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评｜抗疫最紧要关头，没有谁是“逍遥派”】上海昨天开始实施分区分类差异化防控，今天陆续有防范区的市民走出家门，享受阳光下久违的漫步。但是一些居民将防范区变成“逍遥区”的种种行为，还是让人捏了一把汗。防范区绝对不是任性区，只有大家守望相助，三区人民联手应对，才可能尽快取得这场抗疫斗争的完全胜利。
按照分区分类差异化防控的规定，上海目前被分为居民可以在街镇范围内活动的防范区，可在小区指定区域活动的管控区，以及继续执行“足不出户”政策的封控区。目前已经陆续有防范区的居民走出了家门。有的人去超市购物，有的去医院配药，有的去探访同街道的老人……“悠着点啊，千万不能功亏一篑！”有人在网上提醒。
上海首批分区划分名单中，防范区的数量达到了7561个，防范区市民身上承载着信任。但如果浪费了这种信任，不断挑战管控边界，那很有可能再给病毒以可乘之机，不仅让自己小区瞬间转为封控区，也会最终影响上海全市的抗疫大局。
防范区再如何拥有相对自由，也肩负着“防范”的使命。一些防范区市民要坚决摒弃“在防范区就不用抗疫”的错误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防范区深陷各种风险区域的重重包围之中，要防范病毒入侵，要守土有责，这也是抗疫的一线。所以那种可以尽情逍遥的想法极不负责，千万要不得。
上海抗疫大局是防范区、管控区和封控区市民的协同作战。上海是防范区人民的，也是封控区和管控区人民的，但归根到底，上海是大家的上海。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之中，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更没有什么“发泄派”和“逍遥派”，只有一个个坚定勇敢的战士。防范区市民更要自觉自律，与其它两区的市民组成抗疫统一战线，大家守望相助，同仇敌忾，一起迎接胜利曙光的出现。（青年报·青春上海评论员 郦亮）
按照分区分类差异化防控的规定，上海目前被分为居民可以在街镇范围内活动的防范区，可在小区指定区域活动的管控区，以及继续执行“足不出户”政策的封控区。目前已经陆续有防范区的居民走出了家门。有的人去超市购物，有的去医院配药，有的去探访同街道的老人……“悠着点啊，千万不能功亏一篑！”有人在网上提醒。
上海首批分区划分名单中，防范区的数量达到了7561个，防范区市民身上承载着信任。但如果浪费了这种信任，不断挑战管控边界，那很有可能再给病毒以可乘之机，不仅让自己小区瞬间转为封控区，也会最终影响上海全市的抗疫大局。
防范区再如何拥有相对自由，也肩负着“防范”的使命。一些防范区市民要坚决摒弃“在防范区就不用抗疫”的错误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防范区深陷各种风险区域的重重包围之中，要防范病毒入侵，要守土有责，这也是抗疫的一线。所以那种可以尽情逍遥的想法极不负责，千万要不得。
上海抗疫大局是防范区、管控区和封控区市民的协同作战。上海是防范区人民的，也是封控区和管控区人民的，但归根到底，上海是大家的上海。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之中，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更没有什么“发泄派”和“逍遥派”，只有一个个坚定勇敢的战士。防范区市民更要自觉自律，与其它两区的市民组成抗疫统一战线，大家守望相助，同仇敌忾，一起迎接胜利曙光的出现。（青年报·青春上海评论员 郦亮）
【中汽协：本轮原材料属非理性上涨，哄抬价格破坏新能源车产业】近期，锂、镍等重要原材料价格猛涨，愈演愈烈，环环传导，车价被迫频繁上调，已引起了汽车行业组织和政府主管部门高度关注。
针对原材料涨价热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接受《汽车纵横》独家专访时明确指出：
一是本轮原材料价格超常规上涨，背离了正常供需关系，属于非理性上涨，存在炒作方为抢抓锂产能扩张前的最后窗口期，囤积居奇、蓄意哄抬物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上游企业定价应回归理性，车企也要稳住阵脚。
二是哄抬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对经过十多年努力培育和正处于补贴退坡、换挡前进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破坏性极大，影响新能源汽车这一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更影响当前正在构建的“双循环”格局，与国家发展战略背道而驰。
三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已经将原材料涨价纳入监测视野，并于近期加大行动力度，向相关主管部门提交应对建议。国家主管部门针对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明确表态将坚决重拳打击。
对于本轮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原因，陈士华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考量。
从客观因素来看，其一，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旺盛，带来上游重要原材料价格一定程度的涨幅，属于市场正常调节行为。其二，俄乌冲突等因素引发部分重要原材料价格波动，也情有可原。但从长期发展来看，这看似政治因素引发的关联原材料价格波动，其实背后仍然是经济因素在驱动。其三，出现疫情以来各地经济恢复情况不同，可能部分地区的原材料供应受到一定影响。
从主观因素来看，这波重要原材料价格暴涨，脱离了市场发展规律，不能简单归结为供需矛盾，属于非理性涨价，其背后的重要推手之一，可能是有人囤货居奇，导致出现短缺和局部供需矛盾等情况。同时，可能存在人为借机炒作嫌疑，其背后有某些资本力量在助推。炒作方也许认为，当前不少产业链上游在建项目产能未充分发挥，这是他们借机“大捞一把”的重要窗口期。
显然，借机炒高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无疑是与国家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背道而驰。因此，陈士华指出，客观因素可以理解，但主观因素不应该，因为它将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甚至破坏性影响。他说：“我们可以追求更高利润和利益最大化，但不能扰乱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秩序，更不要打乱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十余年千辛万苦所创造出来的良好发展势头。”
因为锂、镍等有色金属已经市场化、国际化和金融化，这就要求我们企业要有底线思维，要自觉培养风险防控忧患意识，主动储备防范风险的应对预案，以尽可能规避被不法资本围猎。这是本轮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暴涨带给中国汽车行业企业的深刻教训。
经过长期市场培育，尤其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逐渐走向正轨，并实现换道超车，整体上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陈士华说：“这对中国汽车产业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值得全行业共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陈士华认为，我们应该正确、全面地认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由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实现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突破口。新能源汽车于2010年被国家确定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由此开启了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征程。为保障产业平稳健康发展，10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齐心护航，加之全产业链企业努力奋进，才结出现在的市场硕果。
