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云瑞鹤祈盛景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这是明代画家唐寅对元宵夜良辰美景的感叹。正月十五日的元宵节，又称灯节，起于汉，兴于唐宋，延续千年，传承至今。据《宋史》卷一百八十三《礼志》载：“自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燃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其夕，开旧城达旦，纵士民观。后增至十七、十八两夜。”直至今日，全国各地每逢此时，还会举办赏花灯、猜灯谜等民俗活动，以求吉祥美好之意。历代画家亦喜以此为题，用手中之笔记录所见祥瑞盛景，留下了一批重要作品，如明代佚名《上元灯彩图》、南宋李嵩《观灯图》、清代佚名《升平乐事图》等。其中，较为知名的莫过于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瑞鹤图》。
时间回到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元宵节次日傍晚，开封百姓忽然看到群鹤在端门低低盘旋、久久不散。鹤是长寿的仙禽，端门是宋宫的正始之门，徽宗觉得这是国运临门的吉兆，便欣然绘制《瑞鹤图》卷，祈求佳运。
后半幅配有徽宗的题文和题诗：“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门，众皆仰而视之，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颇甚闲适，余皆翱翔，如应奏节。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叹异久之，经时不散，迤逦归飞西北隅散。感兹祥瑞，故作诗以记其实：……”
这是一幅界画与花鸟画巧妙合一的佳作，可谓匠心独运。界画是用界笔、界尺为工具来表现建筑的绘画，徽宗以界画作屋脊，工细不苟，时有云气涨漫，隐去部分楼层，避免界画过多的平列线条造成画面呆板；又以花青加墨晕染天空，首次出现了染满天空的画法。20只白鹤在青黛色中显得格外鲜明，有盘旋动感，且多而不乱，体现了画家表现大场面禽鸟的艺术能力。该图是徽宗30岁时的初熟之作，图中的线条勾勒和染色等技巧相当娴熟。有意味的是，在上一年，徽宗的《筠庄纵鹤图》也绘就20只鹤，很可能此时他有20个子女，并对他们充满期望。
徽宗十分注重表现动物运动的细微特点。据南宋邓椿《画继》卷十载，徽宗在宣和殿看见一只孔雀立于树下，命画院画家们以“孔雀升高”为题作画，众工皆画成孔雀举右足状。徽宗“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不过，刻意求真的徽宗也有失误的时候，《瑞鹤图》中的飞鹤描绘都出现了常识性错误：丹顶鹤长在翅膀外侧的黑色长羽被画在了飞鹤尾部。这是因为徽宗所看到的都是笼养的立鹤，其静止时翅羽均在尾部交合，容易被误为是黑色的尾羽。想必当时群鹤在端门上空回旋时，徽宗未曾赶到现场亲眼观察。题文中也有一处自相矛盾的地方，文中说吉兆发生在“上元之次夕”，诗中却说发生在“清晓”，一定是笔误。
宋徽宗赵佶在艺术上睿智双全。就绘画而言，他擅长画花竹、翎毛，偶作山水，兼作界画，在绘画技法上，既工水墨写意，又通工笔重彩，更以后者为佳。徽宗一生书画创作丰富，仅以他的《宣和睿览册》统计，累计千册，每册十五开图，共有一万五千幅图。这相当于几十位宫廷画家半世之作的总和，对宋徽宗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成的，其中绝大多数或许由宫廷画家代笔。该册里徽宗的真迹除《瑞鹤图》外，还有《祥龙石图》和《五色鹦鹉图》，原先均为册页，后都被改装为手卷，余皆不存。所以这仅剩的三页，弥足珍贵！
这三件徽宗真迹皆为工笔设色画，他为何特别青睐用色？其原因涉及宋代绘画发展的美学背景。
在徽宗之前，朝野已经形成了世俗和文人的两种绘画审美观。世俗的审美观念饱含“悲天悯人”的思想，它出自唐代韩愈《争臣论》：“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意思是说圣贤是怜惜众生的。反映这种思想的画面意境以荒寒沉寂居多，气候以秋冬雪天为主。北宋中期，文人画“萧条淡泊”的绘画审美观逐渐形成。这来自欧阳修《文忠集·鉴画》：“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寻。”米芾倡导的“平淡天真”的观念则是“淡泊”的另一种体现。世俗与文人两种不同的审美观，亦有相同之处，即表现手法均为墨笔。
