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速览】区块链成十省市新基建规划”新担当”，数据确权”最亮眼”
基建并非新词汇。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今年以来，中央以更高频次、更大力度强调新基建的重要性，各省市积极布局，行业加速跟进，一时间“新基建”成为热搜词。4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新闻发布会上将区块链正式纳入新基建范围。
自4月20日新基建概念清晰界定后，据不完全梳理统计，在15个省市地方政府发布的新基建相关规划政策中，有10个省市重点提及区块链技术及规划。各地政策目标不一，整体较为务实，数据确权方面更是备受关注，已有多地规划区块链落地应用数量、类型、投入等相关指标。
对此现象，火链科技CEO、火链研究院院长袁煜明表示：从各省市新基建规划来看，数字确权方面最为亮眼。首先，数字确权作为未来通往价值互联网的基础，具有广泛的正向外部性，这一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有赖于政府的公共投资；其次，数据确权过程涉及多领域协同，从立法层面、机制设计层面、交易流通环节都需要大量专业性机构的参与，政府主导这一过程能够更加有效的协调各方资源，加快相应的建设进程；再者，目前产业区块链发展尚处于行业发展的早期，政府主导下的数据确权过程能够有效提振市场信心，同时激发市场创造活力。
深圳加快数据立法 探索建立数据确权等机制
目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网络正在使得数据共享更为便捷，但是却不能实现数据的确权以及数据价值的记录和流转，所以基于互联网系统的相关数据无法成为资产。
而数据要成为数字资产，最重要的是对数据进行确权。
传统的确权手段采用提交权属证明和专家评审的模式，但是缺乏技术可信度，且存在潜在的篡改等不可控因素。数据资产能够被确权，需要建立数据估值模型，为数据定价，方便安全的交易流转，区块链则成了实现数据资产化最好的技术载体。
对此，各地新基建规划中区块链的发展目标差异明显，数据作为新基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的确权问题，正在备受重视。
在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2020—2025年）》中对于数据确权方面表述较为具体，强调将加快数据立法。意见指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加快数据立法，探索建立数据确权、交易、流通等机制；完善政务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创造条件促进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资源开放；提升数据资源价值，搭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据资源交易平台，推进数据要素资源深度开发利用；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加强对政务数据、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数据的保护。
“区块链技术适合为数据确权，这是数据共享和数据保护的基础，可以进一步推动数据要素市场的建立”。国际新经济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郑磊解释道：“数据要素是重要生产要素之一，是数字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数据使用和权利之间如何平衡，并建立数据交易市场，才能充分发挥数据的生产力作用。从深圳市相关文件来看，其探索数据要素核算，数据共享和权利保护，并建立数据要素交易市场，意义重大。”
同时，除深圳之外，北京市新基建相关规划提出探索数据流通的安全可信度。《北京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中表示，探索运用区块链技术提升行业数据交易、监管安全以及融合应用效果。结合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开展电子商务、电子交易以及跨境数字贸易的区块链应用，提高各类交易和数据流通的安全可信度。强调编制完善公共数据目录，统一数据接入规范标准，完善目录区块链的运行和审核机制，推进多层级政务数据、社会数据的共享开放。
零壹智库区块链分析师孙宇林坦言：区块链在数字资产交易中解决的最重要问题就是资产映射问题，或者说是资产数字化问题。区块链在数字资产交易领域的应用将逐渐从最初的发币融资再找资产映射的流程转变为先锚定资产再确权交易的流程。
另外，四川省在新基建相关文件中重点提及了数字版权。《四川省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中指出，将推动区块链在政务服务、金融服务、物流仓储、数字版权、农产品溯源等领域创新应用，打造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区块链试点平台、“蜀信链”等区块链基础设施，建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知识产权融资服务平台，探索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总结道：数字资产的自身特性决定其定价交易方式与实物资产以及证券资产交易的巨大差异，而区块链有助于在数字资产归属确权、数字资产价值评价以及数字资产流通全链条监控方面带来大量价值，使得数字资产交易的摩擦成本大幅度降低，也使得数字资产交易从不可能成为可能。
聚焦区块链应用落地 多地明确相关指标
此外，多地明确规划了区块链应用各项指标，整体较为务实。
在应用数量上，福建省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通知》中表示，有序部署建设区块链平台。在智能合约、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不动产、智慧城市等领域培育100个以上区块链典型应用；云南省在《云南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2020-2022年）》中指出，建设区块链技术云平台，全面建成云南省区块链基础服务平台，打造50个区块链应用。
