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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古老城市与青春的对话！这是一场年轻城市与梦想的碰撞！这是一封国家中心城市向全球英才发出的邀请函，欢迎来到郑州留在郑州创新创业！
据了解，发布会上，郑州将发布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人才来郑留郑创新创业系列政策，郑州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教育局、市住房保障局、中原科技城以及知名企业负责人将现场回答提问。
虽不能剧透，但可以悄悄告诉你，郑州代市长何雄将给全球青年人才准备一份政策“大礼包”，真金白银、诚意满满。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央级媒体，河南省直、郑州市属媒体，今日头条、微信、腾讯、凤凰、新浪、搜狐、百度、澎湃新闻、红星新闻、顶端新闻、大象新闻、正观新闻，B站、快手、知乎、抖音等平台将以直播等方式聚焦这场发布会。
省内多所高校将在新闻发布会现场设直播席，通过学校的官方抖音、微信、微博等平台直播发布会。
前程无忧、 智联招聘、应届生求职网等招聘类平台同步直播，Facebook、推特、Youtube、INS等以中英文同声传译向海外用户直播。
提醒大家，这场新闻发布会一定要关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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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揭露美式新闻自由#【从前《纽约时报》记者到“俄罗斯宣传分子” ——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美式新闻自由”】#美记者被纽约时报解雇就职RT# 随着乌克兰冲突的持续，美国加强了对言论的审查。“今日俄罗斯”美国分部前主持人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就是受冲击的对象之一。乌克兰冲突爆发后不久，这家俄罗斯国家媒体的美国分部就被关闭。据称，这是以审查“俄罗斯宣传”为名的行动，但真正的目的是让像克里斯这样的批评者保持沉默。巧合的是，克里斯在 17 年前离开了《纽约时报》，彼时他的职位是该报中东分社社长，而原因是他公开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在发表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公开演讲后，他收到了东家《纽约时报》的谴责信
3 月初，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旗下美国新闻频道“RT America”被迫停止运营，并解雇大部分员工。克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他早在 2017 年看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报告时，就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很明显，‘今日俄罗斯’是一个目标。我看了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在国会作证时的情景——当他谈到‘今日俄罗斯’时，他显然非常愤怒。该报告是关于所谓的俄罗斯干预 2016 年美国选举的，其中有7页专门针对‘今日俄罗斯’。这个报告真正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不喜欢‘今日俄罗斯’以及指责‘今日俄罗斯’在进行俄罗斯宣传。”克里斯说。
克里斯告诉《环球时报》，那份报告引用的所有例子都与俄罗斯宣传无关，而是与“今日俄罗斯”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活动家、反水力压裂法采油的活动人士、第三政党候选人和“黑命贵”活动家提供空间表达反对美国政府的观点有关。美国一直在等待可以出于某个原因关闭“今日俄罗斯”美国分部的机会。而普京对乌克兰的行动给了他们这个机会。
这不是克里斯第一次感受到美国的“新闻自由”。2005年，他因为反对伊拉克战争离开了《纽约时报》。在那之前，他曾经是《纽约时报》中东分社社长，他在中东待了 7 年。他说，由于现在“显而易见的所有原因”，他直言不讳地反对美国占领、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其他任何地方。他认为任何在该地区有经验的人都明白这是一场灾难，但歇斯底里使任何形式的讨论，甚至是像他这样在该地区有多年经验的人对战争的讨论都变得不可能，尤其是在“ 9·11 ”之后。
所以克里斯在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演讲时被下面的观众嘘了。右翼媒体抓住了这一事件，每天、每小时对他进行人格损毁。《纽约时报》给了他正式的书面谴责。根据工会规则，当员工进行特定活动时，会受到书面谴责。如果他们再次从事该活动，可能会被解雇。克里斯在被解雇之前离开了。他说，那时他走进办公室，手机里的信息充满了死亡威胁。
“我说出的是一个我非常了解的现实，但你不能质疑乔治·W·布什所推崇的神圣事业。媒体是战争中最糟糕的啦啦队长，”克里斯说。
批评者的声音日渐边缘化，“大多数美国人竟然认为北约是防御性组织，这太可笑了！”
2016年，克里斯加入了“RT America”。和在《纽约时报》做记者不同，在“今日俄罗斯”做访谈节目是一种意见交流，克里斯主要采访作家和批评者，包括美国著名黑人文化批评家科尔内尔·韦斯特、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等知识分子。
克里斯说，当时“今日俄罗斯”给他递来橄榄枝，他要求自己掌握全部的编辑自由，而“今日俄罗斯”答应了他。在克里斯看来，“今日俄罗斯”做到了当初的承诺。
