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严经》如来六次以心论心
（第十六段）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亦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世尊亦言：心不在内、亦不在外。如我思维，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知故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义。今相知故，复内无见，当在中间。佛言：汝言中间，中必不迷，非无所在？今汝推中，中何为在？为复在处！为当在身？若在身者，在边非中，在中同内，若在处者，为有所表？为无所表？无表同无，表者无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为中时，东看则西、南观成北。表体既混，心应杂乱。
阿难言：我所说中，非此二种。如世尊言：眼色为缘，生于眼识，眼有分别，色尘无知，识生其中，则为心在。佛言：汝心若在根尘之中，此之心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若兼二者，物体杂乱，物非体知，成敌两立，云何为中？兼二不成，非知不知，即无体性，中何为相？是故应知：当在中间，无有是处。】
阿难对佛说：世尊！我听佛与文殊菩萨和其他“法王子”谈“实相”时，说心不在内、也不在外。这里说的法王子”，是十地以上大菩萨的尊称。因大菩萨是出生于法王之家，能够传承佛法，故称法王子。经中多称文殊、普贤、观音、势至，这些等觉菩萨为法王子。文殊菩萨为释尊二胁士之上座，是助佛教化的第一法子。《佛地论》说：“从世尊口正法所生，绍继佛身不断绝，故名法王子。”其特征为《佛说宝云经》中论述法王子有十德，即：
1、以相具严身：《大乘百福庄严经》中说：“每修一百福，庄严一相，菩萨修行要经过一百大劫，才能成就相好，即“百福庄严”相。”法王子已具足了这百福庄严相。
2、众好如妙华：指佛、菩萨之身所具足之殊胜容貌形相中，最特别的有三十二种，称为三十二相；微细隐秘难见者有八十种，称为八十种好。两者合称相好。转轮圣王也具足三十二相，而八十种好则唯佛、菩萨才能具足。法王子已具足了这八十种众好，尊贵之相如妙色莲华。
3、诸根满足无有缺减：诸根指身体六根和信根、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这五大善根，均已具足，无一缺损。
4、如来所亲近法亦能亲近：指法王子对佛所亲近的五乘佛法、三乘菩提及一乘了义都心生欢喜，乐于宣说。
5、如来所行道亦能顺行：法王子对如来所修无上大法，都能顺从并依教奉行。
6、如来所解法亦能顺解：法王子对如来解释的方便法和究竟法都能随顺理解，并能随缘讲解，对一切法均已通达无碍。
7、成熟苦恼众生：法王子能救拔因缘成熟中的苦恼众生出离生死轮回。
8、善修学戒：法王子善于修三学六度并严持一切戒律。
9、长夜勤行四无量心：法王子长期无间断地勤于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这四无量心。
10、于如来所止之城亦能住中：如来所居止的大涅盘城，法王子也能居住。具此十事，是名菩萨法王之子。
又以上所说“实相”全称“诸法实相”：指各种物质现象和一切生命现象的真实面目。“诸法实相”这四个字是所有大乘经典的要义，“诸法”指的是世出世间一切法，这一切法包括虚空宇宙，十方世界，秽净二土，有相无相、有形无形等等差别之现象及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等动静二态。
“实相”就是能生这一切法的真实体相，具平等不二，随缘不变之理。小乘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法印为实相；大乘则以“缘起性空”之一法印为实相。根据《大品般若经》卷十七<深奥品>与《法华经》卷一<方便品>所说：诸法实相唯佛所自证究竟，非名字、语言所能显示。是外道、声闻等也尽皆期望，而未能得之的真实相。
实相有很多种解说，但所有解说都大同小异，总以不可得之“空”为第一义真实谛。以远离“不生、不灭、不断、不常”等一切戏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离言绝相，了了常知处为诸法实相。简而言之：实相就是“常住真心”、无上菩提、如来、佛等名相和称号。
阿难说：佛与文殊等法王子谈诸法实相时，说心不在内、也不在外，于是我就想，心在内又不能见内、心在外又与我身体不相干。不能见内，心在内的说法就不能成立；而心和身是互相感知的，说心在外也是不合义理的。所以这个心在内在外都是不对的，我而今知道这个道理了，内外都不是，那就应当是在内外的中间了吧？
