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干祖望：从痰、湿、瘀、虚、心火论治神经性耳鸣耳聋（下）
5、心血亏损耳窍失养案
赵某，女，时年34岁。初诊于1986年12月25日。左耳连续性鸣响，声调低沉，时轻时重，眩晕，其程度与耳鸣声响程度成正比，听力下降。舌苔薄，脉细。检查：鼓膜未见异常。干氏认为耳鸣者非实则虚，眩晕则“无虚不成眩。”此虚非肾虚，盖寄窍于耳之心血亏损使然。取养血宁心手法，四物汤加味。
处方：熟地黄10g，川芎3g，当归10g，灵磁石30g（先煎），栀子仁10g，酸枣仁10g，补骨脂10g，山药10g，五味子10g。嘱无外感可连服20剂。
1987年2月26日二诊：药后耳鸣响声逐渐下降，眩晕消失，但晨起有舌麻，心慌，舌少苔，质稍红，脉细。干氏取养血宁心之法，以舌质示意，应当旁顾心阴。
处方：熟地黄10g，莲子（杵）10g，当归10g，柏子仁10g，麦冬10g，白芍10g，山药10g，太子参10g，自加桂圆肉5个，五味子10g。仍进20剂。
1987年3月18日三诊：诸症消失，已获全效，为巩固疗效，再进20剂。
按：干氏认为，心血亏虚可导致耳鸣耳聋，特点为：耳鸣时轻时重，声调低沉，起病缓慢；全身症状伴见头晕眼花、手足麻木、视物模糊、舌质淡、唇苍白、脉细等；局部检查：耳膜可无异常。治当养营补血，常用方有四物汤及归脾汤等。此例患者病史近1年，曾进服过六味地黄、杞菊地黄、天麻钩藤饮、耳聋左慈丸、知柏八味、金匮肾气丸等，疗效时有时无，或有效而不著，乃未顾及心之营血而然。考肾开窍于耳，心寄窍于耳，心肾同窍于耳；心主血，肾藏精，精血同源，相互化生。故补心血以疗虚鸣，在所为宜。案中熟地黄、川芎、当归养血，心主血，血旺而心自得养；补骨脂、山药、五味子益肾精以滋心血；心主火，心血不足易生火，故佐栀子仁以泻心火；酸枣仁养心安神；灵磁石补肾，潜阳止鸣。
二诊时，耳鸣、眩晕好转，有晨起舌麻，仍属心血不足。故续以熟地黄、当归、白芍养血以补心；莲子、山药健脾益肾，脾肾强则精血生；五味子、麦冬、太子参益气养阴以补心；柏子仁、桂圆肉养血安神以宁心。
6、气血亏虚瘀阻耳窍案
赵某，女，时年65岁。诉自1993年患美尼尔氏病后，双耳听力渐降，鸣响无宁日，如蝉鸣不息。面白神疲，时头晕，头痛。检查：双外耳正常，鼓膜内陷，混浊。舌淡暗，苔薄白，脉弦细。证属气血亏虚，血瘀耳窍。治以益气养血，化瘀通窍。方药合四物汤与通窍活血汤于一炉。
处方：当归l0g，丹参10g，熟地黄l0g，白芍6g，红花6g，桃仁6g，益母草10g，路路通l0g，石菖蒲6g，大枣3枚。日服1剂。
7剂后复诊：精神好转，耳鸣减轻，无头晕，按原方去益母草，加党参l0g，连服20剂，耳鸣明显改善，听力有所提高；续以上方加减，调治3个月，耳鸣基本消失，嘱继续门诊调治。
按：本例患者为梅尼埃病所致耳鸣耳聋，且以耳鸣症状为著。梅尼埃病之间歇期多属虚证，或以虚为主，虚实夹杂。此例患者即是气血亏虚为主，兼血瘀耳窍。故治以益气养血，化瘀通窍。用四物汤合通窍活血汤加减。方中当归、熟地黄、白芍、大枣养血；丹参、红花、桃仁、益母草活血化瘀；路路通通络；石菖蒲通窍开闭。二诊时药已奏效，去益母草而加党参健脾益气。
7、气滞血瘀耳窍失利案
陈某，女，时年59岁。双侧耳鸣，左重右轻，已半年余。服滋阴泻火中药无效。刻下鸣声有节律，自感与心跳同步。查见鼓膜轻度内陷，右侧混浊变硬。舌有紫气，苔薄白，脉平。
处方：暂从化瘀通络求之：当归尾、葛根、桃仁各10g，赤芍、红花、泽兰各6g，乳香、没药各3g，乌药5g。
10剂后复诊：鸣声辍息，但停药后鸣声又作，程度见轻。知药中病机。处方：上方加黑芝麻10g，胡桃肉5个，连服10剂后诸症消失，未再发。
