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佛陀涅槃日，请让我们念三遍“佛陀最后的遗教”来忆念佛陀。。。
佛陀不久进入了拘尸那迦罗城，吩咐阿难道：“你去为我在娑罗双树间敷座设床，头在北面向西，我的教法最近可以北方宏传，未来也会盛行在西方。我于今夜将入涅槃。”
阿难和大家听了都流泪不止，后来大家商量光是这样啼哭没有甚么用，要紧的提出有关如何使未来正法久住的问题来请示佛陀才是。经过商量以后，公推阿难请问佛陀道： “佛陀！我们弟子大家禁不住伤感之情，有四个问题最后请示佛陀：
“第一、佛陀住世的时候，我们大家依佛陀为师，佛陀涅槃以后，我们依谁为师呢？
“第二、佛陀住世的时候，我们依佛陀安住，佛陀涅槃以后，我们依甚么而安住呢？
“第三、佛陀住世的时候，凶恶的人有佛陀调伏，佛陀涅槃以后，凶恶的人如何去调伏呢？
“第四、佛陀住世时，佛陀的言教，大家易生信解，佛陀涅槃以后，经典的结集，如何才能叫人起信呢？”
佛陀慈祥恺悌的回答道：“阿难！你代表大家提出这四个问题来问我，确实非常重要。
“你们不要这么悲泣，要是舍利弗和目犍连还是在世的话，一定不会像你们这样；大迦叶此刻还在途中，我涅槃前他是来不及赶到。你们要认识法性，佛陀如果以应身住世的话，这终是无常之相，唯有佛陀进入涅槃，你们依法而行，才是佛陀常住在世间！“我现在答复你们的四个问题，你们好好的记着：
“第一、你问我涅槃以后，依谁为师；应依戒为师。
“第二、你问我涅槃以后，应依何安住，应依四念处安住。
“第三、你问我涅槃以后，恶人如何调伏，应默摈置之。
“第四、你问我涅槃以后，经典如何叫人起信，应在一切经首安‘如是我闻’之句。
“阿难！ 你们应常常思慕佛陀的生处，佛陀的悟处，佛陀的说法处，佛陀的涅槃处。要紧的是身常行慈，口常行慈，意常行慈。别的不用挂心，现在不要悲伤，赶快去娑罗双树间为我敷座设床。”
佛陀的话，听得阿难和大家更感动！更伤心！
佛陀在娑罗双树间，左近有五百力士听说佛陀将要进入涅槃，大家都来向佛陀顶礼。这以后，又有一个外道须跋陀罗，年龄已一百余岁，在外道中是很有学识道德的长者。然未闻正法，始终没有开悟。这一天听说大觉佛陀要在这里涅槃，想到慧灯将要熄灭，法船将要沉没，他不得不带着勇气匆忙的前来向佛陀请教，以打破他胸中一向的疑团。须跋陀罗到达娑罗双树，穿过重重跪在地下皈依佛陀的人，正当阿难侍奉着佛陀，阿难一见来者是个外道，怕他是来和佛陀辩论，赶快向前阻拦道：“请你不要再来打扰佛陀，佛陀今夜将要涅槃。”须跋陀罗向阿难尊者要求道：“正是因为听说佛陀将要涅槃我才来的。我此时已感觉到佛世难遇，正法难闻，请你帮忙，我心中有个疑团一定要佛陀才能解决！”这时候，阿难是再三的辞谢，须跋陀罗是再三的请求。大悲的佛陀，不舍众生，听到求道者的声音，即喊阿难道：“阿难！他不是来和我论战的，他是须跋陀罗，是我最后的弟子。让我去除他的疑惑，让他来和我见面。”
阿难没有办法，只得带须跋陀罗引见佛陀，须跋陀罗很是欢喜的问道：
“佛陀！世间上所有的沙门、婆罗门、六师外道，都说自己是一切智人，又说除他以外，其他的宗教都是邪宗邪教，自己所行的是解脱大道，别人都是错入歧途。这样互相非难，这正邪究竟如何分别呢？是非究竟以甚么为标准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得到解脱呢？”
佛陀欢喜微笑着回答道：
