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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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块土地、绘一份喜悦——风景画家匡科研的艺术观
“风景”成为观察者从“土地”中选出的一部分，如果你把它绘好就可以带走。艺术家取一块土地作为原生素材，通过这块土地进入你视线走进你的生活，也许你会回忆许多，悲欢离合你都会记起。曾经的欢乐时光，或不愿回忆的时光——亲人的逝去，朋友的离别，或许是一场战争，这块土地承载着太多。
《蓝》布面油画 140×150cm 2014年
这篇文章并不意图讨论一部风景艺术的历史，而是提一些探讨我们与风景主题之间的关系。我个人画了这么久的风景还是不想把风景孤立在艺术长河的纯理论研究中，我们由土地进入风景、由风景再进入艺术。要把这块特定的土地提升某些特点，削减和组织一些因素，使观者的眼睛可以延伸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这是经过美学加工的。这个能够被人们携带的纪念品来记录我们的视觉体验。一旦这个概念进程开始，那么土地就成了风景。实际这已经告诉我们风景艺术并不是在自然中发生的，而是艺术家挪用的风景。正如上面所说的样子，那块原始的土地就成了艺术家表现的原始素材。
《海石》布面油画 80×100cm 2018年
当我们用心去消费一副风景画时，我们的专业人士在判断是不是一幅传世经典之作。对于非专业的人来说，在想象着一些与他们相关的东西。可无论怎样我们都隔着一个创造艺术的双手。艺术家和观者更多的是感觉和回忆。回忆一种看的到和没看到的东西，隐喻其中。这时人们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辩证关系。这也证实了贡布里希（E.H.Gombrich）在《艺术与错觉》中所说的“天真纯洁的眼睛只是一个神话”。实际我们每一个看画的人都有一双有故事的后天的眼睛。风景画的观看也如此，需要一双后天的我眼睛，风景总是爱给有经历和有回忆的人看。
《雪山》布面油画 60×80cm 2014年
风景画的户外写生是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把艺术家从室内带到户外。但那时还是常常理解为从画室出发最终再回到画室中创作。这些在画室中产生的最终成品会出现在各个公共画廊和私人住宅的墙上。画廊可以作为更深层意义的景框。从社会意义来说，是处于更宽泛的文化背景中，并且受到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操控。风景艺术品作为日常物质消费的优先地位，受到了艺术市场的影响。这种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艺术家开始把自然材料——岩石、树木、土壤搬入画廊或美术馆的地板上。沃尔特·德·玛利亚（Walter De Maria，生于1935年）的作品《纽约泥土屋》（New York Earth Room）中堆积了250立码的泥土，深度接近两英寸，平铺在超过3600平方英尺的画廊地板上。这就是一种新的材料风景，你能闻到一种野性囚禁的绝望气息。我们的土地被动过了，之前我们只是取一块土地。在一篇“风景”的讽刺的注释中，它被认为是以最赤裸裸的原料形式表现出来的被框定和装箱的土地。这种艺术形式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在许多的大型国内和国际展览中都能看到这一类原始材料的展品，只是他们的名字不叫“风景”，他们赋予作者新的个人概念，通过这些自然的灵性来表达自己的品质。但在这种艺术中确实来自一块土地的移动。最符合的莫过于我们熟悉的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他的一件令人不安的作品的理念，是他在1977年和1978年出版的一系列书籍《边疆的荒原》沙子蔓延到了书页的边缘，一点一点的扩张开来，直到淹没了风景的图像。我认为这么好的风景书籍，是对风景物质化最好的阐述。
《瑞》布面油画 60×80cm 2014年
