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动态# 考索文献 汇成全史（三）——《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补寺史之缺
何孝荣
《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是笔者辑校的《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二部寺志以外的大报恩寺史料。
一、《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的辑校缘起
大报恩寺是南京以及中国古代佛教史上的一座重要寺院，一部大报恩寺史折射出南京史以及中国古代佛教史的兴衰荣辱光景。近年，随着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的建设开放，大报恩寺、琉璃塔逐渐引起更多人的兴趣和关注。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委托笔者在点校《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二部寺志以外，再辑录、点校二志未收录的，而能反映大报恩寺史上某个时代的基本面貌或跨时代的重要变革，或其对各个时代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等的影响的史料，汇成《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以补二志之遗漏，形成一套大报恩寺全史。
《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的编撰，始自2020年5月，笔者请博士生王顺以“报恩寺”对“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的1万种16万余卷的文献进行了全文检索。王顺利用南开大学图书馆中文数据库，不仅检索了“中国基本古籍库”，而且将检索范围扩展到“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雕龙古籍全文数据库”等，共计辑录史料7万余字。11月，笔者再以“长干寺”“天禧寺”“报恩寺”为检索词，对“中国基本古籍库”、《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电子佛典集成》进行全文检索，辑录6万余字。后来，笔者发现还有“长干塔”“天禧塔”“报恩塔”可以检索，于是进行了第三轮辑录，再得2万余字。总计几轮检索、辑录，共得初步史料15万余字。应当说，中国史籍文献中大报恩寺史料基本上搜罗殆尽。
经过几轮全文检索、辑录的史料，其中不少重复，包括从不同数据库中辑录的相同史料（尽管我们辑录时已经尽力舍弃），及与《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收录的重复史料。2021年1月中旬，笔者尝试请博士生王顺、侯振龙、马季对辑录史料进行初步标点。月底，笔者开始全面系统的点校。在点校时，通过“查找”而删除重复。同时，由于各数据库收录文献多为今人文字录入，我们辑录后需由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导致不少文字错误。因此，笔者在点校时尽量保留重复史料中为《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者，因为这一数据库提供了“原据版本对照”，笔者得以利用各书原来版本对每条史料进行核校。另外一些史料，则利用了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提供的原版本加以核校。还有一些史料，笔者手头收藏有其出处文献的影印本或点校本，也充分利用起来。因此，《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中的史籍文献史料，基本逐条（篇）核对了原书。而一些仅仅附带提及而实际与大报恩寺关涉不多的诗文等，则加以舍弃。另外，又辑录了大报恩寺的考古发掘史料和外国史料，终而集成这部《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
二、《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的主要内容
《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体例基本借鉴《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分为《寺院兴废》《高僧大德》《名家诗文》《逸闻杂记》《考古发掘史料》《外国史料》6个部分。各部分史料，大体按其所记述的事件、人物及诗文等产生或生活时间的先后排列。《寺院兴废》部分选取了佛教文献、地方文献、其他史部文献等的相关史料，展示自长干寺经天禧寺至大报恩寺的千余年兴衰史，其中如《涌幢小品》对嘉靖末大报恩寺火灾后状况、洪恩雪浪仪表和评论的记述，《嘉庆大清一统志》对清代大报恩寺修建及康熙帝和乾隆帝临幸的记述，以及各书对大报恩寺清末毁废的记述，均为《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未记或较少提及者，可补其缺失。
