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湖北襄阳，老蔡正在工地干活。突然，一脚踩空摔倒在地，老蔡气的吐了口唾沫，凑近一看地上竟然有个洞，他好奇地伸手探了探，谁知竟摸到滑腻腻的东西，老蔡吓得头一扭转身就跑。
老蔡连滚带爬跑回去，扯着嗓子大喊道：“工地上不知怎么冒出一个大洞！”大伙儿顿时来了精神，拿着家伙就赶了过去。老蔡心有余悸地说道：“刚刚我摸到滑滑的东西，大家小心点。”
几个胆子大的工友，对着洞口猛砸，一阵尘土飞扬后，众人愣了一下，纷纷哈哈大笑：“蔡老汉，你胆子也太小了吧，你摸到的是草根！”老蔡被奚落得老脸通红，众人摇了摇头，准备回去干活。
突然，眼尖的老蔡大喊道：“都别走，里面真的有东西！”工友们刚想嘲笑他，只听“扑通”一声，一大块土坷垃掉落，几块砖头印入眼帘，众人蜂拥而上，不多会竟挖出陶器，铁器等碎片。
这时，人群中传来呵斥声：“大家都停下来，这应该是古墓，得赶紧上报给组织！”工友们这才发现，队长不知道啥时候来了，众人讪讪地爬出土坑，站在旁边不敢作声。
工地里怎么会出现古墓？这就要从湖北襄阳说起了。
襄阳自古就是经济和军事要地，是楚文化、汉文化、三国文化的主要发源地，素有“华夏第一城池”、“铁打的襄阳”、“兵家必争之地”之美誉。
此外，襄阳还有“古墓之都”的说法，在这里出土的古墓数不胜数。老蔡是湖北第五新生砖瓦厂的一名职工，当时正在蔡坡西南方取土，谁知能挖出一个古墓来。
砖瓦厂惊现古墓这件事，很快传到县里面，考古专家们连夜赶来，经过一番勘探后，专家们确定，这里确实有座古墓，而且规模还不小。考虑到事关重大，专家们赶紧上报到市里。
经过几番商议，市里决定由湖北省博物馆，襄阳文化单位等组成清理发掘小组，对古墓进行系统性发掘，由于人手不够，经费不足，还召集了100名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一同前往工地。
经过专业的检测，这里竟是一座战国葬墓群，经过几百名工作人员几年的努力，终于清理出11座战国古墓，挖出1112件随葬物品，数量之巨大，种类之繁多，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轰动。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一名考古队员在附近的山岗上竟然发现一个盗洞，我们今天要说的宝贝就在这个古墓里，甚至连郭沫若都为此震惊。
考古时发现盗洞可不是一件好事，为了抢救古墓里的文物，专家们刚放下的心又紧绷起来，这条盗洞长达9米，直通墓室。恐怕墓室里的随葬品，已经凶多吉少。
终于，考古人员进入墓室，顿时眼前一亮，虽然墓室内被翻得乱七八糟，但是仍留下不少随葬品，大家撸起袖子，热火朝天地忙活起来。
这个古墓东西长17米，南北宽14.8米，因为是此地发掘的第12座古墓，所以此墓编号“襄蔡12M”，称之“蔡坡12号墓”。
这座古墓和之前11座不同，墓葬内有一椁两棺，四周用青膏泥填满，结构上分为棺室、头箱、边箱三部分。这里出土了一大批彩绘的陶器、铜鼎、玉器，还发现了大量的兵器，有戈、矛、戟、箭簇和两柄青铜剑。
其中一柄青铜剑被取出时，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虽然已经锈迹斑斑，但隐约看见剑身竟然有铭文，这意味着它的价值非同小可。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这柄剑已经残破不堪，剑在鞘内，剑首残缺，剑柄断成三截，剑锋已经腐蚀，专家们拿着放大镜，念出剑身上的铭文：攻玉攵王夫差，自乍其几用。
这柄剑是“吴王夫差剑”吗？专家们还不能确定。众人商议后，决定请教郭沫若先生来定夺，他是博古通今的专家，由他来鉴定，一定不会错。
考古队把这柄剑的照片和铭文拓片寄给郭沫若，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等到了郭老先生的回信：“‘攻玉攵’即勾吴，古器铭中或作吴之古称。‘其几用’应该是‘其元用’，所以连起来就是，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
但是“吴王夫差剑”怎么会在湖北发现呢？
古时的吴国主要在今天的江苏、安徽两省，湖北是楚国的地盘，郭老先生在信中解释道：“吴王夫差剑出土于襄阳，盖吴灭于越，越又灭于楚故。往年在湖北亦曾出夫差剑一具。”
也就是说越国把吴国灭了之后，这柄剑就到了越国，后来楚国灭越，这柄剑又到了楚国，被分赏给朝中大臣，所以才会在襄阳发现这把吴王夫差剑。
不过令人称奇的是，至今一共出土了9柄“吴王夫差剑”，为何有这么多？
首先剑作为防身利器，吴王肯定有一柄；其次当将士们立下战功，吴王则会拿出一柄剑赏赐给他们；再者，吴越剑在当时很稀有，遇到他国来访时，吴王也会送出去一柄，所以，才有那么多柄吴王夫差剑。
《庄子·外篇·刻意》有载 :“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可以说即使一国之君，也对吴越宝剑艳羡不已。而《吴越春秋》也有载：“吴王闻子胥怨恨也，乃使人赐属镂之剑”，
这柄吴王夫差剑的发现，对研究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实物帮助。它和世人皆知的“勾践剑”，都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内，是镇馆之宝。不禁让人感叹，千载岁月弹指即过，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何其渺小呢？
老蔡连滚带爬跑回去，扯着嗓子大喊道：“工地上不知怎么冒出一个大洞！”大伙儿顿时来了精神，拿着家伙就赶了过去。老蔡心有余悸地说道：“刚刚我摸到滑滑的东西，大家小心点。”
几个胆子大的工友，对着洞口猛砸，一阵尘土飞扬后，众人愣了一下，纷纷哈哈大笑：“蔡老汉，你胆子也太小了吧，你摸到的是草根！”老蔡被奚落得老脸通红，众人摇了摇头，准备回去干活。
突然，眼尖的老蔡大喊道：“都别走，里面真的有东西！”工友们刚想嘲笑他，只听“扑通”一声，一大块土坷垃掉落，几块砖头印入眼帘，众人蜂拥而上，不多会竟挖出陶器，铁器等碎片。
这时，人群中传来呵斥声：“大家都停下来，这应该是古墓，得赶紧上报给组织！”工友们这才发现，队长不知道啥时候来了，众人讪讪地爬出土坑，站在旁边不敢作声。
工地里怎么会出现古墓？这就要从湖北襄阳说起了。
襄阳自古就是经济和军事要地，是楚文化、汉文化、三国文化的主要发源地，素有“华夏第一城池”、“铁打的襄阳”、“兵家必争之地”之美誉。
此外，襄阳还有“古墓之都”的说法，在这里出土的古墓数不胜数。老蔡是湖北第五新生砖瓦厂的一名职工，当时正在蔡坡西南方取土，谁知能挖出一个古墓来。
砖瓦厂惊现古墓这件事，很快传到县里面，考古专家们连夜赶来，经过一番勘探后，专家们确定，这里确实有座古墓，而且规模还不小。考虑到事关重大，专家们赶紧上报到市里。
经过几番商议，市里决定由湖北省博物馆，襄阳文化单位等组成清理发掘小组，对古墓进行系统性发掘，由于人手不够，经费不足，还召集了100名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一同前往工地。
经过专业的检测，这里竟是一座战国葬墓群，经过几百名工作人员几年的努力，终于清理出11座战国古墓，挖出1112件随葬物品，数量之巨大，种类之繁多，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轰动。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一名考古队员在附近的山岗上竟然发现一个盗洞，我们今天要说的宝贝就在这个古墓里，甚至连郭沫若都为此震惊。
考古时发现盗洞可不是一件好事，为了抢救古墓里的文物，专家们刚放下的心又紧绷起来，这条盗洞长达9米，直通墓室。恐怕墓室里的随葬品，已经凶多吉少。
终于，考古人员进入墓室，顿时眼前一亮，虽然墓室内被翻得乱七八糟，但是仍留下不少随葬品，大家撸起袖子，热火朝天地忙活起来。
这个古墓东西长17米，南北宽14.8米，因为是此地发掘的第12座古墓，所以此墓编号“襄蔡12M”，称之“蔡坡12号墓”。
这座古墓和之前11座不同，墓葬内有一椁两棺，四周用青膏泥填满，结构上分为棺室、头箱、边箱三部分。这里出土了一大批彩绘的陶器、铜鼎、玉器，还发现了大量的兵器，有戈、矛、戟、箭簇和两柄青铜剑。
其中一柄青铜剑被取出时，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虽然已经锈迹斑斑，但隐约看见剑身竟然有铭文，这意味着它的价值非同小可。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这柄剑已经残破不堪，剑在鞘内，剑首残缺，剑柄断成三截，剑锋已经腐蚀，专家们拿着放大镜，念出剑身上的铭文：攻玉攵王夫差，自乍其几用。
这柄剑是“吴王夫差剑”吗？专家们还不能确定。众人商议后，决定请教郭沫若先生来定夺，他是博古通今的专家，由他来鉴定，一定不会错。
考古队把这柄剑的照片和铭文拓片寄给郭沫若，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等到了郭老先生的回信：“‘攻玉攵’即勾吴，古器铭中或作吴之古称。‘其几用’应该是‘其元用’，所以连起来就是，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
但是“吴王夫差剑”怎么会在湖北发现呢？
古时的吴国主要在今天的江苏、安徽两省，湖北是楚国的地盘，郭老先生在信中解释道：“吴王夫差剑出土于襄阳，盖吴灭于越，越又灭于楚故。往年在湖北亦曾出夫差剑一具。”
也就是说越国把吴国灭了之后，这柄剑就到了越国，后来楚国灭越，这柄剑又到了楚国，被分赏给朝中大臣，所以才会在襄阳发现这把吴王夫差剑。
不过令人称奇的是，至今一共出土了9柄“吴王夫差剑”，为何有这么多？
首先剑作为防身利器，吴王肯定有一柄；其次当将士们立下战功，吴王则会拿出一柄剑赏赐给他们；再者，吴越剑在当时很稀有，遇到他国来访时，吴王也会送出去一柄，所以，才有那么多柄吴王夫差剑。
《庄子·外篇·刻意》有载 :“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可以说即使一国之君，也对吴越宝剑艳羡不已。而《吴越春秋》也有载：“吴王闻子胥怨恨也，乃使人赐属镂之剑”，
这柄吴王夫差剑的发现，对研究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实物帮助。它和世人皆知的“勾践剑”，都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内，是镇馆之宝。不禁让人感叹，千载岁月弹指即过，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何其渺小呢？
今天，我们为什么强调“十四年抗战”？#勿忘九一八##为什么要强调十四年抗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三省逐渐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回望历史，警钟长鸣。
