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宝子 生日快！乐！！ 25岁的你不管变成什么样都依旧会是我喜欢的样子[心]
希望你永远秉持自己原则，坚持你的热爱，勇敢去追逐目标！你只管放心飞翔，爱你的人自会在身后为你祈福[心]我也是千千万万爱你中的一个，爱歌手王一博、舞者王一博，期待新的作品、新的舞台；爱演员王一博，等着小宇早日和大家见面，也想尽快去电影院一睹杨震叶秘雷宇的霸气；更爱那个重情重义 勇于冒险 专注自我的模范青年，不自觉向你靠近[憧憬]
我想这便是榜样的力量！你做好自己，便就会成为人人的心之向往，便就会成为许多人的航行灯塔，便会在不知觉中为很多痛苦中的人提供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悲伤]你不必觉得惊讶或是惶恐，你真的真的有如此般的力量！在我这里，你就是最好的最棒的！
王一博，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你，在我这里，你永远最优秀最帅气最温柔最可爱最贴心的博子哥[心]我永远爱你
希望你永远秉持自己原则，坚持你的热爱，勇敢去追逐目标！你只管放心飞翔，爱你的人自会在身后为你祈福[心]我也是千千万万爱你中的一个，爱歌手王一博、舞者王一博，期待新的作品、新的舞台；爱演员王一博，等着小宇早日和大家见面，也想尽快去电影院一睹杨震叶秘雷宇的霸气；更爱那个重情重义 勇于冒险 专注自我的模范青年，不自觉向你靠近[憧憬]
我想这便是榜样的力量！你做好自己，便就会成为人人的心之向往，便就会成为许多人的航行灯塔，便会在不知觉中为很多痛苦中的人提供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悲伤]你不必觉得惊讶或是惶恐，你真的真的有如此般的力量！在我这里，你就是最好的最棒的！
王一博，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你，在我这里，你永远最优秀最帅气最温柔最可爱最贴心的博子哥[心]我永远爱你
贪恋红尘，还是得道成仙。
隋炀帝大业年间，裴谌、王敬伯、李芳三人结为修道好友，一齐進白鹿山学道。经过十几年的修练，历尽千辛万苦，但他们好像什么也没有得到。
后来李芳死了，王敬伯对裴谌说：“咱们背井离乡，抛弃了世间荣华富贵的生活来这里修道。在这深山老林里，听不见美妙的音乐，吃不到美味佳肴，以享乐为耻，自甘寂寞的过着如此清苦的生活，都是为了得道、成仙。然而如今仙境渺渺不知在何处，我们如果继续在这里苦熬，只能死在山中了。我打算立即出山去重新过豪华的生活，追求功名利禄。何必白白死在这空山里！”
裴谌说：“我早已看透人间的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大梦初醒的人怎么可能再回到梦境中去呢？”王敬伯任裴谌怎样挽留也不听，一个人出了山。当时是唐太宗贞观初年，王敬伯不但恢复了原来的官职，不久又被任命为左武卫骑曹参军。一个姓赵的大将军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不到几年，他就升为大理寺的廷尉，穿上了红袍，很是风光。
有一次他奉命出使淮南，坐船走到高邮，当时他的船队仪仗森严，威风十足，江上的民船都躲着不敢走。突然一只小渔船出现在船队前面，王敬伯心里很不高兴。仔细一看，那渔夫竟是当年和他一起在山中修道的裴谌。于是赶快派船追上去，请裴谌上了大船。