《折疑梵刹志》卷五《历代高僧传》《高僧传》已佚，《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卷六《寺僧》收录历代高僧名僧53人（其中有一些实为建初寺僧），除少数人以外，多仅列其名或号、封号，且不乏错误。《高僧大德》部分搜罗了高僧传、寺志、其他佛教文献、僧人文集，和史部、集部文献，共辑得晋朝至清朝大报恩寺36位高僧大德史料。其中，有对《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收录的一些高僧大德传记加以辑补者，包含晋朝竺法旷、释慧达（刘萨），南朝佉吒、僧伽跋摩、释昙颖、释法颖、释玄畅（元畅），元朝释法嵩、释广演、释志德（“佛光”）、释师禄（“僧禄”），明朝释守愚（“无极”）、释雪梅、释洪恩、释钦义，清朝释寂光（“三昧”）、释松影，计17人。同时，新增了一些《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未收录者，包含晋朝释昙翼、释慧休，南朝三藏、东阇梨、释玄辩，五代释元寂，宋朝释宗永，明朝释守仁、释绍宗、释一如、释明河、释照印、释广礼，居士殷迈、唐时，清朝释原济（石涛）、释石溪（髡残）、释性统、释普见，计19人。又附录近代江苏僧师范学堂释月霞、释谛闲、释式海3位师僧，因该学堂设于寺内三藏殿。这样，本书合计收录39位大报恩寺（长干寺、天禧寺）高僧大德，进一步展示了该寺历代僧众形象和寺史。
《名家诗文》部分，文包括序疏记、游记等文共16篇，如元朝释大序介绍了高僧法嵩，明朝曹学佺、邹迪光、钟惺、清朝释道忞之疏、记反映了明清时期大报恩寺修建情况，游记各文则叙写出历史上大报恩寺的壮丽雄伟图景，都是了解和研究大报恩寺史、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作为千年名刹，大报恩寺的历代吟咏诗词不可胜数。《折疑梵刹志》卷五《前明御制诗》《国朝御制诗文》《前明各名人诗》《国朝诗余》均佚，《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卷八《集诗》收录南唐至清末诗（词）近120首。本书《名家诗文》部分则又辑录了宋朝至清朝诗（词）230余首，基本汇集了《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以外的历代所有与该寺相关的名家诗文，从中可窥见大报恩寺寺史及其在官员士绅文中、心中的形象和记忆。《逸闻杂记》选取佛教文献、史部文献、集部文献等中有关大报恩寺的逸闻杂事记述四十余条，不少生动有趣。如《续高僧传》关于长干寺阿育王像、宋朝《默记》关于李后主手书金字《心经》的记述，都塑造了唐宋时期长干寺、天禧寺的神异；明朝唐寅记述的寺僧修竹，周晖记述的寺僧永宁、真让、德清，谢肇淛记述的寺僧悟空，清高士奇记述的寺僧德基等，或贪淫凶恶，或持戒弘法，或神异高邈，都补充和丰富了寺僧形象；明朝谢肇淛记述的大报恩寺塔猕猴、蜘蛛，清朝徐岳记述的大报恩寺塔鲤鱼，也各有神异，流传于民间；而清朝袁枚记述的侯嘉翻酒醉题诗罗汉顶、寺僧房赁为举子寓所，甘熙记述的报恩寺陈百戏、说稗官者甚夥，则反映了大报恩寺在清代衰微以及日益世俗化的面貌。总之，这些逸闻杂记多别出心裁、生动有趣，为深入了解、研究寺史提供出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考古发掘史料》则择录20世纪40年代至“2007-2015年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的部分实物及其铭文。其中如1942年大报恩寺遗址三藏塔基发掘的宋代石函，其刻文印证了宋端拱元年（988）僧可政请来唐僧玄奘顶骨的史实；1960年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考古发掘得唐李德裕记及大石函盖题记，证明长干寺舍利曾移置建初寺及镇江甘露寺；2007-2015年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石函、铁函、井栏等件，尤其是七宝阿育王塔，反映出北宋时期长干寺的状况，是中国出土的体积最大、工艺最复杂、制作最精美的阿育王塔，堪称世界阿育王塔之王；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则是根据1958年在南京中华门外窑岗村出土的大量琉璃构件复原而成，从复原件图片中仍可见大报恩寺的壮美和辉煌。
大报恩寺尤其是九级琉璃塔不仅为中国人称道，亦为外国人所惊叹。1655年出版的荷兰画家约翰·尼霍夫游记中描述了大报恩寺塔的雄伟壮观，约翰·尼霍夫并且赋诗赞誉“这骄傲的建筑堪比七大奇迹”，这或许是后人将大报恩寺传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出处。约翰·尼霍夫游记的出版引起欧洲人的注意和传述、引用，琉璃塔的故事传入西方，还被安徒生写进童话《天国花园》，琉璃塔样式在西方得到仿建。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军舰船至南京，侵略军官兵也往往会参观荒废的大报恩寺和寺塔，不少侵略军官兵还参与了对残存的大报恩寺塔的抢掠，这在一些他们的战记、报告、游记里留下了记载。20世纪初，一些日本研究者如内藤湖南、常盘大定等也先后来到南京，踏勘大报恩寺塔遗迹。《外国史料》部分选取了15世纪以来朝鲜、意大利、葡萄牙、荷兰、法国、德国、英国、丹麦、美国、日本等国人士有关大报恩寺、琉璃塔的记载，以见外国人眼中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及其在国外的影响。