围绕这段历史，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彭鹏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每到“九·一八”，我们都会看到许多普通民众自发纪念这一事件，呼吁“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为什么90年前的这场事变至今仍能引发广大民众的共情？
彭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我想，这种在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是至今能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共情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讲好“九·一八”前后的历史，首先要梳理清楚事件的背景。在讲述“九·一八”背景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历史维度是必须要突出强调的？
彭鹏：首先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一战后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内部埋藏了很多隐患。德国对这个条约体系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束缚。日本也对其中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军备限制不满，认为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休战。所以这种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本身具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就是日本国内的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是全世界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日本国内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政府高层的选择。
况且在一战中，日本通过出兵太平洋和中国山东，获得了原来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使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在国内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再次扩张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而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东北。
还有一个维度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东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满洲”。 这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 “满洲”就享有特殊权益，1906年日本以与清政府共同修建铁路为借口，在东北成立了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满铁”为中心，对“满洲”开展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经济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也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早有布局和谋划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对东北就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渗透和经营。这是否也是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东北的重要原因？
彭鹏：刚才提到的“满铁”，成立之后便在东北地区紧锣密度地展开活动，其活动涵盖范围非常广， 是日本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有染指，做了很详细的调查，也扶持了一些日方势力。有了前期的这些铺垫，日本入侵东北的过程便进展得更为顺利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的正规军在抗日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日本能够那么快占领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从1931到1937，这六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彭鹏：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是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在地域上实现了从东北地区抗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更是在人心方面形成凝聚，由此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七七事变后这一方针得到落实。中国各种力量就是在这六年之间逐渐凝聚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也是在这六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无论是从人心方面，还是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方面，1931到1937年的这六年时间都非常重要，应该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当中。
这六年也让我们看出国共之间战略眼光的高低。面对民族大义，中共能够抛弃国共之间的隔阂，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民族使命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中共的战略前瞻性。
此外，“十四年战争”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认为“大东亚战争”也是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武力扩张是开始于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
观察者网：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国际视野，李顿调查团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历史名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
彭鹏：李顿调查团确实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 。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李顿调查团采取的是对日绥靖政策，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并未实际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组织，国际联盟所派出的调查团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在对日制裁方面力量非常薄弱。与之前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宗旨相差甚远，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评价不高的原因。
李顿调查团和当时的国联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实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国际联盟，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具备制裁主权 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二战以后成立联合国时，一定要设安理会和维和部队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瑞士日内瓦一部分有关国际联盟的原始档案资料被带回国，学术界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可以说更广泛深入。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评价也更多元化，比如也有学者认为李顿调查团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中国更为有利， 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较为公正。此外，日本因为对国联调查十分不满，最终退出国际联盟，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并未过分偏袒日本。
我想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和发掘，我们对李顿调查团，甚至说对国际联盟的评价会更加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抗战初期，华北曾有一些势力打着“新民主义”“王道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不抵抗思想。而这些历史故纸堆里的谬论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所坚持。对此，我们该如何与之展开话语斗争？