新能源汽车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汽车产业发展增添了新动能。目前新能源汽车已经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拉动的新发展阶段。这次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功，来之不易。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呈现出良好增长势头，产销量首次超过350万辆，市场渗透率超过13%，呈现出市场规模和发展质量双提升的良好发展局面。业界普遍预测，2022年产销规模达500万辆以上，将再创新高。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迅猛增长，对动力电池原材料的需求大增，但锂等原材料供应并非传言中那么紧张。从上游的重要原材料供需来看，目前我国65%左右的锂资源需要进口，但我国也是锂产品加工的重要出口国，国内整体供需不存在大缺口。同时，近年来国内锂矿开发、盐湖提锂产能逐步放大，国内锂原材料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也在全球布局，未来锂等重要原材料的供应完全可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在产业转型处于关键期的当下，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仍处于亏损状态，仅有少数企业能够盈利。虽然近两年产业发展较快，产品也得到了消费者的逐步认可，但新能源汽车产品开发投入大，就单个企业而言难以达到经济批量规模。当前电池材料市场价格过度投机炒作将极大地影响新能源汽车市场高质量健康发展，也给补贴政策退坡后行业换挡前进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陈士华表示，无论从汽车产业发展大局还是从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而言，借机炒高原材料价格，不利于近中期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也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真实需求相悖。他强调说：“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近几年又不断面对新的严峻挑战。2020-2021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行业顶住疫情的冲击和芯片短缺的压力，肩负稳增长的重任。今年伊始，又面临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的压力。车企被迫纷纷发出上调价格的公告，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信心，对全年稳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些外部压力对行业健康发展暂时会造成一定的困扰，但我相信，我们最终一定可以破除这些困扰。”
基于上述事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为维护行业整体发展利益，一直在积极行动，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了相关应对建议。
据陈士华介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已经关注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情况，并展开密集调研，与行业相关企业沟通交流信息，同时积极向政府主管部门及时反映相关情况。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专门组织召开了锂行业运行座谈会以及动力电池上游材料涨价问题座谈会，听取了行业重点企业等各方汇报，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收集重要信息。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为此提出的建议内容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尽快促进上游原材料价格回归理性。建议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大宗原材料市场宏观调控力度，着眼于满足动力电池等生产需要，适度加快国内锂、镍等资源开发进度，帮助国内企业稳步开拓国外原材料供应渠道；重点打击联手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保障供应及价格稳定运行，对不法行为展开调查。
二是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政府主管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应积极组织、引导上下游企业开展行业自律工作，倡导行业与行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战略协作关系，避免原材料短期波动过大影响经营计划，从而大力支持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更好地支撑工业经济稳定增长。
三是保障中长期动力电池原材料供应。建议加快上游在建项目产出，加大技术创新，统筹构建国家储备体系，实现国内大循环保障能力，提高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抗风险能力；建议加快构建回收利用体系，推进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立法工作，并强化动力电池溯源管理，规范电池回收渠道，加快梯次利用、回收利用各环节标准体系建设，持续攻关电池拆解、再生利用生产工艺技术，提高材料利用率，以回收端反哺生产端，降低关键材料供应压力。
最后，陈士华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需要全行业倍加珍惜。过去，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现在，我们相信，通过各方努力，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的问题必将解决，动力电池价格必将回归理性，保供稳价和保链稳链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未来，我们可以主动抓住新能源汽车产业难得的历史发展窗口期，顺应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大势。”
针对原材料涨价热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接受《汽车纵横》独家专访时明确指出：
一是本轮原材料价格超常规上涨，背离了正常供需关系，属于非理性上涨，存在炒作方为抢抓锂产能扩张前的最后窗口期，囤积居奇、蓄意哄抬物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上游企业定价应回归理性，车企也要稳住阵脚。
