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商百人会# 孙茵，秦商百人会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朗控股集团董事长
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历， 2001年组建天朗地产集团，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创新，天朗地产集团已成功转型升级成为天朗控股集团，已发展成跨区域、跨行业投资运营，涵盖投资、资本、地产、物业、产业、商业、文化、旅游、现代农林九大业态的全国性企业集团。荣获“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2017年12月15日，西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出西安市出席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孙茵名在其列。#秦腔汇# #陕西# #陕西看点#
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历， 2001年组建天朗地产集团，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创新，天朗地产集团已成功转型升级成为天朗控股集团，已发展成跨区域、跨行业投资运营，涵盖投资、资本、地产、物业、产业、商业、文化、旅游、现代农林九大业态的全国性企业集团。荣获“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2017年12月15日，西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出西安市出席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孙茵名在其列。#秦腔汇# #陕西# #陕西看点#
【牛津大学流行病学专家：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只是时间问题】#紫荆快讯# 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大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呈扩散趋势。
截至北京时间3月1日20时，中国以外共6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7600余例，已有七国的累计确诊病例逾一百例。
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高”上调至“非常高”，希望推动各国加大疫情应对力度。针对疫情的全球蔓延形势，记者专访了著名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
疫情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
记者：目前来看，您认为疫情是否已转变为世界大流行疾病？国际社会在应对疫情方面是否应该借鉴武汉的防控措施，比如，封城或限制人员流动？
陈铮鸣：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预警级别在逐步提高，也在动态、定期评估疫情的发展趋势。传染病大流行通常有几个大的标准：第一，范围非常广。现在疫情已经蔓延至61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南极以外，所有其他的6大洲已经覆盖了。第二，它比较严重，即病死率较高。普通的流感虽然覆盖面很广，但它对健康的危害并不是很大，病死率还是非常低的，所以不会称之为大流行。第三，在当地形成传播。
武汉是新冠疫情的首发地，对这个病的临床表现和诊断刚开始认识不足，大家的警惕性不高，所以耽搁了2~3周的防控关键期，这导致了疫情的蔓延。现在全球对这个病的理解相对比较成熟了，警惕性比较高。但尽管这样，个别的国家和地区还是疏忽。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就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首例接触史不清楚的病人。这说明疫情很容易扩散，而且很难防控。假如疫情扩散了以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发展成国际大流行疾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来看，除了中国的疫情控制得还不错，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几个国家形势非常严峻。其他国家，像巴西、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等现在没有明确的报道，但是这个病毒你看不见摸不着，很难防控，只要有一个人带着病毒进去传播就能完全扩散，所以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散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记者：韩国和伊朗的疫情突然暴发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延及周边地区，针对医疗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陈铮鸣：韩国的情况有些特殊，主要暴发在一个地下的宗教组织，他们的很多活动不对外宣布。现在政府花很大的力气来排查，但还有相当部分人追踪不到。韩国政府现在采取了一些防控措施，比如停课、禁止聚集、错峰上班等等，以减少人员的交叉感染。但其实政府很难控制，不可能把整个国家封掉，毕竟还要开展经济活动，还要考虑维持民生。如果韩国发生大规模扩散的话，肯定也是不堪重负。现在韩国已经有3000多例感染者，负压的病床大概1000多张，肯定会带来超负荷运转等一系列的问题。
伊朗现在的状况非常严峻。宗教圣城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政府应该取消宗教活动了，但他们没有听从公共卫生学家和医务人员的劝告，造成了病毒扩散，这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另外，西方国家长期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它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医疗资源也非常缺乏。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朝圣的人到宗教圣地还是很多的，肯定会扩散出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控制疫情难度非常大。伊朗邻国都采取了封锁边境的措施，希望能够有效遏制扩散。