到此风景的革命并没有停止，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地艺术开始对“风景”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对风景的传统模仿形式发起质疑，艺术和自然被艺术家认为的分离状态施加了压力。艺术又回到了土地，同时风景也回到了土地。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循环，我们从自然中取一块土地到再回到土地中，中间经历了两百多年，这是一场人类思维变化的里程碑。
《叶》布面油画 140×150cm 2016年
我们记录了思想、身体对风景野生环境的抗击，创建了一个一个的幻想乌托邦的风景梦空间。为了让风景画更不像风景画。至今依然保留的绘画形式，更趋于幻想，其中我的好多风景画作品就趋于这种幻想境界，就好像不是单单取了一块土地而是在这块土地的空中，进入这个空间时你就会有许多幻想，因为和我们平时视线能接触到的范围发生了改变。自然就会幻想出你自己想要的风景境界。风景画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具体化，这就是为什么好多画风景画的人更容易走向抽象的原因。我并不否认这一点，我在画画作时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我很快会走入这样的一个境界，许多过于繁琐的形态都会被我归一，以专心的走入这种境界。
《云雨巫山》布面油画 80×100cm 2018年
无论怎样？我们的艺术还是要表达时代性和中国特色性，这也是能让我们非常容易入画的关键因素。每一批的风景画研究都是经过了前一批风景画的沉淀，也许时代不认可，可还是不能停止，我一直认为艺术家更多的需要是勇气和态度。中国的风景画艺术大军在浩浩荡荡的前行着。我们应该作为勇于改造的一支，好好研读风景艺术，把这块土地取好。
《岩》布面油画 60×120cm 2018年
克拉克《自然风景》的概括告诉我们：“除了爱以外。能够得到全人类认同的感情也许就只有从美好景色中感受到快乐了”。
2021年5月3日于开封回京途中
艺术家简介
匡科研
当代艺术家，北京央美时代环境艺术设计公司创始⼈，北京⼤学⽣优秀创业者，中央美术学院在校⽣优秀作品⼀等奖获得者。曾任央美培训中⼼教学主管。获得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美术学院及中国传媒⼤学全国第三的合格证。设计作品多次被政府采纳并得到国家版权中心认可和资金支持。同时擅⻓研发⼉童科技美术智能课，引导孩⼦发散性思维，爱上⽣活，爱上科技。
主要作品有影像《背后的故事》，油画《侵蚀》，壁画《敦煌莫高窟壁画临摹本》，⼯笔⼩写意《⽔浒叶⼦》，版画《丢勒的童话世界》，⻛景画百余张。毕业后⼜对当代实验艺术做了系统的研究。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古典油画，当代艺术史，当代艺术概论，当代装置影像技术等。组织参加过四季艺术节的拍卖活动。三⾥屯艺术市集选拔，国贸艺术品交易的导览员等。
“风景”成为观察者从“土地”中选出的一部分，如果你把它绘好就可以带走。艺术家取一块土地作为原生素材，通过这块土地进入你视线走进你的生活，也许你会回忆许多，悲欢离合你都会记起。曾经的欢乐时光，或不愿回忆的时光——亲人的逝去，朋友的离别，或许是一场战争，这块土地承载着太多。
《蓝》布面油画 140×150cm 2014年
这篇文章并不意图讨论一部风景艺术的历史，而是提一些探讨我们与风景主题之间的关系。我个人画了这么久的风景还是不想把风景孤立在艺术长河的纯理论研究中，我们由土地进入风景、由风景再进入艺术。要把这块特定的土地提升某些特点，削减和组织一些因素，使观者的眼睛可以延伸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这是经过美学加工的。这个能够被人们携带的纪念品来记录我们的视觉体验。一旦这个概念进程开始，那么土地就成了风景。实际这已经告诉我们风景艺术并不是在自然中发生的，而是艺术家挪用的风景。正如上面所说的样子，那块原始的土地就成了艺术家表现的原始素材。
《海石》布面油画 80×100cm 2018年
