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多畅谈虚无，而忽视炼形”是当代修行者无法长生久视的原因？】
01
丹家上乘，形神俱妙，若神虽有灵妙而形质早衰，则非丹道之正路。释家尚炼神证性，而弃形之粗鄙曰臭皮囊，讥道之留形住世为守尸鬼，实乃不知炼形之妙也。
丹家本来特重炼形、炼气，然后来似乎日益受到道教的影响，从重视实际的养生功夫，转而追求虚玄的性地证悟，虽然还是以性命双修为口号，却开始偏重于讲无为、讲虚空、讲先天一气从虚无中来，反而轻视以切实的生理变化为核心的命功修为，尤其是近代的丹家，几乎很少有人认真地提及炼形功夫了。理论的日渐高明，反而带来了实践的日渐退步，近代以来，丹道大成者几乎见不到了，其中固然有很复杂的种种因素，但是，愚以为，忽视筑基、轻视炼形，都是比较重要的原因。
我们看后世特别是近代的丹书，很多都有这样的特点，许多人做功夫也是这样，喜欢虚无，喜欢无相，不喜欢有为的搬运、导引，尤其不喜欢做生理的基础功夫。
所以很多人都是筑基未固，便求还丹；形质未化，便求养胎，从而导致了种种的偏失：比如，有为功夫不够，根基不牢，基础不固，处处有漏（此处专言身漏），证量难以升华；还丹后不事炼形，急于入定养婴，形中阴气未净，以至阳神无法纯阳，真幻相杂，难入正路；形质不化，呼吸、饮食不断，处处是漏，难以绝谷大定以圆真胎；形质未换，不能长生久视、留形住世，甚至连老来无病都难以实现；不炼形不可能达到形神俱妙，更不可能有飞腾冲举之可能…………近代众多前辈，一生用功，不可谓不勤，甚至也在慧性上有相当的证悟，结果却长寿者甚少，不少人还是病死的，考其丹法，很多都是畅谈虚无而忽视炼形。
丹道大家陈樱宁老，死于肺癌，难道说其先天功夫不够吗？有人说，他是因为服食铅汞外丹中毒致癌，实际上医学上并无铅汞致癌一说，这是讲不通的，还不如说铅汞中毒破坏了肝脏和肾脏而死更合理。
02
炼形之法，考有多门，如玉液炼形、金液炼形、太阳炼形、太阴炼形、内观炼形、真空炼形等等，另外尚有很多的小炼形法在各派流传，则多属于导引、动功、炼津、调气的初级法门。在明代以后众多的丹书中，都越来越轻视炼形，或者只重视其中的“真空炼形”一法，认为其他的都有为有作、落于形质，不能同于虚无大道。呵呵，愚见认为，玉液、金液，以至内观、真空，是有次第、有先后的，要功夫到了那一层，才能有大用，否则，直接去做真空炼形那“身外易形”的功夫，是在搞“跳跃式发展”，很勉为其难。
要说有为无为谁高明，实际上都不高明、都有所偏，到无不为才是高明。比如周天运法还精补脑一功，有些派中认为是着于形迹的下乘法，实际上撇开周天不用而只事中黄先天，则于色身必然有缺；再比如脏真搬运之小周天，后世丹书几乎无人提及，实际上，得药后，以此五脏周天运炼点化五脏六腑之元真，功效非常大，祛病延年乃是小验，改形驻颜也颇见其功，其中有自很深的道理；玉液炼形、金液炼形，都有其特殊的功效，没有这些做基础，直接去做真空炼形很难行得通的。
另外，象古传丹法，有的非常重视三关九窍，这与原始的瑜珈很类似，它很重视三脉七轮，一切的证量不看别的，就看这个，这看起来好像笨拙原始，实际上正是大巧若拙啊————如果以这个为标准衡量一下，老实说，其九层证量中，我们很多人都是连下成证量都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你再说什么先天也没有用，到老还是得生病，还是比许多根本不炼丹功的人要短命。
丹家所重者，先天一气从虚无中来，然此“天气归一身”，不可见者一气，可见者效验，不可知者虚无，可知者生理，无论修命修性，离不了生理，也必须符合生理。
今且不论深层的炼形，就说说下手筑基的炼形功夫。人一身无非元气所化，元气盛则寿而健，元气亏则衰而夭，元气竭则病而死；然人身元气藏而不见，可见者脏腑也，丹道下手，种种作用，岂离脏腑？交媾龙虎、调和坎离，虽然是无形中作用，然其实在生理过程，也不离脏腑也。
03