二是哄抬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对经过十多年努力培育和正处于补贴退坡、换挡前进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破坏性极大，影响新能源汽车这一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更影响当前正在构建的“双循环”格局，与国家发展战略背道而驰。
三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已经将原材料涨价纳入监测视野，并于近期加大行动力度，向相关主管部门提交应对建议。国家主管部门针对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明确表态将坚决重拳打击。
对于本轮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原因，陈士华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考量。
从客观因素来看，其一，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旺盛，带来上游重要原材料价格一定程度的涨幅，属于市场正常调节行为。其二，俄乌冲突等因素引发部分重要原材料价格波动，也情有可原。但从长期发展来看，这看似政治因素引发的关联原材料价格波动，其实背后仍然是经济因素在驱动。其三，出现疫情以来各地经济恢复情况不同，可能部分地区的原材料供应受到一定影响。
从主观因素来看，这波重要原材料价格暴涨，脱离了市场发展规律，不能简单归结为供需矛盾，属于非理性涨价，其背后的重要推手之一，可能是有人囤货居奇，导致出现短缺和局部供需矛盾等情况。同时，可能存在人为借机炒作嫌疑，其背后有某些资本力量在助推。炒作方也许认为，当前不少产业链上游在建项目产能未充分发挥，这是他们借机“大捞一把”的重要窗口期。
显然，借机炒高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无疑是与国家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背道而驰。因此，陈士华指出，客观因素可以理解，但主观因素不应该，因为它将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甚至破坏性影响。他说：“我们可以追求更高利润和利益最大化，但不能扰乱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秩序，更不要打乱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十余年千辛万苦所创造出来的良好发展势头。”
因为锂、镍等有色金属已经市场化、国际化和金融化，这就要求我们企业要有底线思维，要自觉培养风险防控忧患意识，主动储备防范风险的应对预案，以尽可能规避被不法资本围猎。这是本轮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暴涨带给中国汽车行业企业的深刻教训。
经过长期市场培育，尤其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逐渐走向正轨，并实现换道超车，整体上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陈士华说：“这对中国汽车产业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值得全行业共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陈士华认为，我们应该正确、全面地认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由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实现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突破口。新能源汽车于2010年被国家确定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由此开启了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征程。为保障产业平稳健康发展，10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齐心护航，加之全产业链企业努力奋进，才结出现在的市场硕果。
新能源汽车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汽车产业发展增添了新动能。目前新能源汽车已经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拉动的新发展阶段。这次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功，来之不易。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呈现出良好增长势头，产销量首次超过350万辆，市场渗透率超过13%，呈现出市场规模和发展质量双提升的良好发展局面。业界普遍预测，2022年产销规模达500万辆以上，将再创新高。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迅猛增长，对动力电池原材料的需求大增，但锂等原材料供应并非传言中那么紧张。从上游的重要原材料供需来看，目前我国65%左右的锂资源需要进口，但我国也是锂产品加工的重要出口国，国内整体供需不存在大缺口。同时，近年来国内锂矿开发、盐湖提锂产能逐步放大，国内锂原材料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也在全球布局，未来锂等重要原材料的供应完全可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在产业转型处于关键期的当下，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仍处于亏损状态，仅有少数企业能够盈利。虽然近两年产业发展较快，产品也得到了消费者的逐步认可，但新能源汽车产品开发投入大，就单个企业而言难以达到经济批量规模。当前电池材料市场价格过度投机炒作将极大地影响新能源汽车市场高质量健康发展，也给补贴政策退坡后行业换挡前进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陈士华表示，无论从汽车产业发展大局还是从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而言，借机炒高原材料价格，不利于近中期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也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真实需求相悖。他强调说：“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近几年又不断面对新的严峻挑战。2020-2021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行业顶住疫情的冲击和芯片短缺的压力，肩负稳增长的重任。今年伊始，又面临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的压力。车企被迫纷纷发出上调价格的公告，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信心，对全年稳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些外部压力对行业健康发展暂时会造成一定的困扰，但我相信，我们最终一定可以破除这些困扰。”
基于上述事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为维护行业整体发展利益，一直在积极行动，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了相关应对建议。