在应用类型上，四川省将加快推进区块链隐私保护、跨链控制、网络安全等核心技术攻关、集成创新和融合应用。其在《四川省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中提出，将推动区块链在政务服务、金融服务、物流仓储、数字版权、农产品溯源等领域创新应用，打造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区块链试点平台、“蜀信链”等区块链基础设施等。
在应用投入上，重庆市《新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中对探索应用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相关规划指出，建立专业领域存证保全、电子取证、数字签名、密码管理等信息安全服务平台。规划实施7个项目，投资额约9亿元。
对于目前区块链技术在全国的发展前景，孙宇林指出：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大企业在区块链这一技术领域加速布局，中小企业则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在地区发展上，已经明显形成了北京、杭州和深圳三地引领区块链产业发展的格局，其中北京市拥有比较好的区块链融资环境，杭州市聚集了一批区块链技术相对成熟的技术企业，深圳则拥有新技术应用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
内容来源：证券日报；文章略有删改
基建并非新词汇。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今年以来，中央以更高频次、更大力度强调新基建的重要性，各省市积极布局，行业加速跟进，一时间“新基建”成为热搜词。4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新闻发布会上将区块链正式纳入新基建范围。
自4月20日新基建概念清晰界定后，据不完全梳理统计，在15个省市地方政府发布的新基建相关规划政策中，有10个省市重点提及区块链技术及规划。各地政策目标不一，整体较为务实，数据确权方面更是备受关注，已有多地规划区块链落地应用数量、类型、投入等相关指标。
对此现象，火链科技CEO、火链研究院院长袁煜明表示：从各省市新基建规划来看，数字确权方面最为亮眼。首先，数字确权作为未来通往价值互联网的基础，具有广泛的正向外部性，这一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有赖于政府的公共投资；其次，数据确权过程涉及多领域协同，从立法层面、机制设计层面、交易流通环节都需要大量专业性机构的参与，政府主导这一过程能够更加有效的协调各方资源，加快相应的建设进程；再者，目前产业区块链发展尚处于行业发展的早期，政府主导下的数据确权过程能够有效提振市场信心，同时激发市场创造活力。
深圳加快数据立法 探索建立数据确权等机制
目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网络正在使得数据共享更为便捷，但是却不能实现数据的确权以及数据价值的记录和流转，所以基于互联网系统的相关数据无法成为资产。
而数据要成为数字资产，最重要的是对数据进行确权。
传统的确权手段采用提交权属证明和专家评审的模式，但是缺乏技术可信度，且存在潜在的篡改等不可控因素。数据资产能够被确权，需要建立数据估值模型，为数据定价，方便安全的交易流转，区块链则成了实现数据资产化最好的技术载体。
对此，各地新基建规划中区块链的发展目标差异明显，数据作为新基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的确权问题，正在备受重视。
在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2020—2025年）》中对于数据确权方面表述较为具体，强调将加快数据立法。意见指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加快数据立法，探索建立数据确权、交易、流通等机制；完善政务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创造条件促进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资源开放；提升数据资源价值，搭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据资源交易平台，推进数据要素资源深度开发利用；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加强对政务数据、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数据的保护。
“区块链技术适合为数据确权，这是数据共享和数据保护的基础，可以进一步推动数据要素市场的建立”。国际新经济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郑磊解释道：“数据要素是重要生产要素之一，是数字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数据使用和权利之间如何平衡，并建立数据交易市场，才能充分发挥数据的生产力作用。从深圳市相关文件来看，其探索数据要素核算，数据共享和权利保护，并建立数据要素交易市场，意义重大。”
同时，除深圳之外，北京市新基建相关规划提出探索数据流通的安全可信度。《北京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中表示，探索运用区块链技术提升行业数据交易、监管安全以及融合应用效果。结合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开展电子商务、电子交易以及跨境数字贸易的区块链应用，提高各类交易和数据流通的安全可信度。强调编制完善公共数据目录，统一数据接入规范标准，完善目录区块链的运行和审核机制，推进多层级政务数据、社会数据的共享开放。
