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是有着最广泛群众基础的一项收藏，它的文化背景也最为奥妙。要了解陶瓷，首先要了解我们的历史有多长。
我今年40岁，以我这样的年纪，三个人首尾相接就进清朝了，六个人就可以看到乾隆了；二十一个人首尾相接，就可以看到宋徽宗了；三十五个人就可以看到唐太宗。一百二十个人首尾相接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五千年，从甲骨文出现到现在。
以此看，历史没有多长，对吧？我们一旦把它量化，就会感到它没有想象的那么长。我们有文字的历史，从甲骨文到现在，不足五千年，就用刚才这样的计算方法，就是我这样年纪的一百二十个人首尾相接，大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
陶器发明
甲骨文从诞生到现在，不足五千年。我们常说"五千年文明古国，亿万里美好河山"，说的就是我国的历史和疆域。再往前追溯，就是我们用火的历史。用火，是野蛮到文明的一个过渡。
我们怎么开始用火的？最早的用火就是两个目的：一个取暖，一个熟制。人的进化跟吃熟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用火的第一个成就，当它开始烧制陶器的时候，距离现在大约只有不到一万年的时间。陶器是偶然烧成的。
烧造陶器是新、旧石器时代分界的一个特征。能够用火烧造一件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开端。
怎么烧造一个陶器呢？我们的祖先烧造陶器时，仅是一个偶然的发现，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今天说那是人类一个伟大的发明，但这个发明最早就是一个偶然的发现。
比如，用火的时候，火旁边的黏土成为板结状，变得非常硬，这个特征被古人发现了，所以他就有意识地把这个黏土提炼出来，把它做成一个造型，搁在火里烧，越烧温度越高，越烧东西就越完美。这就是陶器的发明，距今不足一万年。
正是这个发明，开创了中国陶瓷史的一个先端。因为有了陶器的发明，才有了后面瓷器的发明。我们常说陶瓷陶瓷，陶瓷从科学意义上讲，是两种东西，一种是陶，一种是瓷。我们先建立两个完整的概念，这样对后面的若干课才能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
那么，我们一开始烧造陶器要干什么？首先是制造一个容器。
容器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碗，一个杯子，要用它盛饭、盛水。容器的革命，是人类文明坐标中非常重要的革命。容器的每一次发展，都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文明可以以容器为坐标。
我们今天不要狭隘地把容器理解为就是杯、碗，容器包括很多，比如住房，就是一个容器；比如洗澡用的澡盆，就是一个容器；小汽车也是；再比如现在储存信息用的移动硬盘，也是一个容器，可以容纳海量的知识在里面。所以，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跟容器有关。
陶器是人类用物理和化学的方法，第一次使泥土改变特征，成为了一个人类的用具，这个伟大的发明载入了文明的史册。
陶器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就地取材，随心所欲。我想捏个碗就捏个碗，我想捏个罐就捏个罐，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陶器是人类早期最依赖的一种用器。我们早期的用器，都是用物理方法采集到的，比如掰下一根树枝、砍砸一块石头，用来击打野兽，这都是最早期用物理方法去制造的一种工具。那么陶器是第一次使用化学方法，就是高温下改变物质的形态。
那么，陶器有没有缺点呢？肯定有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它易碎，费劲儿巴拉把这个碗做成了，稍一不小心就打碎了。每个人都有失手打碎瓷器和陶器的经历。
陶器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吸水。今天可能感受不到这个缺点带给我们的困惑，而古人则是长时间为这件事困惑。
比如说过去古人也喝粥，喝粥的时候用什么呢？他可能用植物的果实，比如用一个匏（páo）器，就是我们所说的葫芦，一剖两半儿，盛上粥喝；或者用一块兽皮，兜起来喝，非常不方便。自从陶器出现，他开始用陶器盛粥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陶器吸水。比如母亲盛了一碗粥，出门就叫："小二，赶快回来喝粥吧！"再回头一看，粥成干饭了，是吧？陶器把水给吸掉了。
所以，古人在长时间摸索陶器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尝试改变它的吸水率，不能让它太吸水。今天能够残留的陶器痕迹，就剩下一个花盆了。我们买的陶花盆是吸水的，而且要利用它的吸水性和透气性，保证花能茁壮生长，瓷器的花盆养花反而不好。依赖于这点，我们才能到今天还保留有一种陶器，跟我们的生活相关；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几乎就完全摆脱了陶器。