佛说：你说“心”在内外的中间，就必然不会迷惑了，中间就是心之所在。但心是遍一切处而无所不在的，你将心局限于中间，就不是无所不在了。再说你推测的这个“中”，它应该有个位置吧！在那个位置呢？是在身体上吗？如在身体上，那么在身体上的那一边呢？是左边还是右边？但不论在那一边，都成了不是左、就是右，而不是中了。
如果是在身体的中间，那就等同于心在身内的说法了。如果在一处，那是在身体的表面呢？还是不在表面？如不是在表面就等同于没有，如是表面也不能确定那里是中呀！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以人的整体表面为中，那么从东面看过来，这体表即是西；从南面看过来，这体表即是北。如此则体表就成了或西或北，混乱模糊，就没有一个定处了，这心不也就杂乱无章了吗？哪里还有一个“中”呢？
阿难对佛说：我说的中，不是这两种情况，如世尊所说，眼以外物色尘为缘而有眼识，眼识有分别色尘的作用，而外缘色尘是没有知觉的，我说的“心”就在眼根和外物的中间，这个中间才是心之所在。
佛说：你“心”如果在眼根和色尘的中间，那么这“心体”（心体即有觉知的佛性）是兼连眼根和色尘二端呢？还是不兼连？如果兼连眼根和色尘二端（色尘指一切物质现象和一切生命现象），那么色尘如花草树木等类是纷扰杂乱而无知觉的，如“心”与其相连，又与眼根相连，这眼根和色尘都有了心，就有两个心了，那么谁是真心？谁是假心？
如果要分出真假，誓必就会相互排斥，岂不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了。如果眼根、色尘，与“心”又连在一起，由此就会变成眼根和色尘这两边都有知觉，心也住在两边去了，那么什么是中间呢？如果不兼连两边，心既不在眼根、也不在色尘，那么有认知作用的眼根就失去了体性，失去体性的眼根就等同于无知觉的色尘，就不能再识别色尘了，那么眼根和色尘都同时失去了能鉴别和定位的作用，这样的话，哪里还有一个中间相呢？所以，你应该知道，说心在眼根和物象的中间是不对的。
（第十六段）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亦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世尊亦言：心不在内、亦不在外。如我思维，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知故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义。今相知故，复内无见，当在中间。佛言：汝言中间，中必不迷，非无所在？今汝推中，中何为在？为复在处！为当在身？若在身者，在边非中，在中同内，若在处者，为有所表？为无所表？无表同无，表者无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为中时，东看则西、南观成北。表体既混，心应杂乱。
阿难言：我所说中，非此二种。如世尊言：眼色为缘，生于眼识，眼有分别，色尘无知，识生其中，则为心在。佛言：汝心若在根尘之中，此之心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若兼二者，物体杂乱，物非体知，成敌两立，云何为中？兼二不成，非知不知，即无体性，中何为相？是故应知：当在中间，无有是处。】
阿难对佛说：世尊！我听佛与文殊菩萨和其他“法王子”谈“实相”时，说心不在内、也不在外。这里说的法王子”，是十地以上大菩萨的尊称。因大菩萨是出生于法王之家，能够传承佛法，故称法王子。经中多称文殊、普贤、观音、势至，这些等觉菩萨为法王子。文殊菩萨为释尊二胁士之上座，是助佛教化的第一法子。《佛地论》说：“从世尊口正法所生，绍继佛身不断绝，故名法王子。”其特征为《佛说宝云经》中论述法王子有十德，即：
1、以相具严身：《大乘百福庄严经》中说：“每修一百福，庄严一相，菩萨修行要经过一百大劫，才能成就相好，即“百福庄严”相。”法王子已具足了这百福庄严相。
2、众好如妙华：指佛、菩萨之身所具足之殊胜容貌形相中，最特别的有三十二种，称为三十二相；微细隐秘难见者有八十种，称为八十种好。两者合称相好。转轮圣王也具足三十二相，而八十种好则唯佛、菩萨才能具足。法王子已具足了这八十种众好，尊贵之相如妙色莲华。
3、诸根满足无有缺减：诸根指身体六根和信根、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这五大善根，均已具足，无一缺损。
4、如来所亲近法亦能亲近：指法王子对佛所亲近的五乘佛法、三乘菩提及一乘了义都心生欢喜，乐于宣说。
5、如来所行道亦能顺行：法王子对如来所修无上大法，都能顺从并依教奉行。
6、如来所解法亦能顺解：法王子对如来解释的方便法和究竟法都能随顺理解，并能随缘讲解，对一切法均已通达无碍。
7、成熟苦恼众生：法王子能救拔因缘成熟中的苦恼众生出离生死轮回。
8、善修学戒：法王子善于修三学六度并严持一切戒律。
9、长夜勤行四无量心：法王子长期无间断地勤于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这四无量心。
