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放屁）臭气，熏及三宝，将来必作粪坑中蛆（印光大师）
译文
学佛的人，夜间不可以裸体睡觉，必须穿长的衣裤，以使得心里常常保持如同在佛的面前一样。吃饭不可过饱，再好吃的饭，只可吃八九分饱。
如果吃十分饱，已经不滋养身体了。而吃十几分饱，身体里的各个器官必定受伤害。经常这样吃，必定短寿。
饭一吃的多，心神昏散、身体疲惫，不能充分消化，必定会放屁。放屁这件事，最是下流，最是罪过（译者注：此指在佛殿堂放屁）。佛殿僧堂，都要心存恭敬。烧香不过是表示洁净，究竟也没有多少香味。
如果吃饭多了所放的屁，极其臭秽，用这种臭气侵袭三宝。将来必定会做粪坑中的蛆。不吃得过多，就不会有屁。如果是受凉，感觉不舒服有屁，没有事就到外面的空地上放掉，等到臭气消散再回到殿堂中。
如果有事暂时不能出去，应当用力憋住，不一会儿，就会在肚子里散开了。有人说不放便会生病，这个话比放屁还有罪过，千万不可听。
当年佛祖制定戒律，没有说这件事，想来古人身体好，又不贪吃，所以没有这回事，所以佛没说。如果有，佛必定会说的。切不可认为佛没说就可以放，便是自己甘心堕落，佛也难以救度。
孔子以圣人的资格，朝见同是凡夫的国君，将要登上殿堂时，在外面的台阶上，便不敢自由呼吸，况且进入殿堂面见君王呢？所以论语说：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摄就是提的意思。齐，音咨，衣服开岔的地方。鞠，弯曲的意思。屏，闭藏的意思。息，鼻子中的气息。孔子朝见君王，将要进入殿堂的时候，先是弯腰屈膝向里走，鞠躬，就会使衣服前面长而至拖地，所以必须提起衣岔离地约一尺高，才不至于踢到衣服或跌倒而失礼。孔子恭敬严肃到了极点，所以鼻子中的气息好像停止了，试看这是何等的敬畏。今天的人德行比孔子，就相比差得太远了。而君王比佛，又相差得太远。放屁和不放屁又相差太远了。静下心来想想，真是大地没有容身之所了，怎么能不极力保持恭敬呢？）
我们罪业深重的凡夫，在圣中圣，天中天的佛殿之中，三宝具足之地，竟敢不加约束任意放屁，所以说这种罪过，真是极大无比。许多人因为不看古大德的著述，以为古大德没说。
不知古德说的巧妙，说泄下气，然而现代人并不理会是什么意思，仍然不放在心上。
印光三四十年前，常常说这件事，后来试着问别人，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所以只好直说放屁。你看唱戏骂人说放肆，就是说你说的话如同放屁。
人凡是在畏惧的时候，气都不敢大出，从哪里会放屁呢。这都是因为肆无忌惮，所以才有屁。你不要说放屁话，就不文雅，难听，我实在是要救人于做粪坑的蛆之前啊。
念佛人，早上起来做早课之前，以及大小便后，都必须洗手。凡是在身上抠，脚上摸，都要洗手。夏天在佛堂念佛的时候裤管不可敞开，要扎起来。随便吐痰、醒鼻涕，也是一大折福之事。
清净佛地，不但殿堂里不可吐，就是殿堂外面的净地上，也不可吐或者醒鼻涕。净地上一吐，就会现出肮脏的样子。
有些人肆无忌惮，房间的地上墙上随便乱吐，好好的一个房间，遍地满墙都是痰。他把吐痰当架子摆，久而久之就会生病，因为天天吐，饮食精华都变成痰吐掉了。
如果肯咽下去，时间长了就没有痰了，这个是用痰来治痰的最好方法。如果不能咽，做一个手帕，吐在上面放到衣服口袋里。然而这样也烦人，又不干净。还是不如咽了，又不烦人，又不污染，而且永远不会再因为吐痰而致病，这个是治痰病的最好的方法。
原文
学佛之人，夜间不可赤体睡，须穿衫袴，以心常如在佛前也。吃饭不可过度，再好的饭，只可吃八九程。若吃十程，已不养人。吃十几程，脏腑必伤。常如此吃，必定短寿。饭一吃多，心昏身疲，行消不动，必至放屁。放屁一事，最为下作，最为罪过。
佛殿僧堂，均须恭敬。若烧香，不过表心，究无甚香。若吃多了放的屁，极其臭秽，以此臭气，熏及三宝，将来必作粪坑中蛆。不吃过度，则无有屁。若或受凉，觉得不好，无事则出至空地放之，待其气消，再回屋中。如有事不能出外，当用力提之，不一刻，即在腹中散开矣。有谓，不放则成病，此话比放屁还罪过，万不可听。
