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多国已出现奥密克戎第二代变种#【多国已出现奥密克戎第二代变种，变异多、传播快，奥密克戎第二代变种未来或起新疫情[允悲]】#奥密克戎第二代变种传播更快#近日，一种编号“BA.2.75”的奥密克戎毒株新型变种引发以色列等国科学家的高度关注。该变种由奥密克戎毒株BA.2变种进化而来，被称作“第二代变种”，其拥有众多“不寻常”的突变，或可突破现有疫苗和毒株感染构建的免疫屏障，且传染速度较快，印度、日本、美国等多个国家已出现病例。相关专家担忧该变种可替代BA.2、BA.4等现有变种，在全球掀起新的疫情高峰。（科技日报）#北京[地点]#
#北京西安相继出现BA.5变异株##BA.5变异株的传播性是原始毒株6倍#【#BA.5传染性更强#！警惕，这种变异株已输入境内，并引发本土聚集性疫情[话筒]】近日，陕西西安、北京接连发生本土聚集性疫情，两地对感染者的标本进行基因测序，结果均显示病毒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BA.5.2分支。
据介绍，BA.4和BA.5目前已成为南非、葡萄牙、英国、以色列等国的主要流行毒株，法国、荷兰、美国等国也出现BA.4和BA.5感染者增加的情况。有专家预测，今夏全球可能面临由BA.4或BA.5引起的新一波流行。
目前北京、西安两地疫情情况如何？相较于此前的变异株，奥密克戎BA.5变异株有什么新特点？围绕着这些读者关心的热点问题，北京晚报记者进行了梳理：
[话筒]北京12例感染者涉四区，初步认为本次疫情总体可控
7月4日，北京市延庆区筛查出一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为入境隔离期满返京人员，该人员居住地为延庆区八达岭镇长城脚下的公社（酒店），7月4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当日被诊断为确诊病例。当天，该病例的两名同事也确诊。
截至7月6日24时，北京累计报告12例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涉及延庆（8例）、顺义（2例）、通州（1例）、昌平（1例）四个区，其中10人为上述酒店的工作人员。
7月6日，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379场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对7月5日通报的感染者1至3的标本进行基因测序，结果显示病毒均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BA.5.2分支。
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初步考虑本次疫情为输入病例引起的本土聚集性疫情。截至目前，本次疫情传播链条清晰，来源明确，根据现有疫情发展态势，初步认为本次疫情总体可控。
[话筒]西安5天报告本土感染者33例，多例与一艺术馆关联
7月2日，陕西省西安市在重点人群核酸筛查发现1名阳性感染者，随即被诊断为确诊病例。截至7月6日24时，西安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33例，其中确诊病例14例、无症状感染者19例。
7月5日召开的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西安本轮疫情目前发现的核酸阳性感染者绝大部分与陕西朝辉再生资源交易集散市场（大风尚再生艺术馆）相关联，已发现的病例多为废品回收人员。
基因测序结果显示，阳性感染者此次感染的毒株均为奥密克戎变异株BA.5.2分支。病毒来自境外，但源头尚不明确。西安市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不排除后续会出现新的传播链条，引起社区续发传播风险高。
据西安发布消息，7月6日，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疫情防控形势，安排部署核酸筛查、重点人群排查、隔离酒店管控等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再生资源交易集散市场等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彻底摸清底数，加强行业监管，切实消除风险隐患，牢牢掌握疫情防控工作主动权。
世卫组织：BA.4和BA.5变异株成全球主要毒株
奥密克戎变异株BA.5的基因序列首次上传于2022年3月15日，来自南非2月25日采集的一名患者的鼻咽、口咽拭子。
另据世卫组织消息，截至6月19日，世卫组织获得的全球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样本显示， BA.4和BA.5变异株加在一起已经占到全部样本的55% ，其中BA.5占43% ，BA.4占12%，两者已经取代之前的BA.2成为全球主要毒株。
世卫组织表示，BA.4和BA.5变异株的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两者的上升都与其含有增强其感染性的突变有关。早期迹象表明，这些突变增加了毒株的免疫逃逸能力，这意味着曾经感染过的人们更有可能再感染。
据新华社消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7月5日表示，截至7月2日的一周内，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中，70.1%由变异毒株奥密克戎BA.4和BA.5亚型所致，而5月初这一比例仅为1%。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本月5日报道，过去一个半月以来，美国日均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0万例左右，但鉴于BA.4和BA.5亚型传染性强、潜伏期短、传播速度快、无症状感染者比例较高，不少人认为真实数字或远高于此。
[话筒]中疾控：#我国外防输入压力增大#
发表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篇英文周报介绍，今年5月，中国发现首例由境外输入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BA.5感染者。
4月29日，一名37岁的中国男性乘客在医学观察期间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被诊断为新冠肺炎轻型病例。该病例曾于4月25日从乌干达出发，26日在阿姆斯特丹转机，27日在韩国首尔转机，当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5月13日，该病例的鼻咽拭子样本(4月29日采集)接受了基因组测序，其结果显示，这名患者感染了新冠病毒奥密克戎BA.5变异株。
北京晚报记者注意到，6月28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表示，要高度警惕奥密克戎BA.4和BA.5境外输入传播，因为近期在境外输入病例中发现了BA.4和BA.5，并且还有不断增加的迹象。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王文玲表示，全球病毒基因共享数据库（GISAID）最新分析结果显示，目前位列前三位的奥密克戎亚分支是BA.5、BA.2和BA.4，且BA.5近期占比呈较快上升趋势。有专家预测，今夏全球可能面临由BA.4或BA.5引起的新一波流行。
“从现有的初步研究结果来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BA.4和BA.5的传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略有增强，防控难度将有所增加，我国外防输入压力增大。”王文玲说。
