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腾南阳# 【“南水北调”南阳大考古：点亮“文明在宛”的南阳之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成通水，使南北共饮一江水成为现实；
因这个世纪工程，这块神秘的土地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永远被铭记的地方；
60年，上百支考古队，十几万件文物，见证了南阳历史的辉煌与璀璨，留下一部文化编年史……
2014年12月12日，历时11年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5年来，丹江口水库为京津人民送去了一渠清泉，在这甘甜的泉水中，不仅饱含着库区移民“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奉献，也见证着文物工作者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呕心沥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首起我市陶岔渠首，向北纵穿南阳盆地，途经平顶山等8市32个县区。总干渠全长1267公里，其中河南境内约占总长度的60％，涉及各级各类文物点350多处。有专家将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涉及的文物，比作一部详尽记载中华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巨型编年史。而南阳，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和渠首所在地，文物保护工作最为繁重，文物保护成果也最为丰富，考古发掘项目和出土文物数量，接近整个中线工程总量的一半。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遗存，都记载着楚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着中华民族文明的源远流长，也唤醒世人对古代文明的记忆……
60年考古
十几万件文物见证辉煌华夏文明
丹江，发源于秦岭地区的凤凰山南麓，向东南流经陕西省商州、丹凤县等地入淅川县境，至湖北省的均县镇与汉水汇合注入丹江口水库。443公里长的丹江造就了丹江口水库库区辉煌灿烂的中原文化。丹江口库区地处秦岭－淮河南北气候分界线一带，附近众多河谷阶地、河漫滩地和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宜于农作。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作、生息。丹江后靠商洛险地，前可窥荆、襄一带，东北可下宛、洛，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周代以来，楚族在丹江流域兴起，在丹江流域建都丹阳，后逐渐发展为雄踞江淮、问鼎中原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泱泱大国……
1952年，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被第一次提出。1953年，北京的考古专家在淅川丹江源头附近进行考古发掘，为丹江口水库建设做前期铺垫，拉开了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文物保护大幕，数年间抢救发掘文物近5万件。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建设，15年间文物工作者仅在淅川区域就发掘各个时期墓葬900多座，出土文物2万多件。1974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不断有古墓被库水冲出，文物工作者“发现一座、抢救一座”，20年发掘古墓近百座。1995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淅川淹没区进行了前期文物调查，并分别于1998年、2003年组织相关部门专家进行论证、复查。2003年至2004年，国家文物局对淅川丹江口库区淹没线（海拔172米）以下区域进行文物普查，共统计文物点169处，确认有价值的文物发掘点116处，其中古生物与古人类遗存37处，包括第三纪化石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等；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古文化遗址34处，包含新石器时代、先秦和秦汉以后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古墓群87处，分别属于先秦、秦汉以后至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地面文物11处，包括庙宇、民居、桥梁和碑刻等。2005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丹江口库区文物抢救性发掘工程，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数百名考古专家，组成近百支考古队云集淅川，开始了争分夺秒的文物发掘工作。
伴随着丹江口水库的建设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与实施，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前后进行了历时60年的考古发掘，累计投入考古专家数千人，参与的考古队达上百支，遗址、墓葬等遗存涉及新旧石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等众多时（朝）代，出土文物累计十余万件，发掘的众多古墓、遗迹、城址，及出土的珍贵文物数量之巨大，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一批珍贵文物更是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的记载，也充分展示了南阳作为文物考古大市的学术地位。文物专家徐光冀曾指出，丹江口库区文物的发掘，对研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过渡区域的古文化地域特点、中原古代文明，探究楚文化渊源及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处处遗址
串起“文明在宛”的南阳原史
从文明之光到传播火种，南阳先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前行，不断开启着人类历史的文明旅程。他们的足迹汇聚成一种历史的力量，不断推动着人类发展进程、华夏文明的源起，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内部活力，使南阳成为华夏文明的肇始地与引领者。
从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从环壕聚落到5000年前的古城，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考古发现发掘中，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存，为“南阳原史 文明之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30万年来，人类由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丹江口库区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点20余处，主要有坑南遗址、东岗遗址、梁家岗遗址、双河狮子岗等。
20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队在淅川县马蹬镇坑南村村南河湾地带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批石磨盘、研磨球、燧石制品。器类以刮削器和砍砸器居多，还有凹刮器、尖状器、锥钻等，总数达8000余件。除石器外还发现部分陶器残片。
