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樂知道，從今以後自己就是一個有筆的人了。
寫完《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之後，她很有自覺地離開家教這份工作。有人問她會不會有第二集時，她毫無猶豫地否認。「妳知道再教下去，妳會歪掉。一開始無心的看，跟有心的看，那個差遠了。」
吳曉樂對自己異常嚴格，在寫第一本書時，她小心翼翼地詢問前輩到底該怎麼寫，就像作為家教時，她總掛在網路上求問資深老師——面對親子教養問題、斷翅受傷的小孩、以愛相逼的母親，自己應該站在什麼位置，眼光該怎麼擺⋯⋯她清楚知道，寫跟不寫都對不起她的家教學生。「決定寫，因為我沒辦法真的只是旁觀。」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她將家教個案高度地去辨識化，真實人事物在作品中只剩指涉模糊卻形象尖銳的身影。然而全本九個個案，最後一個是清楚自己。「前輩告訴我，一定要把自己推出來。」
只是書出版後的迴響，遠遠超過當時二十四歲的她想像所及。
「突然之間，妳要一直被罵。為什麼都在怪我？」網友的訊息頻頻落入視線，有的認為吳曉樂在消費親子議題，有的責難以家教職業揭人傷疤。有段時間，她放不下這本書。「我很納悶，到底這個社會禁止的是寫別人家的事，還是禁止寫別人家不好的事？」被罵當然苦，但當讀者在閱讀時感到不適，她願意背負風險，也期待讀者透過她的視野看見一些事情。「如果有人害怕我們這種有眼睛的人，那你會不會其實是在害怕自己被看穿？」
出版後，有小孩跑來跟吳曉樂說那個書裡的誰根本是自己的寫照。吳曉樂百感交集，因為她知道書裡的那個誰後來怎麼了。「但我只能問他，那你現在過得好嗎？」後來她理解到，作品跟道德應該鬆綁，那是她看《薩爾加多的凝視》的領悟。「任何一個藝術去介入生命都一定會挨罵。但那就是二十四歲的我所看到的一切了。」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後來改編成影集，懸疑感加劇。「我問編劇簡士耕說，為什麼要編得那麼鬼？」簡士耕說他有小孩，他知道什麼時候人會跨過線。影集上映後引起熱議，受傷的小獸，跨過線成為非人的成獸，很多人在影集中第一次看到自己面目全非的模樣。簡士耕告訴她，第一個跳出來指認的人是一定會被罵的。「謝謝他這樣跟我說，不然我很難原諒我自己。」
接下來，她開始寫小說，所見所聞以精巧的技法鋪排架構，層層堆疊，直到原型人物可被辨別的氣味消失，留下來的文字可以說已經是謊言，卻又句句屬實。《上流兒童》的女主角陳勻嫺也是如此誕生。
陳勻嫺的角色原型是吳曉樂認識的人，「她是一名很努力要讓下一代不一樣的母親。是一隻努力的變色龍，想要去一個更高的地方。」吳曉樂說角色原型曾跟她說過一個笑話，關於孩子問為什麼不能請同學來家裡玩，原因是家裡容不下所有的同學和他們的「阿姨」。阿姨指的是孩子們的褓母或陪讀。吳曉樂指了指自己的空間說：「十個小孩就要再加十個阿姨，二十張椅子的客廳。那也只是基礎。怎麼塞下啊？」為了寫這本書，吳曉樂採訪各種母親與她們的生活圈，沉潛各式教養團體。她發現對媽媽最苛刻的永遠是媽媽，「媽媽們互殺是很可怕的⋯⋯」吳曉樂看得好清楚，貧窮如何讓一個人羞愧到把自己縮小，階層又是如何使一個人彎腰到將自己對摺。
「因為我們家很窮啊！」第一次辨識階級的模樣，是讀台中女中的時候。先是父母職業，再來是寒暑假要去哪，兩個問題下來貧窮見光。「朋友問我：妳怎麼考上台大的？因為台大是學費最便宜的大學。每個學期三萬或五萬乘以八學期，二十四萬還是四十萬，那是妳二十三歲要背的債！」現在回頭看，吳曉樂說她很謝謝自己處在這樣的位置。「因為我往上看，我會知道上面是什麼，可是他們往下看，看不清楚的。沒有的人看有的人，看得比較透。」
