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交通运输委：11个市级重点项目已经“满血复工”】3月18日，在第99场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刘道刚介绍了市交通运输委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开工复工，加快构建京津冀立体交通网的有关情况。
刘道刚说，当前，我市11个市级在建公路、港口水运、铁路重点项目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已经“满血复工”，正在开足马力加快建设，努力将因疫情影响而耽误的工期追上来。
互联畅通公路网将增加新通道
津石高速公路是天津经雄安新区至石家庄以及西部腹地的最便捷通道，也是雄安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当前，从天津滨海新区驾车去石家庄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北线，经荣乌高速、京港澳高速，全程约350公里，用时约5.5小时；另一条是南线，经京沪高速、石黄高速，全程约365公里，用时约5小时。津石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全程将缩短至295公里，用时缩短2小时。刘道刚表示，市交通运输委正在全力加快工程建设，天津西段京沪高速至津冀静海界力争今年年内与河北段同步主体完工，早日实现通车。
工农大道是天津市滨海新区南部的一条重要南北向干线公路，原为大港油田专用路。近年来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不断深化，现有技术等级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为此，市交通运输委正在对其北起天津大港港中路、南至河北黄骅省界全长7.3公里的路段进行提级改造，采用双向4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车速60公里每小时。到明年7月底，市民自驾出行到这条路附近踏青访友将更加舒适、安全。
轨道上的京津冀将赋予新动能
刘道刚介绍，在轨道交通方面，京唐铁路起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站（规划可连通北京站），天津新建与京滨铁路共用的宝坻南站，东至河北省唐山站，全长148公里，其中天津段长43公里，计划2022年9月份通车。京唐铁路将打通北京通州至唐山城际通道，其宝坻至通州段与京滨铁路共同组成天津滨海新区至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快速铁路通道，支撑北京、天津和河北唐山地区一体化协同发展。
京滨铁路起于宝坻南站，北接京唐铁路，南至滨海新区滨海西站，全长97公里，全线设宝坻南、宝坻周良、北辰、滨海机场、滨海西等5座车站。其中，宝坻至北辰段51公里正在加快建设，计划2022年9月份通车；北辰至滨海新区段46公里正在深化滨海机场站方案，将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T3航站楼一体化设计施工。京滨铁路建成后，将结束宝坻区不通高铁的历史，形成天津市中心城区、滨海新区直达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快捷通道，是继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后京津之间的第3条高铁通道，届时北京直达天津滨海新区只需57分钟，从宝坻南站到北京站仅需18分钟，宝坻到天津机场只需15分钟。对京津冀人才流动、项目整合、产业链条互动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津兴铁路起于天津西站，终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全长100.6公里，其中天津西至胜芳利用既有津保铁路，胜芳至固安东新建线路47.17公里，固安东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利用京雄城际、廊涿城际。全线天津西、胜芳、安次南、永清南、固安东、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6座车站。津兴铁路建成后将实现天津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直接连通，形成京津之间的第4条高铁通道，进一步完善北京国际大兴机场客流集疏运快速客运通道，天津与雄安新区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实现0.5小时通达。
世界一流大港将增添新载体
同时，刘道刚介绍了天津港的3个重点项目。
天津港北疆港区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工程将建设3个20万吨级泊位，可同时停靠2艘20万吨级集装箱船舶或同时停靠2艘10万吨级、1艘7万吨级集装箱船舶，设计集装箱年通过能力250万TEU。其后方陆域占地面积约7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自动化堆场区、空箱堆场区、维修区、进出港闸口、场内停车场、辅建区及照明、消防、给排水、通信等其他相关配套设施。该项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和工艺，建成后将是国内智能化程度最高、建设成本最低、运营效率最优的集装箱码头，达到国际一流水准。目前，码头岸坡挖泥、预制构件制作、陆域场地整平与强夯正在同步开展，今年年内将建成1个泊位并具备投产条件。
天津港高沙岭港区10万吨级航道一期工程将建设5万吨级单向航道，全长22公里，通航宽度165米，总疏浚方量约1882万立方米，设置大型浮标一座，中心标一对、浮标45座（含备用15座），建成后将为我市港航系统基础设施提供新的高等级深水航道，进而对港区发展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目前，正在进行新区域围埝施工和挖泥船补给整修，今年年内将全面完工。
天津港大沽口港区临港博迈科2#码头工程将建设1个300米长的模块出运兼15万吨FPSO舾装泊位，建成后可年出运1000吨及以下模块100个，1000—25000吨模块20个，或年舾装2艘15万吨FPSO（复式油气储存床）。正在开展码头主体海上沉桩施工，今年年内竣工投产后将填补京津冀地区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船总装业务领域空白，对于港口转型升级、提升天津市高端海洋装备制造能力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区域航空枢纽和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将展现新风采
