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5组经典药对[笑哈哈][笑哈哈]
《本经》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又云：“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而视之。”
此皆古人遣药配方之大法，几千年来为医家之所重视。
盖药各有其特殊性能，如何发挥其性能，使其有利于病情，除选择适当之单味药物外，还必须配偶相关作用之药物，使其相互制约，相辅相成，适应病情，提高疗效，此乃医师之良者。
余在数十年临床摸索中，结合前人固有经验，提出以下药物配偶运用心得，分别论述于下。
1.人参配苏木
人参补气，众所周知。凡一切气虚、阳气虚脱为必不可少之要药。然临床常见气虚而兼有血瘀证者不少，盖气为血帅，气虚则血液循环不畅，形成血液瘀滞之候，此乃虚中挟实之证。
当此之时，徒补其气而不顾其瘀，非其治也。如产后气虚，喘息而面青黑者，为气虚血瘀之危候，前人用参苏饮（即人参与苏木二味）为急救之剂。
余承此法，用于冠心病之气虚血瘀者往往可生良效，久久已成必用配偶之剂。
盖冠心病患者，多为年老气虚之体，而出现胸闷、胸痛、舌质瘀紫等症。用人参配偶苏木益气行瘀，双管齐下，乃为对证之治。如无人参，用太子参加大剂量亦可生效。
2.苏木配降香
苏木出自古苏方国，故亦名苏方木；降香主产于印度，均为晋唐以后南方进口药材。二者均为木类，色赤微有香气，能入血分，行气活血，祛瘀定痛。
今人研究得知降香含有黄檀素等成分，有抗血凝作用，能使冠脉血流量、心跳振幅显著增加。
因此，二者配偶合用，对冠心病、心血管疾病有一定疗效。对肝郁血滞、胃痛挟瘀，以及妇科血瘀气滞诸疾、亦有良效，不可忽之。
3.香附配郁金
香附性味辛香，能通十二经，行血中之气，为调气解郁之要药。然香附行气有余，而活血之力不足，必得郁金之性味辛香能活血祛瘀，行气开郁以为助，则作用更为显著。
盖香附行气以活血，郁金则活血以行气，二者合用，相辅相成，大能舒肝解郁，活血理气。
余常用于肝病、胃病、胁痛、心下痞痛、少腹疼痛，以及妇科血气诸病，均有良效。
4.乌药配白芍
李时珍曰：“乌药辛温香窜，能散诸气，故《惠民和剂局方》治中风中气诸证用乌药顺气散者，先疏其气，气顺则风散也。”由此可知，乌药辛温散气行气，为气郁结滞者必不可之品。
然辛温香窜，多用久用则易耗真气，必得白芍之苦平酸凉以制之，使其辛而不温，香而不窜，物尽其利。
且白芍能入血分，通顺血脉，平肝缓中，与乌药之走气分达到相辅相成之作用。
余常将二味同用治疗胁痛、胃脘疼痛，屡建良效，几为胃病必用之配偶良剂。
5.泽泻配泽兰
泽泻性味甘平，张元素谓其“入肾经，去阳水，养新水，利小便，消肿胀，渗泄止渴。”本品总以淡渗利水，专走气分以为功。
泽兰气香而温，李时珍谓其“专走血分，故能治水肿，消痈毒，破瘀血，消癥瘕，而为妇人要药”。可见《本经》谓泽兰能治“大腹水肿，身面四肢浮肿，骨节间水”者，主要是以血瘀停滞，阻碍气化而为水肿臌胀。
今以泽兰专入血分，化瘀以行水，配合泽泻之专入气分，渗湿以行水，二者一气一血，相辅相成，共奏化瘀行水之功。
余每于肝硬化之腹胀，或肾病综合征之腹胀而兼浮肿者，往往用泽泻配偶泽兰投服，收到良效。
6.防己配牛膝
防己辛苦大寒，善走下行，长于除湿通窍，通利二便，为治下焦湿热要药。
牛膝苦酸性平，为足厥阴、少阴之药，性亦善下行。《本经》谓其“主治寒湿痿痹，四肢拘挛，膝痛不可屈伸，五淋，堕胎”，不外取其下行通补肝肾，和脉络，强筋骨之功效。
因此，本品与防己配偶，大能清理下焦湿热，通利筋骨痹痛。凡一切下肢因湿热血瘀气滞而致之关节不利，拘挛痹痛等证，均为必用之品。
且由其二者性兼苦寒，善于下行，凡高血压所致之肝火上炎，头晕头痛目眩等症，每予重用，可收良效。
7.当归配茴香
当归辛甘而温，养血活血，为妇科要药，凡胎产经带门中多有用之。
茴香辛香而温，暖丹田，补命门，开胃调中。
余用二味配偶治疗下焦虚寒而引起之少腹疼痛，经带而见少腹隐痛，以及小肠疝气，久泻腹痛诸证，屡见良效。
茴香有大小之分，大茴如麦粒，小茴如粟米，亦名莳萝，性与大茴相仿，但不堪久用。八角茴香为茴香之另一种，今人称八角茴为大茴香者非也。
8.杏仁配桃仁
杏仁甘温，专入肺经气分，功能散寒治咳除喘。桃仁甘平，专走血分，功能活血祛瘀，泄热润燥。
故李杲云：“杏仁下喘，治气也；桃仁疗狂，治血也。”二者配用一气一血，相辅相成，合奏利气治血之功。
余每于肺经痰瘀阻滞之支气管扩张、肺部感染、大叶性肺炎、肺脓疡等证，取其二者兼用，达到气血两利之作用。且桃仁具有生发之气，祛瘀而能生新，为祛瘀中之良药，对肺经之血瘀气阻者可以常服而不为害。