克里斯说，他的节目中没有任何关于俄罗斯的内容，而是一个基于观察美国和美帝国主义的节目，仅此而已。
“这给了他们机会去审查甚至关闭我的节目。但我不认为他们真的认为我在传播俄罗斯宣传，除非他们认为批评美国社会的弊病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这当然也是今日俄罗斯给我这个平台的原因。但在一个拥有新闻自由的正常运作的民主国家中，这正是新闻界的作用。我们不是宣传员，政府有足够的宣传人员。”克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克里斯称自己为反战、反帝国主义人士，然而这类声音在美国正在被边缘化。克里斯认为，责任在于美国媒体。
“比如，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北约是一个防御性组织。这对任何在中东的人来说都是可笑的。他们知道北约是一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力量，它已经扩展到几乎俄罗斯的边界，违背了里根政府、撒切尔夫人和德国政府当年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不超出统一德国的边界的承诺。克林顿政府后来承诺不会在中欧或东欧驻扎北约军队，但现在中东欧有数千北约军队。然而美国公众对此一无所知。”克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在反战的路上，克里斯从未放弃。3月离开“今日俄罗斯”后，他依然活跃于社交媒体上。当被问及是否会担心自己的安全以及未来时，克里斯说，他知道会付出什么代价，但他愿意付出代价，那是正直的代价。
一边妖魔化他人，一边视自己为世界的道德仲裁者，“美国正变得更加孤立”
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美国舆论把这场冲突描述为一场“民主”和“专制”的对决，把北约东扩包装成“对专制的对抗”，给反对谴责乌克兰的国家贴上“反对民主”的标签。克里斯认为，这是一种很幼稚的行为。
“每次我们开战，无论与谁——萨达姆·侯赛因还是普京，敌人都会被描述为‘新的希特勒’。美国在玩一个非常愤世嫉俗的游戏，所以他们向乌克兰输送数量惊人的武器，并在波兰训练乌克兰军队，因为他们想制造一个泥潭，创造另一个车臣或阿富汗。这个想法是让俄罗斯流血，但真正流血的是乌克兰人——当你不断引进那么多数量的武器，乌克兰人就没有动力去谈判任何形式的和平协议。我报道战争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并没有在善与恶之间分裂。那是在卡通片里才会出现的场景，然而美国媒体正在向公众传播这种认知。”克里斯告诉《环球时报》。
在克里斯看来，这种幼稚不仅体现在对“今日俄罗斯”的封杀，还体现在乌克兰危机以来美西方对俄罗斯实行的一系列“取消文化”。在国际上知名的一些俄罗斯艺术家成为目标，被要求选边站，甚至不得不辞职，连俄罗斯的猫都成为被制裁的对象。
克里斯提及，2003年，因法国反对美国主导下的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炸薯条（French fries）被美国种族主义者称作自由薯条（freedom fries）。
“民族主义的病与自高自大有关。这就是人们喜欢它的原因。但民族主义的另一面总是种族主义。从他们诋毁普京和诋毁俄罗斯的方式中，你会看到这一点。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但这肯定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克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有非常正当的不满。它和在中东的人们一样非常清楚，北约是一个侵略性的实体，而不是一个防御实体。这从它在台海和南海对中国的挑衅就可以看出。
“美国正变得更加孤立无援。如果我们要建立任何类型的真正对话，我们必须了解其他人如何看待我们，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妖魔化他人并将自己提升为世界的道德仲裁者，我们只会使冲突长期存在。”克里斯说。（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王雯雯）
在发表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公开演讲后，他收到了东家《纽约时报》的谴责信
3 月初，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旗下美国新闻频道“RT America”被迫停止运营，并解雇大部分员工。克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他早在 2017 年看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报告时，就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很明显，‘今日俄罗斯’是一个目标。我看了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在国会作证时的情景——当他谈到‘今日俄罗斯’时，他显然非常愤怒。该报告是关于所谓的俄罗斯干预 2016 年美国选举的，其中有7页专门针对‘今日俄罗斯’。这个报告真正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不喜欢‘今日俄罗斯’以及指责‘今日俄罗斯’在进行俄罗斯宣传。”克里斯说。
克里斯告诉《环球时报》，那份报告引用的所有例子都与俄罗斯宣传无关，而是与“今日俄罗斯”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活动家、反水力压裂法采油的活动人士、第三政党候选人和“黑命贵”活动家提供空间表达反对美国政府的观点有关。美国一直在等待可以出于某个原因关闭“今日俄罗斯”美国分部的机会。而普京对乌克兰的行动给了他们这个机会。