按：患者辨证依据不充分，干氏根据医理与临床经验，从气血瘀滞，窍络痹阻认识。治以化瘀通络。方中当归尾、葛根、桃仁、赤芍、红花、泽兰活血化瘀；乳香、没药、乌药行气活血。黑芝麻、胡桃肉滋补肾元。
8、心火上扰清窍失利案
徐某，女，时年46岁。1991年7月5日初诊。右耳鸣响1年多，为持续性、音调高、音量小，对外来噪音拒绝，闻到后心烦，疲乏后及情绪波动时加重，心悸手颤，右重左轻，近来头痛伴有脑鸣、舌薄苔、质有红意、脉平等。证属心火旺盛，上犯于耳，盖心寄窍于耳。
处方：取清心养营：生地黄、淡竹叶、白茅根、柏子仁、当归、丹参、益母草、菊花各10g，朱灯心3扎。
1991年7月12日二诊：药进7剂，鸣声无息，但往昔因鸣声扰而不能安眠之状已得改善，而闻噪声心烦仍然，手颤可以自主一些，其余无变化，自觉舌底部冒火感，两掌焦灼，得食作胀，舌苔薄，脉平。药后已稍有良好反应。可能量之未及而难以明显，前方仅在离火，未及坎火，今当调整一二。生地黄10g，黄柏3g，知母、柏子仁、益母草、地骨皮、牡丹皮、丹参、桑椹子各10g，朱灯心3扎。
8月9日三诊：上月处方进服未辍，耳鸣改善，脑鸣消失，掌心也随鸣响之宁静而热退，现已能正常上班。进清心养营益肾之剂，确有佳兆，理应踵进。原方又进10剂，耳鸣已止。
按：本例患者为神经性耳鸣，证属心营不足，心火偏旺、火性炎上所致。《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医贯》又有“心为耳窍之客”。若忧愁思虑则伤心，心虚血耗，耳窍失养，故心慌、耳鸣，血脉失养致手颤。故治以清心养营。首诊方中，生地黄、淡竹叶、白茅根、朱灯心清心火；柏子仁、当归、桑椹子养心营；心主血脉，心营不足，可致脉络瘀滞，故用丹参、益母草养血（营）和营化瘀；心火偏旺者，心肾不交，故加黄柏、知母滋肾降火；菊花清肝，止头痛与脑鸣。
9、心肾不交耳窍失利案
李某，男，时年21岁。右耳鸣如蝉、朝轻暮重、头晕乏力、难寐心烦、口干咽燥、不欲多饮、大便偏干，多次治疗未效。查见右耳鼓膜轻度内陷，音叉检查见两耳气导骨导均无明显下降。舌红少苔，脉细弦。肾阴亏虚，心火偏旺。治当泻离填坎：黄连1.5g，木通3g，灯心3扎，酸枣仁、熟地黄、麦冬、丹参、茯神、菟丝子、覆盆子各10g。上方10剂而安。
按：《辨证录·耳痛门》卷3说：“凡人心肾两交，始能上下清宁，以司视听，肾不交心与心不交肾，皆能使听闻之乱。然而肾欲上交于心，与心欲下交于肾，必彼此能受，始庆相安。倘肾火大旺，则心畏肾火而不敢下交；心火过盛，则肾畏心焰不敢上交矣。二者均能使两耳之鸣。但心不交肾耳鸣轻，肾不交心耳鸣重。”
本例患者病机从阴虚火旺，心肾不交，耳窍功能失利认识。方中熟地黄、麦冬、菟丝子、覆盆子补肾滋阴；黄连、木通、灯心清心降火；丹参、酸枣仁、茯神养心安神。全方合用，共奏滋阴补肾，清心降火之功。
（完）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5、心血亏损耳窍失养案
赵某，女，时年34岁。初诊于1986年12月25日。左耳连续性鸣响，声调低沉，时轻时重，眩晕，其程度与耳鸣声响程度成正比，听力下降。舌苔薄，脉细。检查：鼓膜未见异常。干氏认为耳鸣者非实则虚，眩晕则“无虚不成眩。”此虚非肾虚，盖寄窍于耳之心血亏损使然。取养血宁心手法，四物汤加味。
处方：熟地黄10g，川芎3g，当归10g，灵磁石30g（先煎），栀子仁10g，酸枣仁10g，补骨脂10g，山药10g，五味子10g。嘱无外感可连服20剂。
1987年2月26日二诊：药后耳鸣响声逐渐下降，眩晕消失，但晨起有舌麻，心慌，舌少苔，质稍红，脉细。干氏取养血宁心之法，以舌质示意，应当旁顾心阴。