徽宗登基后，试图建构皇家特有的绘画审美观，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因此必须解决宫廷绘画的设色问题。宫廷绘画的审美观来自蔡京曲解《周易》里“丰亨”“豫大”两句。这两句本是说“王”可以利用天下的富足和太平而有所作为，蔡京却蛊惑徽宗去坐享天下财富，理由是天下“丰亨”，就要显现“豫大”，即大兴土木，建造一系列专供皇家享受的建筑和园林。与这些建筑相匹配的绘画必须是设色浓艳富丽、尺幅大、内容全的壁画和各类绘画，故而形成了宫廷绘画雍容华贵的审美观。这期间，徽宗绘制了多幅设色画，鼓励宫廷画家大量临摹唐代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等，从唐代宫廷绘画中汲取设色的观念和方法，同时绘制了一大批设色画，如《芙蓉锦鸡图》《听琴图》等。因此，这件《瑞鹤图》为在宣和年间建立皇家的绘画审美观，起到鲜明垂范作用，在宋代绘画史上占据开创性地位。
又逢元宵佳节，重读《瑞鹤图》，既可借瑞鹤吉祥之意祝福今人，又可回望丹青中的历史，探寻更多笔墨背后的意蕴。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这是明代画家唐寅对元宵夜良辰美景的感叹。正月十五日的元宵节，又称灯节，起于汉，兴于唐宋，延续千年，传承至今。据《宋史》卷一百八十三《礼志》载：“自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燃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其夕，开旧城达旦，纵士民观。后增至十七、十八两夜。”直至今日，全国各地每逢此时，还会举办赏花灯、猜灯谜等民俗活动，以求吉祥美好之意。历代画家亦喜以此为题，用手中之笔记录所见祥瑞盛景，留下了一批重要作品，如明代佚名《上元灯彩图》、南宋李嵩《观灯图》、清代佚名《升平乐事图》等。其中，较为知名的莫过于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瑞鹤图》。
时间回到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元宵节次日傍晚，开封百姓忽然看到群鹤在端门低低盘旋、久久不散。鹤是长寿的仙禽，端门是宋宫的正始之门，徽宗觉得这是国运临门的吉兆，便欣然绘制《瑞鹤图》卷，祈求佳运。
后半幅配有徽宗的题文和题诗：“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门，众皆仰而视之，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颇甚闲适，余皆翱翔，如应奏节。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叹异久之，经时不散，迤逦归飞西北隅散。感兹祥瑞，故作诗以记其实：……”
这是一幅界画与花鸟画巧妙合一的佳作，可谓匠心独运。界画是用界笔、界尺为工具来表现建筑的绘画，徽宗以界画作屋脊，工细不苟，时有云气涨漫，隐去部分楼层，避免界画过多的平列线条造成画面呆板；又以花青加墨晕染天空，首次出现了染满天空的画法。20只白鹤在青黛色中显得格外鲜明，有盘旋动感，且多而不乱，体现了画家表现大场面禽鸟的艺术能力。该图是徽宗30岁时的初熟之作，图中的线条勾勒和染色等技巧相当娴熟。有意味的是，在上一年，徽宗的《筠庄纵鹤图》也绘就20只鹤，很可能此时他有20个子女，并对他们充满期望。
徽宗十分注重表现动物运动的细微特点。据南宋邓椿《画继》卷十载，徽宗在宣和殿看见一只孔雀立于树下，命画院画家们以“孔雀升高”为题作画，众工皆画成孔雀举右足状。徽宗“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不过，刻意求真的徽宗也有失误的时候，《瑞鹤图》中的飞鹤描绘都出现了常识性错误：丹顶鹤长在翅膀外侧的黑色长羽被画在了飞鹤尾部。这是因为徽宗所看到的都是笼养的立鹤，其静止时翅羽均在尾部交合，容易被误为是黑色的尾羽。想必当时群鹤在端门上空回旋时，徽宗未曾赶到现场亲眼观察。题文中也有一处自相矛盾的地方，文中说吉兆发生在“上元之次夕”，诗中却说发生在“清晓”，一定是笔误。
宋徽宗赵佶在艺术上睿智双全。就绘画而言，他擅长画花竹、翎毛，偶作山水，兼作界画，在绘画技法上，既工水墨写意，又通工笔重彩，更以后者为佳。徽宗一生书画创作丰富，仅以他的《宣和睿览册》统计，累计千册，每册十五开图，共有一万五千幅图。这相当于几十位宫廷画家半世之作的总和，对宋徽宗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成的，其中绝大多数或许由宫廷画家代笔。该册里徽宗的真迹除《瑞鹤图》外，还有《祥龙石图》和《五色鹦鹉图》，原先均为册页，后都被改装为手卷，余皆不存。所以这仅剩的三页，弥足珍贵！