佛制戒律，未说此事，想古人身体好，又不贪吃，无有此事，故未说。若有，佛必说之。切不可谓佛不说，就应当放，则是自求堕落，佛也难救矣。孔子以圣人之资格，朝于凡夫之国君，将欲升堂，在阶下，便不敢大出气，况入堂面君乎。故论语云。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摄，提也。齐，音咨，与齐同，衣岔子也。鞠，曲也。屏，闭藏也。息，鼻中气也。孔子朝君，将升堂，先鞠躬而行。鞠躬，则衣前长，故必提其两岔，去地约一尺，方不至踢其衣而跌蹶失仪。严肃之极，故鼻中之气，似乎不出。试看此是何等敬畏。今人比孔子，则相去悬远。时君与佛，又相去悬远。放屁与不出气，又相去悬远。静言思之，直大地无容身之处矣，可不极力留心乎。）
吾人业力凡夫，在圣中圣，天中天之佛殿中，三宝具足之地，竟敢不加束敛，任意放屁，此之罪过，极大无比。许多人因不多看古德著述，当做古德不说。不知古德说的巧，云泄下气，他也不理会是什么话，仍不介意。
光三四十年前，常说此事，后试问之，人不知是何事，以故只好直说放屁耳。唱戏骂人说放肆，就是说你说的话是放屁。凡有所畏惧，气都不敢大出，从何会放屁。由其肆无忌惮，故才有屁。你勿谓说放屁话，为不雅听，我实在要救人于作粪坑之蛆之前耳。
晨起，及大小解，必须洗手。凡在身上抠，脚上摸，都要洗手。夏月袴腿不可敞开，要扎到。随便吐痰（鼻希）鼻，是一大折福之事。清净佛地，不但殿堂里不可吐（鼻希），即殿堂外净地上，也不可吐（鼻希）。
净地上一吐，便现出污相。有些人肆无忌惮，房里地上墙上乱吐，好好的一个屋子，遍地满墙都是痰。他以吐痰当架子摆，久久成病，天天常吐，饮食精华，皆变成痰了。若肯咽了，久则无痰，此是以痰杀痰最妙之法。
如不能咽，当袖一痰布，吐于其上复袖之。此亦劳人，又不洁净。不如咽了，又不劳人，又无污秽，而且永无痰病，是为治痰病之妙法。——《文钞》之《诫吾乡初发心学佛者书》印光大师著述佛弟子敬译
译文
学佛的人，夜间不可以裸体睡觉，必须穿长的衣裤，以使得心里常常保持如同在佛的面前一样。吃饭不可过饱，再好吃的饭，只可吃八九分饱。
如果吃十分饱，已经不滋养身体了。而吃十几分饱，身体里的各个器官必定受伤害。经常这样吃，必定短寿。
饭一吃的多，心神昏散、身体疲惫，不能充分消化，必定会放屁。放屁这件事，最是下流，最是罪过（译者注：此指在佛殿堂放屁）。佛殿僧堂，都要心存恭敬。烧香不过是表示洁净，究竟也没有多少香味。
如果吃饭多了所放的屁，极其臭秽，用这种臭气侵袭三宝。将来必定会做粪坑中的蛆。不吃得过多，就不会有屁。如果是受凉，感觉不舒服有屁，没有事就到外面的空地上放掉，等到臭气消散再回到殿堂中。
如果有事暂时不能出去，应当用力憋住，不一会儿，就会在肚子里散开了。有人说不放便会生病，这个话比放屁还有罪过，千万不可听。
当年佛祖制定戒律，没有说这件事，想来古人身体好，又不贪吃，所以没有这回事，所以佛没说。如果有，佛必定会说的。切不可认为佛没说就可以放，便是自己甘心堕落，佛也难以救度。
孔子以圣人的资格，朝见同是凡夫的国君，将要登上殿堂时，在外面的台阶上，便不敢自由呼吸，况且进入殿堂面见君王呢？所以论语说：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摄就是提的意思。齐，音咨，衣服开岔的地方。鞠，弯曲的意思。屏，闭藏的意思。息，鼻子中的气息。孔子朝见君王，将要进入殿堂的时候，先是弯腰屈膝向里走，鞠躬，就会使衣服前面长而至拖地，所以必须提起衣岔离地约一尺高，才不至于踢到衣服或跌倒而失礼。孔子恭敬严肃到了极点，所以鼻子中的气息好像停止了，试看这是何等的敬畏。今天的人德行比孔子，就相比差得太远了。而君王比佛，又相差得太远。放屁和不放屁又相差太远了。静下心来想想，真是大地没有容身之所了，怎么能不极力保持恭敬呢？）
我们罪业深重的凡夫，在圣中圣，天中天的佛殿之中，三宝具足之地，竟敢不加约束任意放屁，所以说这种罪过，真是极大无比。许多人因为不看古大德的著述，以为古大德没说。
不知古德说的巧妙，说泄下气，然而现代人并不理会是什么意思，仍然不放在心上。
印光三四十年前，常常说这件事，后来试着问别人，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所以只好直说放屁。你看唱戏骂人说放肆，就是说你说的话如同放屁。
人凡是在畏惧的时候，气都不敢大出，从哪里会放屁呢。这都是因为肆无忌惮，所以才有屁。你不要说放屁话，就不文雅，难听，我实在是要救人于做粪坑的蛆之前啊。
念佛人，早上起来做早课之前，以及大小便后，都必须洗手。凡是在身上抠，脚上摸，都要洗手。夏天在佛堂念佛的时候裤管不可敞开，要扎起来。随便吐痰、醒鼻涕，也是一大折福之事。