如果疫情扩大到非洲国家，那么前景实在难以想象，因为非洲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医疗卫生事业、基础的设施都比较薄弱。像埃博拉这种病的传播途径相对来讲是很容易控制的，因为这个病毒是通过体液传播。但新冠病毒一旦扩散起来，防控的难度会非常大。好在非洲在气候因素上相对占了一点优势，气温相对比较高，不利于病毒的繁殖。
记者：怎样评估欧洲面临的疫情风险，您认为欧盟及各国应采取哪些防控措施？
陈铮鸣：由于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急剧增加，欧洲疫情有恶化的风险，现在各国防控的警戒程度都升级了。而且，像英国、法国也出现了小范围的社区传播。所谓社区传播，就是说传染源和接触者不是很明确。在人数少的时候，可以花很大的精力来进行追踪排查，假如是社区传播，可能就有10个、20个、50个病人，原来的防控体系没办法应对，医院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来进行护理。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假如欧洲的疫情严重到像意大利那样的程度，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可能要封城或者半封城，学校都要关闭，所有的商场、影院、餐馆停止营业，体育赛事都要停止。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地方还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别的国家的病例还是零星的，基本上是个位数，而且欧洲的医疗水平普遍比较高，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而且欧洲各国政府都很警觉。
欧洲国家人口密度比较低，病情不太严重的话患者可以在家隔离。欧盟不可能宣布统一的防控措施，碰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更多还是取决于各个国家采取各自的措施。比如，法国和意大利就把公路封了。
英国现在有20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8人已治愈出院。2月28日，英格兰卫生部门确认了一名在英国境内感染的患者。英国的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和理性的。中国的疫情发生以后，英国官方马上出台对策，武汉来的人员要求在家隔离两个星期。中国的疫情严重了以后，英国的防控也稍微升级了。政府要对防疫政策通盘考虑，不希望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民生造成很大影响，尽量避免因为疫情引起恐慌。政府医疗部门的团队每天都在开会，分析要不要对政策作出调整，包括它的计算机系统，还有电话调查设计的问题和收到的答案，都有一个团队后面在支撑，需要调整时它可以很快调整。这一点很重要。
疫情解除标准需要分不同级别
记者：您预计中国的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结束，可以解除这种封闭隔离的状态？
陈铮鸣：目前还很难判断。中国境内疫情控制取得积极成效，民众的配合度也非常好。现在从数据来看，湖北以外省份基本上都是零增长。但是现在疫情控制出现一个复杂情况，那就是国际上疫情的影响。输入病例可能不是从武汉来的，而是来自日本或韩国，这又增加了一定的防疫难度。特别是北京、天津、山东、辽宁等跟韩国经贸交流比较密切的省市。
另一个复杂情况是新增病人的来源不清楚。像武汉这样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社会的管控再严格肯定会有死角。死角有几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或者不被社会关注的一些人口。还有可能是一些“城中城”，社区的管控可能不到位。还有就是以前感染的基数太大了，有相当部分人是隐性感染，潜伏期很长，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很难完全排查清楚。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关键需要一个疫情解除的标准。比如，像非洲的埃博拉疫情采取的标准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即最后一个病人全部出院以后观察两个潜伏周期，假设你的潜伏期是15天，那么出院以后一个月内没有任何症状才能解除疫情。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的传染性和病死率和埃博拉不同，中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和防控能力也与非洲的情况不一样。
我认为，什么时间解除疫情需要非常慎重，一定要拿出一个标准方案，可能需要不同级别的解除标准。江浙一带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将这几个省流动起来；武汉什么时候松动，要达到相应的标准。设定标准要考虑三个指标：一是新增者，二是疑似者，三是留观者。现在比较关注新增病例，但是一定要考虑后面两个因素。比如，留观者是零，疑似者是零，确诊的患者出院后14天内发病是零，那么这个地区疫情就可以解除了。当然，还要防范周边地区的疫情。其实封城容易、开城难，现在正规战结束了，接下来的游击战很难打。
记者：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制有什么进展？
陈铮鸣：现在这个病确实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主要还是以支持治疗为主，通过病人的免疫力来恢复。美国的瑞德西韦是目前最有效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的研究是最严谨的，对外宣布措辞也是最谨慎的，现在还在做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希望能得出一个结果。