处方：熟地黄10g，莲子（杵）10g，当归10g，柏子仁10g，麦冬10g，白芍10g，山药10g，太子参10g，自加桂圆肉5个，五味子10g。仍进20剂。
1987年3月18日三诊：诸症消失，已获全效，为巩固疗效，再进20剂。
按：干氏认为，心血亏虚可导致耳鸣耳聋，特点为：耳鸣时轻时重，声调低沉，起病缓慢；全身症状伴见头晕眼花、手足麻木、视物模糊、舌质淡、唇苍白、脉细等；局部检查：耳膜可无异常。治当养营补血，常用方有四物汤及归脾汤等。此例患者病史近1年，曾进服过六味地黄、杞菊地黄、天麻钩藤饮、耳聋左慈丸、知柏八味、金匮肾气丸等，疗效时有时无，或有效而不著，乃未顾及心之营血而然。考肾开窍于耳，心寄窍于耳，心肾同窍于耳；心主血，肾藏精，精血同源，相互化生。故补心血以疗虚鸣，在所为宜。案中熟地黄、川芎、当归养血，心主血，血旺而心自得养；补骨脂、山药、五味子益肾精以滋心血；心主火，心血不足易生火，故佐栀子仁以泻心火；酸枣仁养心安神；灵磁石补肾，潜阳止鸣。
二诊时，耳鸣、眩晕好转，有晨起舌麻，仍属心血不足。故续以熟地黄、当归、白芍养血以补心；莲子、山药健脾益肾，脾肾强则精血生；五味子、麦冬、太子参益气养阴以补心；柏子仁、桂圆肉养血安神以宁心。
6、气血亏虚瘀阻耳窍案
赵某，女，时年65岁。诉自1993年患美尼尔氏病后，双耳听力渐降，鸣响无宁日，如蝉鸣不息。面白神疲，时头晕，头痛。检查：双外耳正常，鼓膜内陷，混浊。舌淡暗，苔薄白，脉弦细。证属气血亏虚，血瘀耳窍。治以益气养血，化瘀通窍。方药合四物汤与通窍活血汤于一炉。
处方：当归l0g，丹参10g，熟地黄l0g，白芍6g，红花6g，桃仁6g，益母草10g，路路通l0g，石菖蒲6g，大枣3枚。日服1剂。
7剂后复诊：精神好转，耳鸣减轻，无头晕，按原方去益母草，加党参l0g，连服20剂，耳鸣明显改善，听力有所提高；续以上方加减，调治3个月，耳鸣基本消失，嘱继续门诊调治。
按：本例患者为梅尼埃病所致耳鸣耳聋，且以耳鸣症状为著。梅尼埃病之间歇期多属虚证，或以虚为主，虚实夹杂。此例患者即是气血亏虚为主，兼血瘀耳窍。故治以益气养血，化瘀通窍。用四物汤合通窍活血汤加减。方中当归、熟地黄、白芍、大枣养血；丹参、红花、桃仁、益母草活血化瘀；路路通通络；石菖蒲通窍开闭。二诊时药已奏效，去益母草而加党参健脾益气。
7、气滞血瘀耳窍失利案
陈某，女，时年59岁。双侧耳鸣，左重右轻，已半年余。服滋阴泻火中药无效。刻下鸣声有节律，自感与心跳同步。查见鼓膜轻度内陷，右侧混浊变硬。舌有紫气，苔薄白，脉平。
处方：暂从化瘀通络求之：当归尾、葛根、桃仁各10g，赤芍、红花、泽兰各6g，乳香、没药各3g，乌药5g。
10剂后复诊：鸣声辍息，但停药后鸣声又作，程度见轻。知药中病机。处方：上方加黑芝麻10g，胡桃肉5个，连服10剂后诸症消失，未再发。
按：患者辨证依据不充分，干氏根据医理与临床经验，从气血瘀滞，窍络痹阻认识。治以化瘀通络。方中当归尾、葛根、桃仁、赤芍、红花、泽兰活血化瘀；乳香、没药、乌药行气活血。黑芝麻、胡桃肉滋补肾元。
8、心火上扰清窍失利案
徐某，女，时年46岁。1991年7月5日初诊。右耳鸣响1年多，为持续性、音调高、音量小，对外来噪音拒绝，闻到后心烦，疲乏后及情绪波动时加重，心悸手颤，右重左轻，近来头痛伴有脑鸣、舌薄苔、质有红意、脉平等。证属心火旺盛，上犯于耳，盖心寄窍于耳。
处方：取清心养营：生地黄、淡竹叶、白茅根、柏子仁、当归、丹参、益母草、菊花各10g，朱灯心3扎。