清净佛地，不但殿堂里不可吐，就是殿堂外面的净地上，也不可吐或者醒鼻涕。净地上一吐，就会现出肮脏的样子。
有些人肆无忌惮，房间的地上墙上随便乱吐，好好的一个房间，遍地满墙都是痰。他把吐痰当架子摆，久而久之就会生病，因为天天吐，饮食精华都变成痰吐掉了。
如果肯咽下去，时间长了就没有痰了，这个是用痰来治痰的最好方法。如果不能咽，做一个手帕，吐在上面放到衣服口袋里。然而这样也烦人，又不干净。还是不如咽了，又不烦人，又不污染，而且永远不会再因为吐痰而致病，这个是治痰病的最好的方法。
原文
学佛之人，夜间不可赤体睡，须穿衫袴，以心常如在佛前也。吃饭不可过度，再好的饭，只可吃八九程。若吃十程，已不养人。吃十几程，脏腑必伤。常如此吃，必定短寿。饭一吃多，心昏身疲，行消不动，必至放屁。放屁一事，最为下作，最为罪过。
佛殿僧堂，均须恭敬。若烧香，不过表心，究无甚香。若吃多了放的屁，极其臭秽，以此臭气，熏及三宝，将来必作粪坑中蛆。不吃过度，则无有屁。若或受凉，觉得不好，无事则出至空地放之，待其气消，再回屋中。如有事不能出外，当用力提之，不一刻，即在腹中散开矣。有谓，不放则成病，此话比放屁还罪过，万不可听。
佛制戒律，未说此事，想古人身体好，又不贪吃，无有此事，故未说。若有，佛必说之。切不可谓佛不说，就应当放，则是自求堕落，佛也难救矣。孔子以圣人之资格，朝于凡夫之国君，将欲升堂，在阶下，便不敢大出气，况入堂面君乎。故论语云。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摄，提也。齐，音咨，与齐同，衣岔子也。鞠，曲也。屏，闭藏也。息，鼻中气也。孔子朝君，将升堂，先鞠躬而行。鞠躬，则衣前长，故必提其两岔，去地约一尺，方不至踢其衣而跌蹶失仪。严肃之极，故鼻中之气，似乎不出。试看此是何等敬畏。今人比孔子，则相去悬远。时君与佛，又相去悬远。放屁与不出气，又相去悬远。静言思之，直大地无容身之处矣，可不极力留心乎。）
吾人业力凡夫，在圣中圣，天中天之佛殿中，三宝具足之地，竟敢不加束敛，任意放屁，此之罪过，极大无比。许多人因不多看古德著述，当做古德不说。不知古德说的巧，云泄下气，他也不理会是什么话，仍不介意。
光三四十年前，常说此事，后试问之，人不知是何事，以故只好直说放屁耳。唱戏骂人说放肆，就是说你说的话是放屁。凡有所畏惧，气都不敢大出，从何会放屁。由其肆无忌惮，故才有屁。你勿谓说放屁话，为不雅听，我实在要救人于作粪坑之蛆之前耳。
晨起，及大小解，必须洗手。凡在身上抠，脚上摸，都要洗手。夏月袴腿不可敞开，要扎到。随便吐痰（鼻希）鼻，是一大折福之事。清净佛地，不但殿堂里不可吐（鼻希），即殿堂外净地上，也不可吐（鼻希）。
净地上一吐，便现出污相。有些人肆无忌惮，房里地上墙上乱吐，好好的一个屋子，遍地满墙都是痰。他以吐痰当架子摆，久久成病，天天常吐，饮食精华，皆变成痰了。若肯咽了，久则无痰，此是以痰杀痰最妙之法。
如不能咽，当袖一痰布，吐于其上复袖之。此亦劳人，又不洁净。不如咽了，又不劳人，又无污秽，而且永无痰病，是为治痰病之妙法。——《文钞》之《诫吾乡初发心学佛者书》印光大师著述佛弟子敬译
【其于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也。】
“其于道也”，是指上文所列举的自见、自是、自伐、自矜，是一般人心性中常见的四种病态，都不符合道性法则。人都喜欢虚荣，所以应当经常反省，自己改正才好。
从道理法则上讲，以上这四种心理行为，都是“余食赘行”。“余食”就是多吃的那两口。人若已经吃饱了，再多吞几口下去，必然胃不舒服。“赘”音zhuì，譬如人身上多余的累赘，诸如瘤子、六指、甲状腺囊肿、肥胖症等皆是。人的身体任何部位，都有其自然状态，如果多长出一块，那就是多余的，也就是病态。因人性之迷，人心之妄，人情之偏，私欲之曲，故才有这四种病之患。
“余食赘行”之“行”字，古时与“形”相通，多作“形”字解，二字通用。“跂立”、“跨行”、“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等，都是违背自然之道的故意造作，是后天识心的有意作为。在先天无为自然大道看来，后天欲心的一切有为造作，都是多余的，犹如手脚多生的六指，非但无用，反而有累。人心的背真趋妄行为，犹如余食赘行一般。人一日三餐，惟求一饱，饱后又多食，必伤脾胃，未有不害者。人之形体，四肢完备，假如颈生瘿（yǐng）瘤，手脚六指，虽不害其性命，总是多余累赘，故人心未有不厌恶的。人这四种通病，无论做人修道，亦是如此。