当我们用心去消费一副风景画时，我们的专业人士在判断是不是一幅传世经典之作。对于非专业的人来说，在想象着一些与他们相关的东西。可无论怎样我们都隔着一个创造艺术的双手。艺术家和观者更多的是感觉和回忆。回忆一种看的到和没看到的东西，隐喻其中。这时人们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辩证关系。这也证实了贡布里希（E.H.Gombrich）在《艺术与错觉》中所说的“天真纯洁的眼睛只是一个神话”。实际我们每一个看画的人都有一双有故事的后天的眼睛。风景画的观看也如此，需要一双后天的我眼睛，风景总是爱给有经历和有回忆的人看。
《雪山》布面油画 60×80cm 2014年
风景画的户外写生是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把艺术家从室内带到户外。但那时还是常常理解为从画室出发最终再回到画室中创作。这些在画室中产生的最终成品会出现在各个公共画廊和私人住宅的墙上。画廊可以作为更深层意义的景框。从社会意义来说，是处于更宽泛的文化背景中，并且受到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操控。风景艺术品作为日常物质消费的优先地位，受到了艺术市场的影响。这种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艺术家开始把自然材料——岩石、树木、土壤搬入画廊或美术馆的地板上。沃尔特·德·玛利亚（Walter De Maria，生于1935年）的作品《纽约泥土屋》（New York Earth Room）中堆积了250立码的泥土，深度接近两英寸，平铺在超过3600平方英尺的画廊地板上。这就是一种新的材料风景，你能闻到一种野性囚禁的绝望气息。我们的土地被动过了，之前我们只是取一块土地。在一篇“风景”的讽刺的注释中，它被认为是以最赤裸裸的原料形式表现出来的被框定和装箱的土地。这种艺术形式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在许多的大型国内和国际展览中都能看到这一类原始材料的展品，只是他们的名字不叫“风景”，他们赋予作者新的个人概念，通过这些自然的灵性来表达自己的品质。但在这种艺术中确实来自一块土地的移动。最符合的莫过于我们熟悉的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他的一件令人不安的作品的理念，是他在1977年和1978年出版的一系列书籍《边疆的荒原》沙子蔓延到了书页的边缘，一点一点的扩张开来，直到淹没了风景的图像。我认为这么好的风景书籍，是对风景物质化最好的阐述。
《瑞》布面油画 60×80cm 2014年
到此风景的革命并没有停止，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地艺术开始对“风景”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对风景的传统模仿形式发起质疑，艺术和自然被艺术家认为的分离状态施加了压力。艺术又回到了土地，同时风景也回到了土地。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循环，我们从自然中取一块土地到再回到土地中，中间经历了两百多年，这是一场人类思维变化的里程碑。
《叶》布面油画 140×150cm 2016年
我们记录了思想、身体对风景野生环境的抗击，创建了一个一个的幻想乌托邦的风景梦空间。为了让风景画更不像风景画。至今依然保留的绘画形式，更趋于幻想，其中我的好多风景画作品就趋于这种幻想境界，就好像不是单单取了一块土地而是在这块土地的空中，进入这个空间时你就会有许多幻想，因为和我们平时视线能接触到的范围发生了改变。自然就会幻想出你自己想要的风景境界。风景画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具体化，这就是为什么好多画风景画的人更容易走向抽象的原因。我并不否认这一点，我在画画作时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我很快会走入这样的一个境界，许多过于繁琐的形态都会被我归一，以专心的走入这种境界。
《云雨巫山》布面油画 80×100cm 2018年