彭鹏：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有过类似的宣传，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征服“野蛮”，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是想要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让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社会谴责的一种手段。
所谓“先进”征服“落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侵略 、殖民做辩护。现如今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在宣传美化侵略，其实是与尊重国家主权的主流观点为敌，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
观察者网：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东北民众并未放弃抵抗。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外，还有哪些团体、抵抗力量值得今人铭记？
彭鹏：当时，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多力量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因此遭遇了不少挫折。
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在嫩江桥地区有力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这次行动被称为“江桥抗战”。这次战役是东北人民第一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
这场战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忆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彭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日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三省逐渐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回望历史，警钟长鸣。
围绕这段历史，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彭鹏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每到“九·一八”，我们都会看到许多普通民众自发纪念这一事件，呼吁“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为什么90年前的这场事变至今仍能引发广大民众的共情？
彭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我想，这种在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是至今能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共情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讲好“九·一八”前后的历史，首先要梳理清楚事件的背景。在讲述“九·一八”背景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历史维度是必须要突出强调的？
彭鹏：首先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一战后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内部埋藏了很多隐患。德国对这个条约体系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束缚。日本也对其中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军备限制不满，认为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休战。所以这种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本身具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就是日本国内的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是全世界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日本国内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政府高层的选择。
况且在一战中，日本通过出兵太平洋和中国山东，获得了原来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使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在国内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再次扩张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而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东北。
还有一个维度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东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满洲”。 这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 “满洲”就享有特殊权益，1906年日本以与清政府共同修建铁路为借口，在东北成立了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满铁”为中心，对“满洲”开展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经济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也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早有布局和谋划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对东北就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渗透和经营。这是否也是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东北的重要原因？
彭鹏：刚才提到的“满铁”，成立之后便在东北地区紧锣密度地展开活动，其活动涵盖范围非常广， 是日本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有染指，做了很详细的调查，也扶持了一些日方势力。有了前期的这些铺垫，日本入侵东北的过程便进展得更为顺利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的正规军在抗日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日本能够那么快占领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从1931到1937，这六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彭鹏：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是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在地域上实现了从东北地区抗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更是在人心方面形成凝聚，由此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七七事变后这一方针得到落实。中国各种力量就是在这六年之间逐渐凝聚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也是在这六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无论是从人心方面，还是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方面，1931到1937年的这六年时间都非常重要，应该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当中。
这六年也让我们看出国共之间战略眼光的高低。面对民族大义，中共能够抛弃国共之间的隔阂，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民族使命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中共的战略前瞻性。
此外，“十四年战争”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认为“大东亚战争”也是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武力扩张是开始于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
观察者网：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国际视野，李顿调查团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历史名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
彭鹏：李顿调查团确实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 。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李顿调查团采取的是对日绥靖政策，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并未实际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组织，国际联盟所派出的调查团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在对日制裁方面力量非常薄弱。与之前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宗旨相差甚远，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评价不高的原因。