这三件徽宗真迹皆为工笔设色画，他为何特别青睐用色？其原因涉及宋代绘画发展的美学背景。
在徽宗之前，朝野已经形成了世俗和文人的两种绘画审美观。世俗的审美观念饱含“悲天悯人”的思想，它出自唐代韩愈《争臣论》：“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意思是说圣贤是怜惜众生的。反映这种思想的画面意境以荒寒沉寂居多，气候以秋冬雪天为主。北宋中期，文人画“萧条淡泊”的绘画审美观逐渐形成。这来自欧阳修《文忠集·鉴画》：“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寻。”米芾倡导的“平淡天真”的观念则是“淡泊”的另一种体现。世俗与文人两种不同的审美观，亦有相同之处，即表现手法均为墨笔。
徽宗登基后，试图建构皇家特有的绘画审美观，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因此必须解决宫廷绘画的设色问题。宫廷绘画的审美观来自蔡京曲解《周易》里“丰亨”“豫大”两句。这两句本是说“王”可以利用天下的富足和太平而有所作为，蔡京却蛊惑徽宗去坐享天下财富，理由是天下“丰亨”，就要显现“豫大”，即大兴土木，建造一系列专供皇家享受的建筑和园林。与这些建筑相匹配的绘画必须是设色浓艳富丽、尺幅大、内容全的壁画和各类绘画，故而形成了宫廷绘画雍容华贵的审美观。这期间，徽宗绘制了多幅设色画，鼓励宫廷画家大量临摹唐代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等，从唐代宫廷绘画中汲取设色的观念和方法，同时绘制了一大批设色画，如《芙蓉锦鸡图》《听琴图》等。因此，这件《瑞鹤图》为在宣和年间建立皇家的绘画审美观，起到鲜明垂范作用，在宋代绘画史上占据开创性地位。
又逢元宵佳节，重读《瑞鹤图》，既可借瑞鹤吉祥之意祝福今人，又可回望丹青中的历史，探寻更多笔墨背后的意蕴。
推荐15组经典药对[笑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哈哈]
《本经》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又云：“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而视之。”
此皆古人遣药配方之大法，几千年来为医家之所重视。
盖药各有其特殊性能，如何发挥其性能，使其有利于病情，除选择适当之单味药物外，还必须配偶相关作用之药物，使其相互制约，相辅相成，适应病情，提高疗效，此乃医师之良者。
余在数十年临床摸索中，结合前人固有经验，提出以下药物配偶运用心得，分别论述于下。
1.人参配苏木
人参补气，众所周知。凡一切气虚、阳气虚脱为必不可少之要药。然临床常见气虚而兼有血瘀证者不少，盖气为血帅，气虚则血液循环不畅，形成血液瘀滞之候，此乃虚中挟实之证。
当此之时，徒补其气而不顾其瘀，非其治也。如产后气虚，喘息而面青黑者，为气虚血瘀之危候，前人用参苏饮（即人参与苏木二味）为急救之剂。
余承此法，用于冠心病之气虚血瘀者往往可生良效，久久已成必用配偶之剂。
盖冠心病患者，多为年老气虚之体，而出现胸闷、胸痛、舌质瘀紫等症。用人参配偶苏木益气行瘀，双管齐下，乃为对证之治。如无人参，用太子参加大剂量亦可生效。
2.苏木配降香
苏木出自古苏方国，故亦名苏方木；降香主产于印度，均为晋唐以后南方进口药材。二者均为木类，色赤微有香气，能入血分，行气活血，祛瘀定痛。
今人研究得知降香含有黄檀素等成分，有抗血凝作用，能使冠脉血流量、心跳振幅显著增加。
因此，二者配偶合用，对冠心病、心血管疾病有一定疗效。对肝郁血滞、胃痛挟瘀，以及妇科血瘀气滞诸疾、亦有良效，不可忽之。
3.香附配郁金
香附性味辛香，能通十二经，行血中之气，为调气解郁之要药。然香附行气有余，而活血之力不足，必得郁金之性味辛香能活血祛瘀，行气开郁以为助，则作用更为显著。
盖香附行气以活血，郁金则活血以行气，二者合用，相辅相成，大能舒肝解郁，活血理气。
余常用于肝病、胃病、胁痛、心下痞痛、少腹疼痛，以及妇科血气诸病，均有良效。
4.乌药配白芍
李时珍曰：“乌药辛温香窜，能散诸气，故《惠民和剂局方》治中风中气诸证用乌药顺气散者，先疏其气，气顺则风散也。”由此可知，乌药辛温散气行气，为气郁结滞者必不可之品。
然辛温香窜，多用久用则易耗真气，必得白芍之苦平酸凉以制之，使其辛而不温，香而不窜，物尽其利。
且白芍能入血分，通顺血脉，平肝缓中，与乌药之走气分达到相辅相成之作用。
余常将二味同用治疗胁痛、胃脘疼痛，屡建良效，几为胃病必用之配偶良剂。