“须跋陀罗！你问得很好，我很高兴为你解答，世间上无论那一个修行者，如果他不知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三法印，他就不能认识诸法的根本；他如果不修学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的八圣道，他就不是真正的修道者，就不能获得自在和解脱。
“须跋陀罗！世间上谁的法中有三法印和八圣道呢？我以真实的话告诉你，唯佛陀的法中才有八圣道，唯有佛陀的教法中才有真正解脱的沙门，唯有佛陀才是一切智人。
“须跋陀罗！观察外道的教法，他们不依三法印，没有八圣道，当然就没有解脱的修道者。虽然他们说有，那不过都是妄言。
“须跋陀罗！我八十年前四月初八日降生在王宫，后来受教育时也曾被六师外道所迷。我十九岁的那年二月初八日出家，三十一岁的那年十二月初八日在菩提树下成道，今天是八十岁的二月十五日，我于午夜在此娑罗双树间涅槃。
“须跋陀罗！从我成道的时候起，这个世间上才真正的有沙门；我涅槃后，留正法于人间，信仰的人定能获得解脱，佛陀才真正是一切智慧之源。”
须跋陀罗听闻佛陀的真理之音，心中的迷雾顿时开朗，当即证得阿罗汉果，他顶礼佛陀的圣颜，发愿作佛陀住世最后的弟子，并就在佛陀身旁先入涅槃，大家见了都很感动。
佛陀以吉祥卧的姿势卧在娑罗双树之间床上，很多的弟子围绕在佛陀的四周，大家都是揩鼻抹泪。这时，风息林静，鸟兽没有鸣声，树木之皮流出水滴，百花都萎谢凋零。整个的世间都现出寂寞萧条的现象。
佛陀心如止水，和平常说法没有两样，静静的向诸弟子作最后的遗教：
“诸比丘弟子！我涅槃以后，你们要尊敬珍重波罗提木叉，善为受持，不要遗忘。戒就是指导你们的大师，你们持戒，如贫穷的人得到宝物，如黑暗中燃起明灯。这和我住世，没有甚么不同。
“诸比丘弟子！你们要弘通正法，从事自利利他和救人救世的真理运动，不要贪图财利，不要贩卖贸易安置田宅。你们修道利人，自有人供养，不用为生活操心。
“诸比丘弟子！你们要奉行正法，不要占相吉凶和咒术仙药，不要结好贵人，亲厚媟慢，你们应该节身时食，清净自活；要端心正念求度，不要显异惑众。
“诸比丘弟子！你们更应该节制六根，不要让六根追逐六尘，以免放逸堕落。好像管理凶悍的恶马，一定要用辔制，不然，将会把人牵坠入陷坑之中。恶马之害，只有一世，六根之害，殃及累世，这是不能不谨慎注意。
“诸比丘弟子！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是以心为主，大家要好好制心，心的可畏，甚于毒蛇、恶兽、怨贼。好像人的手中拿着蜜器，动转轻躁，观看到蜜，不见前面举步就有陷坑。放纵心意，好像狂象无钩，猿猴得树，能够丧失一切善事，所以你们要精进修道，把心栖于安静的境界。
“诸比丘弟子！你们接受到饮食供养，应当作服药之想，好和坏都不要增减。不要起贪嗔之心，饮食不过是为资养色身，除去身体的饥渴。受食要如蜜蜂在花上采蜜，但取其味，不损食香，不要多求，以免坏其善心。
“诸比丘弟子！假如有恶人前来伤害你们，你们当自摄心，不要起嗔恨的念头；更要护口，不要说恶毒的语言。你们要知道放纵嗔恚的心，就能妨碍修道，破诸善法，坏好名闻，失去一切功德之宝。忍的美德，持戒和苦行都不能及。能够行忍的人，才是有力大人！假若不能用欢喜之心，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就不能称做有道的智慧之人。
“诸比丘弟子！你们不要有骄慢的心，不要有谄曲的心，不要有欺诳的心，不要有悭吝的心，心宜端正，以质直为本。
“诸比丘弟子！你们应当知道多欲的人，苦恼亦多；少欲的人，才是住于安稳的世界。你们要脱离苦恼，就要知足，知足之法，才是幸福安乐之道。
