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禅语】如何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汉、宋儒学史上都被明确提出过。相关的经文首先是《论语·学而》第二章所载孔子弟子有若的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而延笃“乃论之曰”: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企业管理# 乔布斯，其实是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乔布斯认为产品就是一切。
苹果公司最早的两个创始人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都是很的人。沃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工程师，技术相当厉害，可以用技术帮乔布斯实现他构想的产品，他主导了苹果早期的Apple I和Apple II的设计与开发。乔布斯则被誉为是伟大、有远见的产品经理，被驱使着去改变世界。产品经理最能体现公司和产品的价值观，产品经 理是产品团队、销售团队、公司高管之间的枢纽。出色的产品经理并不一定要自己发明或实现新技术，但必须有能力 理解技术、发掘技术的应用潜力。产品经理要负责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管 理，需要有具备多方面的能力。 乔布斯一生所致力之事就是在产品中融入科技与人文。乔布斯追求极 致的用户体验，“至繁归于至简”是他设计产品的原则之一。
火红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就是当下好的产品，也许也是一个好的产品经理人的佳作。
伫立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奥运雕塑和造型，用高标准来审视一下。看来看去，中华第一玉，从和田从昆仑山脉来到了奥林匹克公园鸟巢边安家落户，至今已十年的这个27吨的大石头才是精品。 https://t.cn/zRw2pF6
苹果公司最早的两个创始人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都是很的人。沃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工程师，技术相当厉害，可以用技术帮乔布斯实现他构想的产品，他主导了苹果早期的Apple I和Apple II的设计与开发。乔布斯则被誉为是伟大、有远见的产品经理，被驱使着去改变世界。产品经理最能体现公司和产品的价值观，产品经 理是产品团队、销售团队、公司高管之间的枢纽。出色的产品经理并不一定要自己发明或实现新技术，但必须有能力 理解技术、发掘技术的应用潜力。产品经理要负责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管 理，需要有具备多方面的能力。 乔布斯一生所致力之事就是在产品中融入科技与人文。乔布斯追求极 致的用户体验，“至繁归于至简”是他设计产品的原则之一。
火红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就是当下好的产品，也许也是一个好的产品经理人的佳作。
伫立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奥运雕塑和造型，用高标准来审视一下。看来看去，中华第一玉，从和田从昆仑山脉来到了奥林匹克公园鸟巢边安家落户，至今已十年的这个27吨的大石头才是精品。 https://t.cn/zRw2pF6
《道德经》第六十三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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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为无为”者，圣人之为，为之于道，为之于理。常人之为，为之于名，为之于利。为名利者，乃是有欲之为。圣人无私之为，不用心思安排，虽无为而却能自然成就；未尝劳力，却能自然入妙。这是因为圣人之心体虚静，圣人之德性浑厚，不生逆料之心，不起将来之想，以无为而为，人不能知其为，不能见其为。因圣人之德广大悉备，所以能无为而无不为，所以能合自然之道，所以能“为无为”而又“无所不为”。文中所谓“为无为”，盖是此义。
