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连线】赵伟：对2022年的基建展望
首席嘉宾：赵伟（赵伟为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首席记者：张菁（CCEF研究院 宏观研究员）
首席连线：赵老师，您好。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宏观经济定调“稳健有效”，并提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可以看出明年基建投资扩张的可能性很大。权衡稳增长和防风险，您认为明年实施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会是哪些渠道？城投债、专项债对基建投资的支持力度是否会加大？相对监管是否会放宽？
赵伟：在稳增长与防风险平衡的背景下，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不只是来自于财政，还需要有更加多元化的支持。针对项目的属性不同，合理地去分配资金来源可以更加充分地结合财政市场相应的力量，从而更有效地去支持这些项目。相比一些不那么容易产生现金流的项目，可能更多的由财政来支持；一些质量特别好的项目，可能更多的通过市场化融资的方式去支持。我们推测，资金的来源有可能主要来自于四个方向：第一就是广义的财政支出。广义财政包含了一般财政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一般财政还包含了一些今年结余的资金，有可能部分也用于支持明年的财政支出的项目。我们推算估计，起码一两万亿的规模。政府性基金大幅的收入来源于土地财政，而在土地财政的拖累之下政府性基金只靠专项债去支持，力度相比以前还是要弱一点。我们算下来，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应该是一个负增长，但专项债依然是相应项目的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第二是大型的优质的国企的市场化融资行为，这也是支持稳增长过程当中的一个资金来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还有其他的部委层面的会议也在召开，其实都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隐性债务不能扩张。对城投债、专项债的监管没有放松，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收紧。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有些地方项目，当地的一些企业对项目质量的要求会变得更高。相对质量更高的一些项目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资金需求是通过市场化融资的方式，比如说发债或别的方式去支持。第三是以国开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有可能在这一轮稳增长中，也起到一定的定向支持作用。其实，像国开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贷款体量是不小的。以过去几年的贷款的量来看，高的时候全部的贷款增量的比重能达到超过十个点。稳增长发力的过程中，它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板块。而在中央层面大力支持的一些方向上来看，比如，像16—18年棚改货币化的时候，央行曾经通过类似于PSL的方式定向提供资金去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然后间接支持或者引导他们对重点项目方向加大。类似的操作，在稳增长过程中也是可行的。但是引导的方向有可能会结合新时代或者新的发展方向要求，比如说像是不是支持保障性住房、绿色的经济发展等一些领域。第四个是其他金融机构的一些资金的流动。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就像PSL降息大概5个PB。如果要激励银行为代表的一些金融机构在稳增长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适当降低它负债端的成本来鼓励支撑一些项目也是可行的。
理下来，在稳增长和防风险平衡的背景下，整个基建投资需要多元化的支持。而多元的支持，需要针对不同的项目属性跟质量，合理分配资金的来源。所以，充分利用财政的资金跟市场化的力量，使得这些项目在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这三大方向上得到更好的平衡。
首席连线：那您认为对于会议提出的“适度超前开展基础建设投资”应该如何来理解？资金具体会投向基建中的哪些细分产业？
赵伟：实际上，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在我们看来，包括了传统的基建和新型基建。在十四五规划中，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方向大致可以分成四个，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化改造，交通强国工程建设，还有能源体系建设。也就是稳增长下，适当超前开展基础建设投资的大致方向。对应的传统基建，显然是交通强国类工程建设，像西部的传统铁路，还有新能源体系中的电网，水利水电站等也是可以归到传统范畴里。除此以外，我们可以看到新基建板块中，像刚才提到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以5G为代表的通信网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这种新技术的基础设施投资势必会相应增加。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投资也会相应增加。还有比如产业园、现代物流园区等等服务于区域协调、促进产业发展或者支撑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推演下来的话，大概是以上几个方向。
