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河南春晚# ，我们为什么请“顶流”
河南卫视，不负众望！
虎年临近，河南春晚用近两小时的时长为观众上演了一出“虎虎生风中国潮”，唐小妹、洛神、金刚等“出圈”IP齐聚，AI、实景交互等科技元素叠现，相声、小品、创意表演菜色俱全。
热搜第一，理所当然。
在万众期待下，导演一台春晚需要顾虑哪些问题？这次晚会为何请来流量明星助阵？国风国潮不断涌现，又是否担心观众审美疲劳？
围绕2022河南春晚和“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幕后制作，“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执行策划程万里、徐娜，以及“2022河南春晚”总导演陈雷，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问：河南卫视自去年的《唐宫夜宴》起，“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火爆出圈。今年春晚再执导筒，压力大吗？
陈雷：再执导春晚，压力非常大。过去一年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把大家对春晚的期待值推到了一个最高点，所以我们会害怕不管怎么做，都满足不了大家对这节目的期待。
问：跟去年春晚相比，今年春晚的导演思路有什么不一样？
陈雷：如果说过去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更偏重于把我们古时民族文化中的亮点、焦点放大，那么今年的春晚，我们更希望回归当下，去探寻今天所有人的心理诉求，特别是在春节这个对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今天的人，他们内心的诉求是什么。所以，这次的节目虽立足传统文化，但紧密地贴合时代，更聚焦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同时，今年的春晚也在探索以往“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没有尝试过的一些表达方式，甚至在节目创作的时候，更加模糊了节目的类型化，更大胆地去尝试不同文化领域间的融合。
比如节目里出现的黄河泥娃，不是用过去的陶器或什么文物，而是对当代泥塑进行活化，用当代的视角解读当代的泥塑，借此传达大众千百年来不变的对童年、对过往的怀旧感。可以说，在今年的春晚中，我们更注重共情，而且是普世的共情。
或者说，对于这次春晚节目安排，我们有三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怎么突破春晚的形式化。传统春晚是一定要有主持人的。其实有主持人也挺好，能够很好地调动起承转合、渲染气氛、拉近距离，一些访谈也可以补充很多内容；但为了满足大家对独具一格的风格的期待，我们需要另辟蹊径，放弃主持人这个设计后，我们要开辟出新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第二个诉求是，如何把我们在过去一年中孵化出的众多IP形象，比如唐小妹、金刚、洛神等，用到这场晚会来。这其实是在探索如何把文化内容与文创开发更好地有机结合，探索内容输出如何更好地商业化。
第三个诉求，则源于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灵感。在现在的生活中，AI已成为我们无形的朋友，不过这是这几年才出现的科技产物，而人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文明，若有一天它们突然间“人性化”，比如反问人类“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过春节？春节为什么要回家？”，一定会产生很多有意思的事。因此我们想用这种他者视角去探寻现实世界中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物关系以及不同的心理诉求。
问：按网友的说法，之前河南卫视的团队不用流量明星，但仍能把自己做成顶流；这次春晚有不少流量明星乃至顶流加盟，为何会有这种改变？
陈雷：我们不敢称顶流；而大家对文化的热爱，对传统文化节目的热衷与推崇，也让我们惊讶地意识到，文化在这个时代竟然能够这么骤然地成为顶流。
至于我们这次为什么会请流量明星，其实这次我们请到的嘉宾也好、明星也罢，都是与我们的节目内容紧密结合的，希望能和观众产生共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河南籍的王一博、刘昊然用他们真诚的话语向观众传递出黄河儿女、中原子弟的心声。这其实是一种“共创”。
此外，我们不单单是电视文艺工作者，我们还有一个身份叫“传媒人”或称“媒体人”，传播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换言之，做出好的内容是一方面，把好的内容传播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看到，让观众能感受到慰藉、欢乐、鼓舞、温暖、振奋、感动，甚至相信美好，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最有意义的事，这是利于他人，而不是利于我们导演自己。
所以我们真诚地邀请这些流量明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希望他们既是我们晚会的参与者，也是晚会的共创者，还是晚会的传播者，大家合力把更多好的内容传播给更好的人。我们不是用舞台去成就某一个人，内容为王，内容永远是最重要的。
·“中国节日”系列策划与制作
问：在晚会准备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如何克服这些问题？
