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深读：#二舅视频为何感动无数网友#】#作者不想通过二舅升华苦难#，这两天，一部名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11分钟28秒的短视频刷爆了网络，无数观众被视频中的这位66岁的“#二舅#”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所感动。
该片的拍摄者唐浩（网名 “衣戈猜想”）很快进入了大家的视线，这位原高中历史老师，现已辞职成为自媒体创业者的32岁年轻人，迎来了自己创作上的高光时刻。他在媒体面前一遍遍地讲述拍摄这部短视频的经过和自己创作的初衷，他的阐释和随后的做法，给了这部短视频很好的注释和意义上的延伸，并把“拒绝躺平”“庄敬自强”“身教大于言传”“那是因为二舅活得好，不是因为我写得好”等金句推到观众们面前。不同人群都能从这个视频中找到一种向上的力量。
在之前的两年里，唐浩已经在多家视频平台上发布了多条跟历史知识有关的视频，他取得标题非常吸引人，比如“成为日本首相指南”“各国挨揍手势太全”“预测未来是个技术活儿”等，点赞量也有几千个。但这些尝试，都无法跟现在的这部短视频相提并论。
画面粗糙但文字考究
连唐浩自己都说，“我的视频单纯从画面来讲，是极其粗劣不堪的，因为我全部都是用手机拍，和媳妇一块完成。从技术上来看，它完全是不合格的视频。”
按照正常纪录片的拍法，拍摄者至少要跟拍“二舅”很长一段时间才行。不但如此，纪录片强调的是用画面本身来说话，而不是用长篇累牍的文字从头到尾在说着画外音。
不得不承认，这部短视频能够大火起来，这些画外音功不可没。有人用“文案设计“来形容这些文字，真的让人哭笑不得。文案设计很有点广告的味道，它的任务是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和观看的欲望，这跟纪录片的拍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唐浩花了两个晚上写出来的3800字的文案，的确有一种催眠人的力量。
比如下面的句子：
1，二舅掏光了半辈子积蓄给宁宁买了房子，却开心得要死，这就是中国式的家长，中国式的可敬又可怜的家长，卑微地伟大着。
2，几十年过去了，故人故事无疾而终，到现在什么也没剩下，只剩了一笔烂账，烂在了二舅一个人的心里。流了血，又长了痂，不能撕，一撕就会带下皮肉。
3，让小孩将来孝顺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默默地孝顺自己的父母。小孩是小，不是瞎。
4，这个世界上第一快乐的人是不需要对别人负责的人，第二快乐的人就是从不回头看的人。
5，都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和一把好牌，而是打好一把烂牌。二舅这把烂牌打得是真好，他在挣扎与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庄敬自强，令我心生敬意。
这样的文字配合画面中二舅佝偻沉默的背影、他载着88岁母亲在山路上穿行的画面，很打动人！
提倡庄敬自强的精神
唐浩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特别讨厌把苦难升华这件事，“苦难有什么可升华的，苦难就是又苦又难。我不光不想升华它，我还在有意地去调侃、解构它，用各种破梗、各种小玩意儿，我就怕一个劲絮叨，到最后让大家心情非常悲痛，哭泪涟涟的。”
他说，自己最想表达的4个字就是：庄敬自强。这辈子他只见二舅哭过一次，是喝了酒之后，想起自己一辈子确实过得有点苦，就和四个兄妹抱在一块，嚎啕大哭。哭完后又过了一二十年，他就再也没有哭过，大部分时候他都笑眯眯的，乐呵呵的，“这种庄敬自强我是很佩服的，因为我做不到。”
唐浩在配乐上特意选择了好莱坞电影《史密斯夫妇》中的一段探戈音乐，节奏欢快，让人立马有想跳舞的冲动，“我绝对不会选择《二泉映月》，不会逼着你去哭，这样很不好。”
这个音乐让“二舅”这部短视频在格局上提升了一个档次，有人甚至将本片跟余华的小说《活着》相提并论。
不过唐浩自己却很清醒和谦逊，他说，拿这部“雕虫小技”的短视频跟余华的《活着》相比，“这是对他的侮辱”。他也透露了自己的阅读经验，从中学就开始看汪曾祺，这教会他克制，要说“人话”；在混不吝的幽默方面，则是受到了王小波、王朔，甚至冯唐的影响。