详情链接：https://t.cn/A6xsIKuN
首席嘉宾：赵伟（赵伟为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首席记者：张菁（CCEF研究院 宏观研究员）
首席连线：赵老师，您好。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宏观经济定调“稳健有效”，并提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可以看出明年基建投资扩张的可能性很大。权衡稳增长和防风险，您认为明年实施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会是哪些渠道？城投债、专项债对基建投资的支持力度是否会加大？相对监管是否会放宽？
赵伟：在稳增长与防风险平衡的背景下，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不只是来自于财政，还需要有更加多元化的支持。针对项目的属性不同，合理地去分配资金来源可以更加充分地结合财政市场相应的力量，从而更有效地去支持这些项目。相比一些不那么容易产生现金流的项目，可能更多的由财政来支持；一些质量特别好的项目，可能更多的通过市场化融资的方式去支持。我们推测，资金的来源有可能主要来自于四个方向：第一就是广义的财政支出。广义财政包含了一般财政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一般财政还包含了一些今年结余的资金，有可能部分也用于支持明年的财政支出的项目。我们推算估计，起码一两万亿的规模。政府性基金大幅的收入来源于土地财政，而在土地财政的拖累之下政府性基金只靠专项债去支持，力度相比以前还是要弱一点。我们算下来，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应该是一个负增长，但专项债依然是相应项目的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第二是大型的优质的国企的市场化融资行为，这也是支持稳增长过程当中的一个资金来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还有其他的部委层面的会议也在召开，其实都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隐性债务不能扩张。对城投债、专项债的监管没有放松，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收紧。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有些地方项目，当地的一些企业对项目质量的要求会变得更高。相对质量更高的一些项目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资金需求是通过市场化融资的方式，比如说发债或别的方式去支持。第三是以国开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有可能在这一轮稳增长中，也起到一定的定向支持作用。其实，像国开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贷款体量是不小的。以过去几年的贷款的量来看，高的时候全部的贷款增量的比重能达到超过十个点。稳增长发力的过程中，它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板块。而在中央层面大力支持的一些方向上来看，比如，像16—18年棚改货币化的时候，央行曾经通过类似于PSL的方式定向提供资金去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然后间接支持或者引导他们对重点项目方向加大。类似的操作，在稳增长过程中也是可行的。但是引导的方向有可能会结合新时代或者新的发展方向要求，比如说像是不是支持保障性住房、绿色的经济发展等一些领域。第四个是其他金融机构的一些资金的流动。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就像PSL降息大概5个PB。如果要激励银行为代表的一些金融机构在稳增长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适当降低它负债端的成本来鼓励支撑一些项目也是可行的。
理下来，在稳增长和防风险平衡的背景下，整个基建投资需要多元化的支持。而多元的支持，需要针对不同的项目属性跟质量，合理分配资金的来源。所以，充分利用财政的资金跟市场化的力量，使得这些项目在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这三大方向上得到更好的平衡。
首席连线：那您认为对于会议提出的“适度超前开展基础建设投资”应该如何来理解？资金具体会投向基建中的哪些细分产业？