10、于如来所止之城亦能住中：如来所居止的大涅盘城，法王子也能居住。具此十事，是名菩萨法王之子。
又以上所说“实相”全称“诸法实相”：指各种物质现象和一切生命现象的真实面目。“诸法实相”这四个字是所有大乘经典的要义，“诸法”指的是世出世间一切法，这一切法包括虚空宇宙，十方世界，秽净二土，有相无相、有形无形等等差别之现象及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等动静二态。
“实相”就是能生这一切法的真实体相，具平等不二，随缘不变之理。小乘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法印为实相；大乘则以“缘起性空”之一法印为实相。根据《大品般若经》卷十七<深奥品>与《法华经》卷一<方便品>所说：诸法实相唯佛所自证究竟，非名字、语言所能显示。是外道、声闻等也尽皆期望，而未能得之的真实相。
实相有很多种解说，但所有解说都大同小异，总以不可得之“空”为第一义真实谛。以远离“不生、不灭、不断、不常”等一切戏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离言绝相，了了常知处为诸法实相。简而言之：实相就是“常住真心”、无上菩提、如来、佛等名相和称号。
阿难说：佛与文殊等法王子谈诸法实相时，说心不在内、也不在外，于是我就想，心在内又不能见内、心在外又与我身体不相干。不能见内，心在内的说法就不能成立；而心和身是互相感知的，说心在外也是不合义理的。所以这个心在内在外都是不对的，我而今知道这个道理了，内外都不是，那就应当是在内外的中间了吧？
佛说：你说“心”在内外的中间，就必然不会迷惑了，中间就是心之所在。但心是遍一切处而无所不在的，你将心局限于中间，就不是无所不在了。再说你推测的这个“中”，它应该有个位置吧！在那个位置呢？是在身体上吗？如在身体上，那么在身体上的那一边呢？是左边还是右边？但不论在那一边，都成了不是左、就是右，而不是中了。
如果是在身体的中间，那就等同于心在身内的说法了。如果在一处，那是在身体的表面呢？还是不在表面？如不是在表面就等同于没有，如是表面也不能确定那里是中呀！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以人的整体表面为中，那么从东面看过来，这体表即是西；从南面看过来，这体表即是北。如此则体表就成了或西或北，混乱模糊，就没有一个定处了，这心不也就杂乱无章了吗？哪里还有一个“中”呢？
阿难对佛说：我说的中，不是这两种情况，如世尊所说，眼以外物色尘为缘而有眼识，眼识有分别色尘的作用，而外缘色尘是没有知觉的，我说的“心”就在眼根和外物的中间，这个中间才是心之所在。
佛说：你“心”如果在眼根和色尘的中间，那么这“心体”（心体即有觉知的佛性）是兼连眼根和色尘二端呢？还是不兼连？如果兼连眼根和色尘二端（色尘指一切物质现象和一切生命现象），那么色尘如花草树木等类是纷扰杂乱而无知觉的，如“心”与其相连，又与眼根相连，这眼根和色尘都有了心，就有两个心了，那么谁是真心？谁是假心？
如果要分出真假，誓必就会相互排斥，岂不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了。如果眼根、色尘，与“心”又连在一起，由此就会变成眼根和色尘这两边都有知觉，心也住在两边去了，那么什么是中间呢？如果不兼连两边，心既不在眼根、也不在色尘，那么有认知作用的眼根就失去了体性，失去体性的眼根就等同于无知觉的色尘，就不能再识别色尘了，那么眼根和色尘都同时失去了能鉴别和定位的作用，这样的话，哪里还有一个中间相呢？所以，你应该知道，说心在眼根和物象的中间是不对的。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读书学典:《论语.子路》13.2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前531年—？姓冉，名雍，也称子弓，以德行著称，曾做过季氏宰，为政“居敬行简”，主张“以德化民”。
▲宰：大夫之家的家宰及邑长的通称。
▲有司：宰下面的各个部门，各有其职、专司其事。蔡节：“有司，众职也。先有司委任而责成之也。”
▲赦小过：宽赦手下部门的小过失则为治不苛刻。过，过失、过错。
▲举贤才：贤才，有德之人才。举贤任能，为政不可缺之事。蔡节：“贤谓有德，才谓有能也。”
▲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举用自己了解的，但必须是贤才，所以需要有知人之能，而且不能有私心，其他人也会如此没有私心地举用所知的贤人，则国家治，这就是为政之道。孔安国：“女所不知者，人将自举其所知，则贤才无遗。”
