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樂也者，天墬之合也。其形变者，心亦随其志变者，声亦绝发于芴，应于遐逖，虽聖人不能抑也。亡国戮民，非无樂也，而不樂其樂。盖出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趋数傲辟，烦戾滥溺，此乱国之所好、而哀姓之所樂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乎心，暴戾之动不存乎体，此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柔之动不存乎体，此乱世之風也。』治世之君以道胜欲，故其音安以樂，雅颂之作政，其有不和乎？乱世之君以欲忘道，故其音怨以怒，郑卫之作政，其有不乖乎？世异，异音，音异，异政，然则亡国之君眩惑转易，刑政纷纠，岂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
蒋世鸿《鸿渐于陆》序
方伟
蒋世鸿第十二部诗文集《鸿渐于陆》之稿样，我已通读一过。此为我第五次受托为其诗文集作序，自古以来连续为同一人之诗集作序至五者，似无先例，可见世鸿于我信赖之深而我于世鸿爱敬之重。本集所辑诗文之起讫时间、诗文数量，世鸿已于《集后絮语》中交代明白，兹不赘述。世鸿诗文之特点、优长，我已于以前数序中作以阐述，亦不重复。此序，欲借世鸿之诗集发表我对此道之思考，以与世鸿及有缘阅读此书者共商酌。
诗词自何时而始耶？曰：自鸿蒙初开而至结绳而至仓颉始制文字，有文字而始有诗焉文焉，不然，纵有劳歌谣唱而无以为记，无记则虽有诗有文亦等于无。至虞舜，命夔典乐，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论一出，即成经典，至今犹为我辈之圭臬。嗣后，有诗经焉、有楚辞焉、有汉乐府焉。至南北朝之南齐，沈约、谢朓诸人始创永明体，研究四声八病，后经庾信助推，再至初唐如杜审言、宋之问等人，格律诗始定型。今人为诗，不讲究格律之诗经体、楚辞体及五七言、杂言诗，皆为非格律诗，或曰古体诗。讲究平仄之五七言绝句、五七言律诗、五七言排律，皆为格律诗，或曰近体诗。词、曲、楹联，皆为格律诗之派生物，亦以格律诗词视之。所谓诗词者，大要如此。
然则何许人始可为诗人也耶？曰：凡人皆可。已知帝王能诗者如汉武帝、魏武帝、隋炀帝、唐明皇、宋徽宗等，不尽一一；官员为多，诸如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辛弃疾等，不论显与不显，皆曾为官；至于其他巫医百工引车卖浆者流，不可胜计。故世鸿与我，身虽微，既能诗，亦可以诗人称之也。
然则诗词之功用何如也耶？《毛诗序》秉《尚书》“诗言志”之旨而发挥之。于个人则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于国家社会则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白居易《与元九书》亦承袭此意，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引古语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余少时即有志于诗，读《尚书》《毛诗序》及白居易文，皆深然之。今老矣，阅世渐深，于诗词功用之理解，亦与少时不同，故借世鸿之集而略陈之也。
所谓“诗言志”，志，非唯志向、志气之谓也，亦指情感。虽一切蠢动含灵皆有情感，然人为万类之长，故情感尤著。诗人者，思深善怀长于表达之人也，最长于情。情者，有男女之情，山川之情，家国之情，天地之情，不一而足。情如泉水，水满则溢。故诗人为诗，非为诗而诗，乃因诗情积于心，涨之欲破，必欲喷涌而出而后快。苏轼亦曰：我文如万斛泉流，不择地而生，常行其所当行，止其不可不止，亦此意也。世鸿此集，自己亥七月至庚子岁末，一年半之间，计得诗词楹联文章共一千馀首（篇），且十数年间出版诗文集达十二部，足证世鸿为多于情长于表达者。
诗之功用，亦与少时理解不同。我以为诗之功用有二，一为自娱，二为娱他。郁达夫曾云：一切文学作品皆作家之自叙传，我甚然此论。魏晋以前不明显，唐以后，一部保存完好之个人诗集，基本等于某诗人之诗体日记。所至何处，所见何人，所登何山，所读何书，所感何事，触景生情，形之于诗，自得其乐，即自娱也。诗成，传之于同道，印之于书刊，流之于社会，他人读之，或愉悦焉，或共鸣焉，或批评焉，或裨益焉，此即娱他。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亦娱他之属也。
古来诗人甚夥，而有名姓可传者则不多，有名姓可传者本不多，而如李杜苏辛之大诗人则寥若晨星，故知为诗之难也！大抵诗人须多读书，学问不成体系，其为诗则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次则须有眼界有胸襟，其为诗当如立于万仞山巅俯视人间，深刻沧桑超然警策。能达此者，一半努力一半天赋。读书、阅历、用心结构，此则努力之属也；落笔超拔，如有神助，诗之成，与常人迥异，为众人所心悦诚服，此则天赋之属也。