“余食赘行”之病，不但为人所厌恶，就是物类也不喜欢。所以有道之人，抱道养德，尽己尽人，不求自见，不欲自是，不为自伐，不好自矜。如中天之日，其光明人不能掩；如天地之公，人谁能去否定它。性分之中，如澄水明镜，无所取舍，无所障碍。修道之人，本应自然，余食赘行等蠢事，自不该去做。若不信自然无为大道，行不能行之事，想非分之想，那就如同食之过饱，行之过劳，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学道者当顺天德而无违，循物理之自然，不掺杂主观意识的矫揉造作，就不会自找麻烦。
所谓“物或恶之”，是说任何一样东西，都有它的自然定形，凡是变体，都是不正常的。即使是植物，过分长出一个多余的附件，不但增加自身负担，而且令人生厌。何况一个人呢！比如一个人很高明，别人慢慢会认识的，何必自己去吆喝、显露。一个有道之士，绝不会如此，绝没有这种心理行为，才算合于道性。
“故有道者不处”的“有道者”，并非专指“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远”的山林修道士。综观道家的理论与实践，既不是佛家的绝对出世修行，也不是儒家的完全入世而修，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出世与入世相结合。尤其是现代修真者，就是要入世于红尘之中，在心里修行出世之道。这样经过烈火的烹炼，才能炼出金刚不动心，铸成金刚不坏身，远比独避山林中来得更扎实，炼出的功夫也更硬。
道有体有用，道体处于形而上的自然中，道用却在日常的万事万物间。因此，天下无论高贵与贫贱，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处于道中。老子所说的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是就道体而言，佛所说的“离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就道用而言，与孔子所说的“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有所相似。所以，它不仅是修道者的道德指标，也是做人做事的最基本修养。自古至今，凡是立大功、建大业的人，只要一违犯这些原则，绝对没有不失败的。前车之鉴，以古为镜，所以太上为此再三郑重其言，其目的正在于此。
【本章说解】
由第二十二章开始，到二十五章为止，反复申明道体的自然，要人清静无为，切莫乱加造作。当道应用在万事万物时，必须效法天地自然的规律，以“曲则全”而成事。本章衔接上两章的内涵，再次提出反证，作为正面的告诫。因此便从“跂者不立”、“跨者不行”等日常细微小事讲起，比喻大道之理。
世人多是好高自大，自是自满，每每持私欲、操私智，以求胜于人。太上恐民风日乱，人心日私，世道日邪，是以设经示教，以匡世万民。经中反复类比，历历取喻，以立为天下后世之戒言，作为行为的准则。
圣人之心，无私无欲。常人之心，有机有智。圣人之性，能亟（jí）太极至诚之理，心合天地自然之用，养深积厚；悠悠然，如青云出岫（xiù），而意念无为，乐天知命；湛湛兮，似明月印潭，而身心自在。是故虑心应物，不肯先己而后人，体道而用柔，去高而就下。圣人之心不与物争，物亦不能与之相争。常人之心，理与欲之机不明，功利之心未泯，惟知损人而益己，不愿曲己而全人。世人种种有机有智的小聪明之心，其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行为，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中，随处都会显露出来。太上在本章中，教人要从日常生活的“立足”、“步行”中，时时处处都要贵乎平实从容。否则，皆是自取危殆。人若逆理而行，违背自然之理，皆是非仁之举，非义之立，非礼之为，都是自取其咎的自作自受。
本章自“希言”至“有不信”，是在说明道之得与失。自“跂者不立”以下，又以人的行立等行为，比喻自然之理。由是可知，诸如立与行这种司空见惯的日用小事，也无不包含着自然之道，无事无处不显示出自然之理。奈何世人不悟真常，不信自然，常常一意孤行，为了达到个人私心欲望的目的，硬是要违背自然，跂立跨行，企图人为地增高继长，结果碰得头破血流，乃至引祸入身，损伤性命，生命何以能久常。