只是看太深，也很可能會回不來。
「很像牽亡魂的時候港片裡師父會講，一炷香燒完你一定要回來這個世界。我就是忘記回來，下去太久。」
花了一年多寫《我們之間沒有秘密》，讓吳曉樂長出滿頭白髮。爬梳大量資料，尤其讀心理諮商的訪談資料，真實的紀錄文字使她陷入。「看完你會知道說，當一個人很小的時候被性侵，他就會失去語言，不曉得怎麼跟人類說話。」那段時間，吳曉樂的月經遲來了三個月，後來有前輩告訴她這是替代性創傷。寫一個故事，然後替角色負傷。
小說中傷痕累累，書中沒有一個人能夠真正的誠實，加害者和被害者都不是單純的極惡或極善，所有人都無法被分類。「人在受害之後，很容易長出再傷害別人的心，這很正常⋯⋯畢竟我是學法律出來的，對。所以我會比較相信這件事情。」
大學時期讀法律系是媽媽的盼望，她也曾為此與媽媽有過死結，沒想過法律系替她掙出一個獨特的觀看位置。「讀法律系時有一個訓練，你不能只站在哪一邊啊，所以兩邊都要想。」被吿或原告，被害或加害，吳曉樂可以上身兩邊，從兩處交換對看。而現在的交友圈也分野明確，使她站在一個有趣的中間。「法律圈的朋友說我是一個很會做夢的人，藝文工作的朋友又會說：喔妳好實際喔——但我想這就是我快樂的地方吧，我很容易是中間的人。」因為常站在中間，吳曉樂很厭煩那些急於分類的人們。
吳曉樂問我覺得《致命登入》裡面何青彥對陳信瀚是愛情嗎？我說那大概是一種沒有辦法被歸類的情感。「謝謝。」她鬆一口氣的樣子。「為什麼大家對於親密，只有愛情？因為不曉得那是什麼吧？不要這麼懶，你就是讓它在那邊，就算你不知道那是什麼，但你覺得還不錯，那就好啦！」
2021 年出版的《致命登入》談人的兩種「看」：天生看得見，像男主角陳信瀚，能夠看到將死之人的黑霧纏身；看不見但後天很努力地去看，像角色陽陽，非要把事情看清楚而奮力付出。「假設陳信瀚是天生視力1.2，陽陽就是要去找眼鏡的人，她很努力地去找她的眼鏡。」
「有些人天生，或可以理解為天賦，就可以看到比別人還多。」吳曉樂舉例和別人同看一本書，為什麼這個人可以想到這麼多，但那個人不行；或，她說家族中曾有人可以看出別人的命。問吳曉樂，覺得自己是不是也是天生看得見的人？她話接地很緊：「對，所以很煩。我很容易看穿別人。他們說話的方式、肢體都暴露太多訊息了。」例如情侶關係能不能長久，例如採訪對象願意或不願意。
看到了，然後呢？家族中那個看得到命的人。後來得了癌症。「看這個東西，會產生巨大的消耗。我知道我不能這樣消耗自己。」以及，吳曉樂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要承擔的，大多時候他人能做到最好的就是——聆聽。
「以前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學生都願意聽我上課。因為我會先聽他講五分鐘。」每次上課前一個問題，過得好嗎？聽學生聊一下跟朋友吵架的事，講完了，接下來的時間學生會比較甘願換他聽課。這一份聆聽在《致命登入》卻成為犯罪手法。
故事中少女夕梨被犯罪集團「學校」引誘，自願成為囊中物，甚至被救出後還是深深相信自己沒有被騙，犯人成功的關鍵是「耳朵」。吳曉樂聊起近年有一種慢火燉煮的詐騙手法，長時間在社交軟體上陪伴、聊天，「他們很會聽話喔，會一直聽你說話。」到了第八、九個月開始透露手頭有點緊的訊息。吳曉樂帶點狠勁地形容當一個人掏心掏肺，下一步就是掏錢了。「人很寂寞啊，很多時候我們付錢都是為了消除寂寞。」聆聽可以救人也可以毀人，吳曉樂以文字耐心鋪陳一線之隔的翻轉。
談詐騙，吳曉樂略顯得意地引用陳雪的話：所有作家都是被文學耽誤的詐騙集團。「我們都在創造一個世界，我們知道要怎麼樣讓一切符合邏輯⋯⋯可是我們沒有在騙錢，反而在寫不怎麼賺錢的小說。」聆聽、觀看以及創作都是中性的，取決於人如何使用這把利器。