5.泽泻配泽兰
泽泻性味甘平，张元素谓其“入肾经，去阳水，养新水，利小便，消肿胀，渗泄止渴。”本品总以淡渗利水，专走气分以为功。
泽兰气香而温，李时珍谓其“专走血分，故能治水肿，消痈毒，破瘀血，消癥瘕，而为妇人要药”。可见《本经》谓泽兰能治“大腹水肿，身面四肢浮肿，骨节间水”者，主要是以血瘀停滞，阻碍气化而为水肿臌胀。
今以泽兰专入血分，化瘀以行水，配合泽泻之专入气分，渗湿以行水，二者一气一血，相辅相成，共奏化瘀行水之功。
余每于肝硬化之腹胀，或肾病综合征之腹胀而兼浮肿者，往往用泽泻配偶泽兰投服，收到良效。
6.防己配牛膝
防己辛苦大寒，善走下行，长于除湿通窍，通利二便，为治下焦湿热要药。
牛膝苦酸性平，为足厥阴、少阴之药，性亦善下行。《本经》谓其“主治寒湿痿痹，四肢拘挛，膝痛不可屈伸，五淋，堕胎”，不外取其下行通补肝肾，和脉络，强筋骨之功效。
因此，本品与防己配偶，大能清理下焦湿热，通利筋骨痹痛。凡一切下肢因湿热血瘀气滞而致之关节不利，拘挛痹痛等证，均为必用之品。
且由其二者性兼苦寒，善于下行，凡高血压所致之肝火上炎，头晕头痛目眩等症，每予重用，可收良效。
7.当归配茴香
当归辛甘而温，养血活血，为妇科要药，凡胎产经带门中多有用之。
茴香辛香而温，暖丹田，补命门，开胃调中。
余用二味配偶治疗下焦虚寒而引起之少腹疼痛，经带而见少腹隐痛，以及小肠疝气，久泻腹痛诸证，屡见良效。
茴香有大小之分，大茴如麦粒，小茴如粟米，亦名莳萝，性与大茴相仿，但不堪久用。八角茴香为茴香之另一种，今人称八角茴为大茴香者非也。
8.杏仁配桃仁
杏仁甘温，专入肺经气分，功能散寒治咳除喘。桃仁甘平，专走血分，功能活血祛瘀，泄热润燥。
故李杲云：“杏仁下喘，治气也；桃仁疗狂，治血也。”二者配用一气一血，相辅相成，合奏利气治血之功。
余每于肺经痰瘀阻滞之支气管扩张、肺部感染、大叶性肺炎、肺脓疡等证，取其二者兼用，达到气血两利之作用。且桃仁具有生发之气，祛瘀而能生新，为祛瘀中之良药，对肺经之血瘀气阻者可以常服而不为害。
9.瓜蒌配贝母
瓜蒌苦寒，功能润肺降火，治咳嗽，涤痰结，消痈肿疮毒。贝母亦苦甘微寒，润肺治咳，清热化痰，开郁散结，消痈肿疮毒之功效。
二者合用，相辅相成，对肺经痰瘀阻滞、咳唾黄痰脓痰、胸痞胸痛等症均有良效。
余每用于肺部感染、大叶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脓疡、以及冠心病之胸痹胸痛而见黄厚苔者，取其涤痰散结、清热开痞之功效。且二者具消痈解毒之作用，对一切热毒壅结者亦为必用之剂。
然瓜蒌用仁，必须打碎方能取效。贝母有川贝与大贝之分，功效大致相同。但化痰之功川贝较强，而大贝解毒之力较强，不可不知。
10.半夏配贝母
半夏味辛性温而有毒，贝母味辛平而无毒；半夏性燥而去湿痰，贝母性润而化燥痰；半夏入太阴脾经，燥湿化痰以止咳，贝母入太阴肺经，润燥化痰以止咳。
盖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二者一燥一润，治标治本，相反相成，共奏止咳化痰之功。
余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等病之见咳嗽者，多予配偶合用，每收良效。
11.苍术配黄柏
苍术苦温，性辛香而燥烈；黄柏苦寒，行隆冬肃杀之令，而《丹溪心法》用之治下焦湿热之证，名为二妙散。
盖二药性味相反，正取其相反相成之作用，治一切湿热之证多能生效。
余数十年来，对湿热所致之关节痹痛之症，特别对急性风湿热合而为痹之证，用之多建良效。
在剂量方面，对急性关节红肿灼痛场合，苍术可达30克至50克、黄柏可达20克至30克，少则药力不到，疗效不显。此余数十年之经经验所得。
12.干姜配黄芩
干姜辛温，黄芩苦寒，性味虽然相反，但合用则有相反相成，辛开苦降之功，对中焦寒热错杂之证有良效。
二味炒炭存性，变为黑色，以血见黑则止，又为中焦止血圣剂。
凡吐血、便血、尿血、崩漏下血诸种血证，不论其寒热虚实，于处方中配用二味，均可收到止血之效。
13.黄连配干姜
黄连性味大苦大寒，干姜性味大辛大热，古方姜连散二味合用为方，正取其辛开苦降，相反相成，互相制约，达到寒因热用，热因寒用、君臣相佐、阴阳相济、有成功而无偏胜之害。
余尝于一切胃肠诸证，取二味君臣相济取得良效。若寒多热少者，则干姜用量加大，黄连用量极少以济之；若热多寒少者，则黄连剂量加大，干姜用量减少以济之，往往药后无不良反应，而疗效卓著。
14.黄芩配生姜
黄芩与黄连均属苦寒之剂，能泻诸火，然严格区分，黄连究以清中下焦之火为其所长，黄芩究以清中上二焦之火为其所长。
李时珍谓一味黄芩汤专清肺热，故肺热者多用之。本品清中有透，故凡上焦风热者亦用之，不似黄连之大苦大寒专事苦降者比，多用干姜之辛温而守者佐之。然黄芩究属苦寒之剂，必配以生姜之辛温散发以佐之。
