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河南“文物大省”“考古强省”的地位。其中，郑州市入选的3个项目分别是：新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
中国最早定居村落的生活丰富多彩
新郑市博物馆，更多的文物展现了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定居村落——裴李岗先民的生活细节。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陶鼎，许多考古专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鼎”。绿松石坠，从人骨的颈下出土，上部小孔直径不足1毫米，不仅说明当时钻孔技术的高超，也折射出8000多年前先民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先民随手捏制的玩偶，红面猪头、陶塑羊头，证明当时家畜饲养已经出现……
揣着几千年的秘密和或远或近的故事，我们来到了裴李岗遗址发掘现场。眼前是一座又一座探方，一个又一个剖面，一层又一层黄土，寂静而朴素。
李永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已在裴李岗村驻扎5年。考古工作是琐碎和平淡的，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神秘、有趣。不是在田野发掘现场，就是在室内整理资料，或是协同其他学科进行验证研究，这是李永强和队员的日常。
裴李岗遗址最近被大众关注到的研究成果，是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披露的“酿酒”和“麻绳”。
“8000多年前，新郑裴李岗人已经学会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李永强介绍说，裴李岗人使用红曲霉制曲作为发酵剂，主要利用稻米，并加以芡实和小麦族种子为原料的酿酒方法，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通过提取微化石的方法获得微体纤维遗存，发现陶壶耳部穿孔中有染色特征的植物韧皮纤维，很可能是穿绳使用的遗存。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将来更系统地进行纺织品残留物的研究提供了例证。”李永强说，最新检测显示，部分纤维显示有蓝、黑、粉色，以蓝色为主，表明使用颜料染色工艺的存在。“目前还无法鉴定染料的来源，这一谜团未来有望通过化学分析破解。”
8000多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已住上两居室
走进唐户村，道路干净整洁，排列整齐的青瓦白墙小院落让人赏心悦目，红色的复古式门庭掩映在绿树荫中，给这个远离市区小村落带来一抹别样色彩。文化广场上，村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唠家常。
“俺村可有名了，经常有人来，还可多拍抖音的。”提起自己村，唐明军无比自豪，“文化悠久，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好几千年的遗址。村口有观景阁，上去就能看到黄帝口。每年南水北调生态廊道的海棠花一开，很多人专门开车、骑车来看。”
在裴李岗遗址发现的过程中， “一闪而过”的唐户村，虽然一直被考古人惦记着，但真正得以大面积发掘，正是来自南水北调工程的机缘——2006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应君主持发掘的唐户遗址，为人们探讨8000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居住形态提供了线索。
据该院工作人员汪松枝介绍，唐户遗址的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3米以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60多座，也是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最多的地方。房屋建造方式均为半地穴式，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在一双间式房屋内发现有灶台及陶器残片，说明我们的先民在房屋里既能做饭，又能在冬季取暖。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以及排水设施。
“唐户遗址这种匠心独具的布局方法，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此长时间进行农耕和捕猎，有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进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面积最大的村落遗址。”汪松枝说。
唐户遗址内涵丰富，上至8000多年裴李岗文化，下至2000多年的周文化，时间长达6000多年，是国内少见的年代跨度长的地下博物馆，为研究黄帝文化提供了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有利佐证。
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原地区考古的新时代，作为裴李岗文化发现30多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代表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的李家沟文化填补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白——从狩猎、采集的迁徙社会到稳定居住的农业社会，这一人类历史最为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郑州地区有了完整的演化历程，中华延续至今的乡村社会从这里起步。而裴李岗村、唐户村近年来发现的3万多至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和遐想。