双河－狮子岗旧石器地点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也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在这里，不仅发现了颇富北方色彩的小石器系统，同时又发现了有南方典型特征的陡刃砾石系统。这些出土文物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并对了解当时人类如何利用自然环境谋生，自然环境又如何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博山旧石器地点，可谓打制石器工艺的时代巅峰。这处遗址点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其中，个别石制品采用了磨制工艺，或是与骨头、木头等组合成复合工具使用，尤其是发现精致规整的细石核、细石叶，代表了打制石器的巅峰水平。对进一步解释北方地区旧石器晚期以石叶为代表的石器工艺、发展水平及细石器工业的起源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从大量的房基、墓葬到环壕、城址，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未间断。
龙山岗仰韶时代晚期城址是长江中游发现的众多城址之中始建年代较早、位置最靠北的一座，也是汉水中上游发现的唯一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址。其所处的丹江下游为南北两大史前文化系统的交会地带，对探讨该地域新石器时代各阶段聚落形态变迁及演变规律，认识南北文化中介地带的文化面貌和性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沟湾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探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不同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不同时期的聚落布局及其演变规律、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该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下王岗遗址，对研究豫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楚源探索有重要价值；姚河遗址，开辟了刀类生产工具规模化生产的新尝试……
一处处散落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点），犹如一颗颗闪烁的珍珠，串起人类原始文明起源的南阳先声。
一件件国宝
默默地讲述着“楚地文明”
2500年前，楚文化似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在中原大地上，它折射出神秘而美丽的光晕，透出丝丝灵气，哺育和鼓励了一代代楚地人，使其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在时空的流转中创造出惊世的文明。
1978年，河南省文物部门开始对下寺楚国贵族墓葬群进行发掘，出土了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玉饰、骨器、料器等器物6000余件，其中包括王子午鼎、云纹铜禁和王孙诰编钟等国之重器。下寺楚墓的发掘，轰动了全国，是楚文化考古上的重大发现。
和尚岭楚墓出土的克黄升鼎、曾太师奠鼎、卷云纹填漆鼎、鸟嘴兽纹鼎、画像铜壶、仲姬敦、镇墓兽座等，都属于文物精品。尤其是克黄升鼎，造型古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楚式升鼎，可作为春秋中期楚式升鼎的标型器；卷云纹填漆鼎，在阴刻细线卷云纹等纹饰内填满黑漆，并打磨光亮，这种工艺十分少见；画像铜壶器表饰满铸造时镶嵌上去的七层红铜画像，每层又分数组，既有展翅欲飞的凤鸟，头上有角、双手似翼的仙人，还有凶猛的老虎，奔跑的山羊等，整个画像布局严谨，左右对称，栩栩如生。
在徐家岭楚墓众多的遗物中，以青铜鼓架——神兽、画像敦和许多带铭文的青铜器最为重要。尤其是一对铜神兽，头上六龙探首，分向不同方向，张口，吐舌，颈、身、尾为虎的造型，龟足。兽身脊背正中铸一方座，座上又有一怪兽作直身欲搏状。其口内更衔一龙，头上有三个角，吐舌，躬身。神兽身上镶嵌绿松石，组成飞龙、凤鸟、虎及涡纹图案。神兽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实乃罕世精品。在和尚岭、徐家岭楚墓中还出土有3套铜钮钟和3套铜镈钟，其中和尚岭M2出土的钮钟和镈钟上有纪年铭文。这些为音乐史的研究也提供了珍贵资料。
2006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淅川徐家岭楚墓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3座楚国贵族墓。其中一“甲”字形墓葬，葬具为一椁重棺。两具殉人分别葬在陪葬棺内；随葬品有青铜器、玉石器、木器、骨器、陶器和铅器等，铜礼器组合基本完整。其中1件小口鼎铸有49字，涉及岁星纪年。根据岁星纪年推算鼎的铸造年代为公元前507年，证实了楚国在春秋时期用岁星纪年的事实，这是我国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岁星纪年的实物，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座座楚墓的发掘，一件件稀世珍品的出土，让这片土地充满了楚风的神秘魅力。仅2006年以来，考古部门在丹江口库区就发掘了数千座楚墓，如徐家岭楚墓、东沟长岭楚墓、吉岗楚墓、大石头山楚墓、毛坪楚墓、裴岭楚墓、熊家岭楚墓、郭庄楚墓、马川楚墓等，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为豫西南地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亦为楚都丹阳淅川说提供了有力佐证。
一座座古墓
解开西周鄂国“历史悬案”
鄂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国。夏商时鄂国为诸侯国，十分强大。商末，鄂侯在朝中为大臣，与西伯侯姬昌、九侯并列为“三公”，颇具声望和实力。当时的鄂国，位于黄河以北。商末，鄂侯劝谏被纣王杀害。此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鄂国史书记载缺失，成为史学悬案。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鄂国研究，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题，“夏饷铺考古”为此提供了突破依据——从夏饷铺鄂国贵族墓葬群的发现与发掘看，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并未消亡，而是存在于南阳，且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可以说，“夏饷铺考古”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与判定，引起国内众多知名考古专家密切关注。不少专家认为，“夏饷铺考古”有着重大的史学和社会价值，是南阳乃至河南考古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发现。
夏饷铺墓葬群位于南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店乡夏饷铺村北1公里处的南水北调干渠中，历史上属于文物集中区，夏饷铺遗址、襄汉漕渠就在附近。文物部门在此勘探出属于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古墓葬20座。