其他的临床试验百花齐放，大概有上百个临床试验登记注册了，而且占用了很多病人的资源。很多研究实际上不科学，没有随机的对照，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另外它的样本量也很少，100个人也根本不够，因为这个病自愈性很强。比如，有人说有一种中药的效果是92%，也可能是90%，也可能是0%。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讲92%，因为这个病在国外不用中药，大部分也都治愈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科学常识。必须按照科学的流程，从病毒的筛查、基因检测等等一步步去做，否则很难拿出特别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科研主管部门应该组织专家选择2~3个重大的科研课题，或者几个大的有希望的药物，哪怕是中药也好，集中力量来做研究。比如，对症抗感染等药物，对一组病人用药、一组病人不用药，然后看试验的结果。
现在有二十几家疫苗研究机构、药厂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制疫苗，有不同的技术手段。现在做得比较好的就是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疫苗研发的速度相对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已经在生产了，估计就是6月份可以进入人体的临床试验。研制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因为它是基于埃博拉的疫苗基础上，所以技术相对比较稳定，当然最后还得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
记者：有专家称，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病毒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陈铮鸣：中间宿主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进一步的研究很重要。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病毒作彻底的溯源。我不赞成钟南山院士的说法，那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助长了一种阴谋论的谣言的散播。这是个科学常识，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所有的病例头几例都是跟武汉有密切关系。这条脉络非常清楚，至于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需要探索。我们讲要循证（Evidence-based），循证要有科学的依据，不能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媒体和科学家都要以科学、负责的态度说话。
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
记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我们从这次疫情最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陈铮鸣：一言难尽。我认为，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然后该追责的追责，制度上不合适的部分要重建。总的来讲，这是整个大的国家治理体系或者医疗卫生体系的问题。从信息开放、权力下放，包括分级诊疗等等，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希望通过这次疫情无论是政府还是全社会，要好好反思、好好分析。
当然这次疫情防控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中国疾控中心，但它至少在很短时间内分离出了病毒，把基因的测序测出来，这个很关键，否则后面的检测诊断无法进行。还有一些防控措施也值得肯定，比如，建设方舱医院的经验是不错的。
教训涉及的面太多了，希望能够有真正的反思。从传染病预防的角度讲，三个警报系统都失灵了：第一，医生的警报，一线的临床医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第一时间报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先报上去。传染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二，网络直报系统也没有发挥作用。刚开始的时候症状表现跟非典非常相似，应该按照非典病例来录入系统，再来排查。第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互联网。国际上做了很多研究，即使像美国有很好的传染病报告系统，但是它的时效性比不上网络，像百度的关键词搜索，腾讯、微博等社交软件的热搜，它可以马上就找到一些疫情暴发的苗头，因为现在民众的这种社交的媒体很发达。
还有决策方面的问题，这场疫情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没必要到现在这么严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是错的，每个部门都有它的道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反思的。
还有一个需要反思的，就是中国的医疗制度，分级诊疗为什么推不下去。封城以后，一下子发烧门诊人满为患，造成交叉感染非常严重。所以，对医疗体系建设要深刻反思。这次疫情还反映出我们的医疗体系重点都放在治疗方面，对疾病的预防重视不够。
另外，这次各地派出的支援都是医疗队，很少涉及流行病学的调查，但后者非常关键。现在武汉到底多少人感染？可能没有人搞得清楚。武汉市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大，真正感染的人数有多少，这需要做流行病学调查，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都没有引起重视，就是医疗的次生危害，比如说得了心脏病、中风和肿瘤的病人，因为武汉医院都把精力用在新冠病人身上了，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这些病间接造成的对健康的危害需要做研究，它可能导致一些间接死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一定要尽快把相关医院、门诊恢复起来。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呈扩散趋势。