“诸比丘弟子！你们要勤于精进弘法修道，则事无大小，就没有困难之处，好像涓涓的细流，也能凿石穿山，进入大川巨海；否则，对于弘法的家务，利生的事业，常常懈废，如同攒木取火，未热而息，虽然要想得火，火怎能自动跑出来呢？
“诸比丘弟子！你们要不忘正念，一切烦恼恶魔就不能侵入。
你们要做勇猛的将军，披着重铠，持着禅定的刀刃，征服六尘境界的魔军；佩着智慧的利剑，知道世间生灭的法相，降伏一切诸有的苦患。
“诸比丘弟子！在生死的大海中，你们要撑好智慧的法船，渡过愚痴爱执的浊流，燃着智慧的灯光，走过无明闇冥的世间。常以闻思修的智慧，才能进入三摩地。
“诸比丘弟子！你们要记好我说的法，不要忘失。我如良医，知病说药，服与不服，咎不在医；我又如善导，导人善道，闻者不行，过不在导。
“诸比丘弟子！我所说四圣谛十二因缘，是宇宙人生真理，今我将要涅槃，如有疑者，可速问我，我当为你们解答。”
夜是静静的，没有别的音声，只有佛陀说法的音声，月光分外明亮，流星划过长空，诸比丘弟子呼吸不敢有声，聆听佛陀最后的法语。最后佛陀问大家对四圣谛、十二因缘有不解的地方，可提出来问。如是三问，大家都默默无言，因为都没有疑惑，当时天眼第一的阿那律就对佛陀说道：
“佛陀！我们了解四圣谛和十二因缘的真理，在这个世间上，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佛陀的四圣谛和十二因缘的教法不可令异。”
佛陀非常安静，没有一点疲倦的样子，这就是将要进入涅槃的佛陀吗？叫人真难以了解，诸比丘弟子都在黯然的啜泣。
佛陀不久进入了拘尸那迦罗城，吩咐阿难道：“你去为我在娑罗双树间敷座设床，头在北面向西，我的教法最近可以北方宏传，未来也会盛行在西方。我于今夜将入涅槃。”
阿难和大家听了都流泪不止，后来大家商量光是这样啼哭没有甚么用，要紧的提出有关如何使未来正法久住的问题来请示佛陀才是。经过商量以后，公推阿难请问佛陀道： “佛陀！我们弟子大家禁不住伤感之情，有四个问题最后请示佛陀：
“第一、佛陀住世的时候，我们大家依佛陀为师，佛陀涅槃以后，我们依谁为师呢？
“第二、佛陀住世的时候，我们依佛陀安住，佛陀涅槃以后，我们依甚么而安住呢？
“第三、佛陀住世的时候，凶恶的人有佛陀调伏，佛陀涅槃以后，凶恶的人如何去调伏呢？
“第四、佛陀住世时，佛陀的言教，大家易生信解，佛陀涅槃以后，经典的结集，如何才能叫人起信呢？”
佛陀慈祥恺悌的回答道：“阿难！你代表大家提出这四个问题来问我，确实非常重要。
“你们不要这么悲泣，要是舍利弗和目犍连还是在世的话，一定不会像你们这样；大迦叶此刻还在途中，我涅槃前他是来不及赶到。你们要认识法性，佛陀如果以应身住世的话，这终是无常之相，唯有佛陀进入涅槃，你们依法而行，才是佛陀常住在世间！“我现在答复你们的四个问题，你们好好的记着：
“第一、你问我涅槃以后，依谁为师；应依戒为师。
“第二、你问我涅槃以后，应依何安住，应依四念处安住。
“第三、你问我涅槃以后，恶人如何调伏，应默摈置之。
“第四、你问我涅槃以后，经典如何叫人起信，应在一切经首安‘如是我闻’之句。
“阿难！ 你们应常常思慕佛陀的生处，佛陀的悟处，佛陀的说法处，佛陀的涅槃处。要紧的是身常行慈，口常行慈，意常行慈。别的不用挂心，现在不要悲伤，赶快去娑罗双树间为我敷座设床。”
佛陀的话，听得阿难和大家更感动！更伤心！