不想年轻人仅把视频看作是鸡汤
这部短片的主题是“治愈精神内耗”。最近几年，躺平、内耗、焦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唐浩紧紧抓住了这个点。其实他早在七八年前都想拍二舅，但直到不久前，才有了创作的冲动。除了二舅年纪大了之外，想必也是他的内心有所触动，有感而发，于是一挥而就。
唐浩说，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十七八岁的学生，在疯狂地转到朋友圈，并把二舅的故事投射到了自己考研失败、自己的容貌焦虑和其它焦虑上，“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印象最深刻的。据我了解，他们大部分人在城里长大的，很少有在农村长期生活过的经历，没想到能引起这样的共情。”
唐浩大学毕业之后来北京发展，长期担任高中历史老师。他最擅长把枯燥的历史知识讲得生动有趣，很多学生都喜欢听他的课，叫他“唐尊”。
刚刚度过30岁的生日，他感觉自己“而立之年”应该立起来了，一冲动就离职了。“我半年前刚从上一个单位离职，现在算是半全职做视频，主要是在家带孩子。”
唐浩承认自己的精神内耗“挺严重的”，经常会瞻前顾后，会有很多的遗憾，甚至有时会有一些非常悲观的态度。“也是从二舅身上，我找到了现阶段评价人生终点的一个标准——就是饱满和平静。”
他接受采访时透露，这几天接到了很多编剧和导演发来的邀请，希望把二舅的故事拍成电影，但他觉得二舅的故事可能撑不起九十分钟时长的电影，“电影所需的冲突和矛盾有，但不够密集。”
有人问他还不会继续拍一些类似的故事？他回答，自己就认识一个二舅，这样的故事可遇而不可求，无法复制。
最近几年，随着短视频网站的兴起，跟农村相关的题材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比如去年“张同学”拍摄的东北农村生活视频的大火，冬泳“怪鸽”夸张面部表情的被关注，前几年李子柒出镜的精致田园风的美食视频等，都带给网友们一种别样的体验。
也有人质疑“二舅”视频的真实性和唐浩有过分美化“二舅”苦难生活的嫌疑，不过唐浩回应，“视频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
唐浩不希望观众“只是把这个短视频看作是一个治愈的鸡汤，从此过着非常躺平的生活。而是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勇敢面对。”
最后，艺绽君也说点自己的看法，这的确是一部“说的”比“拍的”要好的短视频，如果没有这些激情的文字，它的传播效果要大打折扣。但不得不说，二舅的故事足够精彩。
笔者在农村长大，深知像二舅这样的人群，是沉默的大多数，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二舅这样聪明，这样有自强不息精神的。他们的喜怒哀乐，很少有人关注。唐浩的这部短视频，看完后还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不管如何，“二舅”的残疾人证终于办下来了。而唐浩在收获高流量的同时，也开始接下了广告，他给二舅转账了3000元，这笔钱，足够他一年的生活费了。（艺绽微信公众号 记者王金跃）
该片的拍摄者唐浩（网名 “衣戈猜想”）很快进入了大家的视线，这位原高中历史老师，现已辞职成为自媒体创业者的32岁年轻人，迎来了自己创作上的高光时刻。他在媒体面前一遍遍地讲述拍摄这部短视频的经过和自己创作的初衷，他的阐释和随后的做法，给了这部短视频很好的注释和意义上的延伸，并把“拒绝躺平”“庄敬自强”“身教大于言传”“那是因为二舅活得好，不是因为我写得好”等金句推到观众们面前。不同人群都能从这个视频中找到一种向上的力量。
在之前的两年里，唐浩已经在多家视频平台上发布了多条跟历史知识有关的视频，他取得标题非常吸引人，比如“成为日本首相指南”“各国挨揍手势太全”“预测未来是个技术活儿”等，点赞量也有几千个。但这些尝试，都无法跟现在的这部短视频相提并论。
画面粗糙但文字考究
连唐浩自己都说，“我的视频单纯从画面来讲，是极其粗劣不堪的，因为我全部都是用手机拍，和媳妇一块完成。从技术上来看，它完全是不合格的视频。”
按照正常纪录片的拍法，拍摄者至少要跟拍“二舅”很长一段时间才行。不但如此，纪录片强调的是用画面本身来说话，而不是用长篇累牍的文字从头到尾在说着画外音。