总之，《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辑录的是为《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二书未收录、而能反映南京大报恩寺史上某个时代的基本面貌或跨时代的重要变革，或其对各个时代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等的影响的史料，时间上历经一千余年，空间上涉及亚洲、欧洲、美洲。它是对《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二书的补充，三者一起共同组成为一部大报恩寺全部史料书，成为一部南京大报恩寺全史。
“长干古寺矗浮图，庄严妙丽天下无”“塔上灯火终年点，塔下梵诵千人俱”（清代钱澄之《田间诗文集》诗集卷四《江上集·长干塔歌》，清康熙刻本）。大报恩寺塔虽然在清朝后期毁废成墟，但其作为南京历史上的千年名刹，以及“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明代张岱《陶庵梦忆》卷一《报恩塔》）的九级琉璃塔，雄丽壮观的景象早已刻在历史的书页中，印在人们的心底里。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审稿：李唐海
编辑：朱 鹏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何孝荣
《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是笔者辑校的《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二部寺志以外的大报恩寺史料。
一、《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的辑校缘起
大报恩寺是南京以及中国古代佛教史上的一座重要寺院，一部大报恩寺史折射出南京史以及中国古代佛教史的兴衰荣辱光景。近年，随着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的建设开放，大报恩寺、琉璃塔逐渐引起更多人的兴趣和关注。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委托笔者在点校《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二部寺志以外，再辑录、点校二志未收录的，而能反映大报恩寺史上某个时代的基本面貌或跨时代的重要变革，或其对各个时代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等的影响的史料，汇成《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以补二志之遗漏，形成一套大报恩寺全史。
《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的编撰，始自2020年5月，笔者请博士生王顺以“报恩寺”对“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的1万种16万余卷的文献进行了全文检索。王顺利用南开大学图书馆中文数据库，不仅检索了“中国基本古籍库”，而且将检索范围扩展到“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雕龙古籍全文数据库”等，共计辑录史料7万余字。11月，笔者再以“长干寺”“天禧寺”“报恩寺”为检索词，对“中国基本古籍库”、《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电子佛典集成》进行全文检索，辑录6万余字。后来，笔者发现还有“长干塔”“天禧塔”“报恩塔”可以检索，于是进行了第三轮辑录，再得2万余字。总计几轮检索、辑录，共得初步史料15万余字。应当说，中国史籍文献中大报恩寺史料基本上搜罗殆尽。
经过几轮全文检索、辑录的史料，其中不少重复，包括从不同数据库中辑录的相同史料（尽管我们辑录时已经尽力舍弃），及与《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收录的重复史料。2021年1月中旬，笔者尝试请博士生王顺、侯振龙、马季对辑录史料进行初步标点。月底，笔者开始全面系统的点校。在点校时，通过“查找”而删除重复。同时，由于各数据库收录文献多为今人文字录入，我们辑录后需由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导致不少文字错误。因此，笔者在点校时尽量保留重复史料中为《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者，因为这一数据库提供了“原据版本对照”，笔者得以利用各书原来版本对每条史料进行核校。另外一些史料，则利用了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提供的原版本加以核校。还有一些史料，笔者手头收藏有其出处文献的影印本或点校本，也充分利用起来。因此，《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中的史籍文献史料，基本逐条（篇）核对了原书。而一些仅仅附带提及而实际与大报恩寺关涉不多的诗文等，则加以舍弃。另外，又辑录了大报恩寺的考古发掘史料和外国史料，终而集成这部《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