零壹智库区块链分析师孙宇林坦言：区块链在数字资产交易中解决的最重要问题就是资产映射问题，或者说是资产数字化问题。区块链在数字资产交易领域的应用将逐渐从最初的发币融资再找资产映射的流程转变为先锚定资产再确权交易的流程。
另外，四川省在新基建相关文件中重点提及了数字版权。《四川省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中指出，将推动区块链在政务服务、金融服务、物流仓储、数字版权、农产品溯源等领域创新应用，打造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区块链试点平台、“蜀信链”等区块链基础设施，建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知识产权融资服务平台，探索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总结道：数字资产的自身特性决定其定价交易方式与实物资产以及证券资产交易的巨大差异，而区块链有助于在数字资产归属确权、数字资产价值评价以及数字资产流通全链条监控方面带来大量价值，使得数字资产交易的摩擦成本大幅度降低，也使得数字资产交易从不可能成为可能。
聚焦区块链应用落地 多地明确相关指标
此外，多地明确规划了区块链应用各项指标，整体较为务实。
在应用数量上，福建省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通知》中表示，有序部署建设区块链平台。在智能合约、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不动产、智慧城市等领域培育100个以上区块链典型应用；云南省在《云南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2020-2022年）》中指出，建设区块链技术云平台，全面建成云南省区块链基础服务平台，打造50个区块链应用。
在应用类型上，四川省将加快推进区块链隐私保护、跨链控制、网络安全等核心技术攻关、集成创新和融合应用。其在《四川省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中提出，将推动区块链在政务服务、金融服务、物流仓储、数字版权、农产品溯源等领域创新应用，打造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区块链试点平台、“蜀信链”等区块链基础设施等。
在应用投入上，重庆市《新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中对探索应用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相关规划指出，建立专业领域存证保全、电子取证、数字签名、密码管理等信息安全服务平台。规划实施7个项目，投资额约9亿元。
对于目前区块链技术在全国的发展前景，孙宇林指出：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大企业在区块链这一技术领域加速布局，中小企业则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在地区发展上，已经明显形成了北京、杭州和深圳三地引领区块链产业发展的格局，其中北京市拥有比较好的区块链融资环境，杭州市聚集了一批区块链技术相对成熟的技术企业，深圳则拥有新技术应用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
内容来源：证券日报；文章略有删改
【避重就轻、投石问路、丢卒保车，识破假投案真面目！】“自己在经历留置之后才深刻感受到，心存侥幸对抗组织调查，都是徒劳的。唯有坦白交代问题，才是正确选择。”近日，江西省抚州市纪委监委组织市管领导干部传阅《忏悔录汇编》，被查处的该市生态环境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长明的一段忏悔令大家尤为警醒。
不久前，江西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抚州市生态环境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长明，原党委委员、副局长丁文二人被“双开”。通报指出邓长明“对抗组织审查，转移、隐匿涉案财物”，同时丁文也存在“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公开信息显示，此二人在去年11月曾主动投案，其中邓长明还是“携款投案”。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地主动投案人数逐渐增多，但在实际审查调查中，纪检监察机关发现，个别投案的干部为了避免惩罚，避重就轻，用简单违纪事实代替违法犯罪事实，或仅供述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这些借“主动投案”之名，行对抗审查调查之实的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欲盖弥彰，最终难逃纪法严惩。
迫于压力假投案 企图避重就轻
2019年11月14日，抚州市纪委监委将江西盾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涉嫌污染环境问题线索及相关证据移送至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11月15日，临川分局对该案立案侦查并先后将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邹样清和股东杨友龙抓获归案。随后，市纪委监委专案组人员提审询问邹样清时，邹样清交代了邓长明和丁文在处理盾牌公司长年填埋的1470吨危险废物上给予关照，分别收受其70万元的问题。杨友龙同样也交代了邓长明、丁文收受贿赂的问题。