陶器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烧砖。红砖、灰砖都是陶器。今天提倡环保，国家已经下令不许挖黏土烧砖，但是我们还能看到被保留下来的用红砖、灰砖盖的房子，它们都是这个远古发明曾被广泛利用的一个证据。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烧陶的温度要有控制。历史上的烧陶，一般情况下都会低于1000度，瓷器一般要烧到1200度以上。所以说，一开始温度也限制了瓷器的产生。陶和瓷在科学上是两个概念。今天只说陶，以后再说瓷。那么，对陶的理解呢，首先要看它产生的背景。 陶器产生的一个最好的背景是黄河流域。黄河流域是我们民族、我们祖先的一个发祥地，黄河贯穿九个省，我们都称黄河为母亲河。陶器主要的发现地域，大多数沿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有，但与黄河流域相比较，陶器数量要少，而且烧的温度也略低。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把陶器拿出来单独地看，黄河流域烧造的是最好的陶器。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都是黄河流域沿岸的文化；沿着长江流域的，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良渚（zhǔ）文化。
仰韶文化，有一个"人面鱼纹盆"，非常有名。马家窑文化，著名的是"小口尖底瓶"。小口尖底瓶是一个提水的工具，它做得非常聪明，是尖底，为的是一旦进入水中，尖底瓶就会立刻翻个儿，水从它的口中流入；而当它装满水的时候，就立刻正起来了，这就是它的功能。五千年前的古人，已经开始用这么漂亮的东西来提水了。
产生陶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是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意识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因为我们是一个以种地为生的民族，以农业为主的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我自己供自己吃穿，我们的贸易能力相对来说比游牧民族弱。首先弱在意识上。这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而游牧民族是通过易货生存，通过交换取得他们不生产的东西。
农耕民族是定居的民族，需要大量生产用具。但生产时不考虑游牧民族需要抗震动的物品。比如游牧民族愿意使的是金属器、皮制器、木制器等等，都是不容易磕碎的，因为他们生活在行动当中。定居民族可就不在乎这个，分量重一点儿也没关系，易碎的话，小心一点儿就可以了。
农耕民族的思维定势就是重农轻商，我们几千年的文明都是重农轻商。所以在农业发达的时期，国家非常强盛；而当我们进入一个贸易社会，或者说经济社会的时候，弱点就显现出来了。
甘肃彩陶
没有纹饰的陶器称素陶，画有纹饰的陶器称彩陶，彩陶各有各的风格。早年的甘肃就有很多彩陶。要知道，在原始社会里，财产是以数量取胜的，而不是单纯的以质量取胜。当时的财富都以数量的形式表现，所以彩陶出土的时候往往非常多，有时候一窖有几十个、上百个，甚至几百个。当时不谋求彩陶的质量，而是谋求它的数量。
现在要想收集到一件彩陶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历史上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彩陶陪葬呢？原因无非就是它是财富的显现。当时，积累财富以后，还没办法浓缩这个财富，他不能烧造一个质量更为优良的东西，像后来清代皇宫专用的珐琅彩，价值连城。因此，彩陶只能以数量作为财富的表现形式，然后下葬。被后人无意或有意挖掘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堆积如山、一模一样的彩陶。所谓一模一样，也是大体看上去一模一样。由于是人工绘画，细节上都有差别#古玩[超话]# 。历史上像甘肃、青海，彩陶非常多，去这些地方找彩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找其他的就比较困难了。
我今年40岁，以我这样的年纪，三个人首尾相接就进清朝了，六个人就可以看到乾隆了；二十一个人首尾相接，就可以看到宋徽宗了；三十五个人就可以看到唐太宗。一百二十个人首尾相接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五千年，从甲骨文出现到现在。
以此看，历史没有多长，对吧？我们一旦把它量化，就会感到它没有想象的那么长。我们有文字的历史，从甲骨文到现在，不足五千年，就用刚才这样的计算方法，就是我这样年纪的一百二十个人首尾相接，大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
陶器发明
甲骨文从诞生到现在，不足五千年。我们常说"五千年文明古国，亿万里美好河山"，说的就是我国的历史和疆域。再往前追溯，就是我们用火的历史。用火，是野蛮到文明的一个过渡。