这不是克里斯第一次感受到美国的“新闻自由”。2005年，他因为反对伊拉克战争离开了《纽约时报》。在那之前，他曾经是《纽约时报》中东分社社长，他在中东待了 7 年。他说，由于现在“显而易见的所有原因”，他直言不讳地反对美国占领、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其他任何地方。他认为任何在该地区有经验的人都明白这是一场灾难，但歇斯底里使任何形式的讨论，甚至是像他这样在该地区有多年经验的人对战争的讨论都变得不可能，尤其是在“ 9·11 ”之后。
所以克里斯在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演讲时被下面的观众嘘了。右翼媒体抓住了这一事件，每天、每小时对他进行人格损毁。《纽约时报》给了他正式的书面谴责。根据工会规则，当员工进行特定活动时，会受到书面谴责。如果他们再次从事该活动，可能会被解雇。克里斯在被解雇之前离开了。他说，那时他走进办公室，手机里的信息充满了死亡威胁。
“我说出的是一个我非常了解的现实，但你不能质疑乔治·W·布什所推崇的神圣事业。媒体是战争中最糟糕的啦啦队长，”克里斯说。
批评者的声音日渐边缘化，“大多数美国人竟然认为北约是防御性组织，这太可笑了！”
2016年，克里斯加入了“RT America”。和在《纽约时报》做记者不同，在“今日俄罗斯”做访谈节目是一种意见交流，克里斯主要采访作家和批评者，包括美国著名黑人文化批评家科尔内尔·韦斯特、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等知识分子。
克里斯说，当时“今日俄罗斯”给他递来橄榄枝，他要求自己掌握全部的编辑自由，而“今日俄罗斯”答应了他。在克里斯看来，“今日俄罗斯”做到了当初的承诺。
克里斯说，他的节目中没有任何关于俄罗斯的内容，而是一个基于观察美国和美帝国主义的节目，仅此而已。
“这给了他们机会去审查甚至关闭我的节目。但我不认为他们真的认为我在传播俄罗斯宣传，除非他们认为批评美国社会的弊病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这当然也是今日俄罗斯给我这个平台的原因。但在一个拥有新闻自由的正常运作的民主国家中，这正是新闻界的作用。我们不是宣传员，政府有足够的宣传人员。”克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克里斯称自己为反战、反帝国主义人士，然而这类声音在美国正在被边缘化。克里斯认为，责任在于美国媒体。
“比如，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北约是一个防御性组织。这对任何在中东的人来说都是可笑的。他们知道北约是一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力量，它已经扩展到几乎俄罗斯的边界，违背了里根政府、撒切尔夫人和德国政府当年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不超出统一德国的边界的承诺。克林顿政府后来承诺不会在中欧或东欧驻扎北约军队，但现在中东欧有数千北约军队。然而美国公众对此一无所知。”克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在反战的路上，克里斯从未放弃。3月离开“今日俄罗斯”后，他依然活跃于社交媒体上。当被问及是否会担心自己的安全以及未来时，克里斯说，他知道会付出什么代价，但他愿意付出代价，那是正直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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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美国舆论把这场冲突描述为一场“民主”和“专制”的对决，把北约东扩包装成“对专制的对抗”，给反对谴责乌克兰的国家贴上“反对民主”的标签。克里斯认为，这是一种很幼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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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斯看来，这种幼稚不仅体现在对“今日俄罗斯”的封杀，还体现在乌克兰危机以来美西方对俄罗斯实行的一系列“取消文化”。在国际上知名的一些俄罗斯艺术家成为目标，被要求选边站，甚至不得不辞职，连俄罗斯的猫都成为被制裁的对象。
克里斯提及，2003年，因法国反对美国主导下的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炸薯条（French fries）被美国种族主义者称作自由薯条（freedom fries）。
“民族主义的病与自高自大有关。这就是人们喜欢它的原因。但民族主义的另一面总是种族主义。从他们诋毁普京和诋毁俄罗斯的方式中，你会看到这一点。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但这肯定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克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有非常正当的不满。它和在中东的人们一样非常清楚，北约是一个侵略性的实体，而不是一个防御实体。这从它在台海和南海对中国的挑衅就可以看出。
“美国正变得更加孤立无援。如果我们要建立任何类型的真正对话，我们必须了解其他人如何看待我们，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妖魔化他人并将自己提升为世界的道德仲裁者，我们只会使冲突长期存在。”克里斯说。（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王雯雯）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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