邓长明在得知邹样清、杨友龙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被抚州市纪委监委派人进行询问后，担心其受贿行为败露。心中不安的邓长明，一边四处打听邹样清、杨友龙是否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交代其受贿行为，一边于11月17日晚将一个装满180万元现金的旅行箱和两个各装了50万元现金的蛇皮袋分别送往其妻舅处和妹妹处藏匿。随后还电话联系其他行贿人，将合计90万元的受贿款退还给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
在此期间，邓长明多次找丁文密谋如何对抗组织调查，要丁文将邹样清送的140万元贿金全部担下来，并承诺会想办法将丁文“捞”出来。但丁文感觉案情重大，担心会受到严惩而予以拒绝，并表示其将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https://t.cn/A6baM5bB ，丁文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邓长明在得知丁文投案后，心理防线被冲垮，于9时10分左右向专案组人员发短信表示要来投案，并在10时左右携带60万元赃款向抚州市纪委监委投案。
正如邓长明后来在忏悔材料中写的，他之所以选择主动投案是因为“纸终究包不住火”。但心存侥幸的他只供述了其收受邹样清70万元的问题，声称自己带来的现金就是邹样清当时送来的，并表示只收过这一次钱，对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只字不提。
然而，邓长明显然打错了算盘。专案组充分运用邓长明、丁文两人同一天到案的条件，广泛收集市生态环境局（原环保局）存档资料，调取有关企业资料，并通过邓长明的其他信息掌握了邓长明更多违纪违法证据。在证据面前，邓长明不得不交代了其对抗组织审查、转移赃款的行为，其“避重就轻”的幻想最终破灭。
欺瞒组织 认小否大终自误
梳理相关案例发现，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假投案真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主要有三种情形：避重就轻型、投石问路型和丢卒保车型。
邓长明案例就属于避重就轻型。这种抱有侥幸心理的人主动向组织交代自己较小较轻的那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而将性质较重、数量较大的违法犯罪事实隐藏起来，以期让办案机关认为其态度诚恳，继而止步调查。
邓长明案不是孤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也有一名派出所所长避重就轻隐瞒案情。阿布力海提·玉努斯在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央塔克乡派出所所长、教导员和巴扎结米乡派出所所长期间，充当辖区内赌场老板的“保护伞”，收受财物61万余元。但他在“投案”时，交代问题避重就轻，仅坦白收受财物12.24万元。阿布力海提因此受到免职处理，由派出所所长降为普通民警。受到撤职处分后，阿布力海提以为已经蒙混过关。但该县纪委监委在对其问题线索开展“回头看”时，发现其涉嫌隐瞒违纪事实换取从轻处理后，开展了初步核实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5月10日，阿布力海提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投石问路型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假投案行为。当得知纪委监委在对自己展开调查时，特别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行贿人、共同受贿人或知情人被监委留置后，对于上述人员是否会供出自己的犯罪事实心中没底，故而采取主动投案的形式，在投案后只向组织交代自己一小部分违纪违法事实，从办案人员问话的态度、口气和内容中来试探是否掌握了自己违法犯罪事实。
比如，江西省抚州市园林绿化局（风景名胜管理局）副调研员徐大国在得知与他有关联的行贿嫌疑人被该市纪委监委留置后，预感可能要出事的他找到市纪委监委办案组主动交代曾收受过3万元咨询费，而对其受贿200万元的事实则闭口不谈。
邓长明、阿布力海提、徐大国等人投案的真实目的并非是认罪悔罪，而是抱着打探案情、探听虚实的心态，进行“摸底探路”，从而想“大事化小”，他们压根就没有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意愿，交代小问题隐瞒大问题，企图蒙混过关。如此“投案”，不仅失去了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机会，还要受到纪法的严惩。
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一起案例属于丢卒保车型。其主要表现为：让“卒子”去主动承揽责任，好让真正的违纪违法人员逃脱惩罚。
4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委政法委原常务副书记潘卫国酒后超速驾车致使4人死亡。为掩盖其酒后驾车违法行为，潘卫国指使同车朋友闫某华“顶包”认罪。4月16日，敖汉旗公安局对潘卫国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执行逮捕。5月13日，潘卫国被“双开”。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以及对抗组织审查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政治纪律行为。“假投案、真对抗”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对党不忠诚，是欺骗组织、对抗组织。
中央民族大学诉讼法学副教授李扬认为，通常而言，被调查人在选择主动投案时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分别是“真诚悔罪”“避重就轻”和“以退为进”，其中后两种心态都是通过主动投案的方式来制造自己悔罪的假象，从而将整个调查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假投案行为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纪律意识淡薄，也是侥幸心理作祟。”温州大学瓯江学院讲师卢锦泉表示。
