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谁爱给别人读书的老毛病又犯了，在我书房门口读故事，我倒是也乐意听，我老乡盗跖的故事，出自《》庄子，篇章，就是那个《》时运赋，盗跖年幼不是善良之辈那个盗跖，应该叫柳下跖，他有个有名气的大哥，柳下季就是那个坐怀不乱柳下惠，原名展货，我老家隔壁村的，倒是蛮有意思兄弟俩
庄子•杂篇•盗跖
孔⼦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盗跖。盗跖从卒九千⼈，横⾏天下，侵暴诸侯。⽳室枢户，驱⼈⽜马，取⼈妇⼥。贪得忘亲，不顾⽗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国守城，⼩国⼊保，万民苦之。孔⼦谓柳下季⽈：“夫为⼈⽗者，必能诏其⼦；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不能诏其⼦，兄不能教其弟，则⽆贵⽗⼦兄弟之亲矣。今先⽣，世之才⼠也，弟为盗跖，为天下害，⽽弗能教也，丘窃为先⽣羞之。丘请为先⽣往说之。”柳下季⽈：“先⽣⾔为⼈⽗者必能诏其⼦，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不听⽗之诏，弟不受兄之教，虽今先⽣之辩，将奈之何哉?且跖之为⼈也，⼼如涌泉，意如飘风，强⾜以距敌，辩⾜以饰⾮。顺其⼼则喜，逆其⼼则怒，易辱⼈以⾔。先⽣必⽆往。”
孔⼦不听，颜回为驭，⼦贡为右，往见盗跖。
盗跖乃⽅休卒徒⼤⼭之阳，脍⼈肝⽽⼞(左“饣”右“甫”⾳bu 3)之。孔⼦下车⽽前，见谒者⽈：“鲁⼈孔丘，闻将军⾼义，敬再拜谒者。”谒者⼊通。盗跖闻之⼤怒，⽬如明星，发上指冠，⽈：“ 此夫鲁国之巧伪⼈孔丘⾮邪?为我告之：尔作⾔造语，妄称⽂、武，冠枝⽊之冠，带死⽜之胁，多辞缪说，不耕⽽⾷，不织⽽⾐，摇唇⿎⾆，擅⽣是⾮，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不反其本，妄作孝弟，⽽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之罪⼤极重，疾⾛归!不然，我将以⼦肝益昼⼞(左“饣”右“甫”)之膳。”
孔⼦复通⽈：“丘得幸于季，愿望履幕下。”谒者复通。盗跖⽈：使来前!”孔⼦趋⽽进，避席反⾛，再拜盗跖。盗跖⼤怒，两展其⾜，案剑⼞(左“⽬”右“真”)⽬，声如乳虎，⽈：“丘来前!若所⾔顺吾意则⽣，逆吾⼼则死。”
孔⼦⽈：“丘闻之，凡天下有三德：⽣⽽长⼤，美好⽆双，少长贵贱见⽽皆说之，此上德也；知维天地，能辩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有此⼀德者，⾜以南⾯称孤矣。今将军兼此三者，⾝长⼋尺⼆⼨，⾯⽬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中黄钟，⽽名⽈盗跖，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将军有意听⾂，⾂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城数百⾥，⽴数⼗万户之⾢，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此圣⼈才⼠之⾏，⽽天下之愿也。”
盗跖⼤怒⽈：“丘来前!夫可规以利⽽可谏以⾔者，皆愚陋恒民之谓⽿。今长⼤美好，⼈见⽽悦之者，此吾⽗母之遗德也，丘虽不吾誉，吾独不⾃知邪?
且吾闻之，好⾯誉⼈者，亦好背⽽毁之。今丘告我以⼤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者，莫⼤乎天下矣。
尧、舜有天下，⼦孙⽆置锥之地；汤、武⽴为天⼦，⽽后世绝灭。⾮以其利⼤故邪?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上，故命之⽈‘有巢⽒之民’。古者民不知⾐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知⽣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与麋⿅共处，耕⽽⾷，织⽽⾐，⽆有相害之⼼。此⾄德之隆也。
然⽽黄帝不能致德，与蚩由战于涿⿅之野，流⾎百⾥。尧、舜作，⽴群⾂，汤放其主，武王杀纣。⾃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之徒也。今⼦修⽂、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浅带，矫⾔伪⾏，以迷惑天下之主，⽽欲求富贵焉。盗莫⼤于⼦，天下何故不谓⼦为盗丘，⽽乃谓我为盗跖?⼦以⽢辞说⼦路⽽使从之。使⼦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受教于⼦。天下皆⽈∶‘孔丘能⽌暴禁⾮。’，其卒之也，⼦路欲杀卫君⽽事不成，⾝菹于卫东门之上，是⼦教之不⾄也。⼦⾃谓才⼠圣⼈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于天下。⼦教⼦路菹。此患，上⽆以为⾝，下⽆以为⼈。⼦之道岂⾜贵邪?