二、《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的主要内容
《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体例基本借鉴《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分为《寺院兴废》《高僧大德》《名家诗文》《逸闻杂记》《考古发掘史料》《外国史料》6个部分。各部分史料，大体按其所记述的事件、人物及诗文等产生或生活时间的先后排列。《寺院兴废》部分选取了佛教文献、地方文献、其他史部文献等的相关史料，展示自长干寺经天禧寺至大报恩寺的千余年兴衰史，其中如《涌幢小品》对嘉靖末大报恩寺火灾后状况、洪恩雪浪仪表和评论的记述，《嘉庆大清一统志》对清代大报恩寺修建及康熙帝和乾隆帝临幸的记述，以及各书对大报恩寺清末毁废的记述，均为《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未记或较少提及者，可补其缺失。
《折疑梵刹志》卷五《历代高僧传》《高僧传》已佚，《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卷六《寺僧》收录历代高僧名僧53人（其中有一些实为建初寺僧），除少数人以外，多仅列其名或号、封号，且不乏错误。《高僧大德》部分搜罗了高僧传、寺志、其他佛教文献、僧人文集，和史部、集部文献，共辑得晋朝至清朝大报恩寺36位高僧大德史料。其中，有对《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收录的一些高僧大德传记加以辑补者，包含晋朝竺法旷、释慧达（刘萨），南朝佉吒、僧伽跋摩、释昙颖、释法颖、释玄畅（元畅），元朝释法嵩、释广演、释志德（“佛光”）、释师禄（“僧禄”），明朝释守愚（“无极”）、释雪梅、释洪恩、释钦义，清朝释寂光（“三昧”）、释松影，计17人。同时，新增了一些《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未收录者，包含晋朝释昙翼、释慧休，南朝三藏、东阇梨、释玄辩，五代释元寂，宋朝释宗永，明朝释守仁、释绍宗、释一如、释明河、释照印、释广礼，居士殷迈、唐时，清朝释原济（石涛）、释石溪（髡残）、释性统、释普见，计19人。又附录近代江苏僧师范学堂释月霞、释谛闲、释式海3位师僧，因该学堂设于寺内三藏殿。这样，本书合计收录39位大报恩寺（长干寺、天禧寺）高僧大德，进一步展示了该寺历代僧众形象和寺史。
《名家诗文》部分，文包括序疏记、游记等文共16篇，如元朝释大序介绍了高僧法嵩，明朝曹学佺、邹迪光、钟惺、清朝释道忞之疏、记反映了明清时期大报恩寺修建情况，游记各文则叙写出历史上大报恩寺的壮丽雄伟图景，都是了解和研究大报恩寺史、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作为千年名刹，大报恩寺的历代吟咏诗词不可胜数。《折疑梵刹志》卷五《前明御制诗》《国朝御制诗文》《前明各名人诗》《国朝诗余》均佚，《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卷八《集诗》收录南唐至清末诗（词）近120首。本书《名家诗文》部分则又辑录了宋朝至清朝诗（词）230余首，基本汇集了《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以外的历代所有与该寺相关的名家诗文，从中可窥见大报恩寺寺史及其在官员士绅文中、心中的形象和记忆。《逸闻杂记》选取佛教文献、史部文献、集部文献等中有关大报恩寺的逸闻杂事记述四十余条，不少生动有趣。如《续高僧传》关于长干寺阿育王像、宋朝《默记》关于李后主手书金字《心经》的记述，都塑造了唐宋时期长干寺、天禧寺的神异；明朝唐寅记述的寺僧修竹，周晖记述的寺僧永宁、真让、德清，谢肇淛记述的寺僧悟空，清高士奇记述的寺僧德基等，或贪淫凶恶，或持戒弘法，或神异高邈，都补充和丰富了寺僧形象；明朝谢肇淛记述的大报恩寺塔猕猴、蜘蛛，清朝徐岳记述的大报恩寺塔鲤鱼，也各有神异，流传于民间；而清朝袁枚记述的侯嘉翻酒醉题诗罗汉顶、寺僧房赁为举子寓所，甘熙记述的报恩寺陈百戏、说稗官者甚夥，则反映了大报恩寺在清代衰微以及日益世俗化的面貌。总之，这些逸闻杂记多别出心裁、生动有趣，为深入了解、研究寺史提供出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考古发掘史料》则择录20世纪40年代至“2007-2015年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的部分实物及其铭文。其中如1942年大报恩寺遗址三藏塔基发掘的宋代石函，其刻文印证了宋端拱元年（988）僧可政请来唐僧玄奘顶骨的史实；1960年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考古发掘得唐李德裕记及大石函盖题记，证明长干寺舍利曾移置建初寺及镇江甘露寺；2007-2015年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石函、铁函、井栏等件，尤其是七宝阿育王塔，反映出北宋时期长干寺的状况，是中国出土的体积最大、工艺最复杂、制作最精美的阿育王塔，堪称世界阿育王塔之王；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则是根据1958年在南京中华门外窑岗村出土的大量琉璃构件复原而成，从复原件图片中仍可见大报恩寺的壮美和辉煌。