我们怎么开始用火的？最早的用火就是两个目的：一个取暖，一个熟制。人的进化跟吃熟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用火的第一个成就，当它开始烧制陶器的时候，距离现在大约只有不到一万年的时间。陶器是偶然烧成的。
烧造陶器是新、旧石器时代分界的一个特征。能够用火烧造一件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开端。
怎么烧造一个陶器呢？我们的祖先烧造陶器时，仅是一个偶然的发现，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今天说那是人类一个伟大的发明，但这个发明最早就是一个偶然的发现。
比如，用火的时候，火旁边的黏土成为板结状，变得非常硬，这个特征被古人发现了，所以他就有意识地把这个黏土提炼出来，把它做成一个造型，搁在火里烧，越烧温度越高，越烧东西就越完美。这就是陶器的发明，距今不足一万年。
正是这个发明，开创了中国陶瓷史的一个先端。因为有了陶器的发明，才有了后面瓷器的发明。我们常说陶瓷陶瓷，陶瓷从科学意义上讲，是两种东西，一种是陶，一种是瓷。我们先建立两个完整的概念，这样对后面的若干课才能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
那么，我们一开始烧造陶器要干什么？首先是制造一个容器。
容器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碗，一个杯子，要用它盛饭、盛水。容器的革命，是人类文明坐标中非常重要的革命。容器的每一次发展，都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文明可以以容器为坐标。
我们今天不要狭隘地把容器理解为就是杯、碗，容器包括很多，比如住房，就是一个容器；比如洗澡用的澡盆，就是一个容器；小汽车也是；再比如现在储存信息用的移动硬盘，也是一个容器，可以容纳海量的知识在里面。所以，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跟容器有关。
陶器是人类用物理和化学的方法，第一次使泥土改变特征，成为了一个人类的用具，这个伟大的发明载入了文明的史册。
陶器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就地取材，随心所欲。我想捏个碗就捏个碗，我想捏个罐就捏个罐，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陶器是人类早期最依赖的一种用器。我们早期的用器，都是用物理方法采集到的，比如掰下一根树枝、砍砸一块石头，用来击打野兽，这都是最早期用物理方法去制造的一种工具。那么陶器是第一次使用化学方法，就是高温下改变物质的形态。
那么，陶器有没有缺点呢？肯定有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它易碎，费劲儿巴拉把这个碗做成了，稍一不小心就打碎了。每个人都有失手打碎瓷器和陶器的经历。
陶器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吸水。今天可能感受不到这个缺点带给我们的困惑，而古人则是长时间为这件事困惑。
比如说过去古人也喝粥，喝粥的时候用什么呢？他可能用植物的果实，比如用一个匏（páo）器，就是我们所说的葫芦，一剖两半儿，盛上粥喝；或者用一块兽皮，兜起来喝，非常不方便。自从陶器出现，他开始用陶器盛粥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陶器吸水。比如母亲盛了一碗粥，出门就叫："小二，赶快回来喝粥吧！"再回头一看，粥成干饭了，是吧？陶器把水给吸掉了。
所以，古人在长时间摸索陶器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尝试改变它的吸水率，不能让它太吸水。今天能够残留的陶器痕迹，就剩下一个花盆了。我们买的陶花盆是吸水的，而且要利用它的吸水性和透气性，保证花能茁壮生长，瓷器的花盆养花反而不好。依赖于这点，我们才能到今天还保留有一种陶器，跟我们的生活相关；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几乎就完全摆脱了陶器。
陶器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烧砖。红砖、灰砖都是陶器。今天提倡环保，国家已经下令不许挖黏土烧砖，但是我们还能看到被保留下来的用红砖、灰砖盖的房子，它们都是这个远古发明曾被广泛利用的一个证据。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烧陶的温度要有控制。历史上的烧陶，一般情况下都会低于1000度，瓷器一般要烧到1200度以上。所以说，一开始温度也限制了瓷器的产生。陶和瓷在科学上是两个概念。今天只说陶，以后再说瓷。那么，对陶的理解呢，首先要看它产生的背景。 陶器产生的一个最好的背景是黄河流域。黄河流域是我们民族、我们祖先的一个发祥地，黄河贯穿九个省，我们都称黄河为母亲河。陶器主要的发现地域，大多数沿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有，但与黄河流域相比较，陶器数量要少，而且烧的温度也略低。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把陶器拿出来单独地看，黄河流域烧造的是最好的陶器。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都是黄河流域沿岸的文化；沿着长江流域的，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良渚（zhǔ）文化。