截至北京时间3月1日20时，中国以外共6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7600余例，已有七国的累计确诊病例逾一百例。
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高”上调至“非常高”，希望推动各国加大疫情应对力度。针对疫情的全球蔓延形势，记者专访了著名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
疫情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
记者：目前来看，您认为疫情是否已转变为世界大流行疾病？国际社会在应对疫情方面是否应该借鉴武汉的防控措施，比如，封城或限制人员流动？
陈铮鸣：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预警级别在逐步提高，也在动态、定期评估疫情的发展趋势。传染病大流行通常有几个大的标准：第一，范围非常广。现在疫情已经蔓延至61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南极以外，所有其他的6大洲已经覆盖了。第二，它比较严重，即病死率较高。普通的流感虽然覆盖面很广，但它对健康的危害并不是很大，病死率还是非常低的，所以不会称之为大流行。第三，在当地形成传播。
武汉是新冠疫情的首发地，对这个病的临床表现和诊断刚开始认识不足，大家的警惕性不高，所以耽搁了2~3周的防控关键期，这导致了疫情的蔓延。现在全球对这个病的理解相对比较成熟了，警惕性比较高。但尽管这样，个别的国家和地区还是疏忽。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就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首例接触史不清楚的病人。这说明疫情很容易扩散，而且很难防控。假如疫情扩散了以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发展成国际大流行疾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来看，除了中国的疫情控制得还不错，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几个国家形势非常严峻。其他国家，像巴西、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等现在没有明确的报道，但是这个病毒你看不见摸不着，很难防控，只要有一个人带着病毒进去传播就能完全扩散，所以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散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记者：韩国和伊朗的疫情突然暴发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延及周边地区，针对医疗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陈铮鸣：韩国的情况有些特殊，主要暴发在一个地下的宗教组织，他们的很多活动不对外宣布。现在政府花很大的力气来排查，但还有相当部分人追踪不到。韩国政府现在采取了一些防控措施，比如停课、禁止聚集、错峰上班等等，以减少人员的交叉感染。但其实政府很难控制，不可能把整个国家封掉，毕竟还要开展经济活动，还要考虑维持民生。如果韩国发生大规模扩散的话，肯定也是不堪重负。现在韩国已经有3000多例感染者，负压的病床大概1000多张，肯定会带来超负荷运转等一系列的问题。
伊朗现在的状况非常严峻。宗教圣城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政府应该取消宗教活动了，但他们没有听从公共卫生学家和医务人员的劝告，造成了病毒扩散，这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另外，西方国家长期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它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医疗资源也非常缺乏。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朝圣的人到宗教圣地还是很多的，肯定会扩散出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控制疫情难度非常大。伊朗邻国都采取了封锁边境的措施，希望能够有效遏制扩散。
如果疫情扩大到非洲国家，那么前景实在难以想象，因为非洲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医疗卫生事业、基础的设施都比较薄弱。像埃博拉这种病的传播途径相对来讲是很容易控制的，因为这个病毒是通过体液传播。但新冠病毒一旦扩散起来，防控的难度会非常大。好在非洲在气候因素上相对占了一点优势，气温相对比较高，不利于病毒的繁殖。
记者：怎样评估欧洲面临的疫情风险，您认为欧盟及各国应采取哪些防控措施？
陈铮鸣：由于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急剧增加，欧洲疫情有恶化的风险，现在各国防控的警戒程度都升级了。而且，像英国、法国也出现了小范围的社区传播。所谓社区传播，就是说传染源和接触者不是很明确。在人数少的时候，可以花很大的精力来进行追踪排查，假如是社区传播，可能就有10个、20个、50个病人，原来的防控体系没办法应对，医院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来进行护理。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假如欧洲的疫情严重到像意大利那样的程度，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可能要封城或者半封城，学校都要关闭，所有的商场、影院、餐馆停止营业，体育赛事都要停止。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地方还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别的国家的病例还是零星的，基本上是个位数，而且欧洲的医疗水平普遍比较高，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而且欧洲各国政府都很警觉。