余常于肺经风热，或胃病之应用黄芩苦寒者多与生姜配偶为用，清热而能宣透，苦寒而不伤胃。其间剂量之多少，运用之精妙，存乎其人。
15.丹皮配赤芍
丹皮气辛而香，味苦而凉，专入血分，辛香能行血中瘀滞，苦凉能清血中伏火。凡血瘀，血热者皆能治之。
然丹皮必得赤芍苦凉之助而功力更胜。盖赤芍亦入血分，功专清热凉血，活血祛瘀，与丹皮配用，正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余每于一切火热迫血妄行或时行热毒、风火相煽之斑疹等证以及皮肤科之风火搔痒诸证，二者兼用均有良效。
《本经》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又云：“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而视之。”
此皆古人遣药配方之大法，几千年来为医家之所重视。
盖药各有其特殊性能，如何发挥其性能，使其有利于病情，除选择适当之单味药物外，还必须配偶相关作用之药物，使其相互制约，相辅相成，适应病情，提高疗效，此乃医师之良者。
余在数十年临床摸索中，结合前人固有经验，提出以下药物配偶运用心得，分别论述于下。
1.人参配苏木
人参补气，众所周知。凡一切气虚、阳气虚脱为必不可少之要药。然临床常见气虚而兼有血瘀证者不少，盖气为血帅，气虚则血液循环不畅，形成血液瘀滞之候，此乃虚中挟实之证。
当此之时，徒补其气而不顾其瘀，非其治也。如产后气虚，喘息而面青黑者，为气虚血瘀之危候，前人用参苏饮（即人参与苏木二味）为急救之剂。
余承此法，用于冠心病之气虚血瘀者往往可生良效，久久已成必用配偶之剂。
盖冠心病患者，多为年老气虚之体，而出现胸闷、胸痛、舌质瘀紫等症。用人参配偶苏木益气行瘀，双管齐下，乃为对证之治。如无人参，用太子参加大剂量亦可生效。
2.苏木配降香
苏木出自古苏方国，故亦名苏方木；降香主产于印度，均为晋唐以后南方进口药材。二者均为木类，色赤微有香气，能入血分，行气活血，祛瘀定痛。
今人研究得知降香含有黄檀素等成分，有抗血凝作用，能使冠脉血流量、心跳振幅显著增加。
因此，二者配偶合用，对冠心病、心血管疾病有一定疗效。对肝郁血滞、胃痛挟瘀，以及妇科血瘀气滞诸疾、亦有良效，不可忽之。
3.香附配郁金
香附性味辛香，能通十二经，行血中之气，为调气解郁之要药。然香附行气有余，而活血之力不足，必得郁金之性味辛香能活血祛瘀，行气开郁以为助，则作用更为显著。
盖香附行气以活血，郁金则活血以行气，二者合用，相辅相成，大能舒肝解郁，活血理气。
余常用于肝病、胃病、胁痛、心下痞痛、少腹疼痛，以及妇科血气诸病，均有良效。
4.乌药配白芍
李时珍曰：“乌药辛温香窜，能散诸气，故《惠民和剂局方》治中风中气诸证用乌药顺气散者，先疏其气，气顺则风散也。”由此可知，乌药辛温散气行气，为气郁结滞者必不可之品。
然辛温香窜，多用久用则易耗真气，必得白芍之苦平酸凉以制之，使其辛而不温，香而不窜，物尽其利。
且白芍能入血分，通顺血脉，平肝缓中，与乌药之走气分达到相辅相成之作用。
余常将二味同用治疗胁痛、胃脘疼痛，屡建良效，几为胃病必用之配偶良剂。
5.泽泻配泽兰
泽泻性味甘平，张元素谓其“入肾经，去阳水，养新水，利小便，消肿胀，渗泄止渴。”本品总以淡渗利水，专走气分以为功。
泽兰气香而温，李时珍谓其“专走血分，故能治水肿，消痈毒，破瘀血，消癥瘕，而为妇人要药”。可见《本经》谓泽兰能治“大腹水肿，身面四肢浮肿，骨节间水”者，主要是以血瘀停滞，阻碍气化而为水肿臌胀。
今以泽兰专入血分，化瘀以行水，配合泽泻之专入气分，渗湿以行水，二者一气一血，相辅相成，共奏化瘀行水之功。
余每于肝硬化之腹胀，或肾病综合征之腹胀而兼浮肿者，往往用泽泻配偶泽兰投服，收到良效。
6.防己配牛膝
防己辛苦大寒，善走下行，长于除湿通窍，通利二便，为治下焦湿热要药。
牛膝苦酸性平，为足厥阴、少阴之药，性亦善下行。《本经》谓其“主治寒湿痿痹，四肢拘挛，膝痛不可屈伸，五淋，堕胎”，不外取其下行通补肝肾，和脉络，强筋骨之功效。
因此，本品与防己配偶，大能清理下焦湿热，通利筋骨痹痛。凡一切下肢因湿热血瘀气滞而致之关节不利，拘挛痹痛等证，均为必用之品。
且由其二者性兼苦寒，善于下行，凡高血压所致之肝火上炎，头晕头痛目眩等症，每予重用，可收良效。
7.当归配茴香
当归辛甘而温，养血活血，为妇科要药，凡胎产经带门中多有用之。
茴香辛香而温，暖丹田，补命门，开胃调中。
余用二味配偶治疗下焦虚寒而引起之少腹疼痛，经带而见少腹隐痛，以及小肠疝气，久泻腹痛诸证，屡见良效。
茴香有大小之分，大茴如麦粒，小茴如粟米，亦名莳萝，性与大茴相仿，但不堪久用。八角茴香为茴香之另一种，今人称八角茴为大茴香者非也。
8.杏仁配桃仁
杏仁甘温，专入肺经气分，功能散寒治咳除喘。桃仁甘平，专走血分，功能活血祛瘀，泄热润燥。