精准识别 对假投案者严肃处理
9月23日，甘肃兰州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平凉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黄继宗受贿案。黄继宗的“双开”通报指出，其藐视党纪国法，工于心计，迫于形势搞假投案刺探虚实，交代问题避重就轻，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企图蒙混过关。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对抗组织审查，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遇到对抗组织审查怎么办？重庆市铜梁区纪委监委从审查调查对象的知、情、意、行等心理实际出发，摒弃单纯说教，抓住审查调查对象的心理特点，找准谈之有效的话题，如让审查调查对象重读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工作日记等，动其“初心”治其“歪心”，让其在思想上接受一场深刻的洗礼。
四川省都江堰市纪委监委重视外围“证据链”，违纪违法事实的认定以客观证据为依据，审查调查对象的口供仅供参考，办案人员把握有关案情和证据材料力求全面细致，制定周密的外围调查方案，围绕主线、紧盯主角，在外围调查取证中抓住要点，灵活应对各种新形式的违纪、犯罪行为，从而获取有效证据。
江苏省灌云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分析，投案不等于自首，对于问题干部交代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善用“火眼金睛”，辨明投案者是真心悔过还是“转移视线”，交代问题是全部违纪事实还是“丢卒保车”对抗组织调查，对于假投案者，在查清事实后，要予以严肃处理。
浙江省武义县纪委监委对符合主动投案条件的被调查人，根据法定程序向检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针对主动投案工作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该县纪委监委建立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主动投案工作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预案，细化工作流程、内容、要求以及责任界限。
江西省抚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针对实际工作中主动投案存在的问题，形成了多种有效应对经验。一是充分利用对象能主动投案并能交代部分违法犯罪事实的现象，因势利导，就投案自首的法定含义，真投案与假投案的不同处理，做细致工作，迫使其认清形势，主动交代。二是对“投石问路”“试探深浅”的，在条件不成熟或证据尚未收集到位时，不惊动对象，让其以为办案人员信以为真，在一定程度上麻痹对方，争取收集证据所需的时间和空间。三是当面揭穿，充分利用前来投案的机会，揭穿其目的就是为了避重就轻，逃避责任。该市还制定了处置主动投案问题的试行办法，明确了直接到办案点、巡察组投案或来电、来信提出主动投案等情形下的报告、审批、安全措施，使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部门密切配合，快速移交处置，确保安全高效。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的一贯方针，现实中，极少数干部把组织的关爱苦心当成避罪漏洞，企图以假投案转移视线、蒙混过关，或以小遮大、瞒天过海。”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研究员王希鹏说，这些伎俩看似聪明，实则愚蠢，这些人的如意算盘最终必会落空。链接: https://t.cn/A6baM5qq
不久前，江西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抚州市生态环境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长明，原党委委员、副局长丁文二人被“双开”。通报指出邓长明“对抗组织审查，转移、隐匿涉案财物”，同时丁文也存在“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公开信息显示，此二人在去年11月曾主动投案，其中邓长明还是“携款投案”。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地主动投案人数逐渐增多，但在实际审查调查中，纪检监察机关发现，个别投案的干部为了避免惩罚，避重就轻，用简单违纪事实代替违法犯罪事实，或仅供述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这些借“主动投案”之名，行对抗审查调查之实的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欲盖弥彰，最终难逃纪法严惩。
迫于压力假投案 企图避重就轻
2019年11月14日，抚州市纪委监委将江西盾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涉嫌污染环境问题线索及相关证据移送至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11月15日，临川分局对该案立案侦查并先后将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邹样清和股东杨友龙抓获归案。随后，市纪委监委专案组人员提审询问邹样清时，邹样清交代了邓长明和丁文在处理盾牌公司长年填埋的1470吨危险废物上给予关照，分别收受其70万元的问题。杨友龙同样也交代了邓长明、丁文收受贿赂的问题。
邓长明在得知邹样清、杨友龙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被抚州市纪委监委派人进行询问后，担心其受贿行为败露。心中不安的邓长明，一边四处打听邹样清、杨友龙是否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交代其受贿行为，一边于11月17日晚将一个装满180万元现金的旅行箱和两个各装了50万元现金的蛇皮袋分别送往其妻舅处和妹妹处藏匿。随后还电话联系其他行贿人，将合计90万元的受贿款退还给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