欧洲国家人口密度比较低，病情不太严重的话患者可以在家隔离。欧盟不可能宣布统一的防控措施，碰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更多还是取决于各个国家采取各自的措施。比如，法国和意大利就把公路封了。
英国现在有20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8人已治愈出院。2月28日，英格兰卫生部门确认了一名在英国境内感染的患者。英国的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和理性的。中国的疫情发生以后，英国官方马上出台对策，武汉来的人员要求在家隔离两个星期。中国的疫情严重了以后，英国的防控也稍微升级了。政府要对防疫政策通盘考虑，不希望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民生造成很大影响，尽量避免因为疫情引起恐慌。政府医疗部门的团队每天都在开会，分析要不要对政策作出调整，包括它的计算机系统，还有电话调查设计的问题和收到的答案，都有一个团队后面在支撑，需要调整时它可以很快调整。这一点很重要。
疫情解除标准需要分不同级别
记者：您预计中国的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结束，可以解除这种封闭隔离的状态？
陈铮鸣：目前还很难判断。中国境内疫情控制取得积极成效，民众的配合度也非常好。现在从数据来看，湖北以外省份基本上都是零增长。但是现在疫情控制出现一个复杂情况，那就是国际上疫情的影响。输入病例可能不是从武汉来的，而是来自日本或韩国，这又增加了一定的防疫难度。特别是北京、天津、山东、辽宁等跟韩国经贸交流比较密切的省市。
另一个复杂情况是新增病人的来源不清楚。像武汉这样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社会的管控再严格肯定会有死角。死角有几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或者不被社会关注的一些人口。还有可能是一些“城中城”，社区的管控可能不到位。还有就是以前感染的基数太大了，有相当部分人是隐性感染，潜伏期很长，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很难完全排查清楚。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关键需要一个疫情解除的标准。比如，像非洲的埃博拉疫情采取的标准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即最后一个病人全部出院以后观察两个潜伏周期，假设你的潜伏期是15天，那么出院以后一个月内没有任何症状才能解除疫情。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的传染性和病死率和埃博拉不同，中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和防控能力也与非洲的情况不一样。
我认为，什么时间解除疫情需要非常慎重，一定要拿出一个标准方案，可能需要不同级别的解除标准。江浙一带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将这几个省流动起来；武汉什么时候松动，要达到相应的标准。设定标准要考虑三个指标：一是新增者，二是疑似者，三是留观者。现在比较关注新增病例，但是一定要考虑后面两个因素。比如，留观者是零，疑似者是零，确诊的患者出院后14天内发病是零，那么这个地区疫情就可以解除了。当然，还要防范周边地区的疫情。其实封城容易、开城难，现在正规战结束了，接下来的游击战很难打。
记者：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制有什么进展？
陈铮鸣：现在这个病确实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主要还是以支持治疗为主，通过病人的免疫力来恢复。美国的瑞德西韦是目前最有效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的研究是最严谨的，对外宣布措辞也是最谨慎的，现在还在做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希望能得出一个结果。
其他的临床试验百花齐放，大概有上百个临床试验登记注册了，而且占用了很多病人的资源。很多研究实际上不科学，没有随机的对照，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另外它的样本量也很少，100个人也根本不够，因为这个病自愈性很强。比如，有人说有一种中药的效果是92%，也可能是90%，也可能是0%。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讲92%，因为这个病在国外不用中药，大部分也都治愈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科学常识。必须按照科学的流程，从病毒的筛查、基因检测等等一步步去做，否则很难拿出特别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科研主管部门应该组织专家选择2~3个重大的科研课题，或者几个大的有希望的药物，哪怕是中药也好，集中力量来做研究。比如，对症抗感染等药物，对一组病人用药、一组病人不用药，然后看试验的结果。
现在有二十几家疫苗研究机构、药厂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制疫苗，有不同的技术手段。现在做得比较好的就是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疫苗研发的速度相对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已经在生产了，估计就是6月份可以进入人体的临床试验。研制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因为它是基于埃博拉的疫苗基础上，所以技术相对比较稳定，当然最后还得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