李顿调查团和当时的国联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实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国际联盟，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具备制裁主权 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二战以后成立联合国时，一定要设安理会和维和部队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瑞士日内瓦一部分有关国际联盟的原始档案资料被带回国，学术界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可以说更广泛深入。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评价也更多元化，比如也有学者认为李顿调查团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中国更为有利， 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较为公正。此外，日本因为对国联调查十分不满，最终退出国际联盟，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并未过分偏袒日本。
我想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和发掘，我们对李顿调查团，甚至说对国际联盟的评价会更加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抗战初期，华北曾有一些势力打着“新民主义”“王道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不抵抗思想。而这些历史故纸堆里的谬论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所坚持。对此，我们该如何与之展开话语斗争？
彭鹏：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有过类似的宣传，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征服“野蛮”，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是想要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让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社会谴责的一种手段。
所谓“先进”征服“落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侵略 、殖民做辩护。现如今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在宣传美化侵略，其实是与尊重国家主权的主流观点为敌，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
观察者网：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东北民众并未放弃抵抗。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外，还有哪些团体、抵抗力量值得今人铭记？
彭鹏：当时，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多力量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因此遭遇了不少挫折。
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在嫩江桥地区有力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这次行动被称为“江桥抗战”。这次战役是东北人民第一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
这场战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忆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彭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日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今天，我们为什么强调“十四年抗战”？#勿忘九一八##为什么要强调十四年抗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三省逐渐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回望历史，警钟长鸣。
围绕这段历史，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彭鹏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每到“九·一八”，我们都会看到许多普通民众自发纪念这一事件，呼吁“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为什么90年前的这场事变至今仍能引发广大民众的共情？
彭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我想，这种在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是至今能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共情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讲好“九·一八”前后的历史，首先要梳理清楚事件的背景。在讲述“九·一八”背景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历史维度是必须要突出强调的？
彭鹏：首先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一战后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内部埋藏了很多隐患。德国对这个条约体系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束缚。日本也对其中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军备限制不满，认为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休战。所以这种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本身具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就是日本国内的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是全世界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日本国内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政府高层的选择。
况且在一战中，日本通过出兵太平洋和中国山东，获得了原来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使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在国内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再次扩张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而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东北。
还有一个维度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东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满洲”。 这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 “满洲”就享有特殊权益，1906年日本以与清政府共同修建铁路为借口，在东北成立了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满铁”为中心，对“满洲”开展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经济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也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早有布局和谋划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对东北就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渗透和经营。这是否也是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东北的重要原因？