不得不承认，这部短视频能够大火起来，这些画外音功不可没。有人用“文案设计“来形容这些文字，真的让人哭笑不得。文案设计很有点广告的味道，它的任务是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和观看的欲望，这跟纪录片的拍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唐浩花了两个晚上写出来的3800字的文案，的确有一种催眠人的力量。
比如下面的句子：
1，二舅掏光了半辈子积蓄给宁宁买了房子，却开心得要死，这就是中国式的家长，中国式的可敬又可怜的家长，卑微地伟大着。
2，几十年过去了，故人故事无疾而终，到现在什么也没剩下，只剩了一笔烂账，烂在了二舅一个人的心里。流了血，又长了痂，不能撕，一撕就会带下皮肉。
3，让小孩将来孝顺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默默地孝顺自己的父母。小孩是小，不是瞎。
4，这个世界上第一快乐的人是不需要对别人负责的人，第二快乐的人就是从不回头看的人。
5，都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和一把好牌，而是打好一把烂牌。二舅这把烂牌打得是真好，他在挣扎与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庄敬自强，令我心生敬意。
这样的文字配合画面中二舅佝偻沉默的背影、他载着88岁母亲在山路上穿行的画面，很打动人！
提倡庄敬自强的精神
唐浩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特别讨厌把苦难升华这件事，“苦难有什么可升华的，苦难就是又苦又难。我不光不想升华它，我还在有意地去调侃、解构它，用各种破梗、各种小玩意儿，我就怕一个劲絮叨，到最后让大家心情非常悲痛，哭泪涟涟的。”
他说，自己最想表达的4个字就是：庄敬自强。这辈子他只见二舅哭过一次，是喝了酒之后，想起自己一辈子确实过得有点苦，就和四个兄妹抱在一块，嚎啕大哭。哭完后又过了一二十年，他就再也没有哭过，大部分时候他都笑眯眯的，乐呵呵的，“这种庄敬自强我是很佩服的，因为我做不到。”
唐浩在配乐上特意选择了好莱坞电影《史密斯夫妇》中的一段探戈音乐，节奏欢快，让人立马有想跳舞的冲动，“我绝对不会选择《二泉映月》，不会逼着你去哭，这样很不好。”
这个音乐让“二舅”这部短视频在格局上提升了一个档次，有人甚至将本片跟余华的小说《活着》相提并论。
不过唐浩自己却很清醒和谦逊，他说，拿这部“雕虫小技”的短视频跟余华的《活着》相比，“这是对他的侮辱”。他也透露了自己的阅读经验，从中学就开始看汪曾祺，这教会他克制，要说“人话”；在混不吝的幽默方面，则是受到了王小波、王朔，甚至冯唐的影响。
不想年轻人仅把视频看作是鸡汤
这部短片的主题是“治愈精神内耗”。最近几年，躺平、内耗、焦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唐浩紧紧抓住了这个点。其实他早在七八年前都想拍二舅，但直到不久前，才有了创作的冲动。除了二舅年纪大了之外，想必也是他的内心有所触动，有感而发，于是一挥而就。
唐浩说，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十七八岁的学生，在疯狂地转到朋友圈，并把二舅的故事投射到了自己考研失败、自己的容貌焦虑和其它焦虑上，“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印象最深刻的。据我了解，他们大部分人在城里长大的，很少有在农村长期生活过的经历，没想到能引起这样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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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目前做自媒体 希望找个姐妹一起 可以聊聊天啊一起出门玩啥的[d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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