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余秀华婚变-人间不值得
余秀华分手了，场面有点难看。我看微博她说被打了上百个耳光。涉及到家暴，我没有关注过这个人，只记得他写过一句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好在现在自媒体发达了，我看到余秀华的直播，才发现她是一个披头散发、口齿不清的残疾人。居然号称脑瘫诗人。他在直播间被男方挖苦喝醉了尿裤子，这点最后的尊严都没了。
她还是湖北的人，那地方的人正常人找个对象都不容易，何况四十六岁的残疾人。她长得一般甚至可以说丑，人又老，还渴望爱情。在某国你如果不是二代的话，爱情是绝对的奢侈品。跨年龄的爱情或婚姻更是需要重金堆积的。毕竟年轻的肉体三千一宿啊！余秀华在她和杨储策短暂婚姻里说“我只是希望我还在的时候，他能多搞点钱，他的日子还长啊！这也许说不上是爱，但是也只能如此。”
有个叫叶三的评价：这样的余秀华，说‘人间值得’，我听到的时候是有些惭愧的。
这突然让我想起了2022年最火的美国电影，《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我看是讲富婆与小鲜肉的爱恨情仇的故事，网上则介绍是关于爱、欲和满足的电影。如果一个人，爱的时候高调示爱，分的时候勇敢接受伤痛，也算是快意恩仇，我相信以余秀华的阅历和她的出身和外貌，她也伤得起，正常人既然知道是一场钱，肉，爱的交易，那就不要轻易走向婚姻的殿堂。谈恋爱，其实是需要积累经验，掌握技巧的，我们正常人都很难驾驭，何况一个成名的残疾人。
余秀华分手了，场面有点难看。我看微博她说被打了上百个耳光。涉及到家暴，我没有关注过这个人，只记得他写过一句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好在现在自媒体发达了，我看到余秀华的直播，才发现她是一个披头散发、口齿不清的残疾人。居然号称脑瘫诗人。他在直播间被男方挖苦喝醉了尿裤子，这点最后的尊严都没了。
她还是湖北的人，那地方的人正常人找个对象都不容易，何况四十六岁的残疾人。她长得一般甚至可以说丑，人又老，还渴望爱情。在某国你如果不是二代的话，爱情是绝对的奢侈品。跨年龄的爱情或婚姻更是需要重金堆积的。毕竟年轻的肉体三千一宿啊！余秀华在她和杨储策短暂婚姻里说“我只是希望我还在的时候，他能多搞点钱，他的日子还长啊！这也许说不上是爱，但是也只能如此。”
有个叫叶三的评价：这样的余秀华，说‘人间值得’，我听到的时候是有些惭愧的。
这突然让我想起了2022年最火的美国电影，《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我看是讲富婆与小鲜肉的爱恨情仇的故事，网上则介绍是关于爱、欲和满足的电影。如果一个人，爱的时候高调示爱，分的时候勇敢接受伤痛，也算是快意恩仇，我相信以余秀华的阅历和她的出身和外貌，她也伤得起，正常人既然知道是一场钱，肉，爱的交易，那就不要轻易走向婚姻的殿堂。谈恋爱，其实是需要积累经验，掌握技巧的，我们正常人都很难驾驭，何况一个成名的残疾人。
何新逻辑学研究：“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图片
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图片
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的藩篱与跨越】产教融合是新时代背景下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有机衔接的高等教育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命题。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来说，深化产教融合是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和改革举措。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出台一系列政策，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提供了政策支持。
哪些因素影响了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进程？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目前多是“点对点”合作，尚未形成系统化深入合作局面，产教融合中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影响了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的真正建立。
一是资源依赖和管理体制。高校产教融合受教育和产业运行机制、产权等宏观层面制约，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则受高校内部学科逻辑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科层制管理体制的制约。因为，管理体制机制直接影响了学校的土地、教学空间、师资队伍、企业的生产实践场景和企业导师的参与，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产教融合实践的具体实现。另外，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教融合的具体实施。产教融合需要对高校原有培养方案进行改造，需要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化的全新设计。
二是实施主体行为逻辑差异。高校以育人为其发展策略和根本目标，教育教学改革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即便是有现成的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可以直接效仿，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毕业生也要几年时间。“生存为主”是大多数企业的惯性思维，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将更多地关注可见的、短期的效益或利润，而忽视中长期的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投入，很难将其自身发展愿景置于产业的价值链、产业发展战略，乃至国家战略的高度。
三是高校供给能力有待提升。依托高校的高层次平台、创新性技术、人力资本和社会服务资源，获得产品创新、技术改造、劳动力供给等利益是企业核心诉求。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构建这两类“软能力”上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技术创新和人才供给上更好地满足企业的期待。高校不能只停留在为企业提供基本劳动力资源输入，还要能够提供真正契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和创新型人才。当然，高素质技能和创新型人才的成长是无止境的，高校的培养要为这些人才的成长提供坚实的基础。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怎样才能实现创新、可持续发展？