世之所⾼，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战于涿⿅之野，流⾎百⾥。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王拘⼞(“美”字以“久”代“⼤”⾳you3)⾥。此六⼦者，世之所⾼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强反其情性，其⾏乃甚可羞也。
世之所谓贤⼠：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之君，⽽饿死于⾸阳之⼭，⾻⾁不葬。鲍焦饰⾏⾮世，抱⽊⽽死。申徒狄谏⽽不听，负⽯⾃投于河，为鱼鳖所⾷。介⼦推⾄忠也，⾃割其股以⾷⽂公。⽂公后背之，⼦推怒⽽去，抱⽊⽽燔死。尾⽣与⼥⼦期于梁下，⼥⼦不来，⽔⾄不去，抱梁柱⽽死。此六⼦者，⽆异于磔⽝流⾗、操瓢⽽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
世之所谓忠⾂者，莫若王⼦⽐⼲、伍⼦胥。⼦胥沉江，⽐⼲剖⼼。此⼆⼦者，世谓忠⾂也，然卒为天下笑。⾃上观之，⾄于⼦胥、⽐⼲，皆不⾜贵也。
丘之所以说我者，若告我以⿁事，则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事者，不过此矣，皆吾所闻知也。今吾告⼦以⼈之情：⽬欲视⾊，⽿欲听声，⼝欲察味，志⽓欲盈。⼈上寿百岁，中寿⼋⼗，下寿六⼗，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笑者，⼀⽉之中不过四五⽇⽽已矣。天与地⽆穷，⼈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托于⽆穷之间，忽然⽆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通道者也。丘之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归，⽆复⾔之!⼦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可以全真也，奚⾜论哉!”
孔⼦再拜趋⾛，出门上车，执辔三失，⽬芒然⽆见，⾊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
归到鲁东门外，适遇柳下季。柳下季⽈：“今者阙然，数⽇不见，车马有⾏⾊，得微往见跖邪?”孔⼦仰天⽽叹⽈：“然!”柳下季⽈：“跖得⽆逆汝意若前乎?”孔⼦⽈：“然。丘所谓⽆病⽽⾃灸也。疾⾛料虎头，编虎须，⼏不免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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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杂篇•盗跖
孔⼦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盗跖。盗跖从卒九千⼈，横⾏天下，侵暴诸侯。⽳室枢户，驱⼈⽜马，取⼈妇⼥。贪得忘亲，不顾⽗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国守城，⼩国⼊保，万民苦之。孔⼦谓柳下季⽈：“夫为⼈⽗者，必能诏其⼦；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不能诏其⼦，兄不能教其弟，则⽆贵⽗⼦兄弟之亲矣。今先⽣，世之才⼠也，弟为盗跖，为天下害，⽽弗能教也，丘窃为先⽣羞之。丘请为先⽣往说之。”柳下季⽈：“先⽣⾔为⼈⽗者必能诏其⼦，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不听⽗之诏，弟不受兄之教，虽今先⽣之辩，将奈之何哉?且跖之为⼈也，⼼如涌泉，意如飘风，强⾜以距敌，辩⾜以饰⾮。顺其⼼则喜，逆其⼼则怒，易辱⼈以⾔。先⽣必⽆往。”
孔⼦不听，颜回为驭，⼦贡为右，往见盗跖。
盗跖乃⽅休卒徒⼤⼭之阳，脍⼈肝⽽⼞(左“饣”右“甫”⾳bu 3)之。孔⼦下车⽽前，见谒者⽈：“鲁⼈孔丘，闻将军⾼义，敬再拜谒者。”谒者⼊通。盗跖闻之⼤怒，⽬如明星，发上指冠，⽈：“ 此夫鲁国之巧伪⼈孔丘⾮邪?为我告之：尔作⾔造语，妄称⽂、武，冠枝⽊之冠，带死⽜之胁，多辞缪说，不耕⽽⾷，不织⽽⾐，摇唇⿎⾆，擅⽣是⾮，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不反其本，妄作孝弟，⽽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之罪⼤极重，疾⾛归!不然，我将以⼦肝益昼⼞(左“饣”右“甫”)之膳。”
孔⼦复通⽈：“丘得幸于季，愿望履幕下。”谒者复通。盗跖⽈：使来前!”孔⼦趋⽽进，避席反⾛，再拜盗跖。盗跖⼤怒，两展其⾜，案剑⼞(左“⽬”右“真”)⽬，声如乳虎，⽈：“丘来前!若所⾔顺吾意则⽣，逆吾⼼则死。”