在区域航空枢纽方面，民航局已于今年2月份正式批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总体规划（2019版），天津机场将规划建设T3航站楼，新增东二跑道、卫星厅等。综合交通规划方面，将把京滨铁路引入T3航站楼，轨道交通M2线东延至T3航站楼，引入轨道交通Z2线至机场交通中心；拓宽机场进场道路，完善机场周边客货运道路系统。
发布会现场，有记者提问：除了上面介绍的交通运输重点工程，市交通运输委今年安排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总体情况怎样？如何推动这些项目尽快开工复工？
刘道刚回答：在实现市级在建重大项目全部复工基础上，市交通运输委充分发挥固定资产投资的“驾辕之马”作用，统筹考虑完成“十三五”规划收官任务、保持投资规模持续增长和稳妥应对疫情影响等多重因素，综合研究确定2020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安排144.5亿元，总额比去年略高。其中公路64亿元、港口水运32亿元、铁路45亿元、枢纽场站3.5亿元；建设项目共49项，其中续建项目33项、新项目16项。这些项目都是京津冀立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采取了“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方式有序推进开工复工，确保全年投资任务目标完成。
一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制定印发了我市交通建设工程项目疫情防控期间开工复工指导意见，联合北京市、河北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研究出台了加强疫情防控、服务保障和重点建设协调联动的实施意见，确保协调机制高效运转、工作台账明晰细化。
二是提高政务服务效率。优化服务模式，推行项目设计方案“不见面”专家函审和施工招投标“不见面”开评标，采取“告知承诺”等方式实现网上审批，全面指导各项目提前做好复工前各项手续办理准备工作。
三是分类分区指导帮扶。结合行业特点，分别成立公路建设养护工程、港口水运工程、铁路工程等16个复工帮扶工作组，由局级领导牵头，分类分区指导帮扶，加快推进项目复工。开展贴身服务
四是行业属地联动服务。与项目所在地政府建立联动服务机制，指导施工单位做好工人返岗、物资运输、人员防护，及时协调解决复工开工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上述49个项目中，33个续建项目复工率已达到85%；16个新项目开工率为37.5%，比往年同期略高，随着天气转暖和前期工作进一步落实，近期还会有更多的新项目开工建设。
记者提问：京津冀三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方面是如何做到协同联动的？
刘道刚回答：三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用“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四句话来概括。
一是规划同图。比如我们某个省（市）在编制公路网规划时，需要征求其他两个省（市）的意见，跨省（市）的国省干线公路要体现在一张图上，按同路线、同标准规划，高水平立项。
二是建设同步。跨省市项目在计划阶段，也就是在编制五年规划、年度计划时，三省市会充分沟通；建设施工阶段，各方还将针对工程具体施工工期安排、进度和整个建设市场监管等具体工作进行随时对接。比如津石高速公路和京滨、京唐铁路等项目，三省市会统一确定建设周期，力求全线同步通车。
三是运输一体。天津港不仅是天津的港口更是京津冀的港口，港口重大项目建成后在京津冀联防联控联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疫情防控关键阶段，天津港主动作为，当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先行官，联合沧州黄骅港开通“天天班海上快线”集装箱船舶往返天津港—沧州黄骅港，2月25日开始，对每航次前200个舱位的支线运费予以全免，对船舶在天津港发生的港口作业包干费、库场使用费予以全免，全力支持河北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大局。据统计，疫情防控期间天津港累计作业防疫物资船舶12艘次，装卸防疫物资317箱、9405.2吨，其中13箱采用了“车船直取”方式，全程高效保障了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唐山三友集团等河北企业疫情防控救援物资的卸船疏运作业。
四是管理协同。近期铁路重点项目建设过程中就充分发挥了协调联动机制作用。例如，京唐铁路廊坊段需要协调天津市电力公司支持解决电力迁改和铁路施工问题。按照一般做法，需要先落实电力迁改，再进行铁路施工。为了加快河北段铁路建设，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积极协调天津市电力公司，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天津电力公司对高压线迁改和铁路施工同步进行给予了有力支持，为京唐铁路2022年实现京津冀三省市同步通车赢得了宝贵时间。另外，津兴铁路除天津西站外全线位于河北省境内，对天津市、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拉动作用。双方采取共同投资方式，并由河北省全力支持加快项目征地拆迁等工作，开创了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的新模式。
https://t.cn/A6zTy6WM
刘道刚说，当前，我市11个市级在建公路、港口水运、铁路重点项目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已经“满血复工”，正在开足马力加快建设，努力将因疫情影响而耽误的工期追上来。
互联畅通公路网将增加新通道
津石高速公路是天津经雄安新区至石家庄以及西部腹地的最便捷通道，也是雄安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当前，从天津滨海新区驾车去石家庄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北线，经荣乌高速、京港澳高速，全程约350公里，用时约5.5小时；另一条是南线，经京沪高速、石黄高速，全程约365公里，用时约5小时。津石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全程将缩短至295公里，用时缩短2小时。刘道刚表示，市交通运输委正在全力加快工程建设，天津西段京沪高速至津冀静海界力争今年年内与河北段同步主体完工，早日实现通车。