■现代翻译：仲弓做季氏的家宰，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说：“先分清部门职责使之各司其职，宽赦他们的小过失，举用贤才。”仲弓问到：“怎么能看出贤才从而举用他呢？”孔子说：“举用你所了解的。你所不了解的，别人会舍弃不举用他吗？”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王肃曰：“言为政当先任有司而后责其事。”孔安国曰：“女所不知者，人将自举其所知，则贤才无遗。”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仲弓咨问为政之法也。子曰：为政之法，未可自逞聪明，且先委任其为吏，责以成事。放赦民间小过误犯之罪者。举民中有才智者，荐之于君。仲弓又问焉知贤才？孔子又答曰：但隨尔所知而举之，尔所不知，他人举之。汝为民主，汝若好举贤才，则民心必从汝所好，各各自举其所知贤才，皆遂不见舍弃，人其舍于之乎？范宁曰：“仲弓以非不欲举贤才，识昧不知人也。孔子以所知者则举之，而不知者他人自举之，各举所知，则贤才岂弃乎？”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政在举贤也。委任属吏，各有所司，而后责其成事；赦放小过，宽则得众也；举用贤才，使官得其人，野无遗逸，是政之善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贤言其徳，才言其能。《传》曰：“一贤统众才，则有余；众才度一贤，则不足。贤者必有才，才者不必贤也。”子游为武城宰，孔子问之以得人。盖为宰之政必先之以有司，为政之大莫尚于举贤才。
●宋朱熹《论语集注》：有司，众职也。宰兼众职，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后考其成功，则己不劳而事毕举矣。大者于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惩；小者赦之，则刑不滥而人心悦矣。贤，有德者。才，有能者。举而用之，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仲弓虑无以尽知一时之贤才，故孔子告之。程子曰：“人各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义，则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尔。”范氏曰：“不先有司，则君行臣职矣；不赦小过，则下无全人矣；不举贤才，则百职废矣。失此三者，不可以为季氏宰，况天下乎？”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先有司，则事有所任；赦小过，则人得展其才；举贤才，则可以成治而善俗。为政亦不越是三者之为要矣。人才诚未易知也，故仲弓有焉知贤才而举之之问。“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此立贤无方之公心也，然则又奚患贤才之不闻哉？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是言为政宜敦大体也。合而论之，细琐不亲总揽之体也，烦苛不事惇大之体也，俊人不遗延揽之体也，操此道也，虽宰天下可也，一邑云乎哉？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凡为政者，宜先任有司治之，不独邑宰然矣。有司或有小过，所犯罪至轻，当宥赦之，以劝功褒化也。言小过赦，明大过亦不赦可知。有贤才，可自辟举，为己辅佐。若有盛德之士，更升进之，不敢私蔽之也。先有司者，必以举贤才为本；举贤才者，必以知其人为要。皋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难之。”此为知贤才之虑也。如舜举皋陶，汤举伊尹，皆举尔所知也。不仁者远，则仁者咸进。
●钱穆《论语新解》：先有司：先任有司者治其事。一说：以择有司为先。然择有司，择字不可省，任有司，则凡有司必有所任，不烦特多一任字。任有司则责有归，然小过当赦，则为治不苛。既当先有司，故必举贤者任之。人将各举所知，以贤引贤，则贤才自汇进。
★此章记孔子教仲弓为政之法也。仲弓以德行著称，主张“以德化民”，仲弓德足以化乎人，所务者在持大体，故孔子因其失而教之。治一邑在于化繁为简，让有司各司其职，抓大而放小，使德者能者集于上，而共成其治矣。 https://t.cn/RxRVHIh
▲仲弓:前531年—？姓冉，名雍，也称子弓，以德行著称，曾做过季氏宰，为政“居敬行简”，主张“以德化民”。
▲宰：大夫之家的家宰及邑长的通称。
▲有司：宰下面的各个部门，各有其职、专司其事。蔡节：“有司，众职也。先有司委任而责成之也。”
▲赦小过：宽赦手下部门的小过失则为治不苛刻。过，过失、过错。
▲举贤才：贤才，有德之人才。举贤任能，为政不可缺之事。蔡节：“贤谓有德，才谓有能也。”
▲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举用自己了解的，但必须是贤才，所以需要有知人之能，而且不能有私心，其他人也会如此没有私心地举用所知的贤人，则国家治，这就是为政之道。孔安国：“女所不知者，人将自举其所知，则贤才无遗。”