修真之人，若内挟自见自是之心，外露自矜自伐之能，这种违背大道所得到的损伤，比常人更为严重。人心之私妄，后天之造作，修证之执着，乃至登仙成佛之想，都不合乎大道自然，都是多余的累赘，都是天然本分之外的包袱。先辈所讲的“放下人心即是道”，其理正在于此。
道常处于卑虚柔弱之位，故常被众人所恶弃而不处。世人喜好与道相反的高亢刚强，争胜夺上，这些都是有道者所不处。东汉医圣张仲景说：“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求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cuì）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这真是高度概括而言之了。
“其于道也”，是指上文所列举的自见、自是、自伐、自矜，是一般人心性中常见的四种病态，都不符合道性法则。人都喜欢虚荣，所以应当经常反省，自己改正才好。
从道理法则上讲，以上这四种心理行为，都是“余食赘行”。“余食”就是多吃的那两口。人若已经吃饱了，再多吞几口下去，必然胃不舒服。“赘”音zhuì，譬如人身上多余的累赘，诸如瘤子、六指、甲状腺囊肿、肥胖症等皆是。人的身体任何部位，都有其自然状态，如果多长出一块，那就是多余的，也就是病态。因人性之迷，人心之妄，人情之偏，私欲之曲，故才有这四种病之患。
“余食赘行”之“行”字，古时与“形”相通，多作“形”字解，二字通用。“跂立”、“跨行”、“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等，都是违背自然之道的故意造作，是后天识心的有意作为。在先天无为自然大道看来，后天欲心的一切有为造作，都是多余的，犹如手脚多生的六指，非但无用，反而有累。人心的背真趋妄行为，犹如余食赘行一般。人一日三餐，惟求一饱，饱后又多食，必伤脾胃，未有不害者。人之形体，四肢完备，假如颈生瘿（yǐng）瘤，手脚六指，虽不害其性命，总是多余累赘，故人心未有不厌恶的。人这四种通病，无论做人修道，亦是如此。
“余食赘行”之病，不但为人所厌恶，就是物类也不喜欢。所以有道之人，抱道养德，尽己尽人，不求自见，不欲自是，不为自伐，不好自矜。如中天之日，其光明人不能掩；如天地之公，人谁能去否定它。性分之中，如澄水明镜，无所取舍，无所障碍。修道之人，本应自然，余食赘行等蠢事，自不该去做。若不信自然无为大道，行不能行之事，想非分之想，那就如同食之过饱，行之过劳，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学道者当顺天德而无违，循物理之自然，不掺杂主观意识的矫揉造作，就不会自找麻烦。
所谓“物或恶之”，是说任何一样东西，都有它的自然定形，凡是变体，都是不正常的。即使是植物，过分长出一个多余的附件，不但增加自身负担，而且令人生厌。何况一个人呢！比如一个人很高明，别人慢慢会认识的，何必自己去吆喝、显露。一个有道之士，绝不会如此，绝没有这种心理行为，才算合于道性。
“故有道者不处”的“有道者”，并非专指“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远”的山林修道士。综观道家的理论与实践，既不是佛家的绝对出世修行，也不是儒家的完全入世而修，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出世与入世相结合。尤其是现代修真者，就是要入世于红尘之中，在心里修行出世之道。这样经过烈火的烹炼，才能炼出金刚不动心，铸成金刚不坏身，远比独避山林中来得更扎实，炼出的功夫也更硬。
道有体有用，道体处于形而上的自然中，道用却在日常的万事万物间。因此，天下无论高贵与贫贱，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处于道中。老子所说的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是就道体而言，佛所说的“离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就道用而言，与孔子所说的“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有所相似。所以，它不仅是修道者的道德指标，也是做人做事的最基本修养。自古至今，凡是立大功、建大业的人，只要一违犯这些原则，绝对没有不失败的。前车之鉴，以古为镜，所以太上为此再三郑重其言，其目的正在于此。