应用型高校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聚焦学生高质量就业，通过数字化全方位赋能，以内部治理和外部协同双机制改革为突破口，构筑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生态体系。
一是形成多元利益融合的开放式运行模式。高校要改变原有按学科逻辑规划的院系组织和科层制管理体系，按照专业集群和应用逻辑成立适应多元开放、内部资源共享的教学科研创新综合体，实施以科教中心为基本单元的产教一体化大部制改革。办学重心下移，构建科教中心责权利统一的赋权体系。科教中心自主配置各类资源，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设置和调整专业，自主与产业、企业开展深度沟通，寻找利益耦合点，开展多样化合作，从而成为有效撬动学校相关专业集群创新要素集聚的杠杆，提升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有效性。
二是重构“B-P-A”产教融合课程体系。用工程化思维构建“Basic-Practical-Applied”（基础—实践—应用）课程新体系。大学一、二年级主要聚焦学生“基本能力”养成，设置基础性课程；大学三年级为基于项目化教学的实践性课程；大学四年级是应用阶段，教师要带领学生直接进入企业生产一线，既可以获取工作报酬，也可以接受职业应用性评价。高校要依托大数据平台明确岗位职责与岗位任务，将抽象的能力具象化为真实的实践项目和任务，组成课程内容。学生通过参与项目解决问题，对岗位任务从原有的“见过”“做过”，实现“做成”“做好”。
三是建立“平台—教师—项目”三要素联动机制。要支持科教中心整合实验室、科研和人才资源为企业搭建技术平台，企业带真实项目，获得学校研发支持，项目转化为项目化教学或应用性课程资源；出台政策支持教师双聘双酬，实施导师制，教师在企业任职并作为导师带学生参与实践；学生参与真实场景中的项目、岗位实践等，提升应用能力；依托数字化平台，伴随式收集学生成长数据，成长档案与导师制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得到个性化指导；教师指导和学生实践转化为企业人力资源，企业增效，师生共同成长。
四是建设“聚焦专业，链接产业，多校多企，互联共生”新型联盟。要突破原有单一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局限，设计区域产业集群与专业集群集成创新的融合机制，围绕区域某一产业与区域专业集群共建突出专业性和交互性的新型联盟。新型联盟定位为区域内专业和产业集成创新平台，突破原有一个或几个项目的局限，真正降低资源获取的交易成本，同时促进协同创新效应，让区域专业链与产业链形成联动的支撑机制。建设专业化、数字化、全链条的数字化平台，在高校、学生和产业用人单位之间架起一座多向沟通的桥梁，有效促进供需链接的自适应，有效降低校企合作的交易成本，有效提升资源的转化成效，进一步推动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向实里走，向深处走，开创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五是构筑数字化转型赋能的可持续发展新生态。高校要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校内通过数字化平台一体化建设，促进学校“教”的资源高度集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以专业或专业集群为单位组建跨学校团队，支持开展深度市场调研，建设产业—行业—企业分类标准数据库、产业链人才需求标准数据库、专业人才质量标准数据库三大数据库，开展专业人才社会需求匹配度分析，为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产教融合创新联盟高校、企业、学生等多主体资源、需求、反馈等信息的互联互通，通过融入区域产教融合生态为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拓展了新的迭代性资源。
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应用型本科高校要以产教融合为核心，从科学理论的视角深刻认识产教融合政策，找到新发展机遇，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提高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与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的适配度。应用型本科高校唯有主动作为，从顶层设计上破藩篱，用数字化转型辟蹊径，用体制变革、课程重构、价值彰显、技术赋能等，建成共荣共生、集成转化的产教融合新生态。这将真正成为高等教育未来变革的内生动力，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作者：杨保成 系黄河科技学院副校长，本文系河南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2017SJGLX128]成果）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和改革举措。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出台一系列政策，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提供了政策支持。
哪些因素影响了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进程？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目前多是“点对点”合作，尚未形成系统化深入合作局面，产教融合中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影响了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的真正建立。
一是资源依赖和管理体制。高校产教融合受教育和产业运行机制、产权等宏观层面制约，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则受高校内部学科逻辑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科层制管理体制的制约。因为，管理体制机制直接影响了学校的土地、教学空间、师资队伍、企业的生产实践场景和企业导师的参与，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产教融合实践的具体实现。另外，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教融合的具体实施。产教融合需要对高校原有培养方案进行改造，需要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化的全新设计。