工农大道是天津市滨海新区南部的一条重要南北向干线公路，原为大港油田专用路。近年来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不断深化，现有技术等级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为此，市交通运输委正在对其北起天津大港港中路、南至河北黄骅省界全长7.3公里的路段进行提级改造，采用双向4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车速60公里每小时。到明年7月底，市民自驾出行到这条路附近踏青访友将更加舒适、安全。
轨道上的京津冀将赋予新动能
刘道刚介绍，在轨道交通方面，京唐铁路起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站（规划可连通北京站），天津新建与京滨铁路共用的宝坻南站，东至河北省唐山站，全长148公里，其中天津段长43公里，计划2022年9月份通车。京唐铁路将打通北京通州至唐山城际通道，其宝坻至通州段与京滨铁路共同组成天津滨海新区至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快速铁路通道，支撑北京、天津和河北唐山地区一体化协同发展。
京滨铁路起于宝坻南站，北接京唐铁路，南至滨海新区滨海西站，全长97公里，全线设宝坻南、宝坻周良、北辰、滨海机场、滨海西等5座车站。其中，宝坻至北辰段51公里正在加快建设，计划2022年9月份通车；北辰至滨海新区段46公里正在深化滨海机场站方案，将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T3航站楼一体化设计施工。京滨铁路建成后，将结束宝坻区不通高铁的历史，形成天津市中心城区、滨海新区直达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快捷通道，是继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后京津之间的第3条高铁通道，届时北京直达天津滨海新区只需57分钟，从宝坻南站到北京站仅需18分钟，宝坻到天津机场只需15分钟。对京津冀人才流动、项目整合、产业链条互动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津兴铁路起于天津西站，终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全长100.6公里，其中天津西至胜芳利用既有津保铁路，胜芳至固安东新建线路47.17公里，固安东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利用京雄城际、廊涿城际。全线天津西、胜芳、安次南、永清南、固安东、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6座车站。津兴铁路建成后将实现天津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直接连通，形成京津之间的第4条高铁通道，进一步完善北京国际大兴机场客流集疏运快速客运通道，天津与雄安新区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实现0.5小时通达。
世界一流大港将增添新载体
同时，刘道刚介绍了天津港的3个重点项目。
天津港北疆港区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工程将建设3个20万吨级泊位，可同时停靠2艘20万吨级集装箱船舶或同时停靠2艘10万吨级、1艘7万吨级集装箱船舶，设计集装箱年通过能力250万TEU。其后方陆域占地面积约7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自动化堆场区、空箱堆场区、维修区、进出港闸口、场内停车场、辅建区及照明、消防、给排水、通信等其他相关配套设施。该项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和工艺，建成后将是国内智能化程度最高、建设成本最低、运营效率最优的集装箱码头，达到国际一流水准。目前，码头岸坡挖泥、预制构件制作、陆域场地整平与强夯正在同步开展，今年年内将建成1个泊位并具备投产条件。
天津港高沙岭港区10万吨级航道一期工程将建设5万吨级单向航道，全长22公里，通航宽度165米，总疏浚方量约1882万立方米，设置大型浮标一座，中心标一对、浮标45座（含备用15座），建成后将为我市港航系统基础设施提供新的高等级深水航道，进而对港区发展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目前，正在进行新区域围埝施工和挖泥船补给整修，今年年内将全面完工。
天津港大沽口港区临港博迈科2#码头工程将建设1个300米长的模块出运兼15万吨FPSO舾装泊位，建成后可年出运1000吨及以下模块100个，1000—25000吨模块20个，或年舾装2艘15万吨FPSO（复式油气储存床）。正在开展码头主体海上沉桩施工，今年年内竣工投产后将填补京津冀地区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船总装业务领域空白，对于港口转型升级、提升天津市高端海洋装备制造能力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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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航空枢纽方面，民航局已于今年2月份正式批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总体规划（2019版），天津机场将规划建设T3航站楼，新增东二跑道、卫星厅等。综合交通规划方面，将把京滨铁路引入T3航站楼，轨道交通M2线东延至T3航站楼，引入轨道交通Z2线至机场交通中心；拓宽机场进场道路，完善机场周边客货运道路系统。
发布会现场，有记者提问：除了上面介绍的交通运输重点工程，市交通运输委今年安排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总体情况怎样？如何推动这些项目尽快开工复工？