无论怎样？我们的艺术还是要表达时代性和中国特色性，这也是能让我们非常容易入画的关键因素。每一批的风景画研究都是经过了前一批风景画的沉淀，也许时代不认可，可还是不能停止，我一直认为艺术家更多的需要是勇气和态度。中国的风景画艺术大军在浩浩荡荡的前行着。我们应该作为勇于改造的一支，好好研读风景艺术，把这块土地取好。
《岩》布面油画 60×120cm 2018年
克拉克《自然风景》的概括告诉我们：“除了爱以外。能够得到全人类认同的感情也许就只有从美好景色中感受到快乐了”。
2021年5月3日于开封回京途中
艺术家简介
匡科研
当代艺术家，北京央美时代环境艺术设计公司创始⼈，北京⼤学⽣优秀创业者，中央美术学院在校⽣优秀作品⼀等奖获得者。曾任央美培训中⼼教学主管。获得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美术学院及中国传媒⼤学全国第三的合格证。设计作品多次被政府采纳并得到国家版权中心认可和资金支持。同时擅⻓研发⼉童科技美术智能课，引导孩⼦发散性思维，爱上⽣活，爱上科技。
主要作品有影像《背后的故事》，油画《侵蚀》，壁画《敦煌莫高窟壁画临摹本》，⼯笔⼩写意《⽔浒叶⼦》，版画《丢勒的童话世界》，⻛景画百余张。毕业后⼜对当代实验艺术做了系统的研究。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古典油画，当代艺术史，当代艺术概论，当代装置影像技术等。组织参加过四季艺术节的拍卖活动。三⾥屯艺术市集选拔，国贸艺术品交易的导览员等。
人之所以是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我们会讲话和有思想，语言真是一门艺术，从不同人口中讲出来，魅力是不一样的，看《导演请指教》就像在看口水大战，当然，我们也可以运用高级的词汇来形容，称其为“语言鉴赏大会”。
《导演请指教》第一期下中，梁龙导演的作品直接被按下暂停键，节目组的规则是：当场上的票数低于120票时，就要强行停止播放影片。在猝不及防下，场上响起了警告声、亮起了红灯，梁龙导演的作品才播了一半，就被强行停播了，也就是说，在场的观众大部分都看不下去了，究竟影片有多无聊？
梁龙导演此次的作品是《疯狂的外星人》，全片采用了黑白画面，好似一秒回到了还没有彩色电视的年代，演员是潘斌龙，饰演“外星人”，全程没有人声，也没有露全脸。在如今快时代的节奏中，观众们想看的无非就是有共鸣的，且一下就能看懂的，而梁龙导演所拍的作品，是需要观众去猜的，猜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这也就是在场观众不喜欢此作品的原因，他们认为很无聊、看不下去、get不到导演想要表达什么。
然而，鉴影团的评价就和观众们的截然不同，他们很是激动表示道：很喜欢，可惜没有机会看下去。在他们看来，梁龙超乎了他们的预期，本以为他只会搞音乐、玩摇滚，所以对他不抱有太大的期待，可拍出的作品确实是俘获了鉴影团的芳心。
鉴影团有人表示道：当在看不懂的时候，不要急于去否定人家、否定影片，自己要是没看懂、没理解，那一定是哪个部分漏了。还让在场那些否决的观众们去看看影评再出来讲话，但这番话，一下就把在场的观众们给激怒了，直接反问到：“难道导演不是要拍大众都看得懂的吗？要我们去猜他想表达什么，那只能说是太失败了”
现场讨论可谓是激烈，跟准备要打起来似的，在大众观影组看来，梁龙导演的电影毫无可看性，可却被鉴影团夸得不得了，怎么说都有点“故作高深”了，好似看得懂就很厉害似的。
而鉴影团则认为大众观影组是误会他们了，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看得懂就有多高人一等，瞧不起那些看不懂的，在他们看来，都是观众们强加给他们的，他们作为鉴影团，职责就是要告诉观众一部电影有哪些精髓，就像吃一碗汤圆，不是告诉观众哪个口味好吃，哪个不好吃，而是去告诉他们怎么个吃法才能品尝到最好的味道。可这解释大众观影组也不认可，还有人讽刺道“嚼甘蔗别人嚼过一遍，我们再去嚼第二遍，有意思吗？”
作为吃瓜群众，看他们吵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虽然这个局面并不是梁龙想看到的，但确实没办法，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有喜欢的就有不喜欢的，可梁龙这个作品的评论也太两极化了，只能说，大众观影组和鉴影团的出发点不一样，只要是能打动观众的，观众就认为那是好电影，而鉴影团则会从专业的角度，从各个维度去考虑电影有哪些值得看的点。