大报恩寺尤其是九级琉璃塔不仅为中国人称道，亦为外国人所惊叹。1655年出版的荷兰画家约翰·尼霍夫游记中描述了大报恩寺塔的雄伟壮观，约翰·尼霍夫并且赋诗赞誉“这骄傲的建筑堪比七大奇迹”，这或许是后人将大报恩寺传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出处。约翰·尼霍夫游记的出版引起欧洲人的注意和传述、引用，琉璃塔的故事传入西方，还被安徒生写进童话《天国花园》，琉璃塔样式在西方得到仿建。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军舰船至南京，侵略军官兵也往往会参观荒废的大报恩寺和寺塔，不少侵略军官兵还参与了对残存的大报恩寺塔的抢掠，这在一些他们的战记、报告、游记里留下了记载。20世纪初，一些日本研究者如内藤湖南、常盘大定等也先后来到南京，踏勘大报恩寺塔遗迹。《外国史料》部分选取了15世纪以来朝鲜、意大利、葡萄牙、荷兰、法国、德国、英国、丹麦、美国、日本等国人士有关大报恩寺、琉璃塔的记载，以见外国人眼中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及其在国外的影响。
总之，《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辑录的是为《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二书未收录、而能反映南京大报恩寺史上某个时代的基本面貌或跨时代的重要变革，或其对各个时代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等的影响的史料，时间上历经一千余年，空间上涉及亚洲、欧洲、美洲。它是对《折疑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二书的补充，三者一起共同组成为一部大报恩寺全部史料书，成为一部南京大报恩寺全史。
“长干古寺矗浮图，庄严妙丽天下无”“塔上灯火终年点，塔下梵诵千人俱”（清代钱澄之《田间诗文集》诗集卷四《江上集·长干塔歌》，清康熙刻本）。大报恩寺塔虽然在清朝后期毁废成墟，但其作为南京历史上的千年名刹，以及“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明代张岱《陶庵梦忆》卷一《报恩塔》）的九级琉璃塔，雄丽壮观的景象早已刻在历史的书页中，印在人们的心底里。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审稿：李唐海
编辑：朱 鹏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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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石当|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文/魏石当
在嘉应观东龙王殿，紧临贾让的河神是王景。
历史上的王景除了有“王景治河，千载无恙”的伟大治河功绩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出生于现在的朝鲜平壤西北（乐浪郡讲邯县）。
这个身份说明了什么？
答案应该有二：一是汉代中国国土面积的辽阔，二是一个青年从偏远之乡靠实力在京城打拼的奋斗历程相当辉煌。
王景(约公元30年-85年)，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出生于乐浪郡诌邯(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东汉水利家。其八世祖王仲时，因避乱，迁至乐浪郡讲邯县(今朝鲜平安南道)。当年，王景的父亲王闳杀死了乐浪郡的官员，拥护汉朝，欢迎汉太守接管乐浪郡。他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光武帝的嘉奖，封王闳为列侯，王闳很客气，没有接受。光武帝便召他进京，然而王闳在上京路上就病死了。王景长大后，由于他自小好学，爱好广泛，精通《周易》，懂得数学，对天文也很有研究，才华横溢，被司空伏恭看中，纳于门下。
王景算得上中国古代的一个奇才，身世很传奇，因为他出生在现在的朝鲜半岛，当时属于东汉最北部的一个郡县，由于远离中原，儒家的思想影响不深，所以王景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教育，而是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对《周易》、《山海经》以及天文历法、算术等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掌握了很多技艺，所以他比同时代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相比，他的见识要更广，没有更多的思想限制。
东汉光武帝刘秀时，黄河在汴梁一带决口，河南、山东、安徽一带受灾十分严重。
公元34年，阳武令张汜上书，建议“改修提防，以安百姓。光武帝接受张汜的建议，准备发卒治理黄河。但浚仪(今河南开封)令，乐俊站在守旧的立场上上书反对，因此，修河之议终止。