「創作者最難最難的是，你要保養你的心。臉還可以用SK-II、鳳凰電波⋯⋯可是心是最難的，創作者是在用這顆心工作的。」吳曉樂在成為作家的路上也曾偏移，初期網友的讚美或批評使她的心高速運轉，「我會一直想要去反應，覺得心好像一直跑，一直在追一個不是自己的東西。」直到被編輯提點要與外在聲音保持安全距離，她才慢慢學會如何對待外界多一點開玩笑的彈性。「我現在都稱自己『阿姨』，網友對我實施的年齡霸凌就失效了，反而覺得啊好親切噢，我就是阿姨。」
吳曉樂的編輯還很常在說服她一件事——「就是，我是個作家。」吳曉樂苦甜地笑了一下，說自己真的是對自己很苛刻。直到此刻，對於自己是不是一個作家，她說：「每天都要問自己啊，今天我是一個作家嗎？」，很苛刻。吳曉樂所見的世界解析度之高，卻同時嚴格地不輕易固著，落入眼裡的一切都有複合多重面向，就連「作家」之於自己也是流動、可能改變的身份。
如果這個世界上有一款從吳曉樂的視野看出去的濾鏡，那她希望對焦之物都被虛線匡起。靈感來自使她煩躁的打卡拍照景點，看著不同人在一樣的地點擺一樣的動作留念，「我都有點茫，想說到底是誰去過哪裡？」在她眼中，那些人爭相模仿想要拍下最好的自己，卻是彼此在取消彼此的存在。「那些虛線是要提醒你，在這裡，你其實可能是可被取代的喔！我覺得很有趣啊，大家可以被剪掉，然後有一個空洞，我可以貼上任何人⋯⋯」
可以想見，吳曉樂今天應該也有拿這款濾鏡看鏡子裡的自己，然後問：「今天我是一個作家嗎？」
寫完《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之後，她很有自覺地離開家教這份工作。有人問她會不會有第二集時，她毫無猶豫地否認。「妳知道再教下去，妳會歪掉。一開始無心的看，跟有心的看，那個差遠了。」
吳曉樂對自己異常嚴格，在寫第一本書時，她小心翼翼地詢問前輩到底該怎麼寫，就像作為家教時，她總掛在網路上求問資深老師——面對親子教養問題、斷翅受傷的小孩、以愛相逼的母親，自己應該站在什麼位置，眼光該怎麼擺⋯⋯她清楚知道，寫跟不寫都對不起她的家教學生。「決定寫，因為我沒辦法真的只是旁觀。」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她將家教個案高度地去辨識化，真實人事物在作品中只剩指涉模糊卻形象尖銳的身影。然而全本九個個案，最後一個是清楚自己。「前輩告訴我，一定要把自己推出來。」
只是書出版後的迴響，遠遠超過當時二十四歲的她想像所及。
「突然之間，妳要一直被罵。為什麼都在怪我？」網友的訊息頻頻落入視線，有的認為吳曉樂在消費親子議題，有的責難以家教職業揭人傷疤。有段時間，她放不下這本書。「我很納悶，到底這個社會禁止的是寫別人家的事，還是禁止寫別人家不好的事？」被罵當然苦，但當讀者在閱讀時感到不適，她願意背負風險，也期待讀者透過她的視野看見一些事情。「如果有人害怕我們這種有眼睛的人，那你會不會其實是在害怕自己被看穿？」
出版後，有小孩跑來跟吳曉樂說那個書裡的誰根本是自己的寫照。吳曉樂百感交集，因為她知道書裡的那個誰後來怎麼了。「但我只能問他，那你現在過得好嗎？」後來她理解到，作品跟道德應該鬆綁，那是她看《薩爾加多的凝視》的領悟。「任何一個藝術去介入生命都一定會挨罵。但那就是二十四歲的我所看到的一切了。」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後來改編成影集，懸疑感加劇。「我問編劇簡士耕說，為什麼要編得那麼鬼？」簡士耕說他有小孩，他知道什麼時候人會跨過線。影集上映後引起熱議，受傷的小獸，跨過線成為非人的成獸，很多人在影集中第一次看到自己面目全非的模樣。簡士耕告訴她，第一個跳出來指認的人是一定會被罵的。「謝謝他這樣跟我說，不然我很難原諒我自己。」
接下來，她開始寫小說，所見所聞以精巧的技法鋪排架構，層層堆疊，直到原型人物可被辨別的氣味消失，留下來的文字可以說已經是謊言，卻又句句屬實。《上流兒童》的女主角陳勻嫺也是如此誕生。