和梁龙一起PK的就是争议很大的“烂片导演”毕志飞，他在电影界也算是创下记录了，获得豆瓣最低得分2.2，拿下最佳金扫帚奖，还自称拍的很好，毕志飞自来到节目中，就备受关注，大家很好奇这个“烂片导演”有多“烂”，他又会拍出怎样的作品。
其实，人都是会有先入为主的，在还没有接触到一个人或一件事时，就会先对其定义。在先导片中，毕志飞就遭到了各位演员的“避之不及”，大家在得知毕志飞的“成绩”后，都不愿意和他合拍电影，原因只有一个，这是个竞赛节目，谁都不想输。毕志飞此次作品需要的是年轻男演员，可没有人吭声，好笑的是，当镜头给到某些男演员的时候，他们不是低头，就是在祈祷“不要找我，不要找我”，简直是大型尴尬现场，而毕志飞主动邀请牛骏峰也惨遭拒绝。
看到现场男演员都没有意向，毕志飞临时改变自己的选角要求，把男演员改成了女演员，但也没用，现场还是一片鸦雀无声，而温峥嵘只是出于同情他，选择花10分钟去听听他的剧本，她仅仅是觉得毕志飞太“可怜”，想给毕志飞一些鼓励。
最终毕志飞也没有选到演员，根据节目规则，他只能自己想办法找演员，由于时间紧迫，他临时找了两男一女演员，可这三个演员也不是这么好“搞”的，知道毕志飞是“烂片导演”后，没啥好脾气，讨论剧本的时候，毕志飞被他们三轮流否决了，只能卑微说道：我说的又不同意。拍戏时叫三位演员走戏，他们却反驳到没意义，不用走戏，走戏就是在浪费时间，毕志飞只好暂停当天的拍摄，让演员们回去休息了。
可以说，毕志飞的进展根本不顺，但最终还是完成了拍摄任务，然而，这才过了第一坎，到了公映时，比梁龙要幸运一些，影片最终完整播完，而且是得到了大众观影组的喜欢，有些人没有看过他之前的那部烂片电影，所以没有先入为主，认为毕志飞是值得称赞的，毕志飞听了后，眼眶湿润，被温暖到了。
然而，制片人问道他关键性问题时，他回答得越多，就越遭到鉴影团的反感，因为毕志飞对《小城之春》的阐述和鉴影团所了解的不同，于是，就起了很大的争执，两方说的都是观众不理解也没触及到的领域，总之，在鉴影团看来，毕志飞不开口还好，一开口就减分，确实，毕志飞说来说去都显得是弱的一方，后来，李成儒还加入了点评，让这场争论进入到了高潮阶段。
李成儒犀利地点评毕志飞的作品根本就不属于他，他只是临摹得很像，但临摹得再像都不是他的作品，毕志飞想解释时，三番五次遭到李成儒的打断，李成儒压根就没有给他狡辩的机会，他还称毕志飞是读书读傻了，顽固得很，谁的都不听。
毕志飞的作品虽然得到了190多票，但最终也得到制片人的选择，和梁龙一样进入了待定区，作品好坏先不说，单看他们“吵架”就已经很满足了。可以说《导演请指教》是年度最佳撕X之奖，这当之无愧，但在看热闹的同时，我们是否思考到了一件事呢？平常我们说出的话是否对别人造成了伤害呢？我们是否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别人呢？
《导演请指教》第一期下中，梁龙导演的作品直接被按下暂停键，节目组的规则是：当场上的票数低于120票时，就要强行停止播放影片。在猝不及防下，场上响起了警告声、亮起了红灯，梁龙导演的作品才播了一半，就被强行停播了，也就是说，在场的观众大部分都看不下去了，究竟影片有多无聊？
梁龙导演此次的作品是《疯狂的外星人》，全片采用了黑白画面，好似一秒回到了还没有彩色电视的年代，演员是潘斌龙，饰演“外星人”，全程没有人声，也没有露全脸。在如今快时代的节奏中，观众们想看的无非就是有共鸣的，且一下就能看懂的，而梁龙导演所拍的作品，是需要观众去猜的，猜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这也就是在场观众不喜欢此作品的原因，他们认为很无聊、看不下去、get不到导演想要表达什么。
然而，鉴影团的评价就和观众们的截然不同，他们很是激动表示道：很喜欢，可惜没有机会看下去。在他们看来，梁龙超乎了他们的预期，本以为他只会搞音乐、玩摇滚，所以对他不抱有太大的期待，可拍出的作品确实是俘获了鉴影团的芳心。
鉴影团有人表示道：当在看不懂的时候，不要急于去否定人家、否定影片，自己要是没看懂、没理解，那一定是哪个部分漏了。还让在场那些否决的观众们去看看影评再出来讲话，但这番话，一下就把在场的观众们给激怒了，直接反问到：“难道导演不是要拍大众都看得懂的吗？要我们去猜他想表达什么，那只能说是太失败了”