故李杲云：“杏仁下喘，治气也；桃仁疗狂，治血也。”二者配用一气一血，相辅相成，合奏利气治血之功。
余每于肺经痰瘀阻滞之支气管扩张、肺部感染、大叶性肺炎、肺脓疡等证，取其二者兼用，达到气血两利之作用。且桃仁具有生发之气，祛瘀而能生新，为祛瘀中之良药，对肺经之血瘀气阻者可以常服而不为害。
9.瓜蒌配贝母
瓜蒌苦寒，功能润肺降火，治咳嗽，涤痰结，消痈肿疮毒。贝母亦苦甘微寒，润肺治咳，清热化痰，开郁散结，消痈肿疮毒之功效。
二者合用，相辅相成，对肺经痰瘀阻滞、咳唾黄痰脓痰、胸痞胸痛等症均有良效。
余每用于肺部感染、大叶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脓疡、以及冠心病之胸痹胸痛而见黄厚苔者，取其涤痰散结、清热开痞之功效。且二者具消痈解毒之作用，对一切热毒壅结者亦为必用之剂。
然瓜蒌用仁，必须打碎方能取效。贝母有川贝与大贝之分，功效大致相同。但化痰之功川贝较强，而大贝解毒之力较强，不可不知。
10.半夏配贝母
半夏味辛性温而有毒，贝母味辛平而无毒；半夏性燥而去湿痰，贝母性润而化燥痰；半夏入太阴脾经，燥湿化痰以止咳，贝母入太阴肺经，润燥化痰以止咳。
盖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二者一燥一润，治标治本，相反相成，共奏止咳化痰之功。
余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等病之见咳嗽者，多予配偶合用，每收良效。
11.苍术配黄柏
苍术苦温，性辛香而燥烈；黄柏苦寒，行隆冬肃杀之令，而《丹溪心法》用之治下焦湿热之证，名为二妙散。
盖二药性味相反，正取其相反相成之作用，治一切湿热之证多能生效。
余数十年来，对湿热所致之关节痹痛之症，特别对急性风湿热合而为痹之证，用之多建良效。
在剂量方面，对急性关节红肿灼痛场合，苍术可达30克至50克、黄柏可达20克至30克，少则药力不到，疗效不显。此余数十年之经经验所得。
12.干姜配黄芩
干姜辛温，黄芩苦寒，性味虽然相反，但合用则有相反相成，辛开苦降之功，对中焦寒热错杂之证有良效。
二味炒炭存性，变为黑色，以血见黑则止，又为中焦止血圣剂。
凡吐血、便血、尿血、崩漏下血诸种血证，不论其寒热虚实，于处方中配用二味，均可收到止血之效。
13.黄连配干姜
黄连性味大苦大寒，干姜性味大辛大热，古方姜连散二味合用为方，正取其辛开苦降，相反相成，互相制约，达到寒因热用，热因寒用、君臣相佐、阴阳相济、有成功而无偏胜之害。
余尝于一切胃肠诸证，取二味君臣相济取得良效。若寒多热少者，则干姜用量加大，黄连用量极少以济之；若热多寒少者，则黄连剂量加大，干姜用量减少以济之，往往药后无不良反应，而疗效卓著。
14.黄芩配生姜
黄芩与黄连均属苦寒之剂，能泻诸火，然严格区分，黄连究以清中下焦之火为其所长，黄芩究以清中上二焦之火为其所长。
李时珍谓一味黄芩汤专清肺热，故肺热者多用之。本品清中有透，故凡上焦风热者亦用之，不似黄连之大苦大寒专事苦降者比，多用干姜之辛温而守者佐之。然黄芩究属苦寒之剂，必配以生姜之辛温散发以佐之。
余常于肺经风热，或胃病之应用黄芩苦寒者多与生姜配偶为用，清热而能宣透，苦寒而不伤胃。其间剂量之多少，运用之精妙，存乎其人。
15.丹皮配赤芍
丹皮气辛而香，味苦而凉，专入血分，辛香能行血中瘀滞，苦凉能清血中伏火。凡血瘀，血热者皆能治之。
然丹皮必得赤芍苦凉之助而功力更胜。盖赤芍亦入血分，功专清热凉血，活血祛瘀，与丹皮配用，正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余每于一切火热迫血妄行或时行热毒、风火相煽之斑疹等证以及皮肤科之风火搔痒诸证，二者兼用均有良效。
杨绛：生老病死，皆由命吗？
宋代吕蒙正说：
若天不得时，则日月无光。
地不得时，则草木不生。
水不得时，则波浪不静。
人不得时，则命运不通。
若无根本八字，
岂能为卿为相。
一生皆由命，半点不由人。
—《破窑赋 / 寒窑赋 / 劝世章》
杨绛百岁之时在《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是否由命运决定。
“走到人生边上”，
这个名字，
我乍看没懂，
及至明白，
泪湿眼圈。
她写道：
我今年一百岁，
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
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
寿命是不由自主的，
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
向后看看，
也向前看看。
向后看，
我已经活了一辈子，
人生一世，
为的是什么呢？
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向前看呢，