【本章说解】
由第二十二章开始，到二十五章为止，反复申明道体的自然，要人清静无为，切莫乱加造作。当道应用在万事万物时，必须效法天地自然的规律，以“曲则全”而成事。本章衔接上两章的内涵，再次提出反证，作为正面的告诫。因此便从“跂者不立”、“跨者不行”等日常细微小事讲起，比喻大道之理。
世人多是好高自大，自是自满，每每持私欲、操私智，以求胜于人。太上恐民风日乱，人心日私，世道日邪，是以设经示教，以匡世万民。经中反复类比，历历取喻，以立为天下后世之戒言，作为行为的准则。
圣人之心，无私无欲。常人之心，有机有智。圣人之性，能亟（jí）太极至诚之理，心合天地自然之用，养深积厚；悠悠然，如青云出岫（xiù），而意念无为，乐天知命；湛湛兮，似明月印潭，而身心自在。是故虑心应物，不肯先己而后人，体道而用柔，去高而就下。圣人之心不与物争，物亦不能与之相争。常人之心，理与欲之机不明，功利之心未泯，惟知损人而益己，不愿曲己而全人。世人种种有机有智的小聪明之心，其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行为，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中，随处都会显露出来。太上在本章中，教人要从日常生活的“立足”、“步行”中，时时处处都要贵乎平实从容。否则，皆是自取危殆。人若逆理而行，违背自然之理，皆是非仁之举，非义之立，非礼之为，都是自取其咎的自作自受。
本章自“希言”至“有不信”，是在说明道之得与失。自“跂者不立”以下，又以人的行立等行为，比喻自然之理。由是可知，诸如立与行这种司空见惯的日用小事，也无不包含着自然之道，无事无处不显示出自然之理。奈何世人不悟真常，不信自然，常常一意孤行，为了达到个人私心欲望的目的，硬是要违背自然，跂立跨行，企图人为地增高继长，结果碰得头破血流，乃至引祸入身，损伤性命，生命何以能久常。
修真之人，若内挟自见自是之心，外露自矜自伐之能，这种违背大道所得到的损伤，比常人更为严重。人心之私妄，后天之造作，修证之执着，乃至登仙成佛之想，都不合乎大道自然，都是多余的累赘，都是天然本分之外的包袱。先辈所讲的“放下人心即是道”，其理正在于此。
道常处于卑虚柔弱之位，故常被众人所恶弃而不处。世人喜好与道相反的高亢刚强，争胜夺上，这些都是有道者所不处。东汉医圣张仲景说：“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求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cuì）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这真是高度概括而言之了。
明代士大夫生活观念的转变，显然导源于儒释道三教合流。士大夫代表了儒学正宗，但在明代，已经深受老庄、佛教的影响。江盈科在《自述》诗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老庄生活观的认同，即吃亏是福、知足常乐。诗云：“人情譬如马，吃亏乃知福”，“善哉老氏书，知足常是乐。”在《忆昔》诗中，亦云：“达哉庄生言，三旌等羊肆。” 受老庄生活观念的影响，这些士大夫大多抱有一种对官场厌 倦的情绪。如江盈科，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选任苏州府长洲县知县。五年秩满，迁吏部考功司主事，因为考察他在长洲任上时征赋不及格，于是改任大理寺正。所以，他对自己在长洲做官的生活，一直体现出一种厌倦的情绪，在诗中称“六年苦海长洲令”，甚至将名场视为戏场：“看破名场是戏场，悲来喜去为谁忙？”“无心更与时贤竞，散发聊便卧上皇。” 正因为此，江盈科在很多诗歌中，表达了对做官的厌烦，不愿再做宰官之身，如诗云：“解绶便安逸，抽簪得隐沦。为偿牛马债，一见宰官身。笑面人前假，攒眉背后真。从今登觉路，无喜亦无嗔。”将做官视为偿还做牛做马之债，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情绪。