因为世鸿之诗集作序已至第五，则此五部诗文集余曾用心阅读，读其书知其为人，世鸿之腹笥、阅历、胸怀、天资，余略已知之矣。目前为诗，诗情之饱满，表达之敏捷，用功之勤勉，在当代诗人中实属罕见。世鸿阅世既深，诗作尤多，个人之日记，亦时代之记录。盛世之音安以乐，能为此时代留一诗史，则已足矣。
其末，以我与世鸿唱答作结，濯缨诗曰：
读蒋世鸿新著《鸿渐于陆》
感君漂渺似孤鸿，于陆于磐渐向空。
足迹迷离迁下土，鸣声嘹亮播春风。
诗成刻枣情相得，吟罢拈花意已通。
褒奖不因乡里近，平生出处与君同。
世鸿和作曰：
答濯缨轩主人
屡向尘前羡渐鸿，于磐于陆两相空。
无声衎衎勤营食，有翮悠悠独搏风。
十二楼台云自远，万千山水路何通？
因君更问春秋信，多少人间道里同。
辛丑正月十六日，濯缨草于罗
方伟
蒋世鸿第十二部诗文集《鸿渐于陆》之稿样，我已通读一过。此为我第五次受托为其诗文集作序，自古以来连续为同一人之诗集作序至五者，似无先例，可见世鸿于我信赖之深而我于世鸿爱敬之重。本集所辑诗文之起讫时间、诗文数量，世鸿已于《集后絮语》中交代明白，兹不赘述。世鸿诗文之特点、优长，我已于以前数序中作以阐述，亦不重复。此序，欲借世鸿之诗集发表我对此道之思考，以与世鸿及有缘阅读此书者共商酌。
诗词自何时而始耶？曰：自鸿蒙初开而至结绳而至仓颉始制文字，有文字而始有诗焉文焉，不然，纵有劳歌谣唱而无以为记，无记则虽有诗有文亦等于无。至虞舜，命夔典乐，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论一出，即成经典，至今犹为我辈之圭臬。嗣后，有诗经焉、有楚辞焉、有汉乐府焉。至南北朝之南齐，沈约、谢朓诸人始创永明体，研究四声八病，后经庾信助推，再至初唐如杜审言、宋之问等人，格律诗始定型。今人为诗，不讲究格律之诗经体、楚辞体及五七言、杂言诗，皆为非格律诗，或曰古体诗。讲究平仄之五七言绝句、五七言律诗、五七言排律，皆为格律诗，或曰近体诗。词、曲、楹联，皆为格律诗之派生物，亦以格律诗词视之。所谓诗词者，大要如此。
然则何许人始可为诗人也耶？曰：凡人皆可。已知帝王能诗者如汉武帝、魏武帝、隋炀帝、唐明皇、宋徽宗等，不尽一一；官员为多，诸如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辛弃疾等，不论显与不显，皆曾为官；至于其他巫医百工引车卖浆者流，不可胜计。故世鸿与我，身虽微，既能诗，亦可以诗人称之也。
然则诗词之功用何如也耶？《毛诗序》秉《尚书》“诗言志”之旨而发挥之。于个人则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于国家社会则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白居易《与元九书》亦承袭此意，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引古语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余少时即有志于诗，读《尚书》《毛诗序》及白居易文，皆深然之。今老矣，阅世渐深，于诗词功用之理解，亦与少时不同，故借世鸿之集而略陈之也。
所谓“诗言志”，志，非唯志向、志气之谓也，亦指情感。虽一切蠢动含灵皆有情感，然人为万类之长，故情感尤著。诗人者，思深善怀长于表达之人也，最长于情。情者，有男女之情，山川之情，家国之情，天地之情，不一而足。情如泉水，水满则溢。故诗人为诗，非为诗而诗，乃因诗情积于心，涨之欲破，必欲喷涌而出而后快。苏轼亦曰：我文如万斛泉流，不择地而生，常行其所当行，止其不可不止，亦此意也。世鸿此集，自己亥七月至庚子岁末，一年半之间，计得诗词楹联文章共一千馀首（篇），且十数年间出版诗文集达十二部，足证世鸿为多于情长于表达者。
诗之功用，亦与少时理解不同。我以为诗之功用有二，一为自娱，二为娱他。郁达夫曾云：一切文学作品皆作家之自叙传，我甚然此论。魏晋以前不明显，唐以后，一部保存完好之个人诗集，基本等于某诗人之诗体日记。所至何处，所见何人，所登何山，所读何书，所感何事，触景生情，形之于诗，自得其乐，即自娱也。诗成，传之于同道，印之于书刊，流之于社会，他人读之，或愉悦焉，或共鸣焉，或批评焉，或裨益焉，此即娱他。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亦娱他之属也。
古来诗人甚夥，而有名姓可传者则不多，有名姓可传者本不多，而如李杜苏辛之大诗人则寥若晨星，故知为诗之难也！大抵诗人须多读书，学问不成体系，其为诗则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次则须有眼界有胸襟，其为诗当如立于万仞山巅俯视人间，深刻沧桑超然警策。能达此者，一半努力一半天赋。读书、阅历、用心结构，此则努力之属也；落笔超拔，如有神助，诗之成，与常人迥异，为众人所心悦诚服，此则天赋之属也。