“夏饷铺考古”共出土各类文物500多件（套），部分文物保存完整，意义重大，弥足珍贵。6号墓出土的铜方彝，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在南阳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该墓葬中还出土3件保存完整、带有约1米长木柄的铜戈，在南阳考古史上也是首次发现，填补了南阳考古空白；1号墓出土的7件铜鼎形状一样、纹饰一致、大小不一，是典型周代侯级贵族的列鼎，其中6件铜鼎上有“鄂侯夫人”的铭文，该墓葬出土的铜簋、铜鬲上的铭文也为“鄂侯夫人”，十分珍贵；5号墓中发现了两件铜簠和两件铜鬲，上有“鄂姜”铭文；6号墓中发现一套6件的铜编钟，上有“鄂侯作”铭文……大批鄂国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的出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同时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的传统判定。
2013年，“夏饷铺考古”入选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又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虽最终未能入选“十大考古”，但考古界还是给予它极高的评价。之后，央视10套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类栏目《探索·发现》抵宛，聚焦“夏饷铺考古”之古鄂国传奇，拍摄成一部长约40分钟的纪录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一座水库的建成，不仅造福沿线百姓、为京津人民送去一渠清泉，同时，也为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出土国宝之多之珍贵，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已出土的十余万件文物，记录着楚文化的辉煌，彰显着南阳历史文化的灿烂，中华古代文明的源远流长……
因这个世纪工程，这块神秘的土地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永远被铭记的地方；
60年，上百支考古队，十几万件文物，见证了南阳历史的辉煌与璀璨，留下一部文化编年史……
2014年12月12日，历时11年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5年来，丹江口水库为京津人民送去了一渠清泉，在这甘甜的泉水中，不仅饱含着库区移民“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奉献，也见证着文物工作者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呕心沥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首起我市陶岔渠首，向北纵穿南阳盆地，途经平顶山等8市32个县区。总干渠全长1267公里，其中河南境内约占总长度的60％，涉及各级各类文物点350多处。有专家将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涉及的文物，比作一部详尽记载中华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巨型编年史。而南阳，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和渠首所在地，文物保护工作最为繁重，文物保护成果也最为丰富，考古发掘项目和出土文物数量，接近整个中线工程总量的一半。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遗存，都记载着楚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着中华民族文明的源远流长，也唤醒世人对古代文明的记忆……
60年考古
十几万件文物见证辉煌华夏文明
丹江，发源于秦岭地区的凤凰山南麓，向东南流经陕西省商州、丹凤县等地入淅川县境，至湖北省的均县镇与汉水汇合注入丹江口水库。443公里长的丹江造就了丹江口水库库区辉煌灿烂的中原文化。丹江口库区地处秦岭－淮河南北气候分界线一带，附近众多河谷阶地、河漫滩地和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宜于农作。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作、生息。丹江后靠商洛险地，前可窥荆、襄一带，东北可下宛、洛，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周代以来，楚族在丹江流域兴起，在丹江流域建都丹阳，后逐渐发展为雄踞江淮、问鼎中原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泱泱大国……
1952年，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被第一次提出。1953年，北京的考古专家在淅川丹江源头附近进行考古发掘，为丹江口水库建设做前期铺垫，拉开了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文物保护大幕，数年间抢救发掘文物近5万件。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建设，15年间文物工作者仅在淅川区域就发掘各个时期墓葬900多座，出土文物2万多件。1974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不断有古墓被库水冲出，文物工作者“发现一座、抢救一座”，20年发掘古墓近百座。1995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淅川淹没区进行了前期文物调查，并分别于1998年、2003年组织相关部门专家进行论证、复查。2003年至2004年，国家文物局对淅川丹江口库区淹没线（海拔172米）以下区域进行文物普查，共统计文物点169处，确认有价值的文物发掘点116处，其中古生物与古人类遗存37处，包括第三纪化石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等；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古文化遗址34处，包含新石器时代、先秦和秦汉以后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古墓群87处，分别属于先秦、秦汉以后至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地面文物11处，包括庙宇、民居、桥梁和碑刻等。2005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丹江口库区文物抢救性发掘工程，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数百名考古专家，组成近百支考古队云集淅川，开始了争分夺秒的文物发掘工作。
伴随着丹江口水库的建设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与实施，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前后进行了历时60年的考古发掘，累计投入考古专家数千人，参与的考古队达上百支，遗址、墓葬等遗存涉及新旧石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等众多时（朝）代，出土文物累计十余万件，发掘的众多古墓、遗迹、城址，及出土的珍贵文物数量之巨大，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一批珍贵文物更是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的记载，也充分展示了南阳作为文物考古大市的学术地位。文物专家徐光冀曾指出，丹江口库区文物的发掘，对研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过渡区域的古文化地域特点、中原古代文明，探究楚文化渊源及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处处遗址