彭鹏：刚才提到的“满铁”，成立之后便在东北地区紧锣密度地展开活动，其活动涵盖范围非常广， 是日本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有染指，做了很详细的调查，也扶持了一些日方势力。有了前期的这些铺垫，日本入侵东北的过程便进展得更为顺利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的正规军在抗日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日本能够那么快占领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从1931到1937，这六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彭鹏：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是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在地域上实现了从东北地区抗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更是在人心方面形成凝聚，由此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七七事变后这一方针得到落实。中国各种力量就是在这六年之间逐渐凝聚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也是在这六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无论是从人心方面，还是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方面，1931到1937年的这六年时间都非常重要，应该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当中。
这六年也让我们看出国共之间战略眼光的高低。面对民族大义，中共能够抛弃国共之间的隔阂，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民族使命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中共的战略前瞻性。
此外，“十四年战争”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认为“大东亚战争”也是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武力扩张是开始于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
观察者网：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国际视野，李顿调查团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历史名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
彭鹏：李顿调查团确实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 。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李顿调查团采取的是对日绥靖政策，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并未实际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组织，国际联盟所派出的调查团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在对日制裁方面力量非常薄弱。与之前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宗旨相差甚远，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评价不高的原因。
李顿调查团和当时的国联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实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国际联盟，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具备制裁主权 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二战以后成立联合国时，一定要设安理会和维和部队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瑞士日内瓦一部分有关国际联盟的原始档案资料被带回国，学术界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可以说更广泛深入。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评价也更多元化，比如也有学者认为李顿调查团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中国更为有利， 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较为公正。此外，日本因为对国联调查十分不满，最终退出国际联盟，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并未过分偏袒日本。
我想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和发掘，我们对李顿调查团，甚至说对国际联盟的评价会更加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抗战初期，华北曾有一些势力打着“新民主义”“王道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不抵抗思想。而这些历史故纸堆里的谬论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所坚持。对此，我们该如何与之展开话语斗争？
彭鹏：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有过类似的宣传，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征服“野蛮”，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是想要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让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社会谴责的一种手段。
所谓“先进”征服“落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侵略 、殖民做辩护。现如今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在宣传美化侵略，其实是与尊重国家主权的主流观点为敌，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
观察者网：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东北民众并未放弃抵抗。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外，还有哪些团体、抵抗力量值得今人铭记？
彭鹏：当时，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多力量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因此遭遇了不少挫折。
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在嫩江桥地区有力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这次行动被称为“江桥抗战”。这次战役是东北人民第一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
这场战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忆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彭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日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三省逐渐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回望历史，警钟长鸣。
围绕这段历史，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彭鹏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每到“九·一八”，我们都会看到许多普通民众自发纪念这一事件，呼吁“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为什么90年前的这场事变至今仍能引发广大民众的共情？
彭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我想，这种在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是至今能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共情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讲好“九·一八”前后的历史，首先要梳理清楚事件的背景。在讲述“九·一八”背景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历史维度是必须要突出强调的？
彭鹏：首先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一战后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内部埋藏了很多隐患。德国对这个条约体系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束缚。日本也对其中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军备限制不满，认为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休战。所以这种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本身具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就是日本国内的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是全世界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日本国内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政府高层的选择。