在此期间，邓长明多次找丁文密谋如何对抗组织调查，要丁文将邹样清送的140万元贿金全部担下来，并承诺会想办法将丁文“捞”出来。但丁文感觉案情重大，担心会受到严惩而予以拒绝，并表示其将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https://t.cn/A6baM5bB ，丁文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邓长明在得知丁文投案后，心理防线被冲垮，于9时10分左右向专案组人员发短信表示要来投案，并在10时左右携带60万元赃款向抚州市纪委监委投案。
正如邓长明后来在忏悔材料中写的，他之所以选择主动投案是因为“纸终究包不住火”。但心存侥幸的他只供述了其收受邹样清70万元的问题，声称自己带来的现金就是邹样清当时送来的，并表示只收过这一次钱，对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只字不提。
然而，邓长明显然打错了算盘。专案组充分运用邓长明、丁文两人同一天到案的条件，广泛收集市生态环境局（原环保局）存档资料，调取有关企业资料，并通过邓长明的其他信息掌握了邓长明更多违纪违法证据。在证据面前，邓长明不得不交代了其对抗组织审查、转移赃款的行为，其“避重就轻”的幻想最终破灭。
欺瞒组织 认小否大终自误
梳理相关案例发现，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假投案真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主要有三种情形：避重就轻型、投石问路型和丢卒保车型。
邓长明案例就属于避重就轻型。这种抱有侥幸心理的人主动向组织交代自己较小较轻的那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而将性质较重、数量较大的违法犯罪事实隐藏起来，以期让办案机关认为其态度诚恳，继而止步调查。
邓长明案不是孤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也有一名派出所所长避重就轻隐瞒案情。阿布力海提·玉努斯在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央塔克乡派出所所长、教导员和巴扎结米乡派出所所长期间，充当辖区内赌场老板的“保护伞”，收受财物61万余元。但他在“投案”时，交代问题避重就轻，仅坦白收受财物12.24万元。阿布力海提因此受到免职处理，由派出所所长降为普通民警。受到撤职处分后，阿布力海提以为已经蒙混过关。但该县纪委监委在对其问题线索开展“回头看”时，发现其涉嫌隐瞒违纪事实换取从轻处理后，开展了初步核实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5月10日，阿布力海提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投石问路型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假投案行为。当得知纪委监委在对自己展开调查时，特别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行贿人、共同受贿人或知情人被监委留置后，对于上述人员是否会供出自己的犯罪事实心中没底，故而采取主动投案的形式，在投案后只向组织交代自己一小部分违纪违法事实，从办案人员问话的态度、口气和内容中来试探是否掌握了自己违法犯罪事实。
比如，江西省抚州市园林绿化局（风景名胜管理局）副调研员徐大国在得知与他有关联的行贿嫌疑人被该市纪委监委留置后，预感可能要出事的他找到市纪委监委办案组主动交代曾收受过3万元咨询费，而对其受贿200万元的事实则闭口不谈。
邓长明、阿布力海提、徐大国等人投案的真实目的并非是认罪悔罪，而是抱着打探案情、探听虚实的心态，进行“摸底探路”，从而想“大事化小”，他们压根就没有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意愿，交代小问题隐瞒大问题，企图蒙混过关。如此“投案”，不仅失去了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机会，还要受到纪法的严惩。
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一起案例属于丢卒保车型。其主要表现为：让“卒子”去主动承揽责任，好让真正的违纪违法人员逃脱惩罚。
4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委政法委原常务副书记潘卫国酒后超速驾车致使4人死亡。为掩盖其酒后驾车违法行为，潘卫国指使同车朋友闫某华“顶包”认罪。4月16日，敖汉旗公安局对潘卫国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执行逮捕。5月13日，潘卫国被“双开”。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以及对抗组织审查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政治纪律行为。“假投案、真对抗”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对党不忠诚，是欺骗组织、对抗组织。
中央民族大学诉讼法学副教授李扬认为，通常而言，被调查人在选择主动投案时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分别是“真诚悔罪”“避重就轻”和“以退为进”，其中后两种心态都是通过主动投案的方式来制造自己悔罪的假象，从而将整个调查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假投案行为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纪律意识淡薄，也是侥幸心理作祟。”温州大学瓯江学院讲师卢锦泉表示。
精准识别 对假投案者严肃处理