当然，对官场厌倦情绪的产生，除了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具体的原因：一是做官之贫，如江盈科有诗说他做官三年之贫，其中云：“作吏经三载，残躯万苦余。子钱增似母，宦囊薄于儒。乞米怜腰惯，窥铜笑貌癯。乡书不敢寄，猨鹤恐嘲予。”二是政拙，江盈科有诗云：“直以肝肠合，宁论臭味同？世情欺政拙，吾党负诗工。” 作为一个文人，他们在政治上确实缺乏治理的干才，但对自己的诗才还是相当自负的。
在厌倦了官场生活之后，这些士大夫所羡慕乃至最后的归路，往往就是逃禅。江盈科在给月空长老的诗中云：“逃禅余有意，欲撇进贤冠。” 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袁宏道的身上。当袁宏道移病南归时，江盈科赠予他一诗，明确指出袁宏道原具佛性，不是一般的官场失意之后的“逃禅”。诗有句云：“宰官原佛性，不是学逃禅。” 逃禅之后，他们的生活不外乎学佛、吃斋、读经。江盈科有《学佛》《崇国寺吃斋》《念经》三诗，所咏就是逃禅以后的生活。 此外，在明代的士大夫中，已经形成了一股与僧人相交的风气。从江盈科的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所交往的僧人不少，分别有月空长老、怀旭长老、虎丘僧明觉、僧人愚庵、僧人朗目、娄门寺老僧、百花庵僧，等等。 士大夫与这些僧人平常相聚在一起，其交往内容也相当丰富，或是士人聚集在僧寺一起品茗，或是替僧人之画题上一些诗句。
崇信老庄，皈依禅释，导致士大夫生活观念发生两大转变：一是信命思想的风行。如刘荣嗣云：“人生顺逆，命定之矣，踌躇计较为用也。所谓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二是“人生贵适志”思想的出现。明代的士大夫，始终抱有一种“人生贵适志”的人生态度，在生活中追求一种闲适之趣。他们最为无奈却又不得不应酬的是下面两件事：一是做官时的“簿书期会”，二是在故乡时的“酒食征逐”。 这些应酬，无不使他们感到心累。所以，他们有时所向往的是山童野叟之乐。
基于生活的富足、安逸，“偷闲”观念开始在士大夫中风行起来。如洪应明云：“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 明代的城市化、商业化相当明显，理应是社会各阶层无不忙于逐利，缺少一定的闲暇时间。事实并非如此，亦即明代士大夫的生活已如“舞蝶游蜂”一般，是“忙中之闲，闲中之忙”， 由此确立了忙与闲的互动之势，甚而“忙中偷闲”。
正是这种“忙里偷闲”的观念，才最终确立了士大夫以闲情逸致为基调的生活模式。追溯文人士大夫的“闲情”，理应提到晋代陶渊明的《闲情赋》，赋中铺陈，缠绵婉娈，无不寄其闲情。至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一书出，取情多而用物闳，更是成为天下雅人韵士家传户诵之书。然若论悠闲的生活方式，明代的士大夫堪称典型。
这种生活方式，奠基于士大夫对“逸态闲情”的追求，亦即在生活上追求一种闲居之趣。就逸态闲情而言，无论是昼闲人寂，只听数声鸟语悠扬，还是夜静天高，仅看一片云光舒卷，无不会使他们感到耳根尽彻、眼界俱空。在他们眼中，好书良友是千载奇逢，碗茗炉烟是一生清福。闲暇之时，烹山茗，听瓶声，一炉之内，即可识得阴阳之理；即使是自己与人弈棋，或者在旁观看，亦可悟得生杀之机。毫无疑问，这既是一种逸态闲情，只需自尚，不必外修边幅；又独具清标傲骨，不愿人怜，无劳多买胭脂加以掩饰。 就闲居之趣而言，他们从内心已经深切体会到闲居可以带来以下五种快乐：一是不与人交接，可以免却拜送之礼的烦恼；二是闲暇增多，可以终日观书、鼓琴；三是无论睡起，无不随意，没有拘碍；四是与尘世相隔，可以不闻炎凉嚣杂；五是心无旁骛，可以一心课子耕读。 这种闲居生活，即使只有茅屋三间，木榻一枕，但还是明窗净几，烧上一炉清香，啜上几盅苦茗，有时读数行书，有时与高僧谈禅，或者当暖日和风之时，在豆棚菜圃之中，无事时听友人说说鬼话，日常以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书代益友，以著述代功业，无不是一种赏心乐事。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当然，对官场厌倦情绪的产生，除了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具体的原因：一是做官之贫，如江盈科有诗说他做官三年之贫，其中云：“作吏经三载，残躯万苦余。子钱增似母，宦囊薄于儒。乞米怜腰惯，窥铜笑貌癯。乡书不敢寄，猨鹤恐嘲予。”二是政拙，江盈科有诗云：“直以肝肠合，宁论臭味同？世情欺政拙，吾党负诗工。” 作为一个文人，他们在政治上确实缺乏治理的干才，但对自己的诗才还是相当自负的。