1991年7月12日二诊：药进7剂，鸣声无息，但往昔因鸣声扰而不能安眠之状已得改善，而闻噪声心烦仍然，手颤可以自主一些，其余无变化，自觉舌底部冒火感，两掌焦灼，得食作胀，舌苔薄，脉平。药后已稍有良好反应。可能量之未及而难以明显，前方仅在离火，未及坎火，今当调整一二。生地黄10g，黄柏3g，知母、柏子仁、益母草、地骨皮、牡丹皮、丹参、桑椹子各10g，朱灯心3扎。
8月9日三诊：上月处方进服未辍，耳鸣改善，脑鸣消失，掌心也随鸣响之宁静而热退，现已能正常上班。进清心养营益肾之剂，确有佳兆，理应踵进。原方又进10剂，耳鸣已止。
按：本例患者为神经性耳鸣，证属心营不足，心火偏旺、火性炎上所致。《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医贯》又有“心为耳窍之客”。若忧愁思虑则伤心，心虚血耗，耳窍失养，故心慌、耳鸣，血脉失养致手颤。故治以清心养营。首诊方中，生地黄、淡竹叶、白茅根、朱灯心清心火；柏子仁、当归、桑椹子养心营；心主血脉，心营不足，可致脉络瘀滞，故用丹参、益母草养血（营）和营化瘀；心火偏旺者，心肾不交，故加黄柏、知母滋肾降火；菊花清肝，止头痛与脑鸣。
9、心肾不交耳窍失利案
李某，男，时年21岁。右耳鸣如蝉、朝轻暮重、头晕乏力、难寐心烦、口干咽燥、不欲多饮、大便偏干，多次治疗未效。查见右耳鼓膜轻度内陷，音叉检查见两耳气导骨导均无明显下降。舌红少苔，脉细弦。肾阴亏虚，心火偏旺。治当泻离填坎：黄连1.5g，木通3g，灯心3扎，酸枣仁、熟地黄、麦冬、丹参、茯神、菟丝子、覆盆子各10g。上方10剂而安。
按：《辨证录·耳痛门》卷3说：“凡人心肾两交，始能上下清宁，以司视听，肾不交心与心不交肾，皆能使听闻之乱。然而肾欲上交于心，与心欲下交于肾，必彼此能受，始庆相安。倘肾火大旺，则心畏肾火而不敢下交；心火过盛，则肾畏心焰不敢上交矣。二者均能使两耳之鸣。但心不交肾耳鸣轻，肾不交心耳鸣重。”
本例患者病机从阴虚火旺，心肾不交，耳窍功能失利认识。方中熟地黄、麦冬、菟丝子、覆盆子补肾滋阴；黄连、木通、灯心清心降火；丹参、酸枣仁、茯神养心安神。全方合用，共奏滋阴补肾，清心降火之功。
（完）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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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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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现在（±< 00:01）！！小行星2022 BD5的位置最接近于地球；
事件类型：飞掠（与地球擦肩而过）
最小距离：约3.641LD（约1397760千米）；[1][2]
平均距离：约3.651LD（约1401600千米）;[1][2]
平均大小：9.5-21.2米；
都灵危险指数：*（大于2时，需要注意）；
巴勒莫撞击危险指数：*（大于-2时，需要注意）；
*：表示无数据
[1]:LD表示为月球中心到地球中心的平均距离，1LD=384401公里；
[2]:距离的数字为小行星中心与地球中心之间的距离。
数据来自：NASA-JPL-NEO
【相关知识】
都灵危险指数（Torino scale）是一套用作衡量近地天体撞击地球的指标，包括小行星和彗星。通常会给天文学家和公众透过整合撞击机会率和破坏力成一个数值，来评估其天体撞击地球的严重性。类似的指标有巴勒莫撞击危险指数（Palermo Technical Impact Hazard Scale），但比前者稍复杂。