仰韶文化，有一个"人面鱼纹盆"，非常有名。马家窑文化，著名的是"小口尖底瓶"。小口尖底瓶是一个提水的工具，它做得非常聪明，是尖底，为的是一旦进入水中，尖底瓶就会立刻翻个儿，水从它的口中流入；而当它装满水的时候，就立刻正起来了，这就是它的功能。五千年前的古人，已经开始用这么漂亮的东西来提水了。
产生陶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是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意识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因为我们是一个以种地为生的民族，以农业为主的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我自己供自己吃穿，我们的贸易能力相对来说比游牧民族弱。首先弱在意识上。这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而游牧民族是通过易货生存，通过交换取得他们不生产的东西。
农耕民族是定居的民族，需要大量生产用具。但生产时不考虑游牧民族需要抗震动的物品。比如游牧民族愿意使的是金属器、皮制器、木制器等等，都是不容易磕碎的，因为他们生活在行动当中。定居民族可就不在乎这个，分量重一点儿也没关系，易碎的话，小心一点儿就可以了。
农耕民族的思维定势就是重农轻商，我们几千年的文明都是重农轻商。所以在农业发达的时期，国家非常强盛；而当我们进入一个贸易社会，或者说经济社会的时候，弱点就显现出来了。
甘肃彩陶
没有纹饰的陶器称素陶，画有纹饰的陶器称彩陶，彩陶各有各的风格。早年的甘肃就有很多彩陶。要知道，在原始社会里，财产是以数量取胜的，而不是单纯的以质量取胜。当时的财富都以数量的形式表现，所以彩陶出土的时候往往非常多，有时候一窖有几十个、上百个，甚至几百个。当时不谋求彩陶的质量，而是谋求它的数量。
现在要想收集到一件彩陶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历史上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彩陶陪葬呢？原因无非就是它是财富的显现。当时，积累财富以后，还没办法浓缩这个财富，他不能烧造一个质量更为优良的东西，像后来清代皇宫专用的珐琅彩，价值连城。因此，彩陶只能以数量作为财富的表现形式，然后下葬。被后人无意或有意挖掘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堆积如山、一模一样的彩陶。所谓一模一样，也是大体看上去一模一样。由于是人工绘画，细节上都有差别#古玩[超话]# 。历史上像甘肃、青海，彩陶非常多，去这些地方找彩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找其他的就比较困难了。
Ingenting är omöjligt för oss
Eva Lindström 绘图
书名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两个兄弟发现他们处于一个新的环境中，在那里他们与妈妈安顿下来。他们的爸爸在别的地方，但在哪里呢？
在这个充满“一 切都好”的故事里，有一种思念一个不在身边的父亲的基调。他在哪里？他什么时候来？如果有的话？
画家简介：Eva Lindström，生于1952年，在瑞典儿童读物作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她的作品基调是幽默和忧郁的综合，将日常生活与超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她的绘画技巧结合了水彩画、水粉画和彩铅等技法。
她所有的书中都有很多幽默。她的工作乐趣在于结合文字和图像，把乐趣放在画面中。
#绘本# 店里有售
Eva Lindström 绘图
书名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两个兄弟发现他们处于一个新的环境中，在那里他们与妈妈安顿下来。他们的爸爸在别的地方，但在哪里呢？
在这个充满“一 切都好”的故事里，有一种思念一个不在身边的父亲的基调。他在哪里？他什么时候来？如果有的话？
画家简介：Eva Lindström，生于1952年，在瑞典儿童读物作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她的作品基调是幽默和忧郁的综合，将日常生活与超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她的绘画技巧结合了水彩画、水粉画和彩铅等技法。
她所有的书中都有很多幽默。她的工作乐趣在于结合文字和图像，把乐趣放在画面中。
#绘本# 店里有售