记者：有专家称，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病毒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陈铮鸣：中间宿主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进一步的研究很重要。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病毒作彻底的溯源。我不赞成钟南山院士的说法，那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助长了一种阴谋论的谣言的散播。这是个科学常识，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所有的病例头几例都是跟武汉有密切关系。这条脉络非常清楚，至于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需要探索。我们讲要循证（Evidence-based），循证要有科学的依据，不能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媒体和科学家都要以科学、负责的态度说话。
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
记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我们从这次疫情最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陈铮鸣：一言难尽。我认为，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然后该追责的追责，制度上不合适的部分要重建。总的来讲，这是整个大的国家治理体系或者医疗卫生体系的问题。从信息开放、权力下放，包括分级诊疗等等，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希望通过这次疫情无论是政府还是全社会，要好好反思、好好分析。
当然这次疫情防控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中国疾控中心，但它至少在很短时间内分离出了病毒，把基因的测序测出来，这个很关键，否则后面的检测诊断无法进行。还有一些防控措施也值得肯定，比如，建设方舱医院的经验是不错的。
教训涉及的面太多了，希望能够有真正的反思。从传染病预防的角度讲，三个警报系统都失灵了：第一，医生的警报，一线的临床医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第一时间报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先报上去。传染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二，网络直报系统也没有发挥作用。刚开始的时候症状表现跟非典非常相似，应该按照非典病例来录入系统，再来排查。第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互联网。国际上做了很多研究，即使像美国有很好的传染病报告系统，但是它的时效性比不上网络，像百度的关键词搜索，腾讯、微博等社交软件的热搜，它可以马上就找到一些疫情暴发的苗头，因为现在民众的这种社交的媒体很发达。
还有决策方面的问题，这场疫情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没必要到现在这么严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是错的，每个部门都有它的道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反思的。
还有一个需要反思的，就是中国的医疗制度，分级诊疗为什么推不下去。封城以后，一下子发烧门诊人满为患，造成交叉感染非常严重。所以，对医疗体系建设要深刻反思。这次疫情还反映出我们的医疗体系重点都放在治疗方面，对疾病的预防重视不够。
另外，这次各地派出的支援都是医疗队，很少涉及流行病学的调查，但后者非常关键。现在武汉到底多少人感染？可能没有人搞得清楚。武汉市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大，真正感染的人数有多少，这需要做流行病学调查，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都没有引起重视，就是医疗的次生危害，比如说得了心脏病、中风和肿瘤的病人，因为武汉医院都把精力用在新冠病人身上了，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这些病间接造成的对健康的危害需要做研究，它可能导致一些间接死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一定要尽快把相关医院、门诊恢复起来。
从而立之年到不惑之春
——汪成友“黄金十年”的惊艳回放
朋友相处从而立之年到不惑之春有几人？
作为忘年交，我和青年陶艺家汪成友算一对。
3月4日，我邀请汪成友来徐州参加“中国首届美女藏杯展”开幕式，《都市晨报》用近一版的篇幅报道“国礼壶和作者现身徐州”，让他的十年形象在古彭城做了一次惊艳回放。
不惑之春的奇葩
3月4日，正是春天好时光。不惑之年的汪成友带着他的国礼壶来到徐州，应邀参加“中国首届美女藏杯展”的开幕式。
“国礼紫砂”是紫砂壶艺皇冠上的明珠。
全国县以上城市2850余座，有几个城市的观众能一睹“国礼壶与创作者的丰采”？恐怕不多！作为紫砂文化爱好者零距离与国礼壶、与创作者接触，徐州市民和紫砂爱好者无疑是第一家！
敏感的记者当然会紧紧抓住这一珍贵的文化新闻。记者张景良以“国礼壶和创作者现身徐州”为题，用了近一个版的篇幅，作了图文并茂的报道。
“国礼壶和创作者现身徐州”，2017年徐州春天里的一朵奇葩！
国礼壶对于汪成友而言，也是他不惑之年春天里的一朵奇葩。
去年，正是汪成友的不惑之年。
“去年的11月17日，汪成友把国礼壶当面敬献给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统鲍德温•朗斯代尔，一位国家总统与一位紫砂艺人，两只手紧紧亲切相握，一双手共同捧着一枚紫砂壶，其神采奕奕的形象，永远地定格在中瓦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上。”我如此报道了这一紫砂文化的传奇故事。
这把国礼壶，这件奇事，象征着汪成友艺术春天的一朵奇葩。
当代紫砂艺人有国家职称的已达五千余人。他们之中有几人的作品荣做国礼？老一辈有蒋蓉、顾景舟、何道洪，仅数人而已；新一辈有汪成琼、范伟群、吴淑英、张红华、汪成友……也不过十几人！而紫砂人作为代表团成员，并当面把国礼壶敬赠给外国总统，汪成友则是第一人、第一次。
当面向外国总统敬献国礼壶是汪成友不惑之年“艺术春天里的故事”。
汪成友在瓦努阿图活动，每一天都把信息和照片从万里之遥传给我，我则把中瓦友谊的和平鸽放飞给更多人分享。
我有幸见证了中华紫砂文化史上的一段传奇。
而立之年的风采
十年前，我在徐州的一家紫砂壶店见到了汪成友的陶刻作品。
刀法正统、娴熟，画面清新、舒展，书风秀气、灵动，尤其令我惊奇的是其每一把壶的装饰都不一样，给我以“把把壶都是一次创作”的印象。