串起“文明在宛”的南阳原史
从文明之光到传播火种，南阳先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前行，不断开启着人类历史的文明旅程。他们的足迹汇聚成一种历史的力量，不断推动着人类发展进程、华夏文明的源起，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内部活力，使南阳成为华夏文明的肇始地与引领者。
从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从环壕聚落到5000年前的古城，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考古发现发掘中，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存，为“南阳原史 文明之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30万年来，人类由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丹江口库区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点20余处，主要有坑南遗址、东岗遗址、梁家岗遗址、双河狮子岗等。
20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队在淅川县马蹬镇坑南村村南河湾地带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批石磨盘、研磨球、燧石制品。器类以刮削器和砍砸器居多，还有凹刮器、尖状器、锥钻等，总数达8000余件。除石器外还发现部分陶器残片。
双河－狮子岗旧石器地点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也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在这里，不仅发现了颇富北方色彩的小石器系统，同时又发现了有南方典型特征的陡刃砾石系统。这些出土文物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并对了解当时人类如何利用自然环境谋生，自然环境又如何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博山旧石器地点，可谓打制石器工艺的时代巅峰。这处遗址点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其中，个别石制品采用了磨制工艺，或是与骨头、木头等组合成复合工具使用，尤其是发现精致规整的细石核、细石叶，代表了打制石器的巅峰水平。对进一步解释北方地区旧石器晚期以石叶为代表的石器工艺、发展水平及细石器工业的起源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从大量的房基、墓葬到环壕、城址，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未间断。
龙山岗仰韶时代晚期城址是长江中游发现的众多城址之中始建年代较早、位置最靠北的一座，也是汉水中上游发现的唯一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址。其所处的丹江下游为南北两大史前文化系统的交会地带，对探讨该地域新石器时代各阶段聚落形态变迁及演变规律，认识南北文化中介地带的文化面貌和性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沟湾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探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不同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不同时期的聚落布局及其演变规律、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该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下王岗遗址，对研究豫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楚源探索有重要价值；姚河遗址，开辟了刀类生产工具规模化生产的新尝试……
一处处散落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点），犹如一颗颗闪烁的珍珠，串起人类原始文明起源的南阳先声。
一件件国宝
默默地讲述着“楚地文明”
2500年前，楚文化似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在中原大地上，它折射出神秘而美丽的光晕，透出丝丝灵气，哺育和鼓励了一代代楚地人，使其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在时空的流转中创造出惊世的文明。
1978年，河南省文物部门开始对下寺楚国贵族墓葬群进行发掘，出土了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玉饰、骨器、料器等器物6000余件，其中包括王子午鼎、云纹铜禁和王孙诰编钟等国之重器。下寺楚墓的发掘，轰动了全国，是楚文化考古上的重大发现。
和尚岭楚墓出土的克黄升鼎、曾太师奠鼎、卷云纹填漆鼎、鸟嘴兽纹鼎、画像铜壶、仲姬敦、镇墓兽座等，都属于文物精品。尤其是克黄升鼎，造型古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楚式升鼎，可作为春秋中期楚式升鼎的标型器；卷云纹填漆鼎，在阴刻细线卷云纹等纹饰内填满黑漆，并打磨光亮，这种工艺十分少见；画像铜壶器表饰满铸造时镶嵌上去的七层红铜画像，每层又分数组，既有展翅欲飞的凤鸟，头上有角、双手似翼的仙人，还有凶猛的老虎，奔跑的山羊等，整个画像布局严谨，左右对称，栩栩如生。
在徐家岭楚墓众多的遗物中，以青铜鼓架——神兽、画像敦和许多带铭文的青铜器最为重要。尤其是一对铜神兽，头上六龙探首，分向不同方向，张口，吐舌，颈、身、尾为虎的造型，龟足。兽身脊背正中铸一方座，座上又有一怪兽作直身欲搏状。其口内更衔一龙，头上有三个角，吐舌，躬身。神兽身上镶嵌绿松石，组成飞龙、凤鸟、虎及涡纹图案。神兽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实乃罕世精品。在和尚岭、徐家岭楚墓中还出土有3套铜钮钟和3套铜镈钟，其中和尚岭M2出土的钮钟和镈钟上有纪年铭文。这些为音乐史的研究也提供了珍贵资料。
2006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淅川徐家岭楚墓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3座楚国贵族墓。其中一“甲”字形墓葬，葬具为一椁重棺。两具殉人分别葬在陪葬棺内；随葬品有青铜器、玉石器、木器、骨器、陶器和铅器等，铜礼器组合基本完整。其中1件小口鼎铸有49字，涉及岁星纪年。根据岁星纪年推算鼎的铸造年代为公元前507年，证实了楚国在春秋时期用岁星纪年的事实，这是我国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岁星纪年的实物，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座座楚墓的发掘，一件件稀世珍品的出土，让这片土地充满了楚风的神秘魅力。仅2006年以来，考古部门在丹江口库区就发掘了数千座楚墓，如徐家岭楚墓、东沟长岭楚墓、吉岗楚墓、大石头山楚墓、毛坪楚墓、裴岭楚墓、熊家岭楚墓、郭庄楚墓、马川楚墓等，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为豫西南地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亦为楚都丹阳淅川说提供了有力佐证。