孔⼦⽈：“丘闻之，凡天下有三德：⽣⽽长⼤，美好⽆双，少长贵贱见⽽皆说之，此上德也；知维天地，能辩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有此⼀德者，⾜以南⾯称孤矣。今将军兼此三者，⾝长⼋尺⼆⼨，⾯⽬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中黄钟，⽽名⽈盗跖，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将军有意听⾂，⾂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城数百⾥，⽴数⼗万户之⾢，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此圣⼈才⼠之⾏，⽽天下之愿也。”
盗跖⼤怒⽈：“丘来前!夫可规以利⽽可谏以⾔者，皆愚陋恒民之谓⽿。今长⼤美好，⼈见⽽悦之者，此吾⽗母之遗德也，丘虽不吾誉，吾独不⾃知邪?
且吾闻之，好⾯誉⼈者，亦好背⽽毁之。今丘告我以⼤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者，莫⼤乎天下矣。
尧、舜有天下，⼦孙⽆置锥之地；汤、武⽴为天⼦，⽽后世绝灭。⾮以其利⼤故邪?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上，故命之⽈‘有巢⽒之民’。古者民不知⾐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知⽣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与麋⿅共处，耕⽽⾷，织⽽⾐，⽆有相害之⼼。此⾄德之隆也。
然⽽黄帝不能致德，与蚩由战于涿⿅之野，流⾎百⾥。尧、舜作，⽴群⾂，汤放其主，武王杀纣。⾃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之徒也。今⼦修⽂、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浅带，矫⾔伪⾏，以迷惑天下之主，⽽欲求富贵焉。盗莫⼤于⼦，天下何故不谓⼦为盗丘，⽽乃谓我为盗跖?⼦以⽢辞说⼦路⽽使从之。使⼦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受教于⼦。天下皆⽈∶‘孔丘能⽌暴禁⾮。’，其卒之也，⼦路欲杀卫君⽽事不成，⾝菹于卫东门之上，是⼦教之不⾄也。⼦⾃谓才⼠圣⼈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于天下。⼦教⼦路菹。此患，上⽆以为⾝，下⽆以为⼈。⼦之道岂⾜贵邪?
世之所⾼，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战于涿⿅之野，流⾎百⾥。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王拘⼞(“美”字以“久”代“⼤”⾳you3)⾥。此六⼦者，世之所⾼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强反其情性，其⾏乃甚可羞也。
世之所谓贤⼠：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之君，⽽饿死于⾸阳之⼭，⾻⾁不葬。鲍焦饰⾏⾮世，抱⽊⽽死。申徒狄谏⽽不听，负⽯⾃投于河，为鱼鳖所⾷。介⼦推⾄忠也，⾃割其股以⾷⽂公。⽂公后背之，⼦推怒⽽去，抱⽊⽽燔死。尾⽣与⼥⼦期于梁下，⼥⼦不来，⽔⾄不去，抱梁柱⽽死。此六⼦者，⽆异于磔⽝流⾗、操瓢⽽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
世之所谓忠⾂者，莫若王⼦⽐⼲、伍⼦胥。⼦胥沉江，⽐⼲剖⼼。此⼆⼦者，世谓忠⾂也，然卒为天下笑。⾃上观之，⾄于⼦胥、⽐⼲，皆不⾜贵也。
丘之所以说我者，若告我以⿁事，则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事者，不过此矣，皆吾所闻知也。今吾告⼦以⼈之情：⽬欲视⾊，⽿欲听声，⼝欲察味，志⽓欲盈。⼈上寿百岁，中寿⼋⼗，下寿六⼗，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笑者，⼀⽉之中不过四五⽇⽽已矣。天与地⽆穷，⼈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托于⽆穷之间，忽然⽆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通道者也。丘之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归，⽆复⾔之!⼦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可以全真也，奚⾜论哉!”