我发现了这一点，徐州不少爱好者也因此成为他的粉丝。一位十年来一直不断收藏他作品的爱好者，在这次“徐州首届美女藏杯展”上，不仅反复品赏汪成友的国礼壶，还又选购了他的三枚壶品。
把把壶的陶刻都是一次用心创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宜兴紫砂界有两件事，我一直不赞成。“有了火车，谁愿意坐马车去北京？有了科学技术，谁愿意再用繁难的手工艺”，正是在这一潜在观念的作用下，“在外表演用手工，回家制壶靠模具”，几乎成为整个行业的行为规范；“演示用刀刻，装饰用电刻”，也成为相当多紫砂壶书画装饰的“典范”。
“坚守传统手工艺的人真是少之又少”，一位紫砂名家曾在杂志上发出如此感慨。在这“少之又少”的人之中，有而立之年的汪成友。坚持手工陶刻不易，把把壶都在创作更为不易！由此，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短文：
把把壶都在创作中——评汪成友的陶刻艺术
当下，天南地北紫砂商行的货架上，是一个“仿作品的王国”。批量产模具壶、复印刻制壶，举目皆是，没有原作品，皆是仿作花。沙海有金，仿作王国也确有好砂壶。这不是秘密、不是人为贬低，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越来越被人们认识的事实。
我们，爱壶人就是在这样的王国里艰难的寻觅、探宝。
在徐州的紫砂市场上，我看到了一点星光。那是青年紫砂艺人汪成友的壶刻艺术之花。他的壶刻作品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一壶多饰和一饰多变”。壶型的创新是难的，而壶饰的变化相对是容易的。汪成友发挥自己的“书画和雕刻”之长，同一壶式，饰以不同的书画作品，一种壶作不同的装饰；同一构图的书画，在壶上都作或大或小的调整，一类装饰有不同的感觉。这样他的每一把壶艺作品，给人以不同的面貌、形象、神韵的“这一个”的印象，给人以把把壶都有创造性劳动的心智和汗水的形象。说句直白的话，你若喜欢他的作品，任意选也不会有同样书画作饰的壶。
陶刻壶艺，不是艺人自己动手就是艺术性的播种，只有幅幅、款款不同，付出探索性、创作性的心智，才是艺术性的耕耘。那照复印纹样一招一式的刻、一刀一錾的凿，是工匠式的制作。汪成友壶刻艺术付出的是他洋溢着个性化的创作性的心血与汗水，他“件件都不同”的壶刻作品是“仿作王国”里，带有“创作印记”的紫砂壶。
艺无涯。汪成友对艺术、对壶友的真诚与努力是可贵的。然而，他离“一壶一式一饰，没有两把一样的壶、一样的饰”的纯粹紫砂壶艺作品的艺术之巅，还有一段陡峭的山路等待他去攀登。
真诚的尊重艺术、真诚的尊重他人，就会得到人们真诚的尊重。
汪成友把我的短文看做他的知音，把短文作为前言印在其作品的证书上。有趣的是，我写短文时还不认识汪成友本人。但从那以后，我经常去宜兴，他也不断来徐州，我们结成了无话不谈的人。
世纪以远的夙愿
“希望一百年之后，仍然有人喜爱我的陶刻作品”，汪成友好几次对我说起他对自己作品未来的期盼。每次抒说其夙愿，我总是会想到李可染先生的心声：“一落笔就要防止千古后人的责备”，也总是会联想起苏东坡一落笔便要作“千秋之想”的气概。
所谓收藏品、传世作，大致皆是一百年以后的事。
什么样的陶刻作品才能传世？我和汪成友都没有学问回答这一问题，但我们在互动、沟通、商讨中，认为能传世的陶刻作品至少有两点似乎必须做到。一是，陶刻是紫砂壶艺装饰技艺的一种，其陶刻内容一定要“切这一壶”，为壶或画龙点睛，或锦上添花-----而不能是两张皮。其二，陶刻的书画等在艺术上，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水准，刀法再好，书画没有水平也不行，换一句话说，一个优秀的陶刻家，一定是一个功底深厚的书画家。
2012年汪成友成功晋升国家级工艺美术师之后，他放弃了职称提升，壶价上升的机遇，于2013年3月毅然到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深造。汪成友生于书香门第，幼承家学，传统书画功底坚实。但毕竟属于比着葫芦画瓢的范畴，缺乏高等学府系统的理论教育，也缺少高层次的宽阔视野。
有了二十余年的实践，又有了现代大学和名师的教育，汪成友有了意想不到的三大成果。
其一，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他有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创作，胸怀废画三千的精神；落刀，无悔一气呵成的功夫”的观念。他的陶刻国画属于小写意，一幅小写意画，若想构图完美、笔墨无瑕，往往是“十比一”，甚至更大的比率才能成功。于是，一幅构图，汪成友总是多画几幅、十几幅，好中选优，然后才陶刻上壶上盘。
眼高才能手高，把画工与刻工高度契合，不去复制自己或他人，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融入到画面陶刻之中，作品才能有灵魂，才能算得上好的作品！理念变，手活变，作品也就变在其中了。
其二，2014年11月经过竟标，汪成友设计制作的50件紫砂壶作品，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上作为国礼赠送给参会的外国领导人。
其三，2016年，随国家代表团出访瓦努阿图，作为团的代表亲手把国礼壶敬赠总统，成为当面赠送外国总统“国礼紫砂”的第一人。
十年前，认识了汪成友而立之年的风采；十年后，见证了汪成友不惑之春的奇葩；十年中，我们共同度过了互动、争论、探讨的年年岁岁。过去的十年，汪成友足堪称为“黄金十年”！
未来呢？
态度决定高度，高度决定深度。期盼汪成友以扎实的拼搏，创造一个更加璀璨的“钻石十年”。
2017年3月25日,杨世明于彭城
——汪成友“黄金十年”的惊艳回放
朋友相处从而立之年到不惑之春有几人？
作为忘年交，我和青年陶艺家汪成友算一对。
3月4日，我邀请汪成友来徐州参加“中国首届美女藏杯展”开幕式，《都市晨报》用近一版的篇幅报道“国礼壶和作者现身徐州”，让他的十年形象在古彭城做了一次惊艳回放。
不惑之春的奇葩
3月4日，正是春天好时光。不惑之年的汪成友带着他的国礼壶来到徐州，应邀参加“中国首届美女藏杯展”的开幕式。
“国礼紫砂”是紫砂壶艺皇冠上的明珠。
全国县以上城市2850余座，有几个城市的观众能一睹“国礼壶与创作者的丰采”？恐怕不多！作为紫砂文化爱好者零距离与国礼壶、与创作者接触，徐州市民和紫砂爱好者无疑是第一家！
敏感的记者当然会紧紧抓住这一珍贵的文化新闻。记者张景良以“国礼壶和创作者现身徐州”为题，用了近一个版的篇幅，作了图文并茂的报道。
“国礼壶和创作者现身徐州”，2017年徐州春天里的一朵奇葩！
国礼壶对于汪成友而言，也是他不惑之年春天里的一朵奇葩。
去年，正是汪成友的不惑之年。
“去年的11月17日，汪成友把国礼壶当面敬献给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统鲍德温•朗斯代尔，一位国家总统与一位紫砂艺人，两只手紧紧亲切相握，一双手共同捧着一枚紫砂壶，其神采奕奕的形象，永远地定格在中瓦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上。”我如此报道了这一紫砂文化的传奇故事。