王敬伯握着裴谌的手说：“老兄当年一意修道，如今你又得到了什么呢？不过还是个江上的渔夫嘛！所以我看修道的事如同捕风捉影。人生苦短应该抓紧享乐，何必白白扔掉岁月呢？我现在虽然还算不上飞黄腾达，但比起山中的老翁还要强的多吧？你还像从前那样甘心在山中埋没了自己，我真是不能理解啊！不知你需要什么东西，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裴谌说：“我虽是山中的平民，但早把心寄托于闲云野鹤，我怎么会象《庄子》中说的那样，让只腐烂的死鼠引起我的兴趣呢？人各有志，你何必向我炫耀你那些浮名微利呢？人世间的东西我都非常充足，你能送我什么呢？在青园楼的东边有一个樱桃园，那是我的家。你公余之后如果有空，可以来找我。”
十几天后，王敬伯想起裴谌的话，就去樱桃园找裴谌。门上领着王敬伯往里走，起初四周挺荒凉，可是越走景色越美。進了一个大门，里面楼阁重重、花草繁茂，好像不是凡人住的地方，景色无比秀丽，阵阵香风袭人，令人神清气爽，飘飘然如同身在云中。王敬伯此时的心情也转变了，觉得做官为宦实在没什么意思，自己在常人中非常卑贱，看他那些同僚也像蚂蚁一样卑微了。
不久，只见一个仪表堂堂、衣冠华贵的人来到面前，王敬伯赶紧下拜，抬头一看，竟是裴谌。裴谌说：“你长期在人间做官，心中尽是贪欲私心，像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使你步履艰难那。”裴谌把王敬伯请到客厅，一切物品都不是人间的东西，摆上来的美味佳肴王敬伯也从没吃过。
裴谌告诉管家说：“王敬伯是我山中的朋友，由于修道的意志不坚，扔下我下山了。离别十年了，他才做到廷尉，他的心已经完全归于凡俗了，只能叫世间的女子来让他取乐。”裴谌让管家用神通将几千里之外的王敬伯妻子赵氏召来，给他弹筝助兴
天快亮时，裴谌让管家送赵氏回去，并说：“这个厅堂是九天画堂，凡人是不能進的。但我过去和王敬伯是修道时的朋友，可怜他为世上的荣华迷了心窍，自己甘心赴汤蹈火，聪明反被聪明误，工于心计反害了自己，从此将在生生死死的苦海中沉浮，看不到彼岸。所以才故意请他到这里来，想使他开窍醒悟。”
裴谌又对王敬伯说：“尘世的路漫长遥远，人在世上常常会有千愁万虑，望你多多珍重吧！”王敬伯拜谢辞别了裴谌。五天后，王敬伯公务完毕要回京了，就偷偷又去找裴谌，想向他辞行。但到了樱桃园，看到那里只是一块长满杂草的荒地，心中十分惆怅的回去了。
千万年来，无数人都在苦苦探寻人生的真谛。其实，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的目地和全部意义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天上做神仙，那里才是自己真正的家园。可是一旦堕入凡间深处，人就很容易忘却自己真正家的美好，像王敬伯那样贪恋红尘、追逐权贵，反认他乡是故乡。
为私欲争争斗斗，滚滚红尘中造业无数，在生死轮回的苦海中渺茫无期的漂泊。荣华富贵不过过眼云烟，良宵盛宴终归曲终人散，如果人忘记了自己来到世上的目地和生命的归宿，那将是生命无法言表的最大痛楚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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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大业年间，裴谌、王敬伯、李芳三人结为修道好友，一齐進白鹿山学道。经过十几年的修练，历尽千辛万苦，但他们好像什么也没有得到。
后来李芳死了，王敬伯对裴谌说：“咱们背井离乡，抛弃了世间荣华富贵的生活来这里修道。在这深山老林里，听不见美妙的音乐，吃不到美味佳肴，以享乐为耻，自甘寂寞的过着如此清苦的生活，都是为了得道、成仙。然而如今仙境渺渺不知在何处，我们如果继续在这里苦熬，只能死在山中了。我打算立即出山去重新过豪华的生活，追求功名利禄。何必白白死在这空山里！”