我再往前去，
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唉，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
人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多少信命的，
因为那时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天不怕地不怕，
觉得自己单枪匹马就能改变世界。
等到经历了些许世事，
心境就不一样了，
可能会由完全不信命到开始信命。
诗人顾城说：
人很小，
人对人生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感觉。
在书中，
杨绛讲了几个算命的故事，
算命算得很准的故事。
上海有个极有名的星命家，
抗日胜利前夕，
盛传上海要遭美军地毯式轰炸。
避难上海的又纷纷逃出。
这位专家算定自己这年横死。
算命的都妄想趋吉避凶，
他就逃到香港去，
以为横死的灾厄已经躲过。
有一天在朋友家吃晚饭，
饭后回寓，
适逢戒严，
他中弹身亡。
这事一时盛传，
许多人都惊奇他命理精确。
杨绛评论道：
但既已命定，怎又逃得了呢？
杨绛的大弟刚去世时，
忽听得墙外
算命瞎子弹弦从墙外走过，
杨绛的二姑妈就请算命瞎子进来算命。
二姑妈报了大弟的“八字”。
瞎子掐指一算，
摇头说：
“好不了，天克地冲。”
我们怀疑瞎子知道我家有丧事，
因为那天大门口搭着丧棚呢。
其实，
我家的前门、后门之间，
有五亩地的距离，
瞎子无从知道。
可是我们肯定，
瞎子是知道的，
所以一说就对。
我们要考考他。
我们的三姐两年前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
不到百日就夭折了。
他的“八字”二姑妈也知道。
我们就请瞎子算这死孩子的命。
瞎子掐指一算，
勃然大怒，
发作道：
“你们家怎么回事，
拿人家‘寻开心’的吗！
这个孩子有命无数，
早死了！”
瞎子气得脸都青了。
我和弟弟妹妹很抱歉，
又请他算了爸爸、妈妈、弟弟和三姊姊的命——
其他姐妹都是未出阁的小姐，
不兴得算命。
瞎子虽然只略说几句，
都很准。
但也有算不准的，
算命先生说钱钟书“六旬又八载，
一去料不返。”
可是钱钟书活了八十八岁，
杨绛写道：
“足足多了二十年，
而且在他坎坷一生中，
运道最好，
除了末后大病的几年。
不知那位‘铁板算命’的又怎么解释。”也就是说，
多活那二十年，
钱钟书生活还很不错，
生活稳定了，且名利双收。
杨绛坦言：
我认为命运最不讲理。
傻蛋、笨蛋、浑蛋安享富贵尊荣，
不学无术的可以一辈子欺世盗名。
有才华、有品德的人多灾多难，
恶人当权得势，
好人吃苦受害。
可怪的是我认为全不讲理的命，
可用各种方式计算，
算出来的结果可以相同。
这不就证明命有命理吗？
没有理，
怎能算呢？
精通命理的能推算得很准。
杨绛认为，
虽然大的环境或是大的命运背景改变不了，
但是，
有时人还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并不完全听凭命运的安排。
但，
总的来说，
杨绛还是认为，
这世上，
是存在冥冥之中的注定的。
因为她写道：
造化小儿的胡作非为，
造成了一个不合理的人世。
但是让我们
生存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
能是世人的归宿处吗？
又安知这个不合理的人间，
正是神明的大自然故意安排的呢？
如果上天神明，
不会容许造化小儿统治人间。
孔子不止一次称“天命”，
不仅仅称“天命”，
还说“君子有三畏”。
第一就是“畏天命……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季氏十六》）。
这是带着敬畏之心，
承认命由天定。
世间，
可能并非人的归宿，
这亦可能只是一次历练？
这种论调有些意思。
—Auspicious year of the ox
#❤️# https://t.cn/z88L2Ko
宋代吕蒙正说：
若天不得时，则日月无光。
地不得时，则草木不生。
水不得时，则波浪不静。
人不得时，则命运不通。
若无根本八字，
岂能为卿为相。
一生皆由命，半点不由人。
—《破窑赋 / 寒窑赋 / 劝世章》
杨绛百岁之时在《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是否由命运决定。
“走到人生边上”，
这个名字，
我乍看没懂，
及至明白，
泪湿眼圈。
她写道：
我今年一百岁，
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