因为世鸿之诗集作序已至第五，则此五部诗文集余曾用心阅读，读其书知其为人，世鸿之腹笥、阅历、胸怀、天资，余略已知之矣。目前为诗，诗情之饱满，表达之敏捷，用功之勤勉，在当代诗人中实属罕见。世鸿阅世既深，诗作尤多，个人之日记，亦时代之记录。盛世之音安以乐，能为此时代留一诗史，则已足矣。
其末，以我与世鸿唱答作结，濯缨诗曰：
读蒋世鸿新著《鸿渐于陆》
感君漂渺似孤鸿，于陆于磐渐向空。
足迹迷离迁下土，鸣声嘹亮播春风。
诗成刻枣情相得，吟罢拈花意已通。
褒奖不因乡里近，平生出处与君同。
世鸿和作曰：
答濯缨轩主人
屡向尘前羡渐鸿，于磐于陆两相空。
无声衎衎勤营食，有翮悠悠独搏风。
十二楼台云自远，万千山水路何通？
因君更问春秋信，多少人间道里同。
辛丑正月十六日，濯缨草于罗
“吉川幸次郎作品集”
《中国文学史》
吉川幸次郎述 黒川洋一编 陈顺智 徐少舟译
“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近乎欧洲文艺复兴的明显现象，但唐宋之间也曾兴起过类似文艺复兴的运动。可这样划分：以这种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为轴心，此后为近代，以前的三国、六朝、初唐为中世，三国之前为古代。”
“因为《周书》 晦涩难懂，是中国文献中最艰深的文章，而较之更早的《夏书》和《虞书》反倒易懂。殷代确有无疑，然《商书》是在殷代还是周代方出现，不太清楚。”
“《毛诗序》 说“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
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即认为诗是对政治无意识的批评。即使诗歌在产生之初与政治无关，但它在传承过程中也被染上了政治色彩。在中国古代，诗歌是人性的表现，但并不认为人性是个人热情的表现，而认为是整个人类的热情。”
““五经”虽作为文学的故里被回忆，但未曾被模仿，而战国散文则成为后世文章家的典范，宋代苏洵的文体就是以《战国策》为典范的。”
“《楚辞》一直像地下水似的流淌着，至汉武帝时才溢出表面，并一发不可收拾。可以说中国文学史从此才开了头，也可以说《楚辞》在前文学史时代是高标特立吧。”
“《史记》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它标志着中国人的记载能力至此已臻于完善，意味着中国史学传统的确立，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和语言表现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以我们今日的观点看，《史记》是高于司马相如的文学，是对社会的记载。”
《中国文学史》
吉川幸次郎述 黒川洋一编 陈顺智 徐少舟译
“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近乎欧洲文艺复兴的明显现象，但唐宋之间也曾兴起过类似文艺复兴的运动。可这样划分：以这种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为轴心，此后为近代，以前的三国、六朝、初唐为中世，三国之前为古代。”
“因为《周书》 晦涩难懂，是中国文献中最艰深的文章，而较之更早的《夏书》和《虞书》反倒易懂。殷代确有无疑，然《商书》是在殷代还是周代方出现，不太清楚。”
“《毛诗序》 说“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
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即认为诗是对政治无意识的批评。即使诗歌在产生之初与政治无关，但它在传承过程中也被染上了政治色彩。在中国古代，诗歌是人性的表现，但并不认为人性是个人热情的表现，而认为是整个人类的热情。”
““五经”虽作为文学的故里被回忆，但未曾被模仿，而战国散文则成为后世文章家的典范，宋代苏洵的文体就是以《战国策》为典范的。”
“《楚辞》一直像地下水似的流淌着，至汉武帝时才溢出表面，并一发不可收拾。可以说中国文学史从此才开了头，也可以说《楚辞》在前文学史时代是高标特立吧。”
“《史记》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它标志着中国人的记载能力至此已臻于完善，意味着中国史学传统的确立，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和语言表现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以我们今日的观点看，《史记》是高于司马相如的文学，是对社会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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