一座座古墓
解开西周鄂国“历史悬案”
鄂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国。夏商时鄂国为诸侯国，十分强大。商末，鄂侯在朝中为大臣，与西伯侯姬昌、九侯并列为“三公”，颇具声望和实力。当时的鄂国，位于黄河以北。商末，鄂侯劝谏被纣王杀害。此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鄂国史书记载缺失，成为史学悬案。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鄂国研究，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题，“夏饷铺考古”为此提供了突破依据——从夏饷铺鄂国贵族墓葬群的发现与发掘看，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并未消亡，而是存在于南阳，且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可以说，“夏饷铺考古”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与判定，引起国内众多知名考古专家密切关注。不少专家认为，“夏饷铺考古”有着重大的史学和社会价值，是南阳乃至河南考古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发现。
夏饷铺墓葬群位于南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店乡夏饷铺村北1公里处的南水北调干渠中，历史上属于文物集中区，夏饷铺遗址、襄汉漕渠就在附近。文物部门在此勘探出属于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古墓葬20座。
“夏饷铺考古”共出土各类文物500多件（套），部分文物保存完整，意义重大，弥足珍贵。6号墓出土的铜方彝，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在南阳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该墓葬中还出土3件保存完整、带有约1米长木柄的铜戈，在南阳考古史上也是首次发现，填补了南阳考古空白；1号墓出土的7件铜鼎形状一样、纹饰一致、大小不一，是典型周代侯级贵族的列鼎，其中6件铜鼎上有“鄂侯夫人”的铭文，该墓葬出土的铜簋、铜鬲上的铭文也为“鄂侯夫人”，十分珍贵；5号墓中发现了两件铜簠和两件铜鬲，上有“鄂姜”铭文；6号墓中发现一套6件的铜编钟，上有“鄂侯作”铭文……大批鄂国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的出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同时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的传统判定。
2013年，“夏饷铺考古”入选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又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虽最终未能入选“十大考古”，但考古界还是给予它极高的评价。之后，央视10套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类栏目《探索·发现》抵宛，聚焦“夏饷铺考古”之古鄂国传奇，拍摄成一部长约40分钟的纪录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一座水库的建成，不仅造福沿线百姓、为京津人民送去一渠清泉，同时，也为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出土国宝之多之珍贵，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已出土的十余万件文物，记录着楚文化的辉煌，彰显着南阳历史文化的灿烂，中华古代文明的源远流长……
#大美仁寿##仁寿生活# 【县中医医院：成功升级为三级甲等中医医院】近日，记者从县卫生健康局了解到，县中医医院于12月9日由三级乙等中医医院成功升级为三级甲等中医医院。这也是我县首家三级甲等医院。县中医医院始建于1980年，是一所集中医、中西结合、特色专科为主的医院，是国家级爱婴医院。国家级三级甲等医院的成功创建，为全县人民提供更加坚实的医疗保障，满足全县人民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另据了解，目前，总投资4.396亿元的县中医医院新区医院一期项目正稳步推进，其中医疗项目占地85.84亩，规划设置医疗床位800张，预计2021年3月正式投用；二期康养项目总投资2亿元，占地50亩，规划床位600张，项目将择期开工。
【让文物“发声” 让历史“说话”】
近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定结果公布，宁夏大麦地岩画、姚河塬遗址榜上有名！
守护住历史文脉，让更多的文物古建筑得以保存与传承，最基础的工作是摸清家底，让散落民间的不可移动文物进一步受到保护和重视。
截至目前，我区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3818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0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7处，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35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34处。西夏陵、丝绸之路（宁夏段）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西夏陵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西夏陵、水洞沟遗址、开城遗址为全国150处大遗址之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座，历史文化名镇（村）1个。横亘于宁夏大地数百公里的秦长城、明长城遗迹，可见墙体1038千米，烽燧、墩台、城障、关隘、城堡等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单体建筑设施1225座，被誉为中国的“长城博物馆”。
在银川市贺兰山东麓沿线，38千米的明长城纵贯贺兰县、永宁县、西夏区。其中，“三关口长城”依山而建，扼控宁蒙，自古是咽喉之地，但这段颇为雄伟的长城也曾一度倾颓。银川市文物局积极承担起属地管理责任，协同区内外专家开展三关口段长城修缮保护工作。
“针对该段长城墙体裂缝、坍塌、墙基掏蚀、雨水冲垮等主要病害，我们采用顶面保护、裂缝修补、锚杆加固、土坯衬砌加固、夯筑加固等措施对遗址本体进行加固保护。”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副主任、原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主任张艺明作为参与者，见证了三关口长城修复工作。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来宁对明长城三关口段抢险加固工程验收后连声称赞，评价该工程既‘修旧如旧’，保持了遗址历史风貌，又为三关口长城注入了新的活力。”张艺明说。如今，这段长城成为我区科学保护长城的典范。
2020年，我区将计划实施明长城青铜峡北岔口段、盐池青羊井段及4号敌台、中卫胜金关段、银川水洞沟敌台、永宁磨石沟烽火台的长城保护工程。
“2015年以来，文物局结合我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现状，按照轻重缓急，积极申报文物保护工程项目。通过国家文物局和我区文物局批复方案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程项目54个，申请中央文物保护专项资金3亿元。”自治区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石学安说，重点实施了长城重要段落、固原古城、将台堡革命旧址、田州塔、西夏陵等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修缮及安全防护工程。