佛陀在娑罗双树间，左近有五百力士听说佛陀将要进入涅槃，大家都来向佛陀顶礼。这以后，又有一个外道须跋陀罗，年龄已一百余岁，在外道中是很有学识道德的长者。然未闻正法，始终没有开悟。这一天听说大觉佛陀要在这里涅槃，想到慧灯将要熄灭，法船将要沉没，他不得不带着勇气匆忙的前来向佛陀请教，以打破他胸中一向的疑团。须跋陀罗到达娑罗双树，穿过重重跪在地下皈依佛陀的人，正当阿难侍奉着佛陀，阿难一见来者是个外道，怕他是来和佛陀辩论，赶快向前阻拦道：“请你不要再来打扰佛陀，佛陀今夜将要涅槃。”须跋陀罗向阿难尊者要求道：“正是因为听说佛陀将要涅槃我才来的。我此时已感觉到佛世难遇，正法难闻，请你帮忙，我心中有个疑团一定要佛陀才能解决！”这时候，阿难是再三的辞谢，须跋陀罗是再三的请求。大悲的佛陀，不舍众生，听到求道者的声音，即喊阿难道：“阿难！他不是来和我论战的，他是须跋陀罗，是我最后的弟子。让我去除他的疑惑，让他来和我见面。”
阿难没有办法，只得带须跋陀罗引见佛陀，须跋陀罗很是欢喜的问道：
“佛陀！世间上所有的沙门、婆罗门、六师外道，都说自己是一切智人，又说除他以外，其他的宗教都是邪宗邪教，自己所行的是解脱大道，别人都是错入歧途。这样互相非难，这正邪究竟如何分别呢？是非究竟以甚么为标准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得到解脱呢？”
佛陀欢喜微笑着回答道：
“须跋陀罗！你问得很好，我很高兴为你解答，世间上无论那一个修行者，如果他不知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三法印，他就不能认识诸法的根本；他如果不修学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的八圣道，他就不是真正的修道者，就不能获得自在和解脱。
“须跋陀罗！世间上谁的法中有三法印和八圣道呢？我以真实的话告诉你，唯佛陀的法中才有八圣道，唯有佛陀的教法中才有真正解脱的沙门，唯有佛陀才是一切智人。
“须跋陀罗！观察外道的教法，他们不依三法印，没有八圣道，当然就没有解脱的修道者。虽然他们说有，那不过都是妄言。
“须跋陀罗！我八十年前四月初八日降生在王宫，后来受教育时也曾被六师外道所迷。我十九岁的那年二月初八日出家，三十一岁的那年十二月初八日在菩提树下成道，今天是八十岁的二月十五日，我于午夜在此娑罗双树间涅槃。
“须跋陀罗！从我成道的时候起，这个世间上才真正的有沙门；我涅槃后，留正法于人间，信仰的人定能获得解脱，佛陀才真正是一切智慧之源。”
须跋陀罗听闻佛陀的真理之音，心中的迷雾顿时开朗，当即证得阿罗汉果，他顶礼佛陀的圣颜，发愿作佛陀住世最后的弟子，并就在佛陀身旁先入涅槃，大家见了都很感动。
佛陀以吉祥卧的姿势卧在娑罗双树之间床上，很多的弟子围绕在佛陀的四周，大家都是揩鼻抹泪。这时，风息林静，鸟兽没有鸣声，树木之皮流出水滴，百花都萎谢凋零。整个的世间都现出寂寞萧条的现象。
佛陀心如止水，和平常说法没有两样，静静的向诸弟子作最后的遗教：
“诸比丘弟子！我涅槃以后，你们要尊敬珍重波罗提木叉，善为受持，不要遗忘。戒就是指导你们的大师，你们持戒，如贫穷的人得到宝物，如黑暗中燃起明灯。这和我住世，没有甚么不同。
“诸比丘弟子！你们要弘通正法，从事自利利他和救人救世的真理运动，不要贪图财利，不要贩卖贸易安置田宅。你们修道利人，自有人供养，不用为生活操心。
“诸比丘弟子！你们要奉行正法，不要占相吉凶和咒术仙药，不要结好贵人，亲厚媟慢，你们应该节身时食，清净自活；要端心正念求度，不要显异惑众。
“诸比丘弟子！你们更应该节制六根，不要让六根追逐六尘，以免放逸堕落。好像管理凶悍的恶马，一定要用辔制，不然，将会把人牵坠入陷坑之中。恶马之害，只有一世，六根之害，殃及累世，这是不能不谨慎注意。