况且在一战中，日本通过出兵太平洋和中国山东，获得了原来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使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在国内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再次扩张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而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东北。
还有一个维度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东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满洲”。 这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 “满洲”就享有特殊权益，1906年日本以与清政府共同修建铁路为借口，在东北成立了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满铁”为中心，对“满洲”开展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经济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也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早有布局和谋划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对东北就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渗透和经营。这是否也是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东北的重要原因？
彭鹏：刚才提到的“满铁”，成立之后便在东北地区紧锣密度地展开活动，其活动涵盖范围非常广， 是日本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有染指，做了很详细的调查，也扶持了一些日方势力。有了前期的这些铺垫，日本入侵东北的过程便进展得更为顺利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的正规军在抗日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日本能够那么快占领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从1931到1937，这六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彭鹏：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是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在地域上实现了从东北地区抗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更是在人心方面形成凝聚，由此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七七事变后这一方针得到落实。中国各种力量就是在这六年之间逐渐凝聚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也是在这六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无论是从人心方面，还是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方面，1931到1937年的这六年时间都非常重要，应该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当中。
这六年也让我们看出国共之间战略眼光的高低。面对民族大义，中共能够抛弃国共之间的隔阂，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民族使命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中共的战略前瞻性。
此外，“十四年战争”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认为“大东亚战争”也是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武力扩张是开始于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
观察者网：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国际视野，李顿调查团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历史名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
彭鹏：李顿调查团确实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 。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李顿调查团采取的是对日绥靖政策，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并未实际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组织，国际联盟所派出的调查团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在对日制裁方面力量非常薄弱。与之前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宗旨相差甚远，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评价不高的原因。
李顿调查团和当时的国联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实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国际联盟，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具备制裁主权 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二战以后成立联合国时，一定要设安理会和维和部队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瑞士日内瓦一部分有关国际联盟的原始档案资料被带回国，学术界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可以说更广泛深入。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评价也更多元化，比如也有学者认为李顿调查团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中国更为有利， 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较为公正。此外，日本因为对国联调查十分不满，最终退出国际联盟，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并未过分偏袒日本。
我想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和发掘，我们对李顿调查团，甚至说对国际联盟的评价会更加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抗战初期，华北曾有一些势力打着“新民主义”“王道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不抵抗思想。而这些历史故纸堆里的谬论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所坚持。对此，我们该如何与之展开话语斗争？
彭鹏：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有过类似的宣传，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征服“野蛮”，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是想要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让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社会谴责的一种手段。
所谓“先进”征服“落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侵略 、殖民做辩护。现如今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在宣传美化侵略，其实是与尊重国家主权的主流观点为敌，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
观察者网：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东北民众并未放弃抵抗。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外，还有哪些团体、抵抗力量值得今人铭记？
彭鹏：当时，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多力量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因此遭遇了不少挫折。
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在嫩江桥地区有力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这次行动被称为“江桥抗战”。这次战役是东北人民第一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
这场战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忆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彭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日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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