裴谌说：“我早已看透人间的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大梦初醒的人怎么可能再回到梦境中去呢？”王敬伯任裴谌怎样挽留也不听，一个人出了山。当时是唐太宗贞观初年，王敬伯不但恢复了原来的官职，不久又被任命为左武卫骑曹参军。一个姓赵的大将军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不到几年，他就升为大理寺的廷尉，穿上了红袍，很是风光。
有一次他奉命出使淮南，坐船走到高邮，当时他的船队仪仗森严，威风十足，江上的民船都躲着不敢走。突然一只小渔船出现在船队前面，王敬伯心里很不高兴。仔细一看，那渔夫竟是当年和他一起在山中修道的裴谌。于是赶快派船追上去，请裴谌上了大船。
王敬伯握着裴谌的手说：“老兄当年一意修道，如今你又得到了什么呢？不过还是个江上的渔夫嘛！所以我看修道的事如同捕风捉影。人生苦短应该抓紧享乐，何必白白扔掉岁月呢？我现在虽然还算不上飞黄腾达，但比起山中的老翁还要强的多吧？你还像从前那样甘心在山中埋没了自己，我真是不能理解啊！不知你需要什么东西，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裴谌说：“我虽是山中的平民，但早把心寄托于闲云野鹤，我怎么会象《庄子》中说的那样，让只腐烂的死鼠引起我的兴趣呢？人各有志，你何必向我炫耀你那些浮名微利呢？人世间的东西我都非常充足，你能送我什么呢？在青园楼的东边有一个樱桃园，那是我的家。你公余之后如果有空，可以来找我。”
十几天后，王敬伯想起裴谌的话，就去樱桃园找裴谌。门上领着王敬伯往里走，起初四周挺荒凉，可是越走景色越美。進了一个大门，里面楼阁重重、花草繁茂，好像不是凡人住的地方，景色无比秀丽，阵阵香风袭人，令人神清气爽，飘飘然如同身在云中。王敬伯此时的心情也转变了，觉得做官为宦实在没什么意思，自己在常人中非常卑贱，看他那些同僚也像蚂蚁一样卑微了。
不久，只见一个仪表堂堂、衣冠华贵的人来到面前，王敬伯赶紧下拜，抬头一看，竟是裴谌。裴谌说：“你长期在人间做官，心中尽是贪欲私心，像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使你步履艰难那。”裴谌把王敬伯请到客厅，一切物品都不是人间的东西，摆上来的美味佳肴王敬伯也从没吃过。
裴谌告诉管家说：“王敬伯是我山中的朋友，由于修道的意志不坚，扔下我下山了。离别十年了，他才做到廷尉，他的心已经完全归于凡俗了，只能叫世间的女子来让他取乐。”裴谌让管家用神通将几千里之外的王敬伯妻子赵氏召来，给他弹筝助兴
天快亮时，裴谌让管家送赵氏回去，并说：“这个厅堂是九天画堂，凡人是不能進的。但我过去和王敬伯是修道时的朋友，可怜他为世上的荣华迷了心窍，自己甘心赴汤蹈火，聪明反被聪明误，工于心计反害了自己，从此将在生生死死的苦海中沉浮，看不到彼岸。所以才故意请他到这里来，想使他开窍醒悟。”
裴谌又对王敬伯说：“尘世的路漫长遥远，人在世上常常会有千愁万虑，望你多多珍重吧！”王敬伯拜谢辞别了裴谌。五天后，王敬伯公务完毕要回京了，就偷偷又去找裴谌，想向他辞行。但到了樱桃园，看到那里只是一块长满杂草的荒地，心中十分惆怅的回去了。
千万年来，无数人都在苦苦探寻人生的真谛。其实，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的目地和全部意义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天上做神仙，那里才是自己真正的家园。可是一旦堕入凡间深处，人就很容易忘却自己真正家的美好，像王敬伯那样贪恋红尘、追逐权贵，反认他乡是故乡。
为私欲争争斗斗，滚滚红尘中造业无数，在生死轮回的苦海中渺茫无期的漂泊。荣华富贵不过过眼云烟，良宵盛宴终归曲终人散，如果人忘记了自己来到世上的目地和生命的归宿，那将是生命无法言表的最大痛楚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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