“事无事”，是说圣人之事与常人之事不同。圣人之事，是为天下之公事，其事远大，其理幽深。常人之俗事，多是天下之私事，易见易闻，易得易失。圣人之心迹无所留碍，事之来，随机而应，不起事外之念；事之过，因其已过而忘之不留。无论好坏，皆不存固我之想。如此，虽然人身终日在应事，而实际却无事存心。若以有心去应事，则私念必起而心愈累，心愈累则事愈多，都是自己在找事寻事。故前辈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是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它的自然客观规律。世事无偶然，都是因果在循环。
圣人凡事顺天道规律而行，不违心背理，顺其自然，故常能处于“事无事”的无为之中。常人不识阴阳，不明天道之理，私心用事，尘事缠扰不断，终日陷于烦恼之中，损性耗命，难于解脱，此乃世人之苦也。
“味无味”，世间万物皆有味。但味有真伪、浓淡之别。圣人之味与常人不同，圣人以道味为味。“道味”者，以淡泊清纯为味。道味是世人“不味”之“味，其味有益而无害，其中之妙，世人不能知；其味之理，世人不能得。
常人以世俗之味为味，贪名逐利，纵情恣欲，花天酒地，以七情六欲为味。情欲之味，趋之者多，逐之者众。贪味愈浓，失味愈多。其味毁败性命，有害而无益。古有“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lǐ甜酒）”之训。故圣人舍世俗之浓味，味世间无味之道味。
“道味”口不能咀嚼，全在心中领会品尝，积之日深，身心内之涵养自妙。味之久，则天理自明；味之深，则人伦自立；味之纯，则尽己尽物无所不融通，无所不一贯。常人岂能品此无味之味?文中所言“味无味”，即是此义。
【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上三句“无为”、“无事”、“无味”，皆是顺其自然之道，不立己见，因感而应，不起我心的结果，是一种自然无为的先天状态。
“大小多少，报怨以德”，是说如果有人强加于我以怨恨，无论此怨大小或多少，我皆以善待之。虽怨在彼，而我心不起波澜，以宽容之德回敬之，不怨不恨，泰然处之。这种“以德报怨”之心，人必以德而感，这种德性的无形力量，必然会在默然中使矛盾彼此相化为无事，其怨顿消。这便是“报怨以德”的妙应。
如果别人对自己生起怨心怨言，便起报复之心，以怨报怨，以牙还牙，一来一往，无有穷期。别人报我以大小，我必报之以相称，则大小之念即起，多少之心即生。报怨的心念既生，阴魔刀马立即蠢动，报复之心迭起，别人报我的怨气更甚。怨怨相报何时了?此种怨恨心一起，立即产生大量毒素、干扰素，负载着恶性场信息，必然作用于别人。伤害别人的心身，最终必伤害自己的心身，两怨相报，两败俱伤。假若如此，不仅历史上所结的怨业未了，反而造下新业，结下新怨，背上更加沉重的包袱。
人与人之间，当以宽厚和善相待，忍字当先，忘却可怨所怨的人与事，报以无怨之善德。对可爱者，仍以爱施之；对可亲者，仍以亲遇之。无论别人待我是善是恶，我皆报之以德。虽以德善对待一切，心中却空空洞洞，无所留滞。人的德心皆具有能量场，施人以善恶，别人于千里之外皆可以感应而知。若自己心中坦荡无事，在人亦可感而化之，其心亦会归于无事。故曰“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有德之人，怨尚可以以德去报，何况有德于我者，更应加倍回报。人施我之德，则我以德报德，无人不可乐，无人不可感。以德去化天下之怨，必能化为无事，与万民同心而无为。
修道之人，广有容人的心量，不仅能“以德报怨”，更应知恩报恩。“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报天地养育之德，报父母生养之德，报众师救度栽培之恩，报万物相助相佑之恩，报一切帮助过我的人与事之恩，做一个有良心的知德报恩之人。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其大，故能成其大。
此八句是在示人：凡有为，凡有事，凡有味，皆不可先入于难，不可先求于大。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天下之事有难有易，有大有小。凡遇难事，应先从容易处做起；欲作天下大事，必先从细小处着手。先易后难，先小后大，此乃事物生成的自然客观规律，亦是处世用事的必然法则。
“是以圣人终不为其大，故能成其大”，圣人洞晓自然规律，故治理天下先从细微处着手。圣人心存好生之德，谦卑处下，故能小中见大，难中见易。顺自然之理，随事顺势，随物处宜，不为不可为之事，不牵强难为之事，一切皆是“无为而无不为”。凡“所为”，皆是“不得已”而为之。