赵伟：实际上，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在我们看来，包括了传统的基建和新型基建。在十四五规划中，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方向大致可以分成四个，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化改造，交通强国工程建设，还有能源体系建设。也就是稳增长下，适当超前开展基础建设投资的大致方向。对应的传统基建，显然是交通强国类工程建设，像西部的传统铁路，还有新能源体系中的电网，水利水电站等也是可以归到传统范畴里。除此以外，我们可以看到新基建板块中，像刚才提到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以5G为代表的通信网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这种新技术的基础设施投资势必会相应增加。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投资也会相应增加。还有比如产业园、现代物流园区等等服务于区域协调、促进产业发展或者支撑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推演下来的话，大概是以上几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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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丢了10万块钱，正不知如何跟老婆交代，一个大爷说捡到了我的钱，让我去领。我特意带了一面锦旗过去，拿上钱刚要走，见大爷欲言又止，我顿时会意，又抽出5000块钱给他，没想到他说，“我不要钱，我要别的。”
早些年，我和老婆一起起早贪黑的跑出租，挣到钱后我们贷款买了三台挖掘机四处揽活，如今贷款早已经还清，家里条件还不错，有车有房还有200多万存款。
那10万块钱，是5年前，我一个朋友说他妈病了，从我这借走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妈根本没病，他拿我的钱去哄我老婆的闺蜜了。
为这事，老婆天天埋怨我，说我交友不慎，是我害了她闺蜜。她闺蜜不天天想着傍大款，能上我朋友的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女人不讲理起来，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几天前，我催朋友还钱，你们猜他怎么说，他说“我凭本事借的，你也凭本事往回要”。我没本事，可我老婆有啊，不知道她和闺蜜用的什么手段，竟然乖乖的让我朋友还钱了。
昨天，朋友让我去他家拿钱，我临走前，朋友说，“真不知道这些年你怎么忍受的，你老婆简直是母夜叉孙二娘啊，开黑店，打家劫舍出身的吧！”我故意气他，“那我就是菜园子张青，妇唱夫随。”
回家的路上，我只顾着想老婆怎么让我朋友就范的，到家才发现钱丢了。幸亏老婆和她闺蜜一起泡温泉去了，要3天才回来，否则有我好受的。
财帛动人心，10万块钱，工薪阶层一年都攒不下这么多，我不抱希望，但我还是祈祷我的钱能落在一个好人手里，他能发扬风格，把钱给我送回来，要不，我真不知道怎么过老婆那关啊！
我正对灯发誓，谁把钱给我送回来，我就送他一面拾金不昧的锦旗，一个大爷的电话就打来了，说他在一个花坛上捡到一个红塑料袋，里面有钱用报纸包着，还有一张名片，他按名片上的电话找到了我。
我一下子回忆起来，回来的路上，我刚走到一个花坛边，老婆就来电话问我钱拿没拿到，我把塑料袋放到花坛上，对老婆一痛吹捧，边打电话边往家走，把钱忘到了脑后。
大爷给了我地址，让我去他家拿钱，路上，我说到做到，给大爷做了一面锦旗。大爷住在郊区，院子里满是废品，应该是捡破烂的，住的平房又矮又暗，一看生活就不富裕，这更让我对大爷多了几分敬佩之情，人穷志不穷啊，难得！
大爷人挺心细，问我钱数，名片样式，核对上面的信息，还问我名片上的挖掘机租赁是怎么回事，把我问得都烦了，确认无误，才把钱交给我。我递上锦旗，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正准备告辞，他却拽住我，不让我走，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顿时明白了，拿出5000块钱递给他，“大爷，这是我一点心意，你别嫌少，这是你应得的。”没想到他连连摆手，说他不要钱，他想要点别的。
还有比钱更实惠的吗？我顿时警觉，他说“真正拾金不昧的人，是不会跟失主提要求的，这锦旗我受之有愧，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只能厚着一张老脸求你了。”
原来，大爷一辈子未婚，以捡破烂为生，他有一个孙子，是捡的。那时他孙子一周大，大爷把他带回家，才发现他是个残疾的孩子，两条腿和胳膊不一般长，还兔唇，应该是因此才被父母丢弃的。大爷无儿无女，觉得这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决定收留这个孩子，把他抚养成人。
他孙子从小对机械感兴趣，尤其是挖掘机，无论是图片还是真家伙，总是看得入神。于是大爷省吃俭用，孙子大了后，就把他送去了技校学开挖掘机，想着让他有一技之长，以后能养活自己。
没想到，他孙子毕业后，用人单位见他是残疾人，都婉拒了他。到现在，他孙子已经毕业两年了，还没找到工作，一直在跟他捡破烂。
一个月前，他觉得胸口不舒服，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肺癌晚期，医生说如果不治的话，还能活半年。他没钱治不起，也看得开，现在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他孙子。
那天，他捡到钱后，曾想过不还我，把钱存起来，留给他孙子。但他穷了一辈子却没做过一件对不起良心的事，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把钱还我，见我名片上有挖掘机租赁几个字，细问下，知道我家有挖掘机，正在招司机，于是求我给他孙子一个机会。他说，别看他孙子是残疾人，但技术可好了，不会让我操心的。