2014年8月16日，固原新发掘一座唐墓，初步判断墓主为男性欧洲人，这进一步证实丝绸之路重镇——固原（原州）在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2014年以来，我区正式启动固原古城抢险加固保护工程，让这段历史重回人们的视野。“整个工程分为三期实施，一期已结束，目前正进行二期。工程以现状加固维修为主，结合素土夯筑的原有构造技法进行施工保护，目前已完成了工程总量的75%。三期工程已通过国家文物局2020年度的立项计划，方案正在编制中。”石学安说。
随着文物保护研究的深入及对文物保护成果如何惠及社会大众的思考实践，文物保护的内涵和方式不断扩展丰富，不仅要解决当下问题，更要考虑长远利用传承需要。
石学安告诉记者，我区在做好传统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前移”的文物保护工程：由自治区考古所联合浙江大学开展须弥山石窟测绘数字化工作，采集信息为后期石窟壁画修复提供依据；试点开展明长城河东墙段物联网监测工程，通过监测数据分析，获取长城周边的社会生产活动对长城本体的影响、破坏程度等相关信息，精准实策实施长城本体保护；着手实施贺兰山岩画数字化采集留存工程，为岩画后续展示利用提供精准数据和平台。
如今，经过修缮的文物保护单位，建筑布局更加完整，遗址风貌更加恢宏，周边环境也更显静谧。（宁夏日报记者 马忠）
古长城：新技加上古法 实现修旧如旧
自西周开始，战国、秦、汉、隋、金、明等朝代都曾在宁夏境内修筑过长城，但数千年的风雨侵蚀加上人为破坏，让古长城渐渐失去了往昔风采。
2014年，我区启动长城保护工程。原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主任张艺明全程参与了明长城银川三关口段100米墙体抢险加固保护工程。
在三关口长城抢险加固过程中，全部采用传统做法，其中土坯夯筑方法最常用。而为了恢复长城“原貌”，要先对长城墙体土质进行化学检测分析，然后寻找碱度等各方面最相似的土。
找到最合适的土后还要改性。根据一定比例加入灰土；根据原有土质状况，加入大小合适的石子；为了让土不易变形腐朽，加入红柳、玻璃纤维、胡麻秆等。然后将加了“料”的土拌合均匀，浇上水，用塑料布盖上，根据不同部位需要“醒”不同时间。在不断摸索、多次实验中，张艺明也成为“土”专家。“时间长了，我们都有了经验。抓一把土，捏成团再扔到地上，正好摔开而不散，就是醒好了。”张艺明说。
除了“玩土”是门学问，长城抢险保护还有很多学问：按照原有设计，要在长城表面喷涂硅丙乳液，以加强表面结构防止风化。但张艺明等人多次实验发现，此方法不可行。因为经过长期风蚀雨侵，长城墙体表面已结成一种固化壳，硅丙乳液与墙体无法结合，反而形成两张皮，风一大就会脱落。顶部防水，在长城抢险保护中非常关键。原本设计是顶面集中排水，但在施工中，张艺明等人发现集中雨水会冲刷墙体，反而造成伤害。后经过设计、施工、监理等多方协商，决定改为散排方式，即长城顶部改为中间高四周矮，让水向四面散排。
2015年，三关口明长城抢险保护工程竣工，修补加固1000余处掏蚀洞，开挖导洪沟1100余米，改性黄土夯筑土方量6200立方米，墙体顶部胡麻泥封护3720平方米，使用土坯砌筑砖5.8万块。（宁夏日报记者 杨超）
贺兰山岩画：修补条条裂痕 追回千年时光
修缮后的贺兰山岩画。记者 马忠 摄
岁月失语，唯石能言。贺兰山岩画用简单粗犷的线条勾勒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如今，有的岩画虽已斑驳脱落，但依然展现出夺目的艺术光芒。
“经历了上万年的风雨洗礼，目前贺兰山岩画大部分已进入了衰老期，特别是自然风化、环境污染、坍塌、人为破坏等加速了岩画的消亡进程，我们已对岩画的各种病害进行了有效保护。”银川世界岩画馆副馆长李学军说。
李学军作为岩画修复的参与者，亲历了多次修复过程：“岩画的修复跟人检查病一样，首先确定哪些因素是破坏岩画的病因，其次，为什么某些岩画的剥落风化现象特别严重，搞清楚贺兰山岩画的病害类型。只有在对上述问题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掌握一定的资料信息后，方能科学合理地选择适合贺兰山岩画的微观保护措施和试剂、溶液，对症下药，找到行之有效的保护办法。”
2008年，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邀请南京博物院的许飞研究员等多名石质文物保护专家编制了《贺兰山岩画本体抢救性保护方案》，报请国家文物局审批后，先后分两个阶段对贺兰山20多幅岩画进行实验性保护。
岩画的修复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表面封护试验、岩石试件的加工处理、超声波检测、岩画表面清洗……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每次开始一项新的修复工作，依旧会保持一颗与岩画初次相遇时的学徒之心，以最大的耐心为这些不会说话的“病人”治疗。
“第一阶段先选取两处贺兰山岩画之外的岩石裂缝进行实验，石质空鼓、脱落现象得到了有效治理，但石质外部在阳光照射、雨水侵蚀、风沙肆虐影响下局部发生疏松现象，而且外部封漏勾缝处普遍呈现黄色，与贺兰山本体颜色不相符合，影响了岩画本体的美观。”李学军说。
找到原因后，李学军多次建议南京博物院刘慧云高工采取贺兰山本地岩石，经过粉碎、筛检后采取堵漏、填缝等新方法，意见被采纳并付诸实施后，有效解决了上述难题。
经过2年多的观察和超声波探测，岩画石质内部稳定，没有出现裂隙与空鼓现象，外部采用贺兰山本体的石头粉碎对裂隙进行封堵，第二阶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封堵勾缝颜色与本体颜色差别不大，粘合程度达到90%以上。
岩画表面的岩石本体在自然环境中处于不停地风化之中，砂岩文物本体表面是否需要防风化操作，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争论之中。“我们拟在施工过程中，选择几块10×10厘米的岩画本体，在其周边做一些封护实验，封护效果在自然环境下长期检验，为5年甚至10年后的科学保护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李学军说。（宁夏日报记者 马忠）
海宝古塔久病初愈
海宝塔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是宁夏始建年代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我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它静处一隅，见证城市沧桑变化。
但在风雨侵蚀下，海宝塔“生病”了，2008年后，塔身出现明显裂缝。
通过诊断，海宝塔存在着本体开裂、砌体表面风化缺失、灰缝掏蚀、栏杆缺失、残损等问题，2014年，海宝塔保护修缮立项报告经国家文物局同意。
修缮方案经过多次修改，经国家文物局审核同意，2017年9月，海宝塔保护修缮工程启动，文物专家开始对海宝塔塔体残损、塔座及基座、防水排水设施、塔内栏杆等进行保护修缮。
“工程最大的难题是搭建脚手架。”银川市文物管理处办公室主任乔倩说，一方面，海宝塔周围面积较小，作业面小，施工非常不便；另一方面，脚手架要与塔体同高，却不能把吃力点放在古建筑上。“那段时间，一到刮风下雨我们就睡不着觉，担心脚手架会松动。”银川市文物管理处负责人李国庆说，施工方邀请工程设计院、我区质监部门等做评估、专项设计，最终决定用松木板做垫层，分散塔体压力，最大程度减少对古建筑的影响。
海宝塔每一层都有卷洞，很多卷洞产生裂缝，这些裂缝怎么处理？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专家邀请西安建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多方专家学者进行论证，最终决定采取垫木方式：在卷洞上方楼板竖着垫木，扩大压力支撑面。“采取这种方式效果特别好。一年时间里，我们多次上塔检查，再没有产生新裂缝。”乔倩说。