9.瓜蒌配贝母
瓜蒌苦寒，功能润肺降火，治咳嗽，涤痰结，消痈肿疮毒。贝母亦苦甘微寒，润肺治咳，清热化痰，开郁散结，消痈肿疮毒之功效。
二者合用，相辅相成，对肺经痰瘀阻滞、咳唾黄痰脓痰、胸痞胸痛等症均有良效。
余每用于肺部感染、大叶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脓疡、以及冠心病之胸痹胸痛而见黄厚苔者，取其涤痰散结、清热开痞之功效。且二者具消痈解毒之作用，对一切热毒壅结者亦为必用之剂。
然瓜蒌用仁，必须打碎方能取效。贝母有川贝与大贝之分，功效大致相同。但化痰之功川贝较强，而大贝解毒之力较强，不可不知。
10.半夏配贝母
半夏味辛性温而有毒，贝母味辛平而无毒；半夏性燥而去湿痰，贝母性润而化燥痰；半夏入太阴脾经，燥湿化痰以止咳，贝母入太阴肺经，润燥化痰以止咳。
盖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二者一燥一润，治标治本，相反相成，共奏止咳化痰之功。
余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等病之见咳嗽者，多予配偶合用，每收良效。
11.苍术配黄柏
苍术苦温，性辛香而燥烈；黄柏苦寒，行隆冬肃杀之令，而《丹溪心法》用之治下焦湿热之证，名为二妙散。
盖二药性味相反，正取其相反相成之作用，治一切湿热之证多能生效。
余数十年来，对湿热所致之关节痹痛之症，特别对急性风湿热合而为痹之证，用之多建良效。
在剂量方面，对急性关节红肿灼痛场合，苍术可达30克至50克、黄柏可达20克至30克，少则药力不到，疗效不显。此余数十年之经经验所得。
12.干姜配黄芩
干姜辛温，黄芩苦寒，性味虽然相反，但合用则有相反相成，辛开苦降之功，对中焦寒热错杂之证有良效。
二味炒炭存性，变为黑色，以血见黑则止，又为中焦止血圣剂。
凡吐血、便血、尿血、崩漏下血诸种血证，不论其寒热虚实，于处方中配用二味，均可收到止血之效。
13.黄连配干姜
黄连性味大苦大寒，干姜性味大辛大热，古方姜连散二味合用为方，正取其辛开苦降，相反相成，互相制约，达到寒因热用，热因寒用、君臣相佐、阴阳相济、有成功而无偏胜之害。
余尝于一切胃肠诸证，取二味君臣相济取得良效。若寒多热少者，则干姜用量加大，黄连用量极少以济之；若热多寒少者，则黄连剂量加大，干姜用量减少以济之，往往药后无不良反应，而疗效卓著。
14.黄芩配生姜
黄芩与黄连均属苦寒之剂，能泻诸火，然严格区分，黄连究以清中下焦之火为其所长，黄芩究以清中上二焦之火为其所长。
李时珍谓一味黄芩汤专清肺热，故肺热者多用之。本品清中有透，故凡上焦风热者亦用之，不似黄连之大苦大寒专事苦降者比，多用干姜之辛温而守者佐之。然黄芩究属苦寒之剂，必配以生姜之辛温散发以佐之。
余常于肺经风热，或胃病之应用黄芩苦寒者多与生姜配偶为用，清热而能宣透，苦寒而不伤胃。其间剂量之多少，运用之精妙，存乎其人。
15.丹皮配赤芍
丹皮气辛而香，味苦而凉，专入血分，辛香能行血中瘀滞，苦凉能清血中伏火。凡血瘀，血热者皆能治之。
然丹皮必得赤芍苦凉之助而功力更胜。盖赤芍亦入血分，功专清热凉血，活血祛瘀，与丹皮配用，正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余每于一切火热迫血妄行或时行热毒、风火相煽之斑疹等证以及皮肤科之风火搔痒诸证，二者兼用均有良效。
《本经》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又云：“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而视之。”
此皆古人遣药配方之大法，几千年来为医家之所重视。
盖药各有其特殊性能，如何发挥其性能，使其有利于病情，除选择适当之单味药物外，还必须配偶相关作用之药物，使其相互制约，相辅相成，适应病情，提高疗效，此乃医师之良者。
余在数十年临床摸索中，结合前人固有经验，提出以下药物配偶运用心得，分别论述于下。
1.人参配苏木
人参补气，众所周知。凡一切气虚、阳气虚脱为必不可少之要药。然临床常见气虚而兼有血瘀证者不少，盖气为血帅，气虚则血液循环不畅，形成血液瘀滞之候，此乃虚中挟实之证。
当此之时，徒补其气而不顾其瘀，非其治也。如产后气虚，喘息而面青黑者，为气虚血瘀之危候，前人用参苏饮（即人参与苏木二味）为急救之剂。
余承此法，用于冠心病之气虚血瘀者往往可生良效，久久已成必用配偶之剂。
盖冠心病患者，多为年老气虚之体，而出现胸闷、胸痛、舌质瘀紫等症。用人参配偶苏木益气行瘀，双管齐下，乃为对证之治。如无人参，用太子参加大剂量亦可生效。
2.苏木配降香