这把国礼壶，这件奇事，象征着汪成友艺术春天的一朵奇葩。
当代紫砂艺人有国家职称的已达五千余人。他们之中有几人的作品荣做国礼？老一辈有蒋蓉、顾景舟、何道洪，仅数人而已；新一辈有汪成琼、范伟群、吴淑英、张红华、汪成友……也不过十几人！而紫砂人作为代表团成员，并当面把国礼壶敬赠给外国总统，汪成友则是第一人、第一次。
当面向外国总统敬献国礼壶是汪成友不惑之年“艺术春天里的故事”。
汪成友在瓦努阿图活动，每一天都把信息和照片从万里之遥传给我，我则把中瓦友谊的和平鸽放飞给更多人分享。
我有幸见证了中华紫砂文化史上的一段传奇。
而立之年的风采
十年前，我在徐州的一家紫砂壶店见到了汪成友的陶刻作品。
刀法正统、娴熟，画面清新、舒展，书风秀气、灵动，尤其令我惊奇的是其每一把壶的装饰都不一样，给我以“把把壶都是一次创作”的印象。
我发现了这一点，徐州不少爱好者也因此成为他的粉丝。一位十年来一直不断收藏他作品的爱好者，在这次“徐州首届美女藏杯展”上，不仅反复品赏汪成友的国礼壶，还又选购了他的三枚壶品。
把把壶的陶刻都是一次用心创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宜兴紫砂界有两件事，我一直不赞成。“有了火车，谁愿意坐马车去北京？有了科学技术，谁愿意再用繁难的手工艺”，正是在这一潜在观念的作用下，“在外表演用手工，回家制壶靠模具”，几乎成为整个行业的行为规范；“演示用刀刻，装饰用电刻”，也成为相当多紫砂壶书画装饰的“典范”。
“坚守传统手工艺的人真是少之又少”，一位紫砂名家曾在杂志上发出如此感慨。在这“少之又少”的人之中，有而立之年的汪成友。坚持手工陶刻不易，把把壶都在创作更为不易！由此，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短文：
把把壶都在创作中——评汪成友的陶刻艺术
当下，天南地北紫砂商行的货架上，是一个“仿作品的王国”。批量产模具壶、复印刻制壶，举目皆是，没有原作品，皆是仿作花。沙海有金，仿作王国也确有好砂壶。这不是秘密、不是人为贬低，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越来越被人们认识的事实。
我们，爱壶人就是在这样的王国里艰难的寻觅、探宝。
在徐州的紫砂市场上，我看到了一点星光。那是青年紫砂艺人汪成友的壶刻艺术之花。他的壶刻作品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一壶多饰和一饰多变”。壶型的创新是难的，而壶饰的变化相对是容易的。汪成友发挥自己的“书画和雕刻”之长，同一壶式，饰以不同的书画作品，一种壶作不同的装饰；同一构图的书画，在壶上都作或大或小的调整，一类装饰有不同的感觉。这样他的每一把壶艺作品，给人以不同的面貌、形象、神韵的“这一个”的印象，给人以把把壶都有创造性劳动的心智和汗水的形象。说句直白的话，你若喜欢他的作品，任意选也不会有同样书画作饰的壶。
陶刻壶艺，不是艺人自己动手就是艺术性的播种，只有幅幅、款款不同，付出探索性、创作性的心智，才是艺术性的耕耘。那照复印纹样一招一式的刻、一刀一錾的凿，是工匠式的制作。汪成友壶刻艺术付出的是他洋溢着个性化的创作性的心血与汗水，他“件件都不同”的壶刻作品是“仿作王国”里，带有“创作印记”的紫砂壶。
艺无涯。汪成友对艺术、对壶友的真诚与努力是可贵的。然而，他离“一壶一式一饰，没有两把一样的壶、一样的饰”的纯粹紫砂壶艺作品的艺术之巅，还有一段陡峭的山路等待他去攀登。
真诚的尊重艺术、真诚的尊重他人，就会得到人们真诚的尊重。
汪成友把我的短文看做他的知音，把短文作为前言印在其作品的证书上。有趣的是，我写短文时还不认识汪成友本人。但从那以后，我经常去宜兴，他也不断来徐州，我们结成了无话不谈的人。
世纪以远的夙愿
“希望一百年之后，仍然有人喜爱我的陶刻作品”，汪成友好几次对我说起他对自己作品未来的期盼。每次抒说其夙愿，我总是会想到李可染先生的心声：“一落笔就要防止千古后人的责备”，也总是会联想起苏东坡一落笔便要作“千秋之想”的气概。
所谓收藏品、传世作，大致皆是一百年以后的事。
什么样的陶刻作品才能传世？我和汪成友都没有学问回答这一问题，但我们在互动、沟通、商讨中，认为能传世的陶刻作品至少有两点似乎必须做到。一是，陶刻是紫砂壶艺装饰技艺的一种，其陶刻内容一定要“切这一壶”，为壶或画龙点睛，或锦上添花-----而不能是两张皮。其二，陶刻的书画等在艺术上，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水准，刀法再好，书画没有水平也不行，换一句话说，一个优秀的陶刻家，一定是一个功底深厚的书画家。
2012年汪成友成功晋升国家级工艺美术师之后，他放弃了职称提升，壶价上升的机遇，于2013年3月毅然到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深造。汪成友生于书香门第，幼承家学，传统书画功底坚实。但毕竟属于比着葫芦画瓢的范畴，缺乏高等学府系统的理论教育，也缺少高层次的宽阔视野。
有了二十余年的实践，又有了现代大学和名师的教育，汪成友有了意想不到的三大成果。
其一，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他有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创作，胸怀废画三千的精神；落刀，无悔一气呵成的功夫”的观念。他的陶刻国画属于小写意，一幅小写意画，若想构图完美、笔墨无瑕，往往是“十比一”，甚至更大的比率才能成功。于是，一幅构图，汪成友总是多画几幅、十几幅，好中选优，然后才陶刻上壶上盘。
眼高才能手高，把画工与刻工高度契合，不去复制自己或他人，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融入到画面陶刻之中，作品才能有灵魂，才能算得上好的作品！理念变，手活变，作品也就变在其中了。
其二，2014年11月经过竟标，汪成友设计制作的50件紫砂壶作品，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上作为国礼赠送给参会的外国领导人。
其三，2016年，随国家代表团出访瓦努阿图，作为团的代表亲手把国礼壶敬赠总统，成为当面赠送外国总统“国礼紫砂”的第一人。
十年前，认识了汪成友而立之年的风采；十年后，见证了汪成友不惑之春的奇葩；十年中，我们共同度过了互动、争论、探讨的年年岁岁。过去的十年，汪成友足堪称为“黄金十年”！
未来呢？
态度决定高度，高度决定深度。期盼汪成友以扎实的拼搏，创造一个更加璀璨的“钻石十年”。
2017年3月25日,杨世明于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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