据陈士华介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已经关注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情况，并展开密集调研，与行业相关企业沟通交流信息，同时积极向政府主管部门及时反映相关情况。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专门组织召开了锂行业运行座谈会以及动力电池上游材料涨价问题座谈会，听取了行业重点企业等各方汇报，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收集重要信息。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为此提出的建议内容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尽快促进上游原材料价格回归理性。建议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大宗原材料市场宏观调控力度，着眼于满足动力电池等生产需要，适度加快国内锂、镍等资源开发进度，帮助国内企业稳步开拓国外原材料供应渠道；重点打击联手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保障供应及价格稳定运行，对不法行为展开调查。
二是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政府主管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应积极组织、引导上下游企业开展行业自律工作，倡导行业与行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战略协作关系，避免原材料短期波动过大影响经营计划，从而大力支持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更好地支撑工业经济稳定增长。
三是保障中长期动力电池原材料供应。建议加快上游在建项目产出，加大技术创新，统筹构建国家储备体系，实现国内大循环保障能力，提高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抗风险能力；建议加快构建回收利用体系，推进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立法工作，并强化动力电池溯源管理，规范电池回收渠道，加快梯次利用、回收利用各环节标准体系建设，持续攻关电池拆解、再生利用生产工艺技术，提高材料利用率，以回收端反哺生产端，降低关键材料供应压力。
最后，陈士华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需要全行业倍加珍惜。过去，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现在，我们相信，通过各方努力，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的问题必将解决，动力电池价格必将回归理性，保供稳价和保链稳链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未来，我们可以主动抓住新能源汽车产业难得的历史发展窗口期，顺应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大势。”
#2022全国两会聚焦# 【人大代表：建议保障老年人再就业】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出炉。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64亿人，占比18.7%；预计“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人，迈入中度老龄化。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鼓励“银发族”再次进军劳动市场，已成为国内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去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贤良也聚焦这一社会热议话题，呼吁纠正“歧视老年人再就业”的错误认识。
近日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任贤良表示今年将提交一份建议——完善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再就业老年人的劳动保障，并畅通“老有所为”渠道，通过提供劳动补贴或减税，加强企业雇佣再就业老年人的主动性。
谈老年人再就业：
应对老龄化的现实选择
南都：去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有人对此感到担忧，你怎么看？
任贤良：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自2022年开始，我国每年新增老年人口将超1200万，自此将会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
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人口结构趋于失衡，“未富先老”及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难题。
人口老龄化虽不可逆转，但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机遇——老年人群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尤其是在老年人群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据我了解，我国现有离退休科技人员500多万，其中年龄70岁以下的约占70%，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身体健康、有能力继续发挥作用的约占70%。
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尚好，对幸福生活有很大期待，发挥作用的潜力较大，是老年人力资源的主体，仍然可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南都：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这些年陆续有观点提出启动老年人就业市场。你认为，支持老年人再就业有何重要意义？
任贤良：人口老龄化也是许多其他国家面临的挑战，促进老年人就业是绝大多数国家选择的应对方式。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芬兰等，通过制定种种措施对老年人就业予以保障。
我认为支持老年人再就业，是应对养老金收不抵支风险、维持政策代际公平的有效选择，也是应对老龄化最现实的选择。
南都：当前我们国家在促进老年人再就业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任贤良：首先，老年人再就业的法律法规一直没有出台，缺乏法律保障。我国在老年人再就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尚处于原则性设计和讨论阶段。
其次，目前仍存在歧视老年人再就业的错误认识，利益群体的多元化也导致了一定的社会阻力。延迟退休政策的颁布施行对于政府、企业、劳动者均存在较大适应性考验，存在利益冲突风险。此外，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无法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有效支撑。
最后一点，我发现老年人再就业情况两极分化严重。少数身体状况良好、专业技能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如医生、教师等职业有返聘现象，大部分老年人仍然集中在保洁、保安等低门槛行业。