孔⼦再拜趋⾛，出门上车，执辔三失，⽬芒然⽆见，⾊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
归到鲁东门外，适遇柳下季。柳下季⽈：“今者阙然，数⽇不见，车马有⾏⾊，得微往见跖邪?”孔⼦仰天⽽叹⽈：“然!”柳下季⽈：“跖得⽆逆汝意若前乎?”孔⼦⽈：“然。丘所谓⽆病⽽⾃灸也。疾⾛料虎头，编虎须，⼏不免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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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简牍，之八。
“十医九道”，中医莫大悲哀！有人为之开脱，说“医道同源”。却不知，这是打医圣张仲景的脸。医圣致力于救死扶伤，撰写《伤寒杂病论》。从“自序”中，不难看出，他痛恨巫祝、凡医。其言：当今居世之士，“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
如果说，《伤寒杂病论》没有散佚，可透视出先秦质朴医学。从流传下来的古医用语，可见中医并非晦涩难懂。如“五藏六府”，不是“五脏六腑”，是说人体如住家，厅堂打理吃穿，仓房储藏食物。故而，五藏为阴，六府为阳。再如，“气穴三百六十五”，为何？周天365，“以应一岁”。
河有堵，脉有淤，一针一灸，使血气流通起来。这就是古医书所讲“十二经水”，即：
足阳明，外合于海，内属于胃；
足太阳，外合于清水，内属于膀胱，而通水道焉；
足少阳，外合于渭水，内属于胆；
足太阴，外合于湖水，内属于脾；
足厥阴，外合于渑水，内属于肝；
足少阴，外合于汝水，内属于肾。
手阳明，外合于江水，内属于大肠；
手太阳，外合于淮水，内属于小肠，而水道出焉。
手少阳，外合于漯水，内属于三焦；
手太阴，外合于河水，内属于肺；
手心主，外合于漳水，内属于心包；
手少阴，外合于济水，内属于心。
古医术，其理念，源自大禹治水，不应是笑话。而古医学，其思想基础为“阴阳论”，则有据可考。医圣“自序”，言：“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显然，“阴阳大论”，为《伤寒杂病论》重要篇章，也表明“阴阳论”乃古医学的基石。北宋林亿等人校正医书，顺从前人说法，仍认为“自序”所言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平脉辨证，指古医书名。也不想想，“撰用素问”之素，与“余宗族素多”的素，字义会不同吗？素，素来。素问，素来提问。“撰用素问”，撰写《伤寒杂病论》采用古医书一问一答方式。
医圣对《黄帝内经》十八卷不感冒，而看重《扁鹊内经》九卷，也就是实实在在的八十一个问题。怎见得？“自序”起头一句话，可见证，即：“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那么，何以知道《黄帝内经》十八卷不实在？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之自序，这样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亦有所亡失。其论遐远，然称述多，而切事少”。显然，皇甫谧认为，他所见《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就是《黄帝内经》十八卷，欠缺可操作性。
皇甫谧生于东汉、卒于西晋，他的话，有可信度。《黄帝内经》十八卷，之所以散失无名，与黄巾起义脱不了干系。范晔《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有言：“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呪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由此可见，张角多少懂医术，否则难以哄骗百姓。想想看，黄巾义军被剿杀，谁愿保留全本《黄帝内经》，而惹祸呢？
皇甫谧久病成医，将《针经》九卷、《素问》九卷，连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编辑成《针灸甲乙经》。他在序中言：“皆黄帝岐伯选事也，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皆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
读《针灸甲乙经》，可辅助明朝张世贤《图注难经》。其所注《难经》，称“卢国秦越人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言：“扁鹊者，渤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据史料，卢国曾归齐国地界。也就是说，二书所言秦越人，有可能指同一人。
“周朝简牍文本”所关注的，是先秦医学。《黄帝内经》十八卷没了，可代之以《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从林亿等人注本看，书中正文，混有《素问》、《九卷》、《难经》等书名及引文。三个书名，当去掉。《素问》、《九卷》引文，当去掉。《难经》引文，当保留。
“十医九道”，中医莫大悲哀！有人为之开脱，说“医道同源”。却不知，这是打医圣张仲景的脸。医圣致力于救死扶伤，撰写《伤寒杂病论》。从“自序”中，不难看出，他痛恨巫祝、凡医。其言：当今居世之士，“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
如果说，《伤寒杂病论》没有散佚，可透视出先秦质朴医学。从流传下来的古医用语，可见中医并非晦涩难懂。如“五藏六府”，不是“五脏六腑”，是说人体如住家，厅堂打理吃穿，仓房储藏食物。故而，五藏为阴，六府为阳。再如，“气穴三百六十五”，为何？周天365，“以应一岁”。