苏木出自古苏方国，故亦名苏方木；降香主产于印度，均为晋唐以后南方进口药材。二者均为木类，色赤微有香气，能入血分，行气活血，祛瘀定痛。
今人研究得知降香含有黄檀素等成分，有抗血凝作用，能使冠脉血流量、心跳振幅显著增加。
因此，二者配偶合用，对冠心病、心血管疾病有一定疗效。对肝郁血滞、胃痛挟瘀，以及妇科血瘀气滞诸疾、亦有良效，不可忽之。
3.香附配郁金
香附性味辛香，能通十二经，行血中之气，为调气解郁之要药。然香附行气有余，而活血之力不足，必得郁金之性味辛香能活血祛瘀，行气开郁以为助，则作用更为显著。
盖香附行气以活血，郁金则活血以行气，二者合用，相辅相成，大能舒肝解郁，活血理气。
余常用于肝病、胃病、胁痛、心下痞痛、少腹疼痛，以及妇科血气诸病，均有良效。
4.乌药配白芍
李时珍曰：“乌药辛温香窜，能散诸气，故《惠民和剂局方》治中风中气诸证用乌药顺气散者，先疏其气，气顺则风散也。”由此可知，乌药辛温散气行气，为气郁结滞者必不可之品。
然辛温香窜，多用久用则易耗真气，必得白芍之苦平酸凉以制之，使其辛而不温，香而不窜，物尽其利。
且白芍能入血分，通顺血脉，平肝缓中，与乌药之走气分达到相辅相成之作用。
余常将二味同用治疗胁痛、胃脘疼痛，屡建良效，几为胃病必用之配偶良剂。
5.泽泻配泽兰
泽泻性味甘平，张元素谓其“入肾经，去阳水，养新水，利小便，消肿胀，渗泄止渴。”本品总以淡渗利水，专走气分以为功。
泽兰气香而温，李时珍谓其“专走血分，故能治水肿，消痈毒，破瘀血，消癥瘕，而为妇人要药”。可见《本经》谓泽兰能治“大腹水肿，身面四肢浮肿，骨节间水”者，主要是以血瘀停滞，阻碍气化而为水肿臌胀。
今以泽兰专入血分，化瘀以行水，配合泽泻之专入气分，渗湿以行水，二者一气一血，相辅相成，共奏化瘀行水之功。
余每于肝硬化之腹胀，或肾病综合征之腹胀而兼浮肿者，往往用泽泻配偶泽兰投服，收到良效。
6.防己配牛膝
防己辛苦大寒，善走下行，长于除湿通窍，通利二便，为治下焦湿热要药。
牛膝苦酸性平，为足厥阴、少阴之药，性亦善下行。《本经》谓其“主治寒湿痿痹，四肢拘挛，膝痛不可屈伸，五淋，堕胎”，不外取其下行通补肝肾，和脉络，强筋骨之功效。
因此，本品与防己配偶，大能清理下焦湿热，通利筋骨痹痛。凡一切下肢因湿热血瘀气滞而致之关节不利，拘挛痹痛等证，均为必用之品。
且由其二者性兼苦寒，善于下行，凡高血压所致之肝火上炎，头晕头痛目眩等症，每予重用，可收良效。
7.当归配茴香
当归辛甘而温，养血活血，为妇科要药，凡胎产经带门中多有用之。
茴香辛香而温，暖丹田，补命门，开胃调中。
余用二味配偶治疗下焦虚寒而引起之少腹疼痛，经带而见少腹隐痛，以及小肠疝气，久泻腹痛诸证，屡见良效。
茴香有大小之分，大茴如麦粒，小茴如粟米，亦名莳萝，性与大茴相仿，但不堪久用。八角茴香为茴香之另一种，今人称八角茴为大茴香者非也。
8.杏仁配桃仁
杏仁甘温，专入肺经气分，功能散寒治咳除喘。桃仁甘平，专走血分，功能活血祛瘀，泄热润燥。
故李杲云：“杏仁下喘，治气也；桃仁疗狂，治血也。”二者配用一气一血，相辅相成，合奏利气治血之功。
余每于肺经痰瘀阻滞之支气管扩张、肺部感染、大叶性肺炎、肺脓疡等证，取其二者兼用，达到气血两利之作用。且桃仁具有生发之气，祛瘀而能生新，为祛瘀中之良药，对肺经之血瘀气阻者可以常服而不为害。
9.瓜蒌配贝母
瓜蒌苦寒，功能润肺降火，治咳嗽，涤痰结，消痈肿疮毒。贝母亦苦甘微寒，润肺治咳，清热化痰，开郁散结，消痈肿疮毒之功效。
二者合用，相辅相成，对肺经痰瘀阻滞、咳唾黄痰脓痰、胸痞胸痛等症均有良效。
余每用于肺部感染、大叶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脓疡、以及冠心病之胸痹胸痛而见黄厚苔者，取其涤痰散结、清热开痞之功效。且二者具消痈解毒之作用，对一切热毒壅结者亦为必用之剂。
然瓜蒌用仁，必须打碎方能取效。贝母有川贝与大贝之分，功效大致相同。但化痰之功川贝较强，而大贝解毒之力较强，不可不知。
10.半夏配贝母
半夏味辛性温而有毒，贝母味辛平而无毒；半夏性燥而去湿痰，贝母性润而化燥痰；半夏入太阴脾经，燥湿化痰以止咳，贝母入太阴肺经，润燥化痰以止咳。
盖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二者一燥一润，治标治本，相反相成，共奏止咳化痰之功。
余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等病之见咳嗽者，多予配偶合用，每收良效。
11.苍术配黄柏
苍术苦温，性辛香而燥烈；黄柏苦寒，行隆冬肃杀之令，而《丹溪心法》用之治下焦湿热之证，名为二妙散。
盖二药性味相反，正取其相反相成之作用，治一切湿热之证多能生效。
