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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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世界500强为何纷纷落户贵安#
区位+政策+服务！揭秘世界500强为何纷纷落户贵安
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云集，华为、苹果、腾讯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户……在贵安新区，以数据为基点的产业集群加速形成，特色发展风鹏正举势如虹。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更好地展现贵阳贵安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新成就、新经验和新典型，7月14日至15日，2022“全国主流媒体大型主题采访推介活动”媒体团一行走进贵安，深入了解报道世界级企业落户贵安之由。
区位：“交通优越，潜力巨大”
盛夏7月，骄阳似火。位于贵安新区的中国移动(贵阳)数据中心持续维持着适宜的温度，数十栋机房内，储存和保障着全球移动用户的数据安全。
“贵安新区在国内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产业发展环境。全年有8个月可以应用自然冷却，气候优良，地质稳定，可有效降低数据中心的PUE（数据中心能耗指标）值5%-8%；此外，这里的水电、风电等绿色资源丰富，电力价格低廉，每千瓦约比东部省份电价便宜一半。”
采访中，中国移动数据中心负责动力计划建设的桂智彪介绍说，选择贵安就是选择未来，无论是从政策优势、环境优势、能源优势还是网络优势，非常适合我们在此安家落户。
他表示，除此之外，多个大型数据中心入住贵安新区，南方数据中心产业集群已然成型，政府还对数据中心给予了极大的用地支持。作为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即将完成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试点建设，“这一切，都是贵安给予企业发展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筑巢引凤栖，花香蝶自来。一系列优渥政策的吸引下，吸引来不少像中国移动一样的重量级企业的另眼青睐。
自2020年起，贵安新区引进项目136个，其中，恒力（贵阳）产业园、中粮可口可乐饮料贵安新厂、贵州省鲲鹏产业生态硬件生产线等6个世界500强企业项目先后落地。
从区位优势来看，贵阳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布局粤港澳-成渝主轴、西部陆海走廊、沪昆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是连接成渝、长三角、珠三角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十字交通，沪昆高速、沪昆高铁贯穿全境。
辖区骨干路网424.3公里，贵阳贵安交通互联互通，半小时到达龙洞堡国际机场、黄果树机场、贵阳北站、贵阳东站，构建起贵阳贵安“半小时通勤圈”。可通过高铁2-4小时通达贵州周边省会城市，6小时抵达出海港口，基本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交通枢纽体系。
政策：“多措并举为贵阳贵安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提供了重大机遇”
前不久，中粮可口可乐饮料（贵州）有限公司（以下称“中粮可口可乐贵州厂”）宣布投产，意味着中粮可口可乐在贵州实现“产地直销”。
作为中粮可口可乐的第20家工厂，以及可口可乐中国系统的第46家工厂，中粮可口可乐贵州厂的投产，将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世界级品牌的资源与视野，助推西南地区对外开放上升到新的高度。
越来越多的世界级企业选择落户贵阳贵安，这其中，不乏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2019年10月作出贵阳贵安融合发展的重大决策；
——2020年2月出台《关于支持贵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贵安八条）；
——2021年4月出台《关于支持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的若干措施的意见》（“强省会”35条），赋予贵安新区省级经济管理权限；
——2022年1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号），赋予贵安新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系列优惠政策。
好政策，让企业更有获得感。记者从贵阳市投资促进局了解到，为了全力支持大批企业在贵安这片沃土积极发展，在深化改革创新、支持发展绿色金融方面下了深功夫：
持续探索“大湾区总部+贵州基地”、“大湾区研发+贵州制造”等合作模式，“支持粤黔合作共建产业园区”一大批含金量高的支持政策直接指向贵阳贵安，培育和发挥体制机制优势等多个量身定制的支持政策，全面助力企业在贵阳贵安的舒心、高效发展。
随着一大批好项目、强企业纷纷落户贵阳贵安，逐步形成一批发展后劲足、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集群，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为贵阳贵安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提供了重大机遇。
服务：“惠企政策高效助企纾困”
还没有投产，贵州安芯电子有限公司就收到了贵安综保区的“纾困大礼包”：物流减免、租金减免、金融服务……
今年以来，贵阳贵安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加大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精神，主动作为，敢于担当，为企业送去一系列优惠政策。
好政策引来企业，好服务留住企业。
“我们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融资”“我们企业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用电问题”“我们希望海关多一些行政通道”……为让企业深入了解、用好用足相关政策，近日，贵安综保区举行了交流会，税务、银行、供水供电等部门参会，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用心用情用力搭把手、拉一把、扶一程，让好政策精准抵达，为企业发展“输血补气”。
一场交流会，为给企业纾困解难实招频出：
在减税降费方面，启动贵安综保区金库，先后退税357余万元；在解决融资难方面，联合银行发放“综保贷”贷款，促成贵州银行花溪支行针对园区企业量身定制了3500万元“综保贷”专项贷款项目，目前已有3家企业从中获益；在申报专项资金方面，积极帮助园区6家企业申请获得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称号、1家园区企业申请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称号。
从贵安综保区到深圳、广州方向物流费用减免，这是贵安新区给不少企业的“纾困礼包”。
擦亮贵人服务“金招牌”，打造营商环境“金名片”。有难解难，快速直办，如今，贵安新区正以工作实际践行“以最优质的服务抓招商，建设一流营商环境，让投资者在贵安办事一路绿灯、事业一路红火”的贵人服务理念。