#三联美食#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从高邮到昆明，从沙岭子再到北京，汪曾祺吃了、做了一辈子顺民菜；写食物，他笔下有风土，心里是乡愁。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汪家搬至甘家口，五口人挤在单元楼两间房里，睡觉要支折叠床。不爱逛街，偏爱菜市场的汪曾祺，在西四的菜市场里恢复了元气，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写作高峰，数十篇关于食物的杂文，便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他若发现市面上没有爆肚可买，就干脆买回生牛肚自己做，手撕筋膜，洗去污物，在碱、醋里浸泡良久。不料，下锅后发现，仍然咬不烂，全家人放下筷子，唯有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
渐渐的，汪曾祺也迷上了北方的韭菜花。从前在科班里学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90年代初，市面上散装的韭菜花几乎不见了，玻璃瓶装的韭菜花，要卖到一块多一瓶，即便如此，汪老认定那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
韭菜花进了玻璃瓶，便说明涮肉馆子多了起来，市面上的生肉自然也敞开供应了。在《肉食者不鄙》中，他逐一写到镇江肴蹄、淮安菜的狮子头、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腐乳肉、上海的腌笃鲜、苏杭的东坡肉，等等。
他还给《中国烹饪》投稿，自创油条塞肉：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他形容这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并称“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
汪曾祺尤爱烤肉，将烤肉、烤鸭、烤白薯，聚称为“三烤”。他喜欢松木或果木的香气，又喜爱劈柴时的豪爽，当然，他也无法抵御肉的滋味，或许在烧烤之间，他更沉迷于那袅袅的烟火之气。
不出意外，他也喜欢观瞧烧烤的人。“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若是火旺，男人就脱得只穿一件衬衫露怀，解衣盘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可如今，“斯文”的烧烤店越开越多，汪曾祺笔下的“武吃者”几近灭绝，他的这一记录，可以刊登在“中国的红色美食名录”上。
汪曾祺也把北京人最常吃的面，写到了点儿上。他在101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结识了一位闲人老头儿，这位大爷中午吃抻面，晚上吃“拨鱼儿”，他每天的佐料，就是炸酱——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再后来，随着《闹市闲人》的刊登，汪曾祺搬到了蒲黄榆，彻底远离了胡同生活，不过他仍旧喜欢下厨，做北京菜。由文章可见，他的京菜，也是带有一点儿南方口音的。
19岁离家，直到数十载后才回到家乡，仅凭着记忆和偶尔的探望，汪曾祺写下故乡的食物。高邮的咸鸭蛋是琐碎记忆中的一篇，也是关于故乡记忆中，最活灵活现的一文：孩子兴挂“鸭蛋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也是童年趣味，不似今天的咸鸭蛋，是偶尔想起的一道辅食而已。
“我走过不少地方，所食鸭蛋多矣，皆不能和高邮的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他又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在汪曾祺的谈吃中，人们见识到了吃醋的山西人，爱吃甜食的广东人，无尽逐臭的长沙火宫殿，金华的竹叶腿，又读到了四川的叙府糟蛋，宁波的瓦楞明蚶，却远不比家乡的炒米、焦屑、咸鸭蛋、咸菜茨菇汤、河鲜、水鸟有滋味，有关马齿苋、蒌蒿、山野的菜，他试图用家乡话来表达一种有关眷恋的情愫。
从最早的科普式小品文，到最后的杂文，汪曾祺前后写了近50篇关于饮食的文章。有关面茶、豆汁的文字，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几篇关于吃的文章，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所写的食物，也回归简朴。面茶、豆汁，大概是居住在北京有了些年月，才会尝试着与之和解的小吃吧。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汪曾祺锅里的菜，不卑不亢，他笔下的菜，也毫无抱怨。在今天看来，那些有关滋味的文字，也不会过时，或许那些美文都是永恒的。