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
寿命是不由自主的，
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
向后看看，
也向前看看。
向后看，
我已经活了一辈子，
人生一世，
为的是什么呢？
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向前看呢，
我再往前去，
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唉，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
人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多少信命的，
因为那时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天不怕地不怕，
觉得自己单枪匹马就能改变世界。
等到经历了些许世事，
心境就不一样了，
可能会由完全不信命到开始信命。
诗人顾城说：
人很小，
人对人生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感觉。
在书中，
杨绛讲了几个算命的故事，
算命算得很准的故事。
上海有个极有名的星命家，
抗日胜利前夕，
盛传上海要遭美军地毯式轰炸。
避难上海的又纷纷逃出。
这位专家算定自己这年横死。
算命的都妄想趋吉避凶，
他就逃到香港去，
以为横死的灾厄已经躲过。
有一天在朋友家吃晚饭，
饭后回寓，
适逢戒严，
他中弹身亡。
这事一时盛传，
许多人都惊奇他命理精确。
杨绛评论道：
但既已命定，怎又逃得了呢？
杨绛的大弟刚去世时，
忽听得墙外
算命瞎子弹弦从墙外走过，
杨绛的二姑妈就请算命瞎子进来算命。
二姑妈报了大弟的“八字”。
瞎子掐指一算，
摇头说：
“好不了，天克地冲。”
我们怀疑瞎子知道我家有丧事，
因为那天大门口搭着丧棚呢。
其实，
我家的前门、后门之间，
有五亩地的距离，
瞎子无从知道。
可是我们肯定，
瞎子是知道的，
所以一说就对。
我们要考考他。
我们的三姐两年前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
不到百日就夭折了。
他的“八字”二姑妈也知道。
我们就请瞎子算这死孩子的命。
瞎子掐指一算，
勃然大怒，
发作道：
“你们家怎么回事，
拿人家‘寻开心’的吗！
这个孩子有命无数，
早死了！”
瞎子气得脸都青了。
我和弟弟妹妹很抱歉，
又请他算了爸爸、妈妈、弟弟和三姊姊的命——
其他姐妹都是未出阁的小姐，
不兴得算命。
瞎子虽然只略说几句，
都很准。
但也有算不准的，
算命先生说钱钟书“六旬又八载，
一去料不返。”
可是钱钟书活了八十八岁，
杨绛写道：
“足足多了二十年，
而且在他坎坷一生中，
运道最好，
除了末后大病的几年。
不知那位‘铁板算命’的又怎么解释。”也就是说，
多活那二十年，
钱钟书生活还很不错，
生活稳定了，且名利双收。
杨绛坦言：
我认为命运最不讲理。
傻蛋、笨蛋、浑蛋安享富贵尊荣，
不学无术的可以一辈子欺世盗名。
有才华、有品德的人多灾多难，
恶人当权得势，
好人吃苦受害。
可怪的是我认为全不讲理的命，
可用各种方式计算，
算出来的结果可以相同。
这不就证明命有命理吗？
没有理，
怎能算呢？
精通命理的能推算得很准。
杨绛认为，
虽然大的环境或是大的命运背景改变不了，
但是，
有时人还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并不完全听凭命运的安排。
但，
总的来说，
杨绛还是认为，
这世上，
是存在冥冥之中的注定的。
因为她写道：
造化小儿的胡作非为，
造成了一个不合理的人世。
但是让我们
生存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
能是世人的归宿处吗？
又安知这个不合理的人间，
正是神明的大自然故意安排的呢？
如果上天神明，
不会容许造化小儿统治人间。
孔子不止一次称“天命”，
不仅仅称“天命”，
还说“君子有三畏”。
第一就是“畏天命……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季氏十六》）。
这是带着敬畏之心，
承认命由天定。
世间，
可能并非人的归宿，
这亦可能只是一次历练？
这种论调有些意思。
—Auspicious year of the ox
#❤️# https://t.cn/z88L2Ko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