区位+政策+服务！揭秘世界500强为何纷纷落户贵安
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云集，华为、苹果、腾讯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户……在贵安新区，以数据为基点的产业集群加速形成，特色发展风鹏正举势如虹。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更好地展现贵阳贵安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新成就、新经验和新典型，7月14日至15日，2022“全国主流媒体大型主题采访推介活动”媒体团一行走进贵安，深入了解报道世界级企业落户贵安之由。
区位：“交通优越，潜力巨大”
盛夏7月，骄阳似火。位于贵安新区的中国移动(贵阳)数据中心持续维持着适宜的温度，数十栋机房内，储存和保障着全球移动用户的数据安全。
“贵安新区在国内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产业发展环境。全年有8个月可以应用自然冷却，气候优良，地质稳定，可有效降低数据中心的PUE（数据中心能耗指标）值5%-8%；此外，这里的水电、风电等绿色资源丰富，电力价格低廉，每千瓦约比东部省份电价便宜一半。”
采访中，中国移动数据中心负责动力计划建设的桂智彪介绍说，选择贵安就是选择未来，无论是从政策优势、环境优势、能源优势还是网络优势，非常适合我们在此安家落户。
他表示，除此之外，多个大型数据中心入住贵安新区，南方数据中心产业集群已然成型，政府还对数据中心给予了极大的用地支持。作为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即将完成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试点建设，“这一切，都是贵安给予企业发展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筑巢引凤栖，花香蝶自来。一系列优渥政策的吸引下，吸引来不少像中国移动一样的重量级企业的另眼青睐。
自2020年起，贵安新区引进项目136个，其中，恒力（贵阳）产业园、中粮可口可乐饮料贵安新厂、贵州省鲲鹏产业生态硬件生产线等6个世界500强企业项目先后落地。
从区位优势来看，贵阳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布局粤港澳-成渝主轴、西部陆海走廊、沪昆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是连接成渝、长三角、珠三角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十字交通，沪昆高速、沪昆高铁贯穿全境。
辖区骨干路网424.3公里，贵阳贵安交通互联互通，半小时到达龙洞堡国际机场、黄果树机场、贵阳北站、贵阳东站，构建起贵阳贵安“半小时通勤圈”。可通过高铁2-4小时通达贵州周边省会城市，6小时抵达出海港口，基本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交通枢纽体系。
政策：“多措并举为贵阳贵安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提供了重大机遇”
前不久，中粮可口可乐饮料（贵州）有限公司（以下称“中粮可口可乐贵州厂”）宣布投产，意味着中粮可口可乐在贵州实现“产地直销”。
作为中粮可口可乐的第20家工厂，以及可口可乐中国系统的第46家工厂，中粮可口可乐贵州厂的投产，将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世界级品牌的资源与视野，助推西南地区对外开放上升到新的高度。
越来越多的世界级企业选择落户贵阳贵安，这其中，不乏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2019年10月作出贵阳贵安融合发展的重大决策；
——2020年2月出台《关于支持贵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贵安八条）；
——2021年4月出台《关于支持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的若干措施的意见》（“强省会”35条），赋予贵安新区省级经济管理权限；
——2022年1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号），赋予贵安新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系列优惠政策。
好政策，让企业更有获得感。记者从贵阳市投资促进局了解到，为了全力支持大批企业在贵安这片沃土积极发展，在深化改革创新、支持发展绿色金融方面下了深功夫：
持续探索“大湾区总部+贵州基地”、“大湾区研发+贵州制造”等合作模式，“支持粤黔合作共建产业园区”一大批含金量高的支持政策直接指向贵阳贵安，培育和发挥体制机制优势等多个量身定制的支持政策，全面助力企业在贵阳贵安的舒心、高效发展。
随着一大批好项目、强企业纷纷落户贵阳贵安，逐步形成一批发展后劲足、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集群，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为贵阳贵安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提供了重大机遇。
服务：“惠企政策高效助企纾困”
还没有投产，贵州安芯电子有限公司就收到了贵安综保区的“纾困大礼包”：物流减免、租金减免、金融服务……
今年以来，贵阳贵安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加大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精神，主动作为，敢于担当，为企业送去一系列优惠政策。
好政策引来企业，好服务留住企业。
“我们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融资”“我们企业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用电问题”“我们希望海关多一些行政通道”……为让企业深入了解、用好用足相关政策，近日，贵安综保区举行了交流会，税务、银行、供水供电等部门参会，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用心用情用力搭把手、拉一把、扶一程，让好政策精准抵达，为企业发展“输血补气”。
一场交流会，为给企业纾困解难实招频出：
在减税降费方面，启动贵安综保区金库，先后退税357余万元；在解决融资难方面，联合银行发放“综保贷”贷款，促成贵州银行花溪支行针对园区企业量身定制了3500万元“综保贷”专项贷款项目，目前已有3家企业从中获益；在申报专项资金方面，积极帮助园区6家企业申请获得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称号、1家园区企业申请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称号。
从贵安综保区到深圳、广州方向物流费用减免，这是贵安新区给不少企业的“纾困礼包”。
擦亮贵人服务“金招牌”，打造营商环境“金名片”。有难解难，快速直办，如今，贵安新区正以工作实际践行“以最优质的服务抓招商，建设一流营商环境，让投资者在贵安办事一路绿灯、事业一路红火”的贵人服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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