河有堵，脉有淤，一针一灸，使血气流通起来。这就是古医书所讲“十二经水”，即：
足阳明，外合于海，内属于胃；
足太阳，外合于清水，内属于膀胱，而通水道焉；
足少阳，外合于渭水，内属于胆；
足太阴，外合于湖水，内属于脾；
足厥阴，外合于渑水，内属于肝；
足少阴，外合于汝水，内属于肾。
手阳明，外合于江水，内属于大肠；
手太阳，外合于淮水，内属于小肠，而水道出焉。
手少阳，外合于漯水，内属于三焦；
手太阴，外合于河水，内属于肺；
手心主，外合于漳水，内属于心包；
手少阴，外合于济水，内属于心。
古医术，其理念，源自大禹治水，不应是笑话。而古医学，其思想基础为“阴阳论”，则有据可考。医圣“自序”，言：“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显然，“阴阳大论”，为《伤寒杂病论》重要篇章，也表明“阴阳论”乃古医学的基石。北宋林亿等人校正医书，顺从前人说法，仍认为“自序”所言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平脉辨证，指古医书名。也不想想，“撰用素问”之素，与“余宗族素多”的素，字义会不同吗？素，素来。素问，素来提问。“撰用素问”，撰写《伤寒杂病论》采用古医书一问一答方式。
医圣对《黄帝内经》十八卷不感冒，而看重《扁鹊内经》九卷，也就是实实在在的八十一个问题。怎见得？“自序”起头一句话，可见证，即：“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那么，何以知道《黄帝内经》十八卷不实在？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之自序，这样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亦有所亡失。其论遐远，然称述多，而切事少”。显然，皇甫谧认为，他所见《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就是《黄帝内经》十八卷，欠缺可操作性。
皇甫谧生于东汉、卒于西晋，他的话，有可信度。《黄帝内经》十八卷，之所以散失无名，与黄巾起义脱不了干系。范晔《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有言：“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呪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由此可见，张角多少懂医术，否则难以哄骗百姓。想想看，黄巾义军被剿杀，谁愿保留全本《黄帝内经》，而惹祸呢？
皇甫谧久病成医，将《针经》九卷、《素问》九卷，连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编辑成《针灸甲乙经》。他在序中言：“皆黄帝岐伯选事也，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皆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
读《针灸甲乙经》，可辅助明朝张世贤《图注难经》。其所注《难经》，称“卢国秦越人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言：“扁鹊者，渤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据史料，卢国曾归齐国地界。也就是说，二书所言秦越人，有可能指同一人。
“周朝简牍文本”所关注的，是先秦医学。《黄帝内经》十八卷没了，可代之以《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从林亿等人注本看，书中正文，混有《素问》、《九卷》、《难经》等书名及引文。三个书名，当去掉。《素问》、《九卷》引文，当去掉。《难经》引文，当保留。
#每日一道# 【我命在我不在天，道教修行是如何“得道成仙”的！】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以得道成仙为最终旨归，无论外丹术还是内丹术都只为了修道成仙。只有长生久视、成仙成真，才能标志着得道。道教因其追求长生不死的神仙思想而区别于世界上的其他宗教，故又被称为神仙道教。
“仙”在中国古代神话和宗教中认为是靠修炼得道而长生不死的人，或是能达到至高神界的人物。《说文》：“仙，人在山上貌，从人山。”《释名•释长幼》中有：“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林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说文》解释“僊”时又说：“僊，长生僊去，从人僊。”僊，本意用作动词，表示“轻舞飞升”之意。如《诗经•宾之初道》中有：“屡舞僊僊”。“仙”字，早期都写作“僊”。神仙的概念，最早追溯到《山海经》、《列仙传》等中的神话故事。
道家道教经典中也有对于神仙的描述。例如，《庄子》书中有很多关于神人、至人、真人、圣人的描述。《齐物论》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大宗师》：“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后来道教的有关仙的思想可以说最早是继承于这些观念。例如，葛洪说:“列仙主人，盈乎竹素矣。”(《论仙》)，“若谓世无仙人乎，然前哲所记，近将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为本末，非虚言也。”(《对俗》)