余数十年来，对湿热所致之关节痹痛之症，特别对急性风湿热合而为痹之证，用之多建良效。
在剂量方面，对急性关节红肿灼痛场合，苍术可达30克至50克、黄柏可达20克至30克，少则药力不到，疗效不显。此余数十年之经经验所得。
12.干姜配黄芩
干姜辛温，黄芩苦寒，性味虽然相反，但合用则有相反相成，辛开苦降之功，对中焦寒热错杂之证有良效。
二味炒炭存性，变为黑色，以血见黑则止，又为中焦止血圣剂。
凡吐血、便血、尿血、崩漏下血诸种血证，不论其寒热虚实，于处方中配用二味，均可收到止血之效。
13.黄连配干姜
黄连性味大苦大寒，干姜性味大辛大热，古方姜连散二味合用为方，正取其辛开苦降，相反相成，互相制约，达到寒因热用，热因寒用、君臣相佐、阴阳相济、有成功而无偏胜之害。
余尝于一切胃肠诸证，取二味君臣相济取得良效。若寒多热少者，则干姜用量加大，黄连用量极少以济之；若热多寒少者，则黄连剂量加大，干姜用量减少以济之，往往药后无不良反应，而疗效卓著。
14.黄芩配生姜
黄芩与黄连均属苦寒之剂，能泻诸火，然严格区分，黄连究以清中下焦之火为其所长，黄芩究以清中上二焦之火为其所长。
李时珍谓一味黄芩汤专清肺热，故肺热者多用之。本品清中有透，故凡上焦风热者亦用之，不似黄连之大苦大寒专事苦降者比，多用干姜之辛温而守者佐之。然黄芩究属苦寒之剂，必配以生姜之辛温散发以佐之。
余常于肺经风热，或胃病之应用黄芩苦寒者多与生姜配偶为用，清热而能宣透，苦寒而不伤胃。其间剂量之多少，运用之精妙，存乎其人。
15.丹皮配赤芍
丹皮气辛而香，味苦而凉，专入血分，辛香能行血中瘀滞，苦凉能清血中伏火。凡血瘀，血热者皆能治之。
然丹皮必得赤芍苦凉之助而功力更胜。盖赤芍亦入血分，功专清热凉血，活血祛瘀，与丹皮配用，正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余每于一切火热迫血妄行或时行热毒、风火相煽之斑疹等证以及皮肤科之风火搔痒诸证，二者兼用均有良效。
【统筹疫情防控注入金融动能 | 榆林银保监分局“五项措施”助力稳经济大盘】今年以来，榆林银保监分局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银保监会及地方政府稳经济政策要求，靠前发力、精准谋划，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金融“稳经济”措施，为地方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金融动能。
坚定不移加大市场主体信贷支持
一是当好稳经济金融政策“宣讲人”。榆林银保监分局充分促动银行、保险两个行业协会平台发挥作用，分别组织银行保险机构召开落实稳经济金融政策工作会，提出落实“国务院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银保监会金融纾困42条”“榆林市稳住经济若干措施”等实施意见，扎实推动稳经济金融政策在榆林落地见效。二是引导银行机构发挥所长加大市场主体信贷支持。督促银行机构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各尽其责。政策性银行充分发挥补短板、跨周期调节作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主动发力、当好“领头羊”，股份制银行充分挖掘潜力、扩大服务，城商行、农商行发挥区位优势、做到守土尽责。三是做好“扩增量”“稳存量”两篇“文章”。指导银行机构高效对接市场主体有效信贷需求，加快已授信贷款放款进度，加大对榆林地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今年1—5月，榆林银行机构新发放各项贷款871.63亿元，同比增长150.67亿元。
持之以恒保障民生工程金融供给
一是着力支持榆林市重点项目建设。联合榆林市发改委，建立银行资金支持市级重点项目供给台账，引导银行机构主动对接本市2022年重点项目建设。探索保险资金支持地方建设融资新模式，引入保险资金42.41亿元，充分发挥了有效投资的带动作用，为地方城市建设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二是全力保障榆林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督促银行机构大力扶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引导银行机构因城施策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支持首套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全市房地产信贷投放实现了平稳增长。