刘道刚回答：在实现市级在建重大项目全部复工基础上，市交通运输委充分发挥固定资产投资的“驾辕之马”作用，统筹考虑完成“十三五”规划收官任务、保持投资规模持续增长和稳妥应对疫情影响等多重因素，综合研究确定2020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安排144.5亿元，总额比去年略高。其中公路64亿元、港口水运32亿元、铁路45亿元、枢纽场站3.5亿元；建设项目共49项，其中续建项目33项、新项目16项。这些项目都是京津冀立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采取了“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方式有序推进开工复工，确保全年投资任务目标完成。
一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制定印发了我市交通建设工程项目疫情防控期间开工复工指导意见，联合北京市、河北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研究出台了加强疫情防控、服务保障和重点建设协调联动的实施意见，确保协调机制高效运转、工作台账明晰细化。
二是提高政务服务效率。优化服务模式，推行项目设计方案“不见面”专家函审和施工招投标“不见面”开评标，采取“告知承诺”等方式实现网上审批，全面指导各项目提前做好复工前各项手续办理准备工作。
三是分类分区指导帮扶。结合行业特点，分别成立公路建设养护工程、港口水运工程、铁路工程等16个复工帮扶工作组，由局级领导牵头，分类分区指导帮扶，加快推进项目复工。开展贴身服务
四是行业属地联动服务。与项目所在地政府建立联动服务机制，指导施工单位做好工人返岗、物资运输、人员防护，及时协调解决复工开工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上述49个项目中，33个续建项目复工率已达到85%；16个新项目开工率为37.5%，比往年同期略高，随着天气转暖和前期工作进一步落实，近期还会有更多的新项目开工建设。
记者提问：京津冀三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方面是如何做到协同联动的？
刘道刚回答：三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用“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四句话来概括。
一是规划同图。比如我们某个省（市）在编制公路网规划时，需要征求其他两个省（市）的意见，跨省（市）的国省干线公路要体现在一张图上，按同路线、同标准规划，高水平立项。
二是建设同步。跨省市项目在计划阶段，也就是在编制五年规划、年度计划时，三省市会充分沟通；建设施工阶段，各方还将针对工程具体施工工期安排、进度和整个建设市场监管等具体工作进行随时对接。比如津石高速公路和京滨、京唐铁路等项目，三省市会统一确定建设周期，力求全线同步通车。
三是运输一体。天津港不仅是天津的港口更是京津冀的港口，港口重大项目建成后在京津冀联防联控联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疫情防控关键阶段，天津港主动作为，当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先行官，联合沧州黄骅港开通“天天班海上快线”集装箱船舶往返天津港—沧州黄骅港，2月25日开始，对每航次前200个舱位的支线运费予以全免，对船舶在天津港发生的港口作业包干费、库场使用费予以全免，全力支持河北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大局。据统计，疫情防控期间天津港累计作业防疫物资船舶12艘次，装卸防疫物资317箱、9405.2吨，其中13箱采用了“车船直取”方式，全程高效保障了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唐山三友集团等河北企业疫情防控救援物资的卸船疏运作业。
四是管理协同。近期铁路重点项目建设过程中就充分发挥了协调联动机制作用。例如，京唐铁路廊坊段需要协调天津市电力公司支持解决电力迁改和铁路施工问题。按照一般做法，需要先落实电力迁改，再进行铁路施工。为了加快河北段铁路建设，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积极协调天津市电力公司，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天津电力公司对高压线迁改和铁路施工同步进行给予了有力支持，为京唐铁路2022年实现京津冀三省市同步通车赢得了宝贵时间。另外，津兴铁路除天津西站外全线位于河北省境内，对天津市、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拉动作用。双方采取共同投资方式，并由河北省全力支持加快项目征地拆迁等工作，开创了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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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成立经过】 张帆/文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图1：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图2：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图3：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亲切交谈。
图4：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图5：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图6：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图1：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图2：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图3：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亲切交谈。
图4：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图5：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图6：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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