“成仙”的追求自古有之，只不过道教将神仙之说理论化、宗教化并且实践化了。悬置道教“得道成仙”之现实是否可行不论，事实上道教的神仙观念和“得道成仙”的追求蕴含着丰富的生命美学的意蕴。这种美学意蕴体现在“逍遥”二字之上。体现在道得仙成的精神境界之逍遥、生死观念上的逍遥、追求成仙路径之逍遥。如此“逍遥”的美学意蕴对于现代社会中，异化、物化的个人来说，无疑具有着纯净心灵的作用。
一、 得道：精神之逍遥
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有对自由自在境界追求的“逸”、“游”的性格。在飘逸、游弋、逃逸、出游的同时，也具有着寻找精神家园的“归”、“返”的性格。道家道教所提倡的“道”正满足了人们“出离”与“回归”二争力的融合。
老子所述的“无形大象”之道，“先天地生”而孕育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具有着“弱”、“柔”、“虚”、“静”、“冲”、“朴”等特点。道“惟恍惟惚”，无法用逻辑语言来形容，故在老庄那里“运用了大量的形而上下混然不分的‘大象’来投射出、引发出至道的意境。像‘冲’、‘虚’、‘谷’、‘水’、‘婴孩’、‘风’、‘山木’、‘解牛之刃’等等。”
而一旦把握了道、体道之后，便可以逍遥而无待。“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
而“道”不是一个高高悬起的神秘之物，道可以体现在任何人、事、物之中。“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庄子•知北游》）
正因为“道”是周遍咸的，所以体道的“逍遥”不是厌世的或者是形而上的。也没有人能够在实在的意义上离世独立。如此体道的精神样态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睨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人生的境域，无论悲苦喜乐，就是道的境域。没有什么形而上的终极，世间就是终极。如此之体道是真正意义上的逍遥。
这种周遍咸的道的观念进一步发展，成为了道教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观念。例如，葛洪说：“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抱朴子内篇•对俗》再如，杜光庭曾说：“老君垂教，以清静为用，无为为宗，清静则国泰身安，无为则道成人化。”
二、 成仙：生死观念之逍遥
道教重视“生”，重“人”，重“肉体”。如：《太平经》说：“天地之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无上秘要》卷五说：“天地万物，人为最贵也”、“夫人是有生最灵者也。”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说：“夫禀气含灵，唯人为贵。”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说：“有生最灵，莫过乎人。” 道教注重对人体生命的保养、“保精爱气啬神”。
《太平经》说：“人有一身，与精神常合并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即吉,去则凶。无精神则死，有精神则生。常合即为一，可以长存也。常患精神离散，不聚于身中，反令使随人念而游行也。故圣人教其守一，言当守一身也。念而不休，精神自来，莫不相应，百病自除，此即长生久视之符也。”(《太平经合校》卷一三七~一五三《太平经钞》壬部一九上) 追求肉体不死、羽化升仙，表现出道教企图达到对于生命的自主自控，即身成仙的逍遥自在。
一方面，道教非常重视肉体；另一方面，道教亦表现出在境界上对生死问题超越的“逍遥”。一般观点认为道教和道家的生死观是矛盾的。例如认为葛洪重肉体长生，而庄子就是对死置之度外。其实，葛洪是从修仙的迫切实践角度来谈生死、成仙。他怕人们不重视“生”，错过了即身成仙的机会，人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生命。葛洪说：“天之大德曰生。生者，好物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抱朴子•勤求》）而庄子讲的是一种“亦可……亦可……”的境界。拥有一种“无待”、“无累”的境界，便亦可接受生，亦可接受死。“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庄子•大宗师》）“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
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庄子•齐物论》）在对待形神问题上，陶弘景也有“亦离亦合”的观点。陶弘景说：“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其非离非合，佛法所摄；亦离亦合，仙道所依。” 简单地说，佛教生死观的思维方式是“非……非……”的双遣方式，从缘起入手，让人体悟“空”，从而破我执、法执。道教的生死观讲究形神亦离亦合，亦可离亦可合。思维方式是“亦可……亦可……”、“方……方……”。讲究一种对肉体生命的自控自主，讲究修炼之方法，同时又对肉体生命并不执着，对得道成仙、长生不死的目标不存在“机心”，天然自然，随遇而安，逍遥自在。
其实，在道教修炼成仙的过程中，如果存在着对“生”执着的“机心”，就会存在着羁绊和束缚。“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当“生”成为一种束缚心灵的追求目标，人就“有累”、“有待”，心灵的世界就会背遮蔽。“富贵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庚桑楚》）这样就达不到体道的逍遥自在，就一定不会“得道成仙”。只有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物我两忘的“撄宁”之逍遥境界，才能成就最终的“得道成仙”。