三是有力服务国家能源保供稳价和粮食安全战略。联合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召开金融支持能源保供专题会议，建立煤电保供“白名单”，指导银行机构“五个优先”精准对接煤电企业融资需求。督促银行机构通过单列信贷计划、开展“名单式”服务、下调贷款利率等方式有效满足春耕备耕资金需求，积极协调市级财政加大补贴力度，稳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为榆林1.48万亩耕地播撒了金融“及时雨”。
多措并举为受困主体纾困解难
一是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联合人行榆林中心支行、榆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榆林市地方金融工作局建立“四贷促进”金融服务站。联合召开“银担合作”三方座谈会，要求各银行机构和担保公司主动担责，充分发挥“银担合作”助企纾困作用。指导银行机构创新推出内保外债业务、“西银E贷”“信秒贴”等融资产品，鼓励银行机构使用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工具为小微市场主体提供低息信贷资金，保险公司为小微企业提供增信服务。榆林小微企业融资便利度明显提升，综合融资成本显著下降。二是加大受困群体的帮扶力度。通过政策传导、窗口指导等措施，督促银行机构为个体工商户、货车司机贷款，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个人住房、消费贷款等实施延期还本付息，保险公司为上述主体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做到了应延尽延、应赔尽赔，用金融温情帮助负重前行的群体渡过难关。三是加强新市民保险服务。扎实开展“加强新市民保险服务”宣传推进月活动，引导保险公司丰富新市民保险产品，推出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惠郡保”，为榆林市新市民在城镇创业就业、购房安居、教育培训、医疗养老等方面提供了保险保障，确保新市民“进得来、留得住”。
全力以赴疏通国民经济循环堵点
一是助力疏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围绕全市19条重点产业链配置金融服务方案，探索推广线上供应链融资模式，充分发挥全市核心企业辐射作用，加大对上下游企业的金融帮扶。榆林首笔全流程线上核心企业供应链融资业务落地府谷。指导银行机构创新推出“信E链”产品，试点保理融资业务，为链上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榆林方案”，全市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增强。二是加大物流通畅金融支持。督导银行保险机构支持货运物流保通保畅落实情况，与银行保险机构共享陕西省内重点交通运输保障企业清单，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对承担疫情防控和应急运输任务较重的运输物流企业开辟绿色通道，运用好专项再贷款资金，合理增加交通运输、仓储物流和邮政快递等行业的金融供给，全力以赴帮助货运物流行业企业纾困解难。引导银行机构推出“物税易贷”产品，专项支持无车承运物流企业。
多点发力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一是金融助力提升城市“含绿量”。成立“金融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高质量发展课题组”，采取“政策引领+课题调研+窗口指导”的方式，指导银行保险机构跟进地方绿色产业布局，制定绿色金融发展战略规划，加快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用好碳减排票据再贴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额度，助力地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5月，陕西省首笔碳减排票据再贴现业务落地榆林，贴现金额7932.8万元。