据新华社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正密切关注有关国家BA.4和BA.5的流行趋势，及时跟进全球关于新型变异株的研究进展，及时评估研判，指导各地落实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的要求，科学精准做好奥密克戎变异株疫情的防控工作。#北京西安相继出现BA.5变异株#（北京晚报）
据介绍，BA.4和BA.5目前已成为南非、葡萄牙、英国、以色列等国的主要流行毒株，法国、荷兰、美国等国也出现BA.4和BA.5感染者增加的情况。有专家预测，今夏全球可能面临由BA.4或BA.5引起的新一波流行。
目前北京、西安两地疫情情况如何？相较于此前的变异株，奥密克戎BA.5变异株有什么新特点？围绕着这些读者关心的热点问题，北京晚报记者进行了梳理：
[话筒]北京12例感染者涉四区，初步认为本次疫情总体可控
7月4日，北京市延庆区筛查出一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为入境隔离期满返京人员，该人员居住地为延庆区八达岭镇长城脚下的公社（酒店），7月4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当日被诊断为确诊病例。当天，该病例的两名同事也确诊。
截至7月6日24时，北京累计报告12例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涉及延庆（8例）、顺义（2例）、通州（1例）、昌平（1例）四个区，其中10人为上述酒店的工作人员。
7月6日，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379场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对7月5日通报的感染者1至3的标本进行基因测序，结果显示病毒均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BA.5.2分支。
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初步考虑本次疫情为输入病例引起的本土聚集性疫情。截至目前，本次疫情传播链条清晰，来源明确，根据现有疫情发展态势，初步认为本次疫情总体可控。
[话筒]西安5天报告本土感染者33例，多例与一艺术馆关联
7月2日，陕西省西安市在重点人群核酸筛查发现1名阳性感染者，随即被诊断为确诊病例。截至7月6日24时，西安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33例，其中确诊病例14例、无症状感染者19例。
7月5日召开的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西安本轮疫情目前发现的核酸阳性感染者绝大部分与陕西朝辉再生资源交易集散市场（大风尚再生艺术馆）相关联，已发现的病例多为废品回收人员。
基因测序结果显示，阳性感染者此次感染的毒株均为奥密克戎变异株BA.5.2分支。病毒来自境外，但源头尚不明确。西安市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不排除后续会出现新的传播链条，引起社区续发传播风险高。
据西安发布消息，7月6日，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疫情防控形势，安排部署核酸筛查、重点人群排查、隔离酒店管控等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再生资源交易集散市场等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彻底摸清底数，加强行业监管，切实消除风险隐患，牢牢掌握疫情防控工作主动权。
世卫组织：BA.4和BA.5变异株成全球主要毒株
奥密克戎变异株BA.5的基因序列首次上传于2022年3月15日，来自南非2月25日采集的一名患者的鼻咽、口咽拭子。
另据世卫组织消息，截至6月19日，世卫组织获得的全球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样本显示， BA.4和BA.5变异株加在一起已经占到全部样本的55% ，其中BA.5占43% ，BA.4占12%，两者已经取代之前的BA.2成为全球主要毒株。
世卫组织表示，BA.4和BA.5变异株的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两者的上升都与其含有增强其感染性的突变有关。早期迹象表明，这些突变增加了毒株的免疫逃逸能力，这意味着曾经感染过的人们更有可能再感染。
据新华社消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7月5日表示，截至7月2日的一周内，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中，70.1%由变异毒株奥密克戎BA.4和BA.5亚型所致，而5月初这一比例仅为1%。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本月5日报道，过去一个半月以来，美国日均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0万例左右，但鉴于BA.4和BA.5亚型传染性强、潜伏期短、传播速度快、无症状感染者比例较高，不少人认为真实数字或远高于此。
[话筒]中疾控：#我国外防输入压力增大#
发表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篇英文周报介绍，今年5月，中国发现首例由境外输入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BA.5感染者。
4月29日，一名37岁的中国男性乘客在医学观察期间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被诊断为新冠肺炎轻型病例。该病例曾于4月25日从乌干达出发，26日在阿姆斯特丹转机，27日在韩国首尔转机，当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5月13日，该病例的鼻咽拭子样本(4月29日采集)接受了基因组测序，其结果显示，这名患者感染了新冠病毒奥密克戎BA.5变异株。
北京晚报记者注意到，6月28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表示，要高度警惕奥密克戎BA.4和BA.5境外输入传播，因为近期在境外输入病例中发现了BA.4和BA.5，并且还有不断增加的迹象。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王文玲表示，全球病毒基因共享数据库（GISAID）最新分析结果显示，目前位列前三位的奥密克戎亚分支是BA.5、BA.2和BA.4，且BA.5近期占比呈较快上升趋势。有专家预测，今夏全球可能面临由BA.4或BA.5引起的新一波流行。
“从现有的初步研究结果来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BA.4和BA.5的传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略有增强，防控难度将有所增加，我国外防输入压力增大。”王文玲说。
据新华社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正密切关注有关国家BA.4和BA.5的流行趋势，及时跟进全球关于新型变异株的研究进展，及时评估研判，指导各地落实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的要求，科学精准做好奥密克戎变异株疫情的防控工作。#北京西安相继出现BA.5变异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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