就以肺金为例吧，肺主宗气，司呼吸，藏魄、朝百脉，外开窍于鼻，主皮毛，众多入手法中，凡是以呼吸下手的，都不离肺金作用。肺金乃人体与外界交通之大通道，故得呼吸之妙者，自然知天人一气相通之理；鼻为肺之大外窍，而其小窍则通身皆是，即毛窍也，故多从两孔之呼吸入门，而终必发现周身皮肤毛窍皆在呼吸之事实，有所谓以听息于肤者。
其实也不外乎此，肺乃与外界的通道，故夺天地之气补我身，必赖于肺金作用，又有所谓不内不外，不即肉身不离肉身之作用，其实仍是肺金作用；肺朝百脉，故凡得后天之息者，则通身气脉皆畅，肺主治节，而调和周身气机平衡必不离呼吸作用；肺主宣降，金性沉重，故得真息则气机自然下沉归元，而得胎息之开启，是谓得后天之铅金矣。
再说肝木，主藏血，主疏理条畅，藏魂，主生发，外开窍于目，四体中筋主于肝，四末中爪甲属肝，而凡诸抻筋拔骨、导引按跷、疏泄浊气、调和血行，种种动功下手，皆肝木之作用。肺肝之气血乃后天之龙虎，凡动功操修，皆需要呼吸与动作恰当配合使气血调和，阴阳平衡而运化，此即龙虎相交之初功，动功之效果，操持合度，则必然是呼吸调匀、气血畅达，引发循经缠度，经脉气化交注，进而由动归静，而有元气黄芽之萌动，是为内修之初阶，而其中目光之运用、呼吸之调整皆须合度方可。
另外，象心火之内景洞明，性光发耀，神明智慧之开启；肾水藏精，蛰藏沉潜，元阳发动，诸般作用；脾土之调和四象，化生气血，和气内运，等等，都是生理之实际，体现于下手筑基、补亏补漏之功用。
至于较深一层中的炼形，真元到肾，则白头重生黑发，齿落更生新牙；真元到肝，自然目如点漆，什么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都不在话下；真元到心，则面如处子，颜若桃花……
01
丹家上乘，形神俱妙，若神虽有灵妙而形质早衰，则非丹道之正路。释家尚炼神证性，而弃形之粗鄙曰臭皮囊，讥道之留形住世为守尸鬼，实乃不知炼形之妙也。
丹家本来特重炼形、炼气，然后来似乎日益受到道教的影响，从重视实际的养生功夫，转而追求虚玄的性地证悟，虽然还是以性命双修为口号，却开始偏重于讲无为、讲虚空、讲先天一气从虚无中来，反而轻视以切实的生理变化为核心的命功修为，尤其是近代的丹家，几乎很少有人认真地提及炼形功夫了。理论的日渐高明，反而带来了实践的日渐退步，近代以来，丹道大成者几乎见不到了，其中固然有很复杂的种种因素，但是，愚以为，忽视筑基、轻视炼形，都是比较重要的原因。
我们看后世特别是近代的丹书，很多都有这样的特点，许多人做功夫也是这样，喜欢虚无，喜欢无相，不喜欢有为的搬运、导引，尤其不喜欢做生理的基础功夫。
所以很多人都是筑基未固，便求还丹；形质未化，便求养胎，从而导致了种种的偏失：比如，有为功夫不够，根基不牢，基础不固，处处有漏（此处专言身漏），证量难以升华；还丹后不事炼形，急于入定养婴，形中阴气未净，以至阳神无法纯阳，真幻相杂，难入正路；形质不化，呼吸、饮食不断，处处是漏，难以绝谷大定以圆真胎；形质未换，不能长生久视、留形住世，甚至连老来无病都难以实现；不炼形不可能达到形神俱妙，更不可能有飞腾冲举之可能…………近代众多前辈，一生用功，不可谓不勤，甚至也在慧性上有相当的证悟，结果却长寿者甚少，不少人还是病死的，考其丹法，很多都是畅谈虚无而忽视炼形。
丹道大家陈樱宁老，死于肺癌，难道说其先天功夫不够吗？有人说，他是因为服食铅汞外丹中毒致癌，实际上医学上并无铅汞致癌一说，这是讲不通的，还不如说铅汞中毒破坏了肝脏和肾脏而死更合理。
02
炼形之法，考有多门，如玉液炼形、金液炼形、太阳炼形、太阴炼形、内观炼形、真空炼形等等，另外尚有很多的小炼形法在各派流传，则多属于导引、动功、炼津、调气的初级法门。在明代以后众多的丹书中，都越来越轻视炼形，或者只重视其中的“真空炼形”一法，认为其他的都有为有作、落于形质，不能同于虚无大道。呵呵，愚见认为，玉液、金液，以至内观、真空，是有次第、有先后的，要功夫到了那一层，才能有大用，否则，直接去做真空炼形那“身外易形”的功夫，是在搞“跳跃式发展”，很勉为其难。