畅想先人在肥沃、松软的黄土地上，辛勤而出色地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的情景，思绪万千，请关注后续报道，看人类社会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大潮的到来!（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文 徐宗福/图）
#中医[超话]##肾虚##早泄##前列腺炎[超话]##前列腺炎##精索静脉曲张##不孕不育##弱精症# 感谢这位河南的患者朋友对我的任何和信任，他是一名西医大夫，之前也找了一些朋友关系看没有啥效果，后来机缘巧合在网上看到我的文章，关注一段时间后觉得靠谱，所以前来问诊。从心里来说，能得到同行的认可，让我倍感欣慰。希望自己能够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们。也祝愿每位朋友们都能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还是那句老话，真金不怕火炼，是真是假时间会见证一切。感恩信任，还你健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道德经》虚伪的手段只会影响局部 • 只有秉持正道才能福泽全局
一、
在生活中，很多人都对坚守正道的处事方式多有疑义，有人甚至将其当做腐朽的人生教条，认为坏人通常活得潇洒一些，#国学实录# 为什么自己偏偏要做总吃亏的好人。
有一句话说因果不虚，这个规律是永远存在的。
世间的任何事情但凡是不合常理的行为，通常都会带来错误的结果，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世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状态，任何一种人生都是由多个链条共同交织组成的局面。
而任何一种处事方式都会在这复杂的状态中显现出可取之处，不管是慵懒、奸诈、圆滑等，都能让其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绽放它特有的作用。
比如慵懒之人，这种人通常过于消极不思进取，但是他的不思进取也恰恰能使他避开一些风险，所以有时反倒会因不思进取而得益。
又比如奸诈之人，#传统文化# 奸诈的态度虽然让人不耻，但是他的奸诈有时也会让他获得眼前浅薄的利益，甚至在与人产生矛盾，发生利益斗争的时候，奸诈甚至会让他占据上风。
也正是这种现象，才给我们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不守正道的小人行径反而比守护良知的君子之道，更能给人生带来益处，但是实际的真相真是这样吗？
世间的客观发展不以我们的主观意识为转移，而世界所呈现的客观状态也并不在主观可见之内，我们在自己主观情绪以及物质欲望的多重冲击之下，早已经模糊了正确看待事情的本质。
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我们看见的只是事件的一个局部，如果拿局部轻易定论全局，必然会犯了有失偏颇的错误。因为纵观人生全局发展，只有持守正道的态度才是所有处事方式之中，唯一能让自己长久占据上风的根源。
奸诈的手段就是看的局部，只有秉持正道才能掌控全局。哪怕持守正行会在一时之间失利，但是也只有正行才能符合正道，最终塑造善果。
《韩非子》之中有这样一个事件：
魏将乐羊去攻打中山国，#国学知识# 他的儿子此时却在中山国之中。
中山国的君王听说乐羊来攻打之后，一气之下就把乐羊的儿子煮成肉羹送给乐羊。
谁知乐羊坐在幕下，竟然把这碗肉羹喝了，并且表示势必要讨伐中山国。
魏文候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就说：“乐羊为了我的缘故，真的吃了他儿子的肉吗？”
手下便说：“是的啊，他连儿子的肉都吃了，还有谁的肉不敢吃呢？”
后来当乐羊讨伐中山国回来之后，魏文侯奖赏了他的功劳，但是从此却再也不信任他了。
而另外一件事情则恰好与之相反，孟孙出去打猎的时候，捕到一只小鹿，他就吩咐自己的手下秦西巴先把小鹿带回去。
秦西巴走在路上的时候，母鹿就跟在后面悲哀地嚎叫，秦西巴看了之后不忍心，就把小鹿还给母鹿。
回去之后孟孙问他：“我抓来的小鹿呢？”
秦西巴就说：“我看母鹿在后面跟着悲鸣，不忍心，就把小鹿还给它了。”
孟孙大怒着说：“你好大胆子，竟然敢自作主张，把小鹿放了，就不怕我生气吗。”
就这样，孟孙把秦西巴赶走了，过了三个月之后他却又派人把秦西巴喊了回来，并让他做自己儿子的师傅。
有人就问孟孙：“以前你要惩罚他，现在又要让他做你儿子的师傅，这是什么道理？”
孟孙便说：“他不忍心小鹿受苦，怎么会忍心我的儿子受苦呢？”
二、
虚伪的狡诈永远不如憨厚的朴实，不要拿一时的得利来衡量整个人生的客观发展。
从一时之间来看，虚伪狡诈无疑会占据上风，但是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世间所有不符合正道的行为，当发展得足够久之后，都会带来一个错误的结果。
在漫长的人生过程中，唯一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标准，也就是持守正道，以淳朴善良处世。
《道德经》中说过：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意思是说：我有一个愚人的心肠，混沌无知，所有人都光耀自炫，而我独自浑浑噩噩，众人都精明审查，而我独自懵懂。
在这里，老子所说“愚人的心肠”，并非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愚蠢浅薄，而是不以世俗的聪明为智慧的睿智，也正是大智若愚的道理。
如我们开篇所说，一个人在主观意识与欲望和情绪的共同冲击之下，早已经丧失保持本心的自然、看透事物本质的机缘和智慧。