更换了6000多块人工手制塔基砖、用石灰等最原始材料填补砌体裂缝、对木质台阶进行加固更换、铲除塔里灰浆层，露出原有的青砖颜色……2018年8月，海宝塔保护修缮工程竣工，目前已通过初验，正在申请国家终验。
“大病初愈”的海宝塔还不能重新开门纳客。
“我们邀请了一家专业公司在对海宝塔做为期一年的塔体检测，之后才能决定是否能适度开放。”乔倩表示。（宁夏日报记者 杨超）
西夏陵：20年精雕细琢 换你岁月久长
已经加固完成的西夏陵1号帝陵。记者 智慧 摄
“文物遗址保护必须坚持最小干预原则。”11月8日，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工作人员杨月红介绍道。
1999年，银川市开始对西夏陵实行文物本体保护工程。经过20年努力，西夏陵今年已完成了9座帝陵和40多座陪葬墓遗址的加固保护。今年7月31日通过验收的西夏陵1、2号陵及39号陪葬墓抢险加固工程，5、7号陵及陵区陪葬墓保护工程，8、9号陵保护工程，均获得参与验收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专家认为，西夏陵文物本体保护工程的实施水平已达到了行业标杆水准，土遗址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值得在全国推广。
站在西夏陵1号帝陵前，眼前修复好的帝陵北门几乎看不出修补的痕迹。杨月红告诉记者，修复所需土质都取自周边，和本体土质十分相近。本体里掺杂的石头等，在修补材料里也会掺杂，尽量做到跟原本土体相融。
雨蚀、裂隙、底部悬空、盐害、植被破坏等病害，在西夏陵分布最多。杨月红介绍，在风雨作用下，遗址土体会出现风化裂隙，而且土体里还存在可溶盐，其在水分作用下发生结晶、溶解，盐害让土体出现酥碱。“这种盐害都在遗址底部，如果不进行保护就会出现倒塌。”杨月红说。
针对遗址本体的保存特征和病害情况，2000至2002年西夏陵委托敦煌研究院实施3号陵地表清理及加固保护工程，进行安全加固保护、砌筑土坯面积达1500平方米，2009至2011年实施6号陵地面遗迹清理及加固保护工程，2012至2013年实施4号陵加固保护工程，2013至2015年实施1、2号陵加固保护工程，2016至2018年西夏陵5、7、8、9号陵加固保护工程完工。
“文物遗址保护修复工作是个细活，土质都要经过反复试验，以求找到最接近本体的土质，修复要一层一层进行，一点一点推进，不改变文物原状，尽量减少对土遗址及周边自然环境的干预。”杨月红说。（宁夏日报记者 智慧）
近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定结果公布，宁夏大麦地岩画、姚河塬遗址榜上有名！
守护住历史文脉，让更多的文物古建筑得以保存与传承，最基础的工作是摸清家底，让散落民间的不可移动文物进一步受到保护和重视。
截至目前，我区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3818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0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7处，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35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34处。西夏陵、丝绸之路（宁夏段）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西夏陵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西夏陵、水洞沟遗址、开城遗址为全国150处大遗址之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座，历史文化名镇（村）1个。横亘于宁夏大地数百公里的秦长城、明长城遗迹，可见墙体1038千米，烽燧、墩台、城障、关隘、城堡等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单体建筑设施1225座，被誉为中国的“长城博物馆”。
在银川市贺兰山东麓沿线，38千米的明长城纵贯贺兰县、永宁县、西夏区。其中，“三关口长城”依山而建，扼控宁蒙，自古是咽喉之地，但这段颇为雄伟的长城也曾一度倾颓。银川市文物局积极承担起属地管理责任，协同区内外专家开展三关口段长城修缮保护工作。
“针对该段长城墙体裂缝、坍塌、墙基掏蚀、雨水冲垮等主要病害，我们采用顶面保护、裂缝修补、锚杆加固、土坯衬砌加固、夯筑加固等措施对遗址本体进行加固保护。”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副主任、原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主任张艺明作为参与者，见证了三关口长城修复工作。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来宁对明长城三关口段抢险加固工程验收后连声称赞，评价该工程既‘修旧如旧’，保持了遗址历史风貌，又为三关口长城注入了新的活力。”张艺明说。如今，这段长城成为我区科学保护长城的典范。
2020年，我区将计划实施明长城青铜峡北岔口段、盐池青羊井段及4号敌台、中卫胜金关段、银川水洞沟敌台、永宁磨石沟烽火台的长城保护工程。
“2015年以来，文物局结合我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现状，按照轻重缓急，积极申报文物保护工程项目。通过国家文物局和我区文物局批复方案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程项目54个，申请中央文物保护专项资金3亿元。”自治区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石学安说，重点实施了长城重要段落、固原古城、将台堡革命旧址、田州塔、西夏陵等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修缮及安全防护工程。
2014年8月16日，固原新发掘一座唐墓，初步判断墓主为男性欧洲人，这进一步证实丝绸之路重镇——固原（原州）在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2014年以来，我区正式启动固原古城抢险加固保护工程，让这段历史重回人们的视野。“整个工程分为三期实施，一期已结束，目前正进行二期。工程以现状加固维修为主，结合素土夯筑的原有构造技法进行施工保护，目前已完成了工程总量的75%。三期工程已通过国家文物局2020年度的立项计划，方案正在编制中。”石学安说。
随着文物保护研究的深入及对文物保护成果如何惠及社会大众的思考实践，文物保护的内涵和方式不断扩展丰富，不仅要解决当下问题，更要考虑长远利用传承需要。
石学安告诉记者，我区在做好传统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前移”的文物保护工程：由自治区考古所联合浙江大学开展须弥山石窟测绘数字化工作，采集信息为后期石窟壁画修复提供依据；试点开展明长城河东墙段物联网监测工程，通过监测数据分析，获取长城周边的社会生产活动对长城本体的影响、破坏程度等相关信息，精准实策实施长城本体保护；着手实施贺兰山岩画数字化采集留存工程，为岩画后续展示利用提供精准数据和平台。
如今，经过修缮的文物保护单位，建筑布局更加完整，遗址风貌更加恢宏，周边环境也更显静谧。（宁夏日报记者 马忠）
古长城：新技加上古法 实现修旧如旧
自西周开始，战国、秦、汉、隋、金、明等朝代都曾在宁夏境内修筑过长城，但数千年的风雨侵蚀加上人为破坏，让古长城渐渐失去了往昔风采。
2014年，我区启动长城保护工程。原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主任张艺明全程参与了明长城银川三关口段100米墙体抢险加固保护工程。
在三关口长城抢险加固过程中，全部采用传统做法，其中土坯夯筑方法最常用。而为了恢复长城“原貌”，要先对长城墙体土质进行化学检测分析，然后寻找碱度等各方面最相似的土。
找到最合适的土后还要改性。根据一定比例加入灰土；根据原有土质状况，加入大小合适的石子；为了让土不易变形腐朽，加入红柳、玻璃纤维、胡麻秆等。然后将加了“料”的土拌合均匀，浇上水，用塑料布盖上，根据不同部位需要“醒”不同时间。在不断摸索、多次实验中，张艺明也成为“土”专家。“时间长了，我们都有了经验。抓一把土，捏成团再扔到地上，正好摔开而不散，就是醒好了。”张艺明说。