要说有为无为谁高明，实际上都不高明、都有所偏，到无不为才是高明。比如周天运法还精补脑一功，有些派中认为是着于形迹的下乘法，实际上撇开周天不用而只事中黄先天，则于色身必然有缺；再比如脏真搬运之小周天，后世丹书几乎无人提及，实际上，得药后，以此五脏周天运炼点化五脏六腑之元真，功效非常大，祛病延年乃是小验，改形驻颜也颇见其功，其中有自很深的道理；玉液炼形、金液炼形，都有其特殊的功效，没有这些做基础，直接去做真空炼形很难行得通的。
另外，象古传丹法，有的非常重视三关九窍，这与原始的瑜珈很类似，它很重视三脉七轮，一切的证量不看别的，就看这个，这看起来好像笨拙原始，实际上正是大巧若拙啊————如果以这个为标准衡量一下，老实说，其九层证量中，我们很多人都是连下成证量都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你再说什么先天也没有用，到老还是得生病，还是比许多根本不炼丹功的人要短命。
丹家所重者，先天一气从虚无中来，然此“天气归一身”，不可见者一气，可见者效验，不可知者虚无，可知者生理，无论修命修性，离不了生理，也必须符合生理。
今且不论深层的炼形，就说说下手筑基的炼形功夫。人一身无非元气所化，元气盛则寿而健，元气亏则衰而夭，元气竭则病而死；然人身元气藏而不见，可见者脏腑也，丹道下手，种种作用，岂离脏腑？交媾龙虎、调和坎离，虽然是无形中作用，然其实在生理过程，也不离脏腑也。
03
就以肺金为例吧，肺主宗气，司呼吸，藏魄、朝百脉，外开窍于鼻，主皮毛，众多入手法中，凡是以呼吸下手的，都不离肺金作用。肺金乃人体与外界交通之大通道，故得呼吸之妙者，自然知天人一气相通之理；鼻为肺之大外窍，而其小窍则通身皆是，即毛窍也，故多从两孔之呼吸入门，而终必发现周身皮肤毛窍皆在呼吸之事实，有所谓以听息于肤者。
其实也不外乎此，肺乃与外界的通道，故夺天地之气补我身，必赖于肺金作用，又有所谓不内不外，不即肉身不离肉身之作用，其实仍是肺金作用；肺朝百脉，故凡得后天之息者，则通身气脉皆畅，肺主治节，而调和周身气机平衡必不离呼吸作用；肺主宣降，金性沉重，故得真息则气机自然下沉归元，而得胎息之开启，是谓得后天之铅金矣。
再说肝木，主藏血，主疏理条畅，藏魂，主生发，外开窍于目，四体中筋主于肝，四末中爪甲属肝，而凡诸抻筋拔骨、导引按跷、疏泄浊气、调和血行，种种动功下手，皆肝木之作用。肺肝之气血乃后天之龙虎，凡动功操修，皆需要呼吸与动作恰当配合使气血调和，阴阳平衡而运化，此即龙虎相交之初功，动功之效果，操持合度，则必然是呼吸调匀、气血畅达，引发循经缠度，经脉气化交注，进而由动归静，而有元气黄芽之萌动，是为内修之初阶，而其中目光之运用、呼吸之调整皆须合度方可。
另外，象心火之内景洞明，性光发耀，神明智慧之开启；肾水藏精，蛰藏沉潜，元阳发动，诸般作用；脾土之调和四象，化生气血，和气内运，等等，都是生理之实际，体现于下手筑基、补亏补漏之功用。
至于较深一层中的炼形，真元到肾，则白头重生黑发，齿落更生新牙；真元到肝，自然目如点漆，什么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都不在话下；真元到心，则面如处子，颜若桃花……
佛教界为什么要努力地培养僧才？为什么我们要精勤地去修？为什么要僧赞僧？有的僧人已经挑起重担，成为一方的法主了，我们就要像恭敬佛一样去赞叹他。因为我们是三宝弟子，对方显现了这种相，佛、法、僧三宝的功德就聚集在他身上了。如果你对他轻慢或者不如法的话，就等于违背了自己的三皈体。我们得到三皈体不容易，而失去三皈体却非常容易。就像你得到宝贝是不容易的，但是丢掉宝贝是非常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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