二是有效保障科技创新融资需求。指导银行保险机构支持秦创原（榆林）创新促进中心建设，瞄准高端能化、新材料、氢能全产业链等重点创新领域，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加大“专精特新”企业支持力度，发挥科技创新再贷款带动作用，创新科技服务金融产品，为榆林科创企业发展提供了一揽子金融服务产品。三是大力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眼榆林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构筑黄河中游生态屏障。指导米脂县农商行与水土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样板村——高西沟村签订了“双基联动”合作协议，重点支持该村发展农业生态旅游和乡村特色农业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榆林银保监分局供稿）
坚定不移加大市场主体信贷支持
一是当好稳经济金融政策“宣讲人”。榆林银保监分局充分促动银行、保险两个行业协会平台发挥作用，分别组织银行保险机构召开落实稳经济金融政策工作会，提出落实“国务院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银保监会金融纾困42条”“榆林市稳住经济若干措施”等实施意见，扎实推动稳经济金融政策在榆林落地见效。二是引导银行机构发挥所长加大市场主体信贷支持。督促银行机构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各尽其责。政策性银行充分发挥补短板、跨周期调节作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主动发力、当好“领头羊”，股份制银行充分挖掘潜力、扩大服务，城商行、农商行发挥区位优势、做到守土尽责。三是做好“扩增量”“稳存量”两篇“文章”。指导银行机构高效对接市场主体有效信贷需求，加快已授信贷款放款进度，加大对榆林地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今年1—5月，榆林银行机构新发放各项贷款871.63亿元，同比增长150.67亿元。
持之以恒保障民生工程金融供给
一是着力支持榆林市重点项目建设。联合榆林市发改委，建立银行资金支持市级重点项目供给台账，引导银行机构主动对接本市2022年重点项目建设。探索保险资金支持地方建设融资新模式，引入保险资金42.41亿元，充分发挥了有效投资的带动作用，为地方城市建设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二是全力保障榆林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督促银行机构大力扶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引导银行机构因城施策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支持首套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全市房地产信贷投放实现了平稳增长。三是有力服务国家能源保供稳价和粮食安全战略。联合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召开金融支持能源保供专题会议，建立煤电保供“白名单”，指导银行机构“五个优先”精准对接煤电企业融资需求。督促银行机构通过单列信贷计划、开展“名单式”服务、下调贷款利率等方式有效满足春耕备耕资金需求，积极协调市级财政加大补贴力度，稳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为榆林1.48万亩耕地播撒了金融“及时雨”。
多措并举为受困主体纾困解难