“诸比丘弟子！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是以心为主，大家要好好制心，心的可畏，甚于毒蛇、恶兽、怨贼。好像人的手中拿着蜜器，动转轻躁，观看到蜜，不见前面举步就有陷坑。放纵心意，好像狂象无钩，猿猴得树，能够丧失一切善事，所以你们要精进修道，把心栖于安静的境界。
“诸比丘弟子！你们接受到饮食供养，应当作服药之想，好和坏都不要增减。不要起贪嗔之心，饮食不过是为资养色身，除去身体的饥渴。受食要如蜜蜂在花上采蜜，但取其味，不损食香，不要多求，以免坏其善心。
“诸比丘弟子！假如有恶人前来伤害你们，你们当自摄心，不要起嗔恨的念头；更要护口，不要说恶毒的语言。你们要知道放纵嗔恚的心，就能妨碍修道，破诸善法，坏好名闻，失去一切功德之宝。忍的美德，持戒和苦行都不能及。能够行忍的人，才是有力大人！假若不能用欢喜之心，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就不能称做有道的智慧之人。
“诸比丘弟子！你们不要有骄慢的心，不要有谄曲的心，不要有欺诳的心，不要有悭吝的心，心宜端正，以质直为本。
“诸比丘弟子！你们应当知道多欲的人，苦恼亦多；少欲的人，才是住于安稳的世界。你们要脱离苦恼，就要知足，知足之法，才是幸福安乐之道。
“诸比丘弟子！你们要勤于精进弘法修道，则事无大小，就没有困难之处，好像涓涓的细流，也能凿石穿山，进入大川巨海；否则，对于弘法的家务，利生的事业，常常懈废，如同攒木取火，未热而息，虽然要想得火，火怎能自动跑出来呢？
“诸比丘弟子！你们要不忘正念，一切烦恼恶魔就不能侵入。
你们要做勇猛的将军，披着重铠，持着禅定的刀刃，征服六尘境界的魔军；佩着智慧的利剑，知道世间生灭的法相，降伏一切诸有的苦患。
“诸比丘弟子！在生死的大海中，你们要撑好智慧的法船，渡过愚痴爱执的浊流，燃着智慧的灯光，走过无明闇冥的世间。常以闻思修的智慧，才能进入三摩地。
“诸比丘弟子！你们要记好我说的法，不要忘失。我如良医，知病说药，服与不服，咎不在医；我又如善导，导人善道，闻者不行，过不在导。
“诸比丘弟子！我所说四圣谛十二因缘，是宇宙人生真理，今我将要涅槃，如有疑者，可速问我，我当为你们解答。”
夜是静静的，没有别的音声，只有佛陀说法的音声，月光分外明亮，流星划过长空，诸比丘弟子呼吸不敢有声，聆听佛陀最后的法语。最后佛陀问大家对四圣谛、十二因缘有不解的地方，可提出来问。如是三问，大家都默默无言，因为都没有疑惑，当时天眼第一的阿那律就对佛陀说道：
“佛陀！我们了解四圣谛和十二因缘的真理，在这个世间上，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佛陀的四圣谛和十二因缘的教法不可令异。”
佛陀非常安静，没有一点疲倦的样子，这就是将要进入涅槃的佛陀吗？叫人真难以了解，诸比丘弟子都在黯然的啜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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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抢救敦煌文化 是我国学者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文化觉醒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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