现场讨论可谓是激烈，跟准备要打起来似的，在大众观影组看来，梁龙导演的电影毫无可看性，可却被鉴影团夸得不得了，怎么说都有点“故作高深”了，好似看得懂就很厉害似的。
而鉴影团则认为大众观影组是误会他们了，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看得懂就有多高人一等，瞧不起那些看不懂的，在他们看来，都是观众们强加给他们的，他们作为鉴影团，职责就是要告诉观众一部电影有哪些精髓，就像吃一碗汤圆，不是告诉观众哪个口味好吃，哪个不好吃，而是去告诉他们怎么个吃法才能品尝到最好的味道。可这解释大众观影组也不认可，还有人讽刺道“嚼甘蔗别人嚼过一遍，我们再去嚼第二遍，有意思吗？”
作为吃瓜群众，看他们吵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虽然这个局面并不是梁龙想看到的，但确实没办法，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有喜欢的就有不喜欢的，可梁龙这个作品的评论也太两极化了，只能说，大众观影组和鉴影团的出发点不一样，只要是能打动观众的，观众就认为那是好电影，而鉴影团则会从专业的角度，从各个维度去考虑电影有哪些值得看的点。
和梁龙一起PK的就是争议很大的“烂片导演”毕志飞，他在电影界也算是创下记录了，获得豆瓣最低得分2.2，拿下最佳金扫帚奖，还自称拍的很好，毕志飞自来到节目中，就备受关注，大家很好奇这个“烂片导演”有多“烂”，他又会拍出怎样的作品。
其实，人都是会有先入为主的，在还没有接触到一个人或一件事时，就会先对其定义。在先导片中，毕志飞就遭到了各位演员的“避之不及”，大家在得知毕志飞的“成绩”后，都不愿意和他合拍电影，原因只有一个，这是个竞赛节目，谁都不想输。毕志飞此次作品需要的是年轻男演员，可没有人吭声，好笑的是，当镜头给到某些男演员的时候，他们不是低头，就是在祈祷“不要找我，不要找我”，简直是大型尴尬现场，而毕志飞主动邀请牛骏峰也惨遭拒绝。
看到现场男演员都没有意向，毕志飞临时改变自己的选角要求，把男演员改成了女演员，但也没用，现场还是一片鸦雀无声，而温峥嵘只是出于同情他，选择花10分钟去听听他的剧本，她仅仅是觉得毕志飞太“可怜”，想给毕志飞一些鼓励。
最终毕志飞也没有选到演员，根据节目规则，他只能自己想办法找演员，由于时间紧迫，他临时找了两男一女演员，可这三个演员也不是这么好“搞”的，知道毕志飞是“烂片导演”后，没啥好脾气，讨论剧本的时候，毕志飞被他们三轮流否决了，只能卑微说道：我说的又不同意。拍戏时叫三位演员走戏，他们却反驳到没意义，不用走戏，走戏就是在浪费时间，毕志飞只好暂停当天的拍摄，让演员们回去休息了。
可以说，毕志飞的进展根本不顺，但最终还是完成了拍摄任务，然而，这才过了第一坎，到了公映时，比梁龙要幸运一些，影片最终完整播完，而且是得到了大众观影组的喜欢，有些人没有看过他之前的那部烂片电影，所以没有先入为主，认为毕志飞是值得称赞的，毕志飞听了后，眼眶湿润，被温暖到了。
然而，制片人问道他关键性问题时，他回答得越多，就越遭到鉴影团的反感，因为毕志飞对《小城之春》的阐述和鉴影团所了解的不同，于是，就起了很大的争执，两方说的都是观众不理解也没触及到的领域，总之，在鉴影团看来，毕志飞不开口还好，一开口就减分，确实，毕志飞说来说去都显得是弱的一方，后来，李成儒还加入了点评，让这场争论进入到了高潮阶段。
李成儒犀利地点评毕志飞的作品根本就不属于他，他只是临摹得很像，但临摹得再像都不是他的作品，毕志飞想解释时，三番五次遭到李成儒的打断，李成儒压根就没有给他狡辩的机会，他还称毕志飞是读书读傻了，顽固得很，谁的都不听。
毕志飞的作品虽然得到了190多票，但最终也得到制片人的选择，和梁龙一样进入了待定区，作品好坏先不说，单看他们“吵架”就已经很满足了。可以说《导演请指教》是年度最佳撕X之奖，这当之无愧，但在看热闹的同时，我们是否思考到了一件事呢？平常我们说出的话是否对别人造成了伤害呢？我们是否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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