三、 以何得道成仙：方法之逍遥
道教是一个非常重实践的宗教。要达到“得道成仙”，有许多的方法，如符箓、咒语、服食、房中、存神等等。然而只有到达方法上的超越与逍遥，从依技成仙转化为依艺成仙，才能真正得道成仙。
实践证明，存有机心的外丹服食等技术方法，不能解决得道成仙的问题。故道教非常重视内丹术，强调性命双修，重视内在精神涵养与外在炼形体和服食的结合。
在精神内养的方法上，《庄子》重视心斋、坐忘。“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
道教修炼中也重视这种“忘”、“斋”、“化”的内在精神涵养方式，如谭峭说：“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是以古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化书》）
“技”，只是纯粹的方法；忘掉“技”之后的“艺”，是融合了“道”的出神入化的“逍遥”。在《庄子•达生》中讲的“削木为鐻”的巧匠梓庆的故事，《庄子•田子方》中宋元君将画图的故事，以及《庄子•养神主》中著名的庖丁解牛的故事，讲的都是在如此心斋、坐忘、体道工夫之下，使得无论是雕刻、绘画甚或是解牛，都成为鬼斧神工的“艺”而非仅仅是“技”。“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庄子•大宗师》）
道教“得道成仙”正是在此多重“逍遥”的美学意蕴下，才真正具有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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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以得道成仙为最终旨归，无论外丹术还是内丹术都只为了修道成仙。只有长生久视、成仙成真，才能标志着得道。道教因其追求长生不死的神仙思想而区别于世界上的其他宗教，故又被称为神仙道教。
“仙”在中国古代神话和宗教中认为是靠修炼得道而长生不死的人，或是能达到至高神界的人物。《说文》：“仙，人在山上貌，从人山。”《释名•释长幼》中有：“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林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说文》解释“僊”时又说：“僊，长生僊去，从人僊。”僊，本意用作动词，表示“轻舞飞升”之意。如《诗经•宾之初道》中有：“屡舞僊僊”。“仙”字，早期都写作“僊”。神仙的概念，最早追溯到《山海经》、《列仙传》等中的神话故事。
道家道教经典中也有对于神仙的描述。例如，《庄子》书中有很多关于神人、至人、真人、圣人的描述。《齐物论》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大宗师》：“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后来道教的有关仙的思想可以说最早是继承于这些观念。例如，葛洪说:“列仙主人，盈乎竹素矣。”(《论仙》)，“若谓世无仙人乎，然前哲所记，近将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为本末，非虚言也。”(《对俗》)
“成仙”的追求自古有之，只不过道教将神仙之说理论化、宗教化并且实践化了。悬置道教“得道成仙”之现实是否可行不论，事实上道教的神仙观念和“得道成仙”的追求蕴含着丰富的生命美学的意蕴。这种美学意蕴体现在“逍遥”二字之上。体现在道得仙成的精神境界之逍遥、生死观念上的逍遥、追求成仙路径之逍遥。如此“逍遥”的美学意蕴对于现代社会中，异化、物化的个人来说，无疑具有着纯净心灵的作用。
一、 得道：精神之逍遥
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有对自由自在境界追求的“逸”、“游”的性格。在飘逸、游弋、逃逸、出游的同时，也具有着寻找精神家园的“归”、“返”的性格。道家道教所提倡的“道”正满足了人们“出离”与“回归”二争力的融合。
老子所述的“无形大象”之道，“先天地生”而孕育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具有着“弱”、“柔”、“虚”、“静”、“冲”、“朴”等特点。道“惟恍惟惚”，无法用逻辑语言来形容，故在老庄那里“运用了大量的形而上下混然不分的‘大象’来投射出、引发出至道的意境。像‘冲’、‘虚’、‘谷’、‘水’、‘婴孩’、‘风’、‘山木’、‘解牛之刃’等等。”
而一旦把握了道、体道之后，便可以逍遥而无待。“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
而“道”不是一个高高悬起的神秘之物，道可以体现在任何人、事、物之中。“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庄子•知北游》）
正因为“道”是周遍咸的，所以体道的“逍遥”不是厌世的或者是形而上的。也没有人能够在实在的意义上离世独立。如此体道的精神样态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睨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人生的境域，无论悲苦喜乐，就是道的境域。没有什么形而上的终极，世间就是终极。如此之体道是真正意义上的逍遥。