陳勻嫺的角色原型是吳曉樂認識的人，「她是一名很努力要讓下一代不一樣的母親。是一隻努力的變色龍，想要去一個更高的地方。」吳曉樂說角色原型曾跟她說過一個笑話，關於孩子問為什麼不能請同學來家裡玩，原因是家裡容不下所有的同學和他們的「阿姨」。阿姨指的是孩子們的褓母或陪讀。吳曉樂指了指自己的空間說：「十個小孩就要再加十個阿姨，二十張椅子的客廳。那也只是基礎。怎麼塞下啊？」為了寫這本書，吳曉樂採訪各種母親與她們的生活圈，沉潛各式教養團體。她發現對媽媽最苛刻的永遠是媽媽，「媽媽們互殺是很可怕的⋯⋯」吳曉樂看得好清楚，貧窮如何讓一個人羞愧到把自己縮小，階層又是如何使一個人彎腰到將自己對摺。
「因為我們家很窮啊！」第一次辨識階級的模樣，是讀台中女中的時候。先是父母職業，再來是寒暑假要去哪，兩個問題下來貧窮見光。「朋友問我：妳怎麼考上台大的？因為台大是學費最便宜的大學。每個學期三萬或五萬乘以八學期，二十四萬還是四十萬，那是妳二十三歲要背的債！」現在回頭看，吳曉樂說她很謝謝自己處在這樣的位置。「因為我往上看，我會知道上面是什麼，可是他們往下看，看不清楚的。沒有的人看有的人，看得比較透。」
只是看太深，也很可能會回不來。
「很像牽亡魂的時候港片裡師父會講，一炷香燒完你一定要回來這個世界。我就是忘記回來，下去太久。」
花了一年多寫《我們之間沒有秘密》，讓吳曉樂長出滿頭白髮。爬梳大量資料，尤其讀心理諮商的訪談資料，真實的紀錄文字使她陷入。「看完你會知道說，當一個人很小的時候被性侵，他就會失去語言，不曉得怎麼跟人類說話。」那段時間，吳曉樂的月經遲來了三個月，後來有前輩告訴她這是替代性創傷。寫一個故事，然後替角色負傷。
小說中傷痕累累，書中沒有一個人能夠真正的誠實，加害者和被害者都不是單純的極惡或極善，所有人都無法被分類。「人在受害之後，很容易長出再傷害別人的心，這很正常⋯⋯畢竟我是學法律出來的，對。所以我會比較相信這件事情。」
大學時期讀法律系是媽媽的盼望，她也曾為此與媽媽有過死結，沒想過法律系替她掙出一個獨特的觀看位置。「讀法律系時有一個訓練，你不能只站在哪一邊啊，所以兩邊都要想。」被吿或原告，被害或加害，吳曉樂可以上身兩邊，從兩處交換對看。而現在的交友圈也分野明確，使她站在一個有趣的中間。「法律圈的朋友說我是一個很會做夢的人，藝文工作的朋友又會說：喔妳好實際喔——但我想這就是我快樂的地方吧，我很容易是中間的人。」因為常站在中間，吳曉樂很厭煩那些急於分類的人們。
吳曉樂問我覺得《致命登入》裡面何青彥對陳信瀚是愛情嗎？我說那大概是一種沒有辦法被歸類的情感。「謝謝。」她鬆一口氣的樣子。「為什麼大家對於親密，只有愛情？因為不曉得那是什麼吧？不要這麼懶，你就是讓它在那邊，就算你不知道那是什麼，但你覺得還不錯，那就好啦！」
2021 年出版的《致命登入》談人的兩種「看」：天生看得見，像男主角陳信瀚，能夠看到將死之人的黑霧纏身；看不見但後天很努力地去看，像角色陽陽，非要把事情看清楚而奮力付出。「假設陳信瀚是天生視力1.2，陽陽就是要去找眼鏡的人，她很努力地去找她的眼鏡。」
「有些人天生，或可以理解為天賦，就可以看到比別人還多。」吳曉樂舉例和別人同看一本書，為什麼這個人可以想到這麼多，但那個人不行；或，她說家族中曾有人可以看出別人的命。問吳曉樂，覺得自己是不是也是天生看得見的人？她話接地很緊：「對，所以很煩。我很容易看穿別人。他們說話的方式、肢體都暴露太多訊息了。」例如情侶關係能不能長久，例如採訪對象願意或不願意。
看到了，然後呢？家族中那個看得到命的人。後來得了癌症。「看這個東西，會產生巨大的消耗。我知道我不能這樣消耗自己。」以及，吳曉樂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要承擔的，大多時候他人能做到最好的就是——聆聽。