南都：如何为老年人再就业“做准备”？
任贤良：我认为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完善相关法律，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调节养老金等方式，制定弹性延迟退休方案。三是增加老年人再就业渠道，通过提供劳动补贴或减税，加强企业雇佣再就业老年人主动性。四是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再就业老年人的劳动保障。五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欢迎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的良好舆论氛围。六是开展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培训，为老年人再就业赋能。
谈网络诚信机制建设：
关键是实现信用法治化
南都：去年两会，你带来关于加快推进诚信入法的建议。我们观察发现，过去一年，已有多地引入信用评价、失信约束等诚信机制。如何把握使用诚信机制的度？
任贤良：“人无信不立，网无信不兴”。我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网络领域诚信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网络诚信建设，国家有关部门在重点民生领域持续建设网上信用体系，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快建立，在促进社会民生发展、中小微企业投融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诚信建设的社会氛围愈发浓厚。
正如你所说，多地也已引入信用评价、失信约束等诚信机制。随着互联网新技术广泛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算法和技术的渗透力影响力日渐强大，对网络诚信机制建设提出了新课题。
我认为，把握网络诚信机制建设最重要的还是“法治化”。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最高级形态。因此，网络诚信机制建设的关键还是实现信用法治化。
南都：怎么实现信用法治化，对此有何建议？
任贤良：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科学立法，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推进联合奖惩联动机制，加大信息归集共享开放力度，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用信息公开共享、互联互通，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信息系统。
二是不断依法完善“信用激励惩戒”机制，发挥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引导力和威慑力，使其不敢失信、不能失信。
三是突出市场力量，引导市场主体参与构建联合激励惩戒大格局，加大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探索建立自律性协同惩戒，引导企业主动参与失信治理，始终做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利剑高悬。
谈代表履职：
部分建议内容被吸收到法律制定中
南都：今年是你作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最后一年。这五年有哪些收获？
任贤良：人大代表既是荣誉，也是责任。五年来，我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政治自觉、履行好代表职责。履职过程中，我充分立足于日常工作，积极运用互联网领域的工作实践和调研成果参与到人大工作。
五年来，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助推行业健康发展，在两会期间提出多个建议，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数据流通、网络诚信立法等。部分建议内容被吸收到原有法律修订和新的法律制定中。
同时作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也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及常委会对相关法律的审议，在会上提出一些意见建议，被吸收进最终的法律文本中。
如在审议《乡村振兴促进法》时，我提出乡村振兴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发挥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建议增加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等意见建议，最终被采纳。
南都：履职期间，会不会也有一些遗憾？
任贤良：我觉得遗憾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在此次全国人大履职周期的后半段，只能较多通过网络了解情况和交流意见，有一些地方想去没能去，有一些议题需要深入调研探讨也没能成行。
对基层进行的实地调研和面对面交流较疫情前变少，对一些议题的研究探讨本可以更加直观全面，和专家的座谈讨论也没有疫情前充分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为代表履职的力度和效果。
来源 | 南方都市报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鼓励“银发族”再次进军劳动市场，已成为国内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去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贤良也聚焦这一社会热议话题，呼吁纠正“歧视老年人再就业”的错误认识。
近日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任贤良表示今年将提交一份建议——完善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再就业老年人的劳动保障，并畅通“老有所为”渠道，通过提供劳动补贴或减税，加强企业雇佣再就业老年人的主动性。
谈老年人再就业：
应对老龄化的现实选择
南都：去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有人对此感到担忧，你怎么看？
任贤良：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自2022年开始，我国每年新增老年人口将超1200万，自此将会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
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人口结构趋于失衡，“未富先老”及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难题。
人口老龄化虽不可逆转，但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机遇——老年人群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尤其是在老年人群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据我了解，我国现有离退休科技人员500多万，其中年龄70岁以下的约占70%，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身体健康、有能力继续发挥作用的约占70%。