这种周遍咸的道的观念进一步发展，成为了道教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观念。例如，葛洪说：“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抱朴子内篇•对俗》再如，杜光庭曾说：“老君垂教，以清静为用，无为为宗，清静则国泰身安，无为则道成人化。”
二、 成仙：生死观念之逍遥
道教重视“生”，重“人”，重“肉体”。如：《太平经》说：“天地之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无上秘要》卷五说：“天地万物，人为最贵也”、“夫人是有生最灵者也。”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说：“夫禀气含灵，唯人为贵。”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说：“有生最灵，莫过乎人。” 道教注重对人体生命的保养、“保精爱气啬神”。
《太平经》说：“人有一身，与精神常合并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即吉,去则凶。无精神则死，有精神则生。常合即为一，可以长存也。常患精神离散，不聚于身中，反令使随人念而游行也。故圣人教其守一，言当守一身也。念而不休，精神自来，莫不相应，百病自除，此即长生久视之符也。”(《太平经合校》卷一三七~一五三《太平经钞》壬部一九上) 追求肉体不死、羽化升仙，表现出道教企图达到对于生命的自主自控，即身成仙的逍遥自在。
一方面，道教非常重视肉体；另一方面，道教亦表现出在境界上对生死问题超越的“逍遥”。一般观点认为道教和道家的生死观是矛盾的。例如认为葛洪重肉体长生，而庄子就是对死置之度外。其实，葛洪是从修仙的迫切实践角度来谈生死、成仙。他怕人们不重视“生”，错过了即身成仙的机会，人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生命。葛洪说：“天之大德曰生。生者，好物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抱朴子•勤求》）而庄子讲的是一种“亦可……亦可……”的境界。拥有一种“无待”、“无累”的境界，便亦可接受生，亦可接受死。“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庄子•大宗师》）“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
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庄子•齐物论》）在对待形神问题上，陶弘景也有“亦离亦合”的观点。陶弘景说：“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其非离非合，佛法所摄；亦离亦合，仙道所依。” 简单地说，佛教生死观的思维方式是“非……非……”的双遣方式，从缘起入手，让人体悟“空”，从而破我执、法执。道教的生死观讲究形神亦离亦合，亦可离亦可合。思维方式是“亦可……亦可……”、“方……方……”。讲究一种对肉体生命的自控自主，讲究修炼之方法，同时又对肉体生命并不执着，对得道成仙、长生不死的目标不存在“机心”，天然自然，随遇而安，逍遥自在。
其实，在道教修炼成仙的过程中，如果存在着对“生”执着的“机心”，就会存在着羁绊和束缚。“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当“生”成为一种束缚心灵的追求目标，人就“有累”、“有待”，心灵的世界就会背遮蔽。“富贵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庚桑楚》）这样就达不到体道的逍遥自在，就一定不会“得道成仙”。只有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物我两忘的“撄宁”之逍遥境界，才能成就最终的“得道成仙”。
三、 以何得道成仙：方法之逍遥
道教是一个非常重实践的宗教。要达到“得道成仙”，有许多的方法，如符箓、咒语、服食、房中、存神等等。然而只有到达方法上的超越与逍遥，从依技成仙转化为依艺成仙，才能真正得道成仙。
实践证明，存有机心的外丹服食等技术方法，不能解决得道成仙的问题。故道教非常重视内丹术，强调性命双修，重视内在精神涵养与外在炼形体和服食的结合。
在精神内养的方法上，《庄子》重视心斋、坐忘。“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
道教修炼中也重视这种“忘”、“斋”、“化”的内在精神涵养方式，如谭峭说：“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是以古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化书》）
“技”，只是纯粹的方法；忘掉“技”之后的“艺”，是融合了“道”的出神入化的“逍遥”。在《庄子•达生》中讲的“削木为鐻”的巧匠梓庆的故事，《庄子•田子方》中宋元君将画图的故事，以及《庄子•养神主》中著名的庖丁解牛的故事，讲的都是在如此心斋、坐忘、体道工夫之下，使得无论是雕刻、绘画甚或是解牛，都成为鬼斧神工的“艺”而非仅仅是“技”。“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庄子•大宗师》）
道教“得道成仙”正是在此多重“逍遥”的美学意蕴下，才真正具有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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