都灵危险指数使用介乎0至10之间的整数数值，当中“0”代表其撞击地球的机会微乎其微，又或是在撞击地球前会给其大气层摩擦燃烧殆尽；而“10”则代表该物体撞击地球的机会十分大，并足以造成全球性大灾难。
巴勒莫撞击危险指数（Palermo Technical Impact Hazard Scale）是天文学家用来评估近地天体（NEO）潜在撞击地球危险机率的对数尺度。它结合了撞击的概率和产生的动能效果这两种类型的资料，估计出单一的危险值。它的额定值从0，意味著危险与背景危险一样（定义为相同大小或更大的天体从过去的日期到再发生撞击所构成的风险平均年数的数值）。 +2的数值显示增加大于随机背景风险的100倍。结果小于-2的数值反映出事件可能不存在。当巴勒莫撞击危险指数介于-2和0之间，则表明是必须小心监视的情况。相似，但没有这么复杂的另一个非科学性描述尺度的是都灵危险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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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飞掠（与地球擦肩而过）
最小距离：约3.641LD（约1397760千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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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大小：9.5-21.2米；
都灵危险指数：*（大于2时，需要注意）；
巴勒莫撞击危险指数：*（大于-2时，需要注意）；
*：表示无数据
[1]:LD表示为月球中心到地球中心的平均距离，1LD=384401公里；
[2]:距离的数字为小行星中心与地球中心之间的距离。
数据来自：NASA-JPL-NEO
【相关知识】
都灵危险指数（Torino scale）是一套用作衡量近地天体撞击地球的指标，包括小行星和彗星。通常会给天文学家和公众透过整合撞击机会率和破坏力成一个数值，来评估其天体撞击地球的严重性。类似的指标有巴勒莫撞击危险指数（Palermo Technical Impact Hazard Scale），但比前者稍复杂。
都灵危险指数使用介乎0至10之间的整数数值，当中“0”代表其撞击地球的机会微乎其微，又或是在撞击地球前会给其大气层摩擦燃烧殆尽；而“10”则代表该物体撞击地球的机会十分大，并足以造成全球性大灾难。
巴勒莫撞击危险指数（Palermo Technical Impact Hazard Scale）是天文学家用来评估近地天体（NEO）潜在撞击地球危险机率的对数尺度。它结合了撞击的概率和产生的动能效果这两种类型的资料，估计出单一的危险值。它的额定值从0，意味著危险与背景危险一样（定义为相同大小或更大的天体从过去的日期到再发生撞击所构成的风险平均年数的数值）。 +2的数值显示增加大于随机背景风险的100倍。结果小于-2的数值反映出事件可能不存在。当巴勒莫撞击危险指数介于-2和0之间，则表明是必须小心监视的情况。相似，但没有这么复杂的另一个非科学性描述尺度的是都灵危险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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