世人不明阴阳之道，不知隐显同观之理，故凡事贪大求多，先难后易。始作于难则必难，始作于大终必小。假若违背这个自然规律，终必碰壁。所以圣人由微至著，积小成大，遇事从优而为之，先明机微而后事。以谦让自守，以虚心自立，无为而为，不作为难之事；无事而事，不立为大之心。所以“为无为”，“为”而无不成；“事无事”，“事”而无不就；“味无味，“味”而无不自得。到此天地，其小何患不能成其大?其难何患不能成其易?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此四句正是论说人们常犯的先入于难、先求其大的通病，以警戒世人。
人之在世，言出于口，不可不谨；身之行事，不可不慎。言若不谨，言多必失。事若不慎，其事必废。此所以大小、多少的怨恶，自此而生。难易得失之患，自此而起。
浅陋之人，多是言不真诚，意无一定。只图妄夸大口，妄自轻诺，以言语轻许于人，到时不能实现其诺，事至不能实践其言。言行不能相顾，所言无着落，结果失信于人，反遭人怨。此即为“轻诺必寡信”。
所谓“轻诺必寡信”，事之将行之前，不思前后，不虑始终。不顾头尾相接，不知事之轻重，不审事之可否。以为天下万事皆任我作，无时不可随我之便。这种以“多易”之心，轻忽浅躁，不知事之机微，莽撞鲁钝，往往使可行之事而成为不可行，使能成之事成为不能成，图多易反而变多难。故曰“多易必多难”。
“是以圣人犹难之”，正因为这个道理，所以圣人凡事不敢妄进，图难于其易，先难而后易；为大于其细，知易而守难。犹难之难，以不难而似难，这样才能使难变为不难。圣人遇事谨慎，以易作难，所以虽至难之事，终不足以难住圣人。此即“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之义。
【本章说解】
此章经旨，是示人要立德务本，明理知法。若能以道为本，无论处世做人，无论修真证道，终无难事也。
人生在世，生死之事，性命之微，皆是至大至难之事。但世人却颠倒行事，置生死性命之大事于轻忽，却视纵情贪欲之事为之大，其结果反误了卿卿性命，实是可惜!若能明理向道，立志修真，向五行不到处，向父母未生前，去妙悟生死之源头，即能见元始至尊，勘透本来面目，入于黍珠之内。非有什么工巧，亦并不费其力，只要炁合元初，自然可入玄妙。
修真之人，惟重一个心字，凡事图难先从易始，作大事先从小事做起。身处红尘，尘中脱尘，火中栽莲，修心炼己，刮垢净心，消受业障等等，皆是不易之大事，故当从日常中之“易”处着眼，从身边“小”事做起。天长日久，必积沙成塔，积小为大，累少为多，移难为易。如此，无为无事，而事必无难易之别；以善德尽己尽人，而善恶不萌，即入于无善无恶之境。即或有不安之萌动，能从未兆时即谋制之，自微脆处破散之，就会无事而安。到此天地，心性至诚之理，无所而不往；无时无事，不是中正之道。图难于易，为大于细，无为不可成，无事不可就，世间又有何事足以难我乎?
众人为有为之事，圣人为无为之道。事者，所为之条件也。天下之事，就形器之体而言，其形必有大小之分。就物之数而言，必有数量多少之别。人心之分别，恩怨之生起，皆是产生于物之大小多少。人心最难忘者，就是一个“怨”字。得物多者大者便生喜心，得物小者少者便生怨心，畏大侮小，贪多图大，这是人心的通病，所以人心欲壑难平，其理亦在此。
大道之妙，非形非数，无怨无恩。圣人与大道同体，没有恩怨之心，犹如宝镜高悬，物来则照，物去则空，明体不亏，真光不昧，随机妙应，应之无情，无可无不可，无动亦无静，此便是圣人“为无为”之妙处。
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为天下事非为不成，非执不留。故常与祸争胜，常与物生赘（zhuì）。事之微妙已显，不知顺其自然，所以事终不成。故有为则生事，有事则劳心；为而不为，则事亦无事。圣人能致虚守静，反繁归简，虽纷纭万变之事现于眼前，犹如观掌中之果，如视手中之纹，莫不洞见其始终，莫不了知其本末，此便是圣人“事无事”之妙处。
“味”者，所为之理趣也。天地之至味，敛之于身心，而无不咀嚼，取之而不可竭，用之而不可穷，服食于终生而不可去，惟默而识之，不能以言语形容。犹如哑人食蜜，惟独哑人自知，别人不能知也。此便是圣人“味无味”之妙处。今日闻经之上士，若能了悟此三者之妙义，则万事俱备，无事而不圆通。
本章还论述处事必须慎其“始”，从开始易处着力。故河上公名之为“恩始”。
“慎其始”正是“为无为”之义。吴澄在《道德真经注》中曰：“所以得遂其无为者，能图其难于易之时，为其大于细之时也。天下之事，始易而终难，始细而终大：终之难起于始之易，终之大起于始之细。故图之、为之于其易细之始，则其终可不至于难，可顺至于大，而不劳心劳力，所以能无为也。若不早图之、急为之于其始，则其终也，易者渐难，细者渐大，心力俱困，无为其可得乎?”