徐娜：作为节目的创作团队，肯定会面临资金少、人手少、时间少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我们今年春晚的创作过程里其实都不算最根本的问题，从前期创作到落地拍摄，遇到的最大障碍还是疫情的干扰。此外，春晚节目如何超越我们以往的作品，或者说满足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期待，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点。
问：“中国节日”系列节目都是以国风国潮为主，是否会担心观众审美疲劳？
程万里：在创作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避免观众对我们的节目出现审美疲劳。怎么避免？只能通过创新。所以我们在创新之路上脚步一直不停歇，不断在节目内容、节目架构、审美表达和科技包装上下功夫，希望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惊艳。比如这次春晚，所有的节目都是原创，在技术上我们也在尝试跨界融合。
问：若总结经验，在你们看来，面对新媒体环境，河南卫视通过哪些手段赢得了年轻观众？
程万里：在这个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文化自信根植在我们心中，我们的创作团队实际是顺应了时代发展，才创作出观众喜爱的节目。
至于方法，我们全媒体策划中心的导演团队都是围绕如何对传统文化创新性表达下工夫、做文章，从东方美学的视听审美入题，搭好讲好中国故事的框架，向观众和世界传达中国人传承文化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几点就是我们创作的密码，也是我们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喜爱中国文化的原因。
问：到目前为止，“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经营形势怎么样？赚钱了吗？
程万里：从目前来看，“中国节日”系列的经营形势还是很好的，广告的整体营收实现了翻倍。但是，虽说资金比以前充裕了，我们的体量也变大了，所以我们也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到创作中。
比起把现成的节目拿过来演一遍，节目创新特别花钱，今天我们春晚每个节目都是原创，所以整体花费较多。不过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坚持原创，要把“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品质做好，所以目前暂不考虑从这平台上赚多少钱。
问：地方春晚未来的空白和机会在哪里？
程万里：地方春晚未来的机会，我觉得还是要找出自各自创新的源动力。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营销策划中心就是因为有了改革——我们推出了工作室制，全台创作部门重新整合，各工作室提交方案竞聘上岗，多劳多得——创作的生命力才得以激发。我觉得不管哪个团队或哪个地方卫视，都需要用这种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来激发自己的源动力。
河南卫视，不负众望！
虎年临近，河南春晚用近两小时的时长为观众上演了一出“虎虎生风中国潮”，唐小妹、洛神、金刚等“出圈”IP齐聚，AI、实景交互等科技元素叠现，相声、小品、创意表演菜色俱全。
热搜第一，理所当然。
在万众期待下，导演一台春晚需要顾虑哪些问题？这次晚会为何请来流量明星助阵？国风国潮不断涌现，又是否担心观众审美疲劳？
围绕2022河南春晚和“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幕后制作，“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执行策划程万里、徐娜，以及“2022河南春晚”总导演陈雷，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问：河南卫视自去年的《唐宫夜宴》起，“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火爆出圈。今年春晚再执导筒，压力大吗？
陈雷：再执导春晚，压力非常大。过去一年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把大家对春晚的期待值推到了一个最高点，所以我们会害怕不管怎么做，都满足不了大家对这节目的期待。
问：跟去年春晚相比，今年春晚的导演思路有什么不一样？
陈雷：如果说过去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更偏重于把我们古时民族文化中的亮点、焦点放大，那么今年的春晚，我们更希望回归当下，去探寻今天所有人的心理诉求，特别是在春节这个对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今天的人，他们内心的诉求是什么。所以，这次的节目虽立足传统文化，但紧密地贴合时代，更聚焦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同时，今年的春晚也在探索以往“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没有尝试过的一些表达方式，甚至在节目创作的时候，更加模糊了节目的类型化，更大胆地去尝试不同文化领域间的融合。
比如节目里出现的黄河泥娃，不是用过去的陶器或什么文物，而是对当代泥塑进行活化，用当代的视角解读当代的泥塑，借此传达大众千百年来不变的对童年、对过往的怀旧感。可以说，在今年的春晚中，我们更注重共情，而且是普世的共情。
或者说，对于这次春晚节目安排，我们有三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怎么突破春晚的形式化。传统春晚是一定要有主持人的。其实有主持人也挺好，能够很好地调动起承转合、渲染气氛、拉近距离，一些访谈也可以补充很多内容；但为了满足大家对独具一格的风格的期待，我们需要另辟蹊径，放弃主持人这个设计后，我们要开辟出新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第二个诉求是，如何把我们在过去一年中孵化出的众多IP形象，比如唐小妹、金刚、洛神等，用到这场晚会来。这其实是在探索如何把文化内容与文创开发更好地有机结合，探索内容输出如何更好地商业化。