而在世俗功利的基础上建立的狡诈，最多符合单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但却因此背离整个人生应该遵守的底线，而这就是背道而驰。
就像有的人为了某一件事情的利益，就放弃整个人生的良知的行为，在强烈欲望的占有下，利用聪明才智你争我夺，看似占尽世俗机巧，但实则却丢尽圣贤心智。
人生有所得者必有所失，失去德行的聪明永远算不上聪明。
宋代司马光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德是靠才来发挥的，才是靠德来统治的，二者均要相辅相成，才能更好的作用于人生，缺一不可。
所以德才兼备才是智者，这样才能获得长久的良好发展。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实录
一、
在生活中，很多人都对坚守正道的处事方式多有疑义，有人甚至将其当做腐朽的人生教条，认为坏人通常活得潇洒一些，#国学实录# 为什么自己偏偏要做总吃亏的好人。
有一句话说因果不虚，这个规律是永远存在的。
世间的任何事情但凡是不合常理的行为，通常都会带来错误的结果，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世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状态，任何一种人生都是由多个链条共同交织组成的局面。
而任何一种处事方式都会在这复杂的状态中显现出可取之处，不管是慵懒、奸诈、圆滑等，都能让其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绽放它特有的作用。
比如慵懒之人，这种人通常过于消极不思进取，但是他的不思进取也恰恰能使他避开一些风险，所以有时反倒会因不思进取而得益。
又比如奸诈之人，#传统文化# 奸诈的态度虽然让人不耻，但是他的奸诈有时也会让他获得眼前浅薄的利益，甚至在与人产生矛盾，发生利益斗争的时候，奸诈甚至会让他占据上风。
也正是这种现象，才给我们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不守正道的小人行径反而比守护良知的君子之道，更能给人生带来益处，但是实际的真相真是这样吗？
世间的客观发展不以我们的主观意识为转移，而世界所呈现的客观状态也并不在主观可见之内，我们在自己主观情绪以及物质欲望的多重冲击之下，早已经模糊了正确看待事情的本质。
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我们看见的只是事件的一个局部，如果拿局部轻易定论全局，必然会犯了有失偏颇的错误。因为纵观人生全局发展，只有持守正道的态度才是所有处事方式之中，唯一能让自己长久占据上风的根源。
奸诈的手段就是看的局部，只有秉持正道才能掌控全局。哪怕持守正行会在一时之间失利，但是也只有正行才能符合正道，最终塑造善果。
《韩非子》之中有这样一个事件：
魏将乐羊去攻打中山国，#国学知识# 他的儿子此时却在中山国之中。
中山国的君王听说乐羊来攻打之后，一气之下就把乐羊的儿子煮成肉羹送给乐羊。
谁知乐羊坐在幕下，竟然把这碗肉羹喝了，并且表示势必要讨伐中山国。
魏文候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就说：“乐羊为了我的缘故，真的吃了他儿子的肉吗？”
手下便说：“是的啊，他连儿子的肉都吃了，还有谁的肉不敢吃呢？”
后来当乐羊讨伐中山国回来之后，魏文侯奖赏了他的功劳，但是从此却再也不信任他了。
而另外一件事情则恰好与之相反，孟孙出去打猎的时候，捕到一只小鹿，他就吩咐自己的手下秦西巴先把小鹿带回去。
秦西巴走在路上的时候，母鹿就跟在后面悲哀地嚎叫，秦西巴看了之后不忍心，就把小鹿还给母鹿。
回去之后孟孙问他：“我抓来的小鹿呢？”
秦西巴就说：“我看母鹿在后面跟着悲鸣，不忍心，就把小鹿还给它了。”
孟孙大怒着说：“你好大胆子，竟然敢自作主张，把小鹿放了，就不怕我生气吗。”
就这样，孟孙把秦西巴赶走了，过了三个月之后他却又派人把秦西巴喊了回来，并让他做自己儿子的师傅。
有人就问孟孙：“以前你要惩罚他，现在又要让他做你儿子的师傅，这是什么道理？”
孟孙便说：“他不忍心小鹿受苦，怎么会忍心我的儿子受苦呢？”
二、
虚伪的狡诈永远不如憨厚的朴实，不要拿一时的得利来衡量整个人生的客观发展。
从一时之间来看，虚伪狡诈无疑会占据上风，但是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世间所有不符合正道的行为，当发展得足够久之后，都会带来一个错误的结果。
在漫长的人生过程中，唯一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标准，也就是持守正道，以淳朴善良处世。
《道德经》中说过：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意思是说：我有一个愚人的心肠，混沌无知，所有人都光耀自炫，而我独自浑浑噩噩，众人都精明审查，而我独自懵懂。
在这里，老子所说“愚人的心肠”，并非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愚蠢浅薄，而是不以世俗的聪明为智慧的睿智，也正是大智若愚的道理。
如我们开篇所说，一个人在主观意识与欲望和情绪的共同冲击之下，早已经丧失保持本心的自然、看透事物本质的机缘和智慧。
而在世俗功利的基础上建立的狡诈，最多符合单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但却因此背离整个人生应该遵守的底线，而这就是背道而驰。
就像有的人为了某一件事情的利益，就放弃整个人生的良知的行为，在强烈欲望的占有下，利用聪明才智你争我夺，看似占尽世俗机巧，但实则却丢尽圣贤心智。
人生有所得者必有所失，失去德行的聪明永远算不上聪明。
宋代司马光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德是靠才来发挥的，才是靠德来统治的，二者均要相辅相成，才能更好的作用于人生，缺一不可。
所以德才兼备才是智者，这样才能获得长久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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