一是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联合人行榆林中心支行、榆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榆林市地方金融工作局建立“四贷促进”金融服务站。联合召开“银担合作”三方座谈会，要求各银行机构和担保公司主动担责，充分发挥“银担合作”助企纾困作用。指导银行机构创新推出内保外债业务、“西银E贷”“信秒贴”等融资产品，鼓励银行机构使用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工具为小微市场主体提供低息信贷资金，保险公司为小微企业提供增信服务。榆林小微企业融资便利度明显提升，综合融资成本显著下降。二是加大受困群体的帮扶力度。通过政策传导、窗口指导等措施，督促银行机构为个体工商户、货车司机贷款，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个人住房、消费贷款等实施延期还本付息，保险公司为上述主体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做到了应延尽延、应赔尽赔，用金融温情帮助负重前行的群体渡过难关。三是加强新市民保险服务。扎实开展“加强新市民保险服务”宣传推进月活动，引导保险公司丰富新市民保险产品，推出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惠郡保”，为榆林市新市民在城镇创业就业、购房安居、教育培训、医疗养老等方面提供了保险保障，确保新市民“进得来、留得住”。
全力以赴疏通国民经济循环堵点
一是助力疏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围绕全市19条重点产业链配置金融服务方案，探索推广线上供应链融资模式，充分发挥全市核心企业辐射作用，加大对上下游企业的金融帮扶。榆林首笔全流程线上核心企业供应链融资业务落地府谷。指导银行机构创新推出“信E链”产品，试点保理融资业务，为链上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榆林方案”，全市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增强。二是加大物流通畅金融支持。督导银行保险机构支持货运物流保通保畅落实情况，与银行保险机构共享陕西省内重点交通运输保障企业清单，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对承担疫情防控和应急运输任务较重的运输物流企业开辟绿色通道，运用好专项再贷款资金，合理增加交通运输、仓储物流和邮政快递等行业的金融供给，全力以赴帮助货运物流行业企业纾困解难。引导银行机构推出“物税易贷”产品，专项支持无车承运物流企业。
多点发力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一是金融助力提升城市“含绿量”。成立“金融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高质量发展课题组”，采取“政策引领+课题调研+窗口指导”的方式，指导银行保险机构跟进地方绿色产业布局，制定绿色金融发展战略规划，加快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用好碳减排票据再贴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额度，助力地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5月，陕西省首笔碳减排票据再贴现业务落地榆林，贴现金额7932.8万元。二是有效保障科技创新融资需求。指导银行保险机构支持秦创原（榆林）创新促进中心建设，瞄准高端能化、新材料、氢能全产业链等重点创新领域，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加大“专精特新”企业支持力度，发挥科技创新再贷款带动作用，创新科技服务金融产品，为榆林科创企业发展提供了一揽子金融服务产品。三是大力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眼榆林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构筑黄河中游生态屏障。指导米脂县农商行与水土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样板村——高西沟村签订了“双基联动”合作协议，重点支持该村发展农业生态旅游和乡村特色农业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榆林银保监分局供稿）
#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