我听得感动，对大爷说，“明天我就来接你孙子，聘他做我的司机，你放心，只要我在这个行当干一天，就让他跟着我一天，即便以后我不干这一行了，我也会介绍他去朋友那，我保证一定让他始终有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我还能再为这对爷孙做点别的吗？他们真的很困难。
#情感文字#来源网络
早些年，我和老婆一起起早贪黑的跑出租，挣到钱后我们贷款买了三台挖掘机四处揽活，如今贷款早已经还清，家里条件还不错，有车有房还有200多万存款。
那10万块钱，是5年前，我一个朋友说他妈病了，从我这借走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妈根本没病，他拿我的钱去哄我老婆的闺蜜了。
为这事，老婆天天埋怨我，说我交友不慎，是我害了她闺蜜。她闺蜜不天天想着傍大款，能上我朋友的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女人不讲理起来，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几天前，我催朋友还钱，你们猜他怎么说，他说“我凭本事借的，你也凭本事往回要”。我没本事，可我老婆有啊，不知道她和闺蜜用的什么手段，竟然乖乖的让我朋友还钱了。
昨天，朋友让我去他家拿钱，我临走前，朋友说，“真不知道这些年你怎么忍受的，你老婆简直是母夜叉孙二娘啊，开黑店，打家劫舍出身的吧！”我故意气他，“那我就是菜园子张青，妇唱夫随。”
回家的路上，我只顾着想老婆怎么让我朋友就范的，到家才发现钱丢了。幸亏老婆和她闺蜜一起泡温泉去了，要3天才回来，否则有我好受的。
财帛动人心，10万块钱，工薪阶层一年都攒不下这么多，我不抱希望，但我还是祈祷我的钱能落在一个好人手里，他能发扬风格，把钱给我送回来，要不，我真不知道怎么过老婆那关啊！
我正对灯发誓，谁把钱给我送回来，我就送他一面拾金不昧的锦旗，一个大爷的电话就打来了，说他在一个花坛上捡到一个红塑料袋，里面有钱用报纸包着，还有一张名片，他按名片上的电话找到了我。
我一下子回忆起来，回来的路上，我刚走到一个花坛边，老婆就来电话问我钱拿没拿到，我把塑料袋放到花坛上，对老婆一痛吹捧，边打电话边往家走，把钱忘到了脑后。
大爷给了我地址，让我去他家拿钱，路上，我说到做到，给大爷做了一面锦旗。大爷住在郊区，院子里满是废品，应该是捡破烂的，住的平房又矮又暗，一看生活就不富裕，这更让我对大爷多了几分敬佩之情，人穷志不穷啊，难得！
大爷人挺心细，问我钱数，名片样式，核对上面的信息，还问我名片上的挖掘机租赁是怎么回事，把我问得都烦了，确认无误，才把钱交给我。我递上锦旗，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正准备告辞，他却拽住我，不让我走，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顿时明白了，拿出5000块钱递给他，“大爷，这是我一点心意，你别嫌少，这是你应得的。”没想到他连连摆手，说他不要钱，他想要点别的。
还有比钱更实惠的吗？我顿时警觉，他说“真正拾金不昧的人，是不会跟失主提要求的，这锦旗我受之有愧，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只能厚着一张老脸求你了。”
原来，大爷一辈子未婚，以捡破烂为生，他有一个孙子，是捡的。那时他孙子一周大，大爷把他带回家，才发现他是个残疾的孩子，两条腿和胳膊不一般长，还兔唇，应该是因此才被父母丢弃的。大爷无儿无女，觉得这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决定收留这个孩子，把他抚养成人。
他孙子从小对机械感兴趣，尤其是挖掘机，无论是图片还是真家伙，总是看得入神。于是大爷省吃俭用，孙子大了后，就把他送去了技校学开挖掘机，想着让他有一技之长，以后能养活自己。
没想到，他孙子毕业后，用人单位见他是残疾人，都婉拒了他。到现在，他孙子已经毕业两年了，还没找到工作，一直在跟他捡破烂。
一个月前，他觉得胸口不舒服，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肺癌晚期，医生说如果不治的话，还能活半年。他没钱治不起，也看得开，现在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他孙子。
那天，他捡到钱后，曾想过不还我，把钱存起来，留给他孙子。但他穷了一辈子却没做过一件对不起良心的事，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把钱还我，见我名片上有挖掘机租赁几个字，细问下，知道我家有挖掘机，正在招司机，于是求我给他孙子一个机会。他说，别看他孙子是残疾人，但技术可好了，不会让我操心的。
我听得感动，对大爷说，“明天我就来接你孙子，聘他做我的司机，你放心，只要我在这个行当干一天，就让他跟着我一天，即便以后我不干这一行了，我也会介绍他去朋友那，我保证一定让他始终有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我还能再为这对爷孙做点别的吗？他们真的很困难。
#情感文字#来源网络
【#书评# | “小镇做题家”何以成为“985废物”？】近两年在国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汇在网络热传，成为一些高校学生自嘲的标签。这些学生往往出身小城镇，他们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因此考入顶级高校，但又自觉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也因此在学业和工作上受到一定阻碍。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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