此章文中所言，皆是自然辩证之理。“事之大小”，实则是言心之大小。凡事开始处于细小之时，心不敢自以为大。事虽已大，心亦不可动，始终能处微处小，如此才能成其大。“轻诺寡信”、“多易多难”等句，看起来好象是言事之难易，实则是言心之难易。“始多易者终必难”，故圣人临事开始之时，虽处之于易时，而心犹难之，始终不敢轻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所以终无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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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为无为”者，圣人之为，为之于道，为之于理。常人之为，为之于名，为之于利。为名利者，乃是有欲之为。圣人无私之为，不用心思安排，虽无为而却能自然成就；未尝劳力，却能自然入妙。这是因为圣人之心体虚静，圣人之德性浑厚，不生逆料之心，不起将来之想，以无为而为，人不能知其为，不能见其为。因圣人之德广大悉备，所以能无为而无不为，所以能合自然之道，所以能“为无为”而又“无所不为”。文中所谓“为无为”，盖是此义。
“事无事”，是说圣人之事与常人之事不同。圣人之事，是为天下之公事，其事远大，其理幽深。常人之俗事，多是天下之私事，易见易闻，易得易失。圣人之心迹无所留碍，事之来，随机而应，不起事外之念；事之过，因其已过而忘之不留。无论好坏，皆不存固我之想。如此，虽然人身终日在应事，而实际却无事存心。若以有心去应事，则私念必起而心愈累，心愈累则事愈多，都是自己在找事寻事。故前辈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是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它的自然客观规律。世事无偶然，都是因果在循环。
圣人凡事顺天道规律而行，不违心背理，顺其自然，故常能处于“事无事”的无为之中。常人不识阴阳，不明天道之理，私心用事，尘事缠扰不断，终日陷于烦恼之中，损性耗命，难于解脱，此乃世人之苦也。
“味无味”，世间万物皆有味。但味有真伪、浓淡之别。圣人之味与常人不同，圣人以道味为味。“道味”者，以淡泊清纯为味。道味是世人“不味”之“味，其味有益而无害，其中之妙，世人不能知；其味之理，世人不能得。
常人以世俗之味为味，贪名逐利，纵情恣欲，花天酒地，以七情六欲为味。情欲之味，趋之者多，逐之者众。贪味愈浓，失味愈多。其味毁败性命，有害而无益。古有“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lǐ甜酒）”之训。故圣人舍世俗之浓味，味世间无味之道味。
“道味”口不能咀嚼，全在心中领会品尝，积之日深，身心内之涵养自妙。味之久，则天理自明；味之深，则人伦自立；味之纯，则尽己尽物无所不融通，无所不一贯。常人岂能品此无味之味?文中所言“味无味”，即是此义。
【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上三句“无为”、“无事”、“无味”，皆是顺其自然之道，不立己见，因感而应，不起我心的结果，是一种自然无为的先天状态。
“大小多少，报怨以德”，是说如果有人强加于我以怨恨，无论此怨大小或多少，我皆以善待之。虽怨在彼，而我心不起波澜，以宽容之德回敬之，不怨不恨，泰然处之。这种“以德报怨”之心，人必以德而感，这种德性的无形力量，必然会在默然中使矛盾彼此相化为无事，其怨顿消。这便是“报怨以德”的妙应。