除了“玩土”是门学问，长城抢险保护还有很多学问：按照原有设计，要在长城表面喷涂硅丙乳液，以加强表面结构防止风化。但张艺明等人多次实验发现，此方法不可行。因为经过长期风蚀雨侵，长城墙体表面已结成一种固化壳，硅丙乳液与墙体无法结合，反而形成两张皮，风一大就会脱落。顶部防水，在长城抢险保护中非常关键。原本设计是顶面集中排水，但在施工中，张艺明等人发现集中雨水会冲刷墙体，反而造成伤害。后经过设计、施工、监理等多方协商，决定改为散排方式，即长城顶部改为中间高四周矮，让水向四面散排。
2015年，三关口明长城抢险保护工程竣工，修补加固1000余处掏蚀洞，开挖导洪沟1100余米，改性黄土夯筑土方量6200立方米，墙体顶部胡麻泥封护3720平方米，使用土坯砌筑砖5.8万块。（宁夏日报记者 杨超）
贺兰山岩画：修补条条裂痕 追回千年时光
修缮后的贺兰山岩画。记者 马忠 摄
岁月失语，唯石能言。贺兰山岩画用简单粗犷的线条勾勒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如今，有的岩画虽已斑驳脱落，但依然展现出夺目的艺术光芒。
“经历了上万年的风雨洗礼，目前贺兰山岩画大部分已进入了衰老期，特别是自然风化、环境污染、坍塌、人为破坏等加速了岩画的消亡进程，我们已对岩画的各种病害进行了有效保护。”银川世界岩画馆副馆长李学军说。
李学军作为岩画修复的参与者，亲历了多次修复过程：“岩画的修复跟人检查病一样，首先确定哪些因素是破坏岩画的病因，其次，为什么某些岩画的剥落风化现象特别严重，搞清楚贺兰山岩画的病害类型。只有在对上述问题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掌握一定的资料信息后，方能科学合理地选择适合贺兰山岩画的微观保护措施和试剂、溶液，对症下药，找到行之有效的保护办法。”
2008年，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邀请南京博物院的许飞研究员等多名石质文物保护专家编制了《贺兰山岩画本体抢救性保护方案》，报请国家文物局审批后，先后分两个阶段对贺兰山20多幅岩画进行实验性保护。
岩画的修复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表面封护试验、岩石试件的加工处理、超声波检测、岩画表面清洗……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每次开始一项新的修复工作，依旧会保持一颗与岩画初次相遇时的学徒之心，以最大的耐心为这些不会说话的“病人”治疗。
“第一阶段先选取两处贺兰山岩画之外的岩石裂缝进行实验，石质空鼓、脱落现象得到了有效治理，但石质外部在阳光照射、雨水侵蚀、风沙肆虐影响下局部发生疏松现象，而且外部封漏勾缝处普遍呈现黄色，与贺兰山本体颜色不相符合，影响了岩画本体的美观。”李学军说。
找到原因后，李学军多次建议南京博物院刘慧云高工采取贺兰山本地岩石，经过粉碎、筛检后采取堵漏、填缝等新方法，意见被采纳并付诸实施后，有效解决了上述难题。
经过2年多的观察和超声波探测，岩画石质内部稳定，没有出现裂隙与空鼓现象，外部采用贺兰山本体的石头粉碎对裂隙进行封堵，第二阶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封堵勾缝颜色与本体颜色差别不大，粘合程度达到90%以上。
岩画表面的岩石本体在自然环境中处于不停地风化之中，砂岩文物本体表面是否需要防风化操作，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争论之中。“我们拟在施工过程中，选择几块10×10厘米的岩画本体，在其周边做一些封护实验，封护效果在自然环境下长期检验，为5年甚至10年后的科学保护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李学军说。（宁夏日报记者 马忠）
海宝古塔久病初愈
海宝塔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是宁夏始建年代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我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它静处一隅，见证城市沧桑变化。
但在风雨侵蚀下，海宝塔“生病”了，2008年后，塔身出现明显裂缝。
通过诊断，海宝塔存在着本体开裂、砌体表面风化缺失、灰缝掏蚀、栏杆缺失、残损等问题，2014年，海宝塔保护修缮立项报告经国家文物局同意。
修缮方案经过多次修改，经国家文物局审核同意，2017年9月，海宝塔保护修缮工程启动，文物专家开始对海宝塔塔体残损、塔座及基座、防水排水设施、塔内栏杆等进行保护修缮。
“工程最大的难题是搭建脚手架。”银川市文物管理处办公室主任乔倩说，一方面，海宝塔周围面积较小，作业面小，施工非常不便；另一方面，脚手架要与塔体同高，却不能把吃力点放在古建筑上。“那段时间，一到刮风下雨我们就睡不着觉，担心脚手架会松动。”银川市文物管理处负责人李国庆说，施工方邀请工程设计院、我区质监部门等做评估、专项设计，最终决定用松木板做垫层，分散塔体压力，最大程度减少对古建筑的影响。
海宝塔每一层都有卷洞，很多卷洞产生裂缝，这些裂缝怎么处理？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专家邀请西安建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多方专家学者进行论证，最终决定采取垫木方式：在卷洞上方楼板竖着垫木，扩大压力支撑面。“采取这种方式效果特别好。一年时间里，我们多次上塔检查，再没有产生新裂缝。”乔倩说。
更换了6000多块人工手制塔基砖、用石灰等最原始材料填补砌体裂缝、对木质台阶进行加固更换、铲除塔里灰浆层，露出原有的青砖颜色……2018年8月，海宝塔保护修缮工程竣工，目前已通过初验，正在申请国家终验。
“大病初愈”的海宝塔还不能重新开门纳客。
“我们邀请了一家专业公司在对海宝塔做为期一年的塔体检测，之后才能决定是否能适度开放。”乔倩表示。（宁夏日报记者 杨超）
西夏陵：20年精雕细琢 换你岁月久长
已经加固完成的西夏陵1号帝陵。记者 智慧 摄
“文物遗址保护必须坚持最小干预原则。”11月8日，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工作人员杨月红介绍道。
1999年，银川市开始对西夏陵实行文物本体保护工程。经过20年努力，西夏陵今年已完成了9座帝陵和40多座陪葬墓遗址的加固保护。今年7月31日通过验收的西夏陵1、2号陵及39号陪葬墓抢险加固工程，5、7号陵及陵区陪葬墓保护工程，8、9号陵保护工程，均获得参与验收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专家认为，西夏陵文物本体保护工程的实施水平已达到了行业标杆水准，土遗址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值得在全国推广。
站在西夏陵1号帝陵前，眼前修复好的帝陵北门几乎看不出修补的痕迹。杨月红告诉记者，修复所需土质都取自周边，和本体土质十分相近。本体里掺杂的石头等，在修补材料里也会掺杂，尽量做到跟原本土体相融。
雨蚀、裂隙、底部悬空、盐害、植被破坏等病害，在西夏陵分布最多。杨月红介绍，在风雨作用下，遗址土体会出现风化裂隙，而且土体里还存在可溶盐，其在水分作用下发生结晶、溶解，盐害让土体出现酥碱。“这种盐害都在遗址底部，如果不进行保护就会出现倒塌。”杨月红说。
针对遗址本体的保存特征和病害情况，2000至2002年西夏陵委托敦煌研究院实施3号陵地表清理及加固保护工程，进行安全加固保护、砌筑土坯面积达1500平方米，2009至2011年实施6号陵地面遗迹清理及加固保护工程，2012至2013年实施4号陵加固保护工程，2013至2015年实施1、2号陵加固保护工程，2016至2018年西夏陵5、7、8、9号陵加固保护工程完工。
“文物遗址保护修复工作是个细活，土质都要经过反复试验，以求找到最接近本体的土质，修复要一层一层进行，一点一点推进，不改变文物原状，尽量减少对土遗址及周边自然环境的干预。”杨月红说。（宁夏日报记者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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