■现代翻译：仲弓做季氏的家宰，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说：“先分清部门职责使之各司其职，宽赦他们的小过失，举用贤才。”仲弓问到：“怎么能看出贤才从而举用他呢？”孔子说：“举用你所了解的。你所不了解的，别人会舍弃不举用他吗？”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王肃曰：“言为政当先任有司而后责其事。”孔安国曰：“女所不知者，人将自举其所知，则贤才无遗。”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仲弓咨问为政之法也。子曰：为政之法，未可自逞聪明，且先委任其为吏，责以成事。放赦民间小过误犯之罪者。举民中有才智者，荐之于君。仲弓又问焉知贤才？孔子又答曰：但隨尔所知而举之，尔所不知，他人举之。汝为民主，汝若好举贤才，则民心必从汝所好，各各自举其所知贤才，皆遂不见舍弃，人其舍于之乎？范宁曰：“仲弓以非不欲举贤才，识昧不知人也。孔子以所知者则举之，而不知者他人自举之，各举所知，则贤才岂弃乎？”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政在举贤也。委任属吏，各有所司，而后责其成事；赦放小过，宽则得众也；举用贤才，使官得其人，野无遗逸，是政之善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贤言其徳，才言其能。《传》曰：“一贤统众才，则有余；众才度一贤，则不足。贤者必有才，才者不必贤也。”子游为武城宰，孔子问之以得人。盖为宰之政必先之以有司，为政之大莫尚于举贤才。
●宋朱熹《论语集注》：有司，众职也。宰兼众职，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后考其成功，则己不劳而事毕举矣。大者于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惩；小者赦之，则刑不滥而人心悦矣。贤，有德者。才，有能者。举而用之，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仲弓虑无以尽知一时之贤才，故孔子告之。程子曰：“人各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义，则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尔。”范氏曰：“不先有司，则君行臣职矣；不赦小过，则下无全人矣；不举贤才，则百职废矣。失此三者，不可以为季氏宰，况天下乎？”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先有司，则事有所任；赦小过，则人得展其才；举贤才，则可以成治而善俗。为政亦不越是三者之为要矣。人才诚未易知也，故仲弓有焉知贤才而举之之问。“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此立贤无方之公心也，然则又奚患贤才之不闻哉？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是言为政宜敦大体也。合而论之，细琐不亲总揽之体也，烦苛不事惇大之体也，俊人不遗延揽之体也，操此道也，虽宰天下可也，一邑云乎哉？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凡为政者，宜先任有司治之，不独邑宰然矣。有司或有小过，所犯罪至轻，当宥赦之，以劝功褒化也。言小过赦，明大过亦不赦可知。有贤才，可自辟举，为己辅佐。若有盛德之士，更升进之，不敢私蔽之也。先有司者，必以举贤才为本；举贤才者，必以知其人为要。皋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难之。”此为知贤才之虑也。如舜举皋陶，汤举伊尹，皆举尔所知也。不仁者远，则仁者咸进。
●钱穆《论语新解》：先有司：先任有司者治其事。一说：以择有司为先。然择有司，择字不可省，任有司，则凡有司必有所任，不烦特多一任字。任有司则责有归，然小过当赦，则为治不苛。既当先有司，故必举贤者任之。人将各举所知，以贤引贤，则贤才自汇进。
★此章记孔子教仲弓为政之法也。仲弓以德行著称，主张“以德化民”，仲弓德足以化乎人，所务者在持大体，故孔子因其失而教之。治一邑在于化繁为简，让有司各司其职，抓大而放小，使德者能者集于上，而共成其治矣。 https://t.cn/RxRV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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