在厌倦了官场生活之后，这些士大夫所羡慕乃至最后的归路，往往就是逃禅。江盈科在给月空长老的诗中云：“逃禅余有意，欲撇进贤冠。” 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袁宏道的身上。当袁宏道移病南归时，江盈科赠予他一诗，明确指出袁宏道原具佛性，不是一般的官场失意之后的“逃禅”。诗有句云：“宰官原佛性，不是学逃禅。” 逃禅之后，他们的生活不外乎学佛、吃斋、读经。江盈科有《学佛》《崇国寺吃斋》《念经》三诗，所咏就是逃禅以后的生活。 此外，在明代的士大夫中，已经形成了一股与僧人相交的风气。从江盈科的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所交往的僧人不少，分别有月空长老、怀旭长老、虎丘僧明觉、僧人愚庵、僧人朗目、娄门寺老僧、百花庵僧，等等。 士大夫与这些僧人平常相聚在一起，其交往内容也相当丰富，或是士人聚集在僧寺一起品茗，或是替僧人之画题上一些诗句。
崇信老庄，皈依禅释，导致士大夫生活观念发生两大转变：一是信命思想的风行。如刘荣嗣云：“人生顺逆，命定之矣，踌躇计较为用也。所谓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二是“人生贵适志”思想的出现。明代的士大夫，始终抱有一种“人生贵适志”的人生态度，在生活中追求一种闲适之趣。他们最为无奈却又不得不应酬的是下面两件事：一是做官时的“簿书期会”，二是在故乡时的“酒食征逐”。 这些应酬，无不使他们感到心累。所以，他们有时所向往的是山童野叟之乐。
基于生活的富足、安逸，“偷闲”观念开始在士大夫中风行起来。如洪应明云：“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 明代的城市化、商业化相当明显，理应是社会各阶层无不忙于逐利，缺少一定的闲暇时间。事实并非如此，亦即明代士大夫的生活已如“舞蝶游蜂”一般，是“忙中之闲，闲中之忙”， 由此确立了忙与闲的互动之势，甚而“忙中偷闲”。
正是这种“忙里偷闲”的观念，才最终确立了士大夫以闲情逸致为基调的生活模式。追溯文人士大夫的“闲情”，理应提到晋代陶渊明的《闲情赋》，赋中铺陈，缠绵婉娈，无不寄其闲情。至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一书出，取情多而用物闳，更是成为天下雅人韵士家传户诵之书。然若论悠闲的生活方式，明代的士大夫堪称典型。
这种生活方式，奠基于士大夫对“逸态闲情”的追求，亦即在生活上追求一种闲居之趣。就逸态闲情而言，无论是昼闲人寂，只听数声鸟语悠扬，还是夜静天高，仅看一片云光舒卷，无不会使他们感到耳根尽彻、眼界俱空。在他们眼中，好书良友是千载奇逢，碗茗炉烟是一生清福。闲暇之时，烹山茗，听瓶声，一炉之内，即可识得阴阳之理；即使是自己与人弈棋，或者在旁观看，亦可悟得生杀之机。毫无疑问，这既是一种逸态闲情，只需自尚，不必外修边幅；又独具清标傲骨，不愿人怜，无劳多买胭脂加以掩饰。 就闲居之趣而言，他们从内心已经深切体会到闲居可以带来以下五种快乐：一是不与人交接，可以免却拜送之礼的烦恼；二是闲暇增多，可以终日观书、鼓琴；三是无论睡起，无不随意，没有拘碍；四是与尘世相隔，可以不闻炎凉嚣杂；五是心无旁骛，可以一心课子耕读。 这种闲居生活，即使只有茅屋三间，木榻一枕，但还是明窗净几，烧上一炉清香，啜上几盅苦茗，有时读数行书，有时与高僧谈禅，或者当暖日和风之时，在豆棚菜圃之中，无事时听友人说说鬼话，日常以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书代益友，以著述代功业，无不是一种赏心乐事。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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