如果别人对自己生起怨心怨言，便起报复之心，以怨报怨，以牙还牙，一来一往，无有穷期。别人报我以大小，我必报之以相称，则大小之念即起，多少之心即生。报怨的心念既生，阴魔刀马立即蠢动，报复之心迭起，别人报我的怨气更甚。怨怨相报何时了?此种怨恨心一起，立即产生大量毒素、干扰素，负载着恶性场信息，必然作用于别人。伤害别人的心身，最终必伤害自己的心身，两怨相报，两败俱伤。假若如此，不仅历史上所结的怨业未了，反而造下新业，结下新怨，背上更加沉重的包袱。
人与人之间，当以宽厚和善相待，忍字当先，忘却可怨所怨的人与事，报以无怨之善德。对可爱者，仍以爱施之；对可亲者，仍以亲遇之。无论别人待我是善是恶，我皆报之以德。虽以德善对待一切，心中却空空洞洞，无所留滞。人的德心皆具有能量场，施人以善恶，别人于千里之外皆可以感应而知。若自己心中坦荡无事，在人亦可感而化之，其心亦会归于无事。故曰“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有德之人，怨尚可以以德去报，何况有德于我者，更应加倍回报。人施我之德，则我以德报德，无人不可乐，无人不可感。以德去化天下之怨，必能化为无事，与万民同心而无为。
修道之人，广有容人的心量，不仅能“以德报怨”，更应知恩报恩。“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报天地养育之德，报父母生养之德，报众师救度栽培之恩，报万物相助相佑之恩，报一切帮助过我的人与事之恩，做一个有良心的知德报恩之人。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其大，故能成其大。
此八句是在示人：凡有为，凡有事，凡有味，皆不可先入于难，不可先求于大。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天下之事有难有易，有大有小。凡遇难事，应先从容易处做起；欲作天下大事，必先从细小处着手。先易后难，先小后大，此乃事物生成的自然客观规律，亦是处世用事的必然法则。
“是以圣人终不为其大，故能成其大”，圣人洞晓自然规律，故治理天下先从细微处着手。圣人心存好生之德，谦卑处下，故能小中见大，难中见易。顺自然之理，随事顺势，随物处宜，不为不可为之事，不牵强难为之事，一切皆是“无为而无不为”。凡“所为”，皆是“不得已”而为之。
世人不明阴阳之道，不知隐显同观之理，故凡事贪大求多，先难后易。始作于难则必难，始作于大终必小。假若违背这个自然规律，终必碰壁。所以圣人由微至著，积小成大，遇事从优而为之，先明机微而后事。以谦让自守，以虚心自立，无为而为，不作为难之事；无事而事，不立为大之心。所以“为无为”，“为”而无不成；“事无事”，“事”而无不就；“味无味，“味”而无不自得。到此天地，其小何患不能成其大?其难何患不能成其易?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此四句正是论说人们常犯的先入于难、先求其大的通病，以警戒世人。
人之在世，言出于口，不可不谨；身之行事，不可不慎。言若不谨，言多必失。事若不慎，其事必废。此所以大小、多少的怨恶，自此而生。难易得失之患，自此而起。
浅陋之人，多是言不真诚，意无一定。只图妄夸大口，妄自轻诺，以言语轻许于人，到时不能实现其诺，事至不能实践其言。言行不能相顾，所言无着落，结果失信于人，反遭人怨。此即为“轻诺必寡信”。
所谓“轻诺必寡信”，事之将行之前，不思前后，不虑始终。不顾头尾相接，不知事之轻重，不审事之可否。以为天下万事皆任我作，无时不可随我之便。这种以“多易”之心，轻忽浅躁，不知事之机微，莽撞鲁钝，往往使可行之事而成为不可行，使能成之事成为不能成，图多易反而变多难。故曰“多易必多难”。
“是以圣人犹难之”，正因为这个道理，所以圣人凡事不敢妄进，图难于其易，先难而后易；为大于其细，知易而守难。犹难之难，以不难而似难，这样才能使难变为不难。圣人遇事谨慎，以易作难，所以虽至难之事，终不足以难住圣人。此即“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之义。