话到此处，也想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词儿去形容一下汪老的文字，那就是“治愈”，那些句子治愈的不只是他的读者，或许也包括三起三落的他本人。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汪家搬至甘家口，五口人挤在单元楼两间房里，睡觉要支折叠床。不爱逛街，偏爱菜市场的汪曾祺，在西四的菜市场里恢复了元气，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写作高峰，数十篇关于食物的杂文，便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他若发现市面上没有爆肚可买，就干脆买回生牛肚自己做，手撕筋膜，洗去污物，在碱、醋里浸泡良久。不料，下锅后发现，仍然咬不烂，全家人放下筷子，唯有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
渐渐的，汪曾祺也迷上了北方的韭菜花。从前在科班里学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90年代初，市面上散装的韭菜花几乎不见了，玻璃瓶装的韭菜花，要卖到一块多一瓶，即便如此，汪老认定那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
韭菜花进了玻璃瓶，便说明涮肉馆子多了起来，市面上的生肉自然也敞开供应了。在《肉食者不鄙》中，他逐一写到镇江肴蹄、淮安菜的狮子头、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腐乳肉、上海的腌笃鲜、苏杭的东坡肉，等等。
他还给《中国烹饪》投稿，自创油条塞肉：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他形容这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并称“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
汪曾祺尤爱烤肉，将烤肉、烤鸭、烤白薯，聚称为“三烤”。他喜欢松木或果木的香气，又喜爱劈柴时的豪爽，当然，他也无法抵御肉的滋味，或许在烧烤之间，他更沉迷于那袅袅的烟火之气。
不出意外，他也喜欢观瞧烧烤的人。“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若是火旺，男人就脱得只穿一件衬衫露怀，解衣盘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可如今，“斯文”的烧烤店越开越多，汪曾祺笔下的“武吃者”几近灭绝，他的这一记录，可以刊登在“中国的红色美食名录”上。
汪曾祺也把北京人最常吃的面，写到了点儿上。他在101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结识了一位闲人老头儿，这位大爷中午吃抻面，晚上吃“拨鱼儿”，他每天的佐料，就是炸酱——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再后来，随着《闹市闲人》的刊登，汪曾祺搬到了蒲黄榆，彻底远离了胡同生活，不过他仍旧喜欢下厨，做北京菜。由文章可见，他的京菜，也是带有一点儿南方口音的。
19岁离家，直到数十载后才回到家乡，仅凭着记忆和偶尔的探望，汪曾祺写下故乡的食物。高邮的咸鸭蛋是琐碎记忆中的一篇，也是关于故乡记忆中，最活灵活现的一文：孩子兴挂“鸭蛋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也是童年趣味，不似今天的咸鸭蛋，是偶尔想起的一道辅食而已。
“我走过不少地方，所食鸭蛋多矣，皆不能和高邮的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他又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在汪曾祺的谈吃中，人们见识到了吃醋的山西人，爱吃甜食的广东人，无尽逐臭的长沙火宫殿，金华的竹叶腿，又读到了四川的叙府糟蛋，宁波的瓦楞明蚶，却远不比家乡的炒米、焦屑、咸鸭蛋、咸菜茨菇汤、河鲜、水鸟有滋味，有关马齿苋、蒌蒿、山野的菜，他试图用家乡话来表达一种有关眷恋的情愫。
从最早的科普式小品文，到最后的杂文，汪曾祺前后写了近50篇关于饮食的文章。有关面茶、豆汁的文字，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几篇关于吃的文章，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所写的食物，也回归简朴。面茶、豆汁，大概是居住在北京有了些年月，才会尝试着与之和解的小吃吧。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汪曾祺锅里的菜，不卑不亢，他笔下的菜，也毫无抱怨。在今天看来，那些有关滋味的文字，也不会过时，或许那些美文都是永恒的。
话到此处，也想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词儿去形容一下汪老的文字，那就是“治愈”，那些句子治愈的不只是他的读者，或许也包括三起三落的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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