「以前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學生都願意聽我上課。因為我會先聽他講五分鐘。」每次上課前一個問題，過得好嗎？聽學生聊一下跟朋友吵架的事，講完了，接下來的時間學生會比較甘願換他聽課。這一份聆聽在《致命登入》卻成為犯罪手法。
故事中少女夕梨被犯罪集團「學校」引誘，自願成為囊中物，甚至被救出後還是深深相信自己沒有被騙，犯人成功的關鍵是「耳朵」。吳曉樂聊起近年有一種慢火燉煮的詐騙手法，長時間在社交軟體上陪伴、聊天，「他們很會聽話喔，會一直聽你說話。」到了第八、九個月開始透露手頭有點緊的訊息。吳曉樂帶點狠勁地形容當一個人掏心掏肺，下一步就是掏錢了。「人很寂寞啊，很多時候我們付錢都是為了消除寂寞。」聆聽可以救人也可以毀人，吳曉樂以文字耐心鋪陳一線之隔的翻轉。
談詐騙，吳曉樂略顯得意地引用陳雪的話：所有作家都是被文學耽誤的詐騙集團。「我們都在創造一個世界，我們知道要怎麼樣讓一切符合邏輯⋯⋯可是我們沒有在騙錢，反而在寫不怎麼賺錢的小說。」聆聽、觀看以及創作都是中性的，取決於人如何使用這把利器。
「創作者最難最難的是，你要保養你的心。臉還可以用SK-II、鳳凰電波⋯⋯可是心是最難的，創作者是在用這顆心工作的。」吳曉樂在成為作家的路上也曾偏移，初期網友的讚美或批評使她的心高速運轉，「我會一直想要去反應，覺得心好像一直跑，一直在追一個不是自己的東西。」直到被編輯提點要與外在聲音保持安全距離，她才慢慢學會如何對待外界多一點開玩笑的彈性。「我現在都稱自己『阿姨』，網友對我實施的年齡霸凌就失效了，反而覺得啊好親切噢，我就是阿姨。」
吳曉樂的編輯還很常在說服她一件事——「就是，我是個作家。」吳曉樂苦甜地笑了一下，說自己真的是對自己很苛刻。直到此刻，對於自己是不是一個作家，她說：「每天都要問自己啊，今天我是一個作家嗎？」，很苛刻。吳曉樂所見的世界解析度之高，卻同時嚴格地不輕易固著，落入眼裡的一切都有複合多重面向，就連「作家」之於自己也是流動、可能改變的身份。
如果這個世界上有一款從吳曉樂的視野看出去的濾鏡，那她希望對焦之物都被虛線匡起。靈感來自使她煩躁的打卡拍照景點，看著不同人在一樣的地點擺一樣的動作留念，「我都有點茫，想說到底是誰去過哪裡？」在她眼中，那些人爭相模仿想要拍下最好的自己，卻是彼此在取消彼此的存在。「那些虛線是要提醒你，在這裡，你其實可能是可被取代的喔！我覺得很有趣啊，大家可以被剪掉，然後有一個空洞，我可以貼上任何人⋯⋯」
可以想見，吳曉樂今天應該也有拿這款濾鏡看鏡子裡的自己，然後問：「今天我是一個作家嗎？」
【来吸欧气！#逛菜市场也能发现新物种#】“没准儿是个新种！”这句玩笑话，成了真。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摆谱原意是把家谱摆出来修订一下，可时间却赋予它另一种弦外之音，其实，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用“显摆”会恰如其分，不至于对“摆谱”的亵渎。自以为有着优越感的人不一定就是财大气粗，或是认为自己的地位高一些，或是个带纱帽翅或是个主管，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强，高人一等，高高在上，于是，说话语气上，举手投足间，都会拿腔作势，颐指气使地指三道四。显摆自己的人，往往都是一些德不配位的人，戾气一旦占了上风，和渣子也没有啥区别，做人千万不要忘了，每个人的人格是平等的，但人格魅力是无穷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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