9月23日，甘肃兰州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平凉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黄继宗受贿案。黄继宗的“双开”通报指出，其藐视党纪国法，工于心计，迫于形势搞假投案刺探虚实，交代问题避重就轻，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企图蒙混过关。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对抗组织审查，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遇到对抗组织审查怎么办？重庆市铜梁区纪委监委从审查调查对象的知、情、意、行等心理实际出发，摒弃单纯说教，抓住审查调查对象的心理特点，找准谈之有效的话题，如让审查调查对象重读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工作日记等，动其“初心”治其“歪心”，让其在思想上接受一场深刻的洗礼。
四川省都江堰市纪委监委重视外围“证据链”，违纪违法事实的认定以客观证据为依据，审查调查对象的口供仅供参考，办案人员把握有关案情和证据材料力求全面细致，制定周密的外围调查方案，围绕主线、紧盯主角，在外围调查取证中抓住要点，灵活应对各种新形式的违纪、犯罪行为，从而获取有效证据。
江苏省灌云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分析，投案不等于自首，对于问题干部交代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善用“火眼金睛”，辨明投案者是真心悔过还是“转移视线”，交代问题是全部违纪事实还是“丢卒保车”对抗组织调查，对于假投案者，在查清事实后，要予以严肃处理。
浙江省武义县纪委监委对符合主动投案条件的被调查人，根据法定程序向检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针对主动投案工作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该县纪委监委建立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主动投案工作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预案，细化工作流程、内容、要求以及责任界限。
江西省抚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针对实际工作中主动投案存在的问题，形成了多种有效应对经验。一是充分利用对象能主动投案并能交代部分违法犯罪事实的现象，因势利导，就投案自首的法定含义，真投案与假投案的不同处理，做细致工作，迫使其认清形势，主动交代。二是对“投石问路”“试探深浅”的，在条件不成熟或证据尚未收集到位时，不惊动对象，让其以为办案人员信以为真，在一定程度上麻痹对方，争取收集证据所需的时间和空间。三是当面揭穿，充分利用前来投案的机会，揭穿其目的就是为了避重就轻，逃避责任。该市还制定了处置主动投案问题的试行办法，明确了直接到办案点、巡察组投案或来电、来信提出主动投案等情形下的报告、审批、安全措施，使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部门密切配合，快速移交处置，确保安全高效。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的一贯方针，现实中，极少数干部把组织的关爱苦心当成避罪漏洞，企图以假投案转移视线、蒙混过关，或以小遮大、瞒天过海。”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研究员王希鹏说，这些伎俩看似聪明，实则愚蠢，这些人的如意算盘最终必会落空。链接: https://t.cn/A6baM5qq
#中国女排# 里约夺冠是全队的功劳，但女排国手所获奖金却各不相同，朱婷奖励仍在增加
里约夺冠后女排国手的奖金主要由这几部分组成，国家奖励、地方省市奖励、企业奖励，个人奖励，其中后三个奖励完全按照各地实际情况而定，没有固定数额。
体育总局奖励每名女排国手50万，港澳奖励每人120万，国家队赞助商送来300万，郎平好友邱季端先生个人奖励500万，郎平个人奖励全队200万，至此每名国手大概能得到246万奖金。
各个地方对奥运冠军的奖励不同，江苏常州市政府奖励惠若琪、张常宁、龚翔宇三人每人100万，重庆市奖励袁心玥100万，其他国手的奖励大约在50万到100万之间。
郑州一家房地产企业奖励给朱婷一栋415平的大别墅，价值360万。4年之后，这栋房子现在价值500万左右，并且还在升值，这也意味着朱婷的夺冠奖金还在增加。
女排的冠军和金牌是实打实硬碰硬，经历鏖战、决战一场一场打出来的，国手们在夺冠后受到奖励是应该的，她们值得。不论多少钱、多少车、多大的房子都有价格，而女排对国人的激励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
况且女排国手得到的这些奖励真不多，前国足主帅里皮年薪2000万欧元，换算成人民币每天40万。[微笑]
里约夺冠后女排国手的奖金主要由这几部分组成，国家奖励、地方省市奖励、企业奖励，个人奖励，其中后三个奖励完全按照各地实际情况而定，没有固定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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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的冠军和金牌是实打实硬碰硬，经历鏖战、决战一场一场打出来的，国手们在夺冠后受到奖励是应该的，她们值得。不论多少钱、多少车、多大的房子都有价格，而女排对国人的激励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
况且女排国手得到的这些奖励真不多，前国足主帅里皮年薪2000万欧元，换算成人民币每天40万。[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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