第三个诉求，则源于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灵感。在现在的生活中，AI已成为我们无形的朋友，不过这是这几年才出现的科技产物，而人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文明，若有一天它们突然间“人性化”，比如反问人类“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过春节？春节为什么要回家？”，一定会产生很多有意思的事。因此我们想用这种他者视角去探寻现实世界中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物关系以及不同的心理诉求。
问：按网友的说法，之前河南卫视的团队不用流量明星，但仍能把自己做成顶流；这次春晚有不少流量明星乃至顶流加盟，为何会有这种改变？
陈雷：我们不敢称顶流；而大家对文化的热爱，对传统文化节目的热衷与推崇，也让我们惊讶地意识到，文化在这个时代竟然能够这么骤然地成为顶流。
至于我们这次为什么会请流量明星，其实这次我们请到的嘉宾也好、明星也罢，都是与我们的节目内容紧密结合的，希望能和观众产生共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河南籍的王一博、刘昊然用他们真诚的话语向观众传递出黄河儿女、中原子弟的心声。这其实是一种“共创”。
此外，我们不单单是电视文艺工作者，我们还有一个身份叫“传媒人”或称“媒体人”，传播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换言之，做出好的内容是一方面，把好的内容传播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看到，让观众能感受到慰藉、欢乐、鼓舞、温暖、振奋、感动，甚至相信美好，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最有意义的事，这是利于他人，而不是利于我们导演自己。
所以我们真诚地邀请这些流量明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希望他们既是我们晚会的参与者，也是晚会的共创者，还是晚会的传播者，大家合力把更多好的内容传播给更好的人。我们不是用舞台去成就某一个人，内容为王，内容永远是最重要的。
·“中国节日”系列策划与制作
问：在晚会准备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如何克服这些问题？
徐娜：作为节目的创作团队，肯定会面临资金少、人手少、时间少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我们今年春晚的创作过程里其实都不算最根本的问题，从前期创作到落地拍摄，遇到的最大障碍还是疫情的干扰。此外，春晚节目如何超越我们以往的作品，或者说满足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期待，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点。
问：“中国节日”系列节目都是以国风国潮为主，是否会担心观众审美疲劳？
程万里：在创作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避免观众对我们的节目出现审美疲劳。怎么避免？只能通过创新。所以我们在创新之路上脚步一直不停歇，不断在节目内容、节目架构、审美表达和科技包装上下功夫，希望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惊艳。比如这次春晚，所有的节目都是原创，在技术上我们也在尝试跨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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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万里：在这个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文化自信根植在我们心中，我们的创作团队实际是顺应了时代发展，才创作出观众喜爱的节目。
至于方法，我们全媒体策划中心的导演团队都是围绕如何对传统文化创新性表达下工夫、做文章，从东方美学的视听审美入题，搭好讲好中国故事的框架，向观众和世界传达中国人传承文化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几点就是我们创作的密码，也是我们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喜爱中国文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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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万里：地方春晚未来的机会，我觉得还是要找出自各自创新的源动力。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营销策划中心就是因为有了改革——我们推出了工作室制，全台创作部门重新整合，各工作室提交方案竞聘上岗，多劳多得——创作的生命力才得以激发。我觉得不管哪个团队或哪个地方卫视，都需要用这种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来激发自己的源动力。
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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