二是实施主体行为逻辑差异。高校以育人为其发展策略和根本目标，教育教学改革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即便是有现成的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可以直接效仿，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毕业生也要几年时间。“生存为主”是大多数企业的惯性思维，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将更多地关注可见的、短期的效益或利润，而忽视中长期的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投入，很难将其自身发展愿景置于产业的价值链、产业发展战略，乃至国家战略的高度。
三是高校供给能力有待提升。依托高校的高层次平台、创新性技术、人力资本和社会服务资源，获得产品创新、技术改造、劳动力供给等利益是企业核心诉求。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构建这两类“软能力”上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技术创新和人才供给上更好地满足企业的期待。高校不能只停留在为企业提供基本劳动力资源输入，还要能够提供真正契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和创新型人才。当然，高素质技能和创新型人才的成长是无止境的，高校的培养要为这些人才的成长提供坚实的基础。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怎样才能实现创新、可持续发展？
应用型高校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聚焦学生高质量就业，通过数字化全方位赋能，以内部治理和外部协同双机制改革为突破口，构筑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生态体系。
一是形成多元利益融合的开放式运行模式。高校要改变原有按学科逻辑规划的院系组织和科层制管理体系，按照专业集群和应用逻辑成立适应多元开放、内部资源共享的教学科研创新综合体，实施以科教中心为基本单元的产教一体化大部制改革。办学重心下移，构建科教中心责权利统一的赋权体系。科教中心自主配置各类资源，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设置和调整专业，自主与产业、企业开展深度沟通，寻找利益耦合点，开展多样化合作，从而成为有效撬动学校相关专业集群创新要素集聚的杠杆，提升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有效性。
二是重构“B-P-A”产教融合课程体系。用工程化思维构建“Basic-Practical-Applied”（基础—实践—应用）课程新体系。大学一、二年级主要聚焦学生“基本能力”养成，设置基础性课程；大学三年级为基于项目化教学的实践性课程；大学四年级是应用阶段，教师要带领学生直接进入企业生产一线，既可以获取工作报酬，也可以接受职业应用性评价。高校要依托大数据平台明确岗位职责与岗位任务，将抽象的能力具象化为真实的实践项目和任务，组成课程内容。学生通过参与项目解决问题，对岗位任务从原有的“见过”“做过”，实现“做成”“做好”。
三是建立“平台—教师—项目”三要素联动机制。要支持科教中心整合实验室、科研和人才资源为企业搭建技术平台，企业带真实项目，获得学校研发支持，项目转化为项目化教学或应用性课程资源；出台政策支持教师双聘双酬，实施导师制，教师在企业任职并作为导师带学生参与实践；学生参与真实场景中的项目、岗位实践等，提升应用能力；依托数字化平台，伴随式收集学生成长数据，成长档案与导师制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得到个性化指导；教师指导和学生实践转化为企业人力资源，企业增效，师生共同成长。
四是建设“聚焦专业，链接产业，多校多企，互联共生”新型联盟。要突破原有单一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局限，设计区域产业集群与专业集群集成创新的融合机制，围绕区域某一产业与区域专业集群共建突出专业性和交互性的新型联盟。新型联盟定位为区域内专业和产业集成创新平台，突破原有一个或几个项目的局限，真正降低资源获取的交易成本，同时促进协同创新效应，让区域专业链与产业链形成联动的支撑机制。建设专业化、数字化、全链条的数字化平台，在高校、学生和产业用人单位之间架起一座多向沟通的桥梁，有效促进供需链接的自适应，有效降低校企合作的交易成本，有效提升资源的转化成效，进一步推动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向实里走，向深处走，开创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五是构筑数字化转型赋能的可持续发展新生态。高校要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校内通过数字化平台一体化建设，促进学校“教”的资源高度集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以专业或专业集群为单位组建跨学校团队，支持开展深度市场调研，建设产业—行业—企业分类标准数据库、产业链人才需求标准数据库、专业人才质量标准数据库三大数据库，开展专业人才社会需求匹配度分析，为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产教融合创新联盟高校、企业、学生等多主体资源、需求、反馈等信息的互联互通，通过融入区域产教融合生态为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拓展了新的迭代性资源。
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应用型本科高校要以产教融合为核心，从科学理论的视角深刻认识产教融合政策，找到新发展机遇，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提高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与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的适配度。应用型本科高校唯有主动作为，从顶层设计上破藩篱，用数字化转型辟蹊径，用体制变革、课程重构、价值彰显、技术赋能等，建成共荣共生、集成转化的产教融合新生态。这将真正成为高等教育未来变革的内生动力，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作者：杨保成 系黄河科技学院副校长，本文系河南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2017SJGLX128]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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