【本章说解】
此章经旨，是示人要立德务本，明理知法。若能以道为本，无论处世做人，无论修真证道，终无难事也。
人生在世，生死之事，性命之微，皆是至大至难之事。但世人却颠倒行事，置生死性命之大事于轻忽，却视纵情贪欲之事为之大，其结果反误了卿卿性命，实是可惜!若能明理向道，立志修真，向五行不到处，向父母未生前，去妙悟生死之源头，即能见元始至尊，勘透本来面目，入于黍珠之内。非有什么工巧，亦并不费其力，只要炁合元初，自然可入玄妙。
修真之人，惟重一个心字，凡事图难先从易始，作大事先从小事做起。身处红尘，尘中脱尘，火中栽莲，修心炼己，刮垢净心，消受业障等等，皆是不易之大事，故当从日常中之“易”处着眼，从身边“小”事做起。天长日久，必积沙成塔，积小为大，累少为多，移难为易。如此，无为无事，而事必无难易之别；以善德尽己尽人，而善恶不萌，即入于无善无恶之境。即或有不安之萌动，能从未兆时即谋制之，自微脆处破散之，就会无事而安。到此天地，心性至诚之理，无所而不往；无时无事，不是中正之道。图难于易，为大于细，无为不可成，无事不可就，世间又有何事足以难我乎?
众人为有为之事，圣人为无为之道。事者，所为之条件也。天下之事，就形器之体而言，其形必有大小之分。就物之数而言，必有数量多少之别。人心之分别，恩怨之生起，皆是产生于物之大小多少。人心最难忘者，就是一个“怨”字。得物多者大者便生喜心，得物小者少者便生怨心，畏大侮小，贪多图大，这是人心的通病，所以人心欲壑难平，其理亦在此。
大道之妙，非形非数，无怨无恩。圣人与大道同体，没有恩怨之心，犹如宝镜高悬，物来则照，物去则空，明体不亏，真光不昧，随机妙应，应之无情，无可无不可，无动亦无静，此便是圣人“为无为”之妙处。
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为天下事非为不成，非执不留。故常与祸争胜，常与物生赘（zhuì）。事之微妙已显，不知顺其自然，所以事终不成。故有为则生事，有事则劳心；为而不为，则事亦无事。圣人能致虚守静，反繁归简，虽纷纭万变之事现于眼前，犹如观掌中之果，如视手中之纹，莫不洞见其始终，莫不了知其本末，此便是圣人“事无事”之妙处。
“味”者，所为之理趣也。天地之至味，敛之于身心，而无不咀嚼，取之而不可竭，用之而不可穷，服食于终生而不可去，惟默而识之，不能以言语形容。犹如哑人食蜜，惟独哑人自知，别人不能知也。此便是圣人“味无味”之妙处。今日闻经之上士，若能了悟此三者之妙义，则万事俱备，无事而不圆通。
本章还论述处事必须慎其“始”，从开始易处着力。故河上公名之为“恩始”。
“慎其始”正是“为无为”之义。吴澄在《道德真经注》中曰：“所以得遂其无为者，能图其难于易之时，为其大于细之时也。天下之事，始易而终难，始细而终大：终之难起于始之易，终之大起于始之细。故图之、为之于其易细之始，则其终可不至于难，可顺至于大，而不劳心劳力，所以能无为也。若不早图之、急为之于其始，则其终也，易者渐难，细者渐大，心力俱困，无为其可得乎?”
此章文中所言，皆是自然辩证之理。“事之大小”，实则是言心之大小。凡事开始处于细小之时，心不敢自以为大。事虽已大，心亦不可动，始终能处微处小，如此才能成其大。“轻诺寡信”、“多易多难”等句，看起来好象是言事之难易，实则是言心之难易。“始多易者终必难”，故圣人临事开始之时，虽处之于易时，而心犹难之，始终不敢轻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所以终无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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