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尚好，对幸福生活有很大期待，发挥作用的潜力较大，是老年人力资源的主体，仍然可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南都：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这些年陆续有观点提出启动老年人就业市场。你认为，支持老年人再就业有何重要意义？
任贤良：人口老龄化也是许多其他国家面临的挑战，促进老年人就业是绝大多数国家选择的应对方式。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芬兰等，通过制定种种措施对老年人就业予以保障。
我认为支持老年人再就业，是应对养老金收不抵支风险、维持政策代际公平的有效选择，也是应对老龄化最现实的选择。
南都：当前我们国家在促进老年人再就业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任贤良：首先，老年人再就业的法律法规一直没有出台，缺乏法律保障。我国在老年人再就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尚处于原则性设计和讨论阶段。
其次，目前仍存在歧视老年人再就业的错误认识，利益群体的多元化也导致了一定的社会阻力。延迟退休政策的颁布施行对于政府、企业、劳动者均存在较大适应性考验，存在利益冲突风险。此外，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无法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有效支撑。
最后一点，我发现老年人再就业情况两极分化严重。少数身体状况良好、专业技能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如医生、教师等职业有返聘现象，大部分老年人仍然集中在保洁、保安等低门槛行业。
南都：如何为老年人再就业“做准备”？
任贤良：我认为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完善相关法律，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调节养老金等方式，制定弹性延迟退休方案。三是增加老年人再就业渠道，通过提供劳动补贴或减税，加强企业雇佣再就业老年人主动性。四是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再就业老年人的劳动保障。五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欢迎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的良好舆论氛围。六是开展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培训，为老年人再就业赋能。
谈网络诚信机制建设：
关键是实现信用法治化
南都：去年两会，你带来关于加快推进诚信入法的建议。我们观察发现，过去一年，已有多地引入信用评价、失信约束等诚信机制。如何把握使用诚信机制的度？
任贤良：“人无信不立，网无信不兴”。我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网络领域诚信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网络诚信建设，国家有关部门在重点民生领域持续建设网上信用体系，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快建立，在促进社会民生发展、中小微企业投融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诚信建设的社会氛围愈发浓厚。
正如你所说，多地也已引入信用评价、失信约束等诚信机制。随着互联网新技术广泛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算法和技术的渗透力影响力日渐强大，对网络诚信机制建设提出了新课题。
我认为，把握网络诚信机制建设最重要的还是“法治化”。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最高级形态。因此，网络诚信机制建设的关键还是实现信用法治化。
南都：怎么实现信用法治化，对此有何建议？
任贤良：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科学立法，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推进联合奖惩联动机制，加大信息归集共享开放力度，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用信息公开共享、互联互通，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信息系统。
二是不断依法完善“信用激励惩戒”机制，发挥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引导力和威慑力，使其不敢失信、不能失信。
三是突出市场力量，引导市场主体参与构建联合激励惩戒大格局，加大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探索建立自律性协同惩戒，引导企业主动参与失信治理，始终做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利剑高悬。
谈代表履职：
部分建议内容被吸收到法律制定中
南都：今年是你作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最后一年。这五年有哪些收获？
任贤良：人大代表既是荣誉，也是责任。五年来，我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政治自觉、履行好代表职责。履职过程中，我充分立足于日常工作，积极运用互联网领域的工作实践和调研成果参与到人大工作。
五年来，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助推行业健康发展，在两会期间提出多个建议，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数据流通、网络诚信立法等。部分建议内容被吸收到原有法律修订和新的法律制定中。
同时作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也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及常委会对相关法律的审议，在会上提出一些意见建议，被吸收进最终的法律文本中。
如在审议《乡村振兴促进法》时，我提出乡村振兴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发挥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建议增加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等意见建议，最终被采纳。
南都：履职期间，会不会也有一些遗憾？
任贤良：我觉得遗憾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在此次全国人大履职周期的后半段，只能较多通过网络了解情况和交流意见，有一些地方想去没能去，有一些议题需要深入调研探讨也没能成行。
对基层进行的实地调研和面对面交流较疫情前变少，对一些议题的研究探讨本可以更加直观全面，和专家的座谈讨论也没有疫情前充分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为代表履职的力度和效果。
来源 |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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