到汉明帝时，河患日益严重，兖州、豫州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东汉政府为之震动。公元69年，汉明帝决心恢复修河工程。就是在这种动机下，永平十二年春，汉明帝召见王景，问水患的情形及治黄的办法。王景根据自己长期研究和考察的结果，陈其利害，对答如流，明帝十分高兴。
汉明帝想王景过去在浚仪修汴梁“功业有成”的历史，赏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和金钱衣物，并在这年夏征发民工、军卒数十万人，让王景和他的助手王吴，总理修渠筑堤治水的事务。
王景治河工程包括治理汴渠和黄河下游河道两部分，总共动用了数十万人，耗去经费数以百亿计，工期一年，最后成功地治理了这两条水道。
王景的治理黄河工程主要是修筑沿河大堤，固定新的河道。
从今河南郑州附近的荥阳起，到今黄河口附近的千乘海口，修筑长堤千余里，牢牢地控制住了新冲开的河道。
在筑堤之外，他还根据地形和河道的状况，对一些河道进行了改造、疏通，或裁弯取直，或凿高就底，使水流更为通畅。
王景治河以后，直到唐朝末年，在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内，黄河仅有40个年份有决溢的记载，相对于决溢频繁的其他时期来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安流状态（唐末到近代的一千多年内，大小决溢1500多次）因此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
关于这一阶段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过去多归功于王景治理有方，现代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植被较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良好的植被可以大大减少下游河道的来沙量，从而减缓淤积。又有人综合各项因素认为新形成的河道入海距离较短，比降较大，从而提高了河水的流速和挟沙能力，减轻了河道淤积，这一点对于黄河长期安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植被气候、堤防乃至海平面的变化等等各项因素，也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管大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但经王景治理后下游河道能在较长时期内很少发生决溢确是事实，王景主持修筑的堤防工程即使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后世对于王景的治河功绩一直十分重视，在借鉴王景的治河经验时也更为注重堤防工程。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拜王景为河堤谒者。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王景调任徐州刺史。次年，又升任庐江太守。在任庐江太守时，王景为提高生产力，在当地积极推广牛耕、蚕桑养殖和纺织技术，鼓励百姓开荒种稻。他还组织修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修筑的芍陂，蓄水浇灌荒地，发展农田灌溉，逐步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深受百姓爱戴。
公元85年，王景卒于庐江太守任上，享年约56岁。
鉴于王景治河取得的伟大成就，后世有很多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有学者得出结论：王景治河能够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王景能根据黄河自然的分流，加以整理。
王景针对黄河穿过豫西山地之后，像野马脱缰，不受羁勒的特点，先在今广武县之西疏通汴河、济河，使急湍的河水迎头一洩，减其流势。
而且，济水东出定陶，汴河又散入于颍水、涡水各流，分头汇入淮水，这形成了许多变相的大小水库，起了泻洪的作用。王景这一举措，深得治黄奥秘。
王景正是掌握了这一特点，采取“河、汴分流”的办法，泻洪杀势，使其一鼓而作气不成，再鼓而盛不行，至三鼓，就既衰且绝，没有什么力量了。
第二，王景针对黄河大量泥沙淤塞的特点，而作分移。
如何分移？办法一，是在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的地段内，修渠筑堤，每十里立一水闸，以减水、滞洪、淤沙。
办法二，是让滔滔黄水“涧注”于内堤之外外堤之内，这部分水流出堤后，水势减缓，越降则缓势越大，不至与正流同时争出，作用无异于泄洪。
同时，这样做的结果又使大量泥沙分移到河床之外，这样，就使滔滔浊流怒势被杀。加之节节水闸洄注，终于使河水俯首贴耳，听候指挥了。其治河工程完工后，汉明帝亲自出巡，命令沿河各郡设置专门管理河堤的官吏。王景因为治河成功，名声大震，被明帝升迁为侍御史。
王景以后，东汉政府在安帝、顺帝、灵帝统治时，屡次在汴口加固河防，直至北宋，都能随时注意整修。因此，在王景以后的八百多年中，黄河比较安静。
特别是东汉时期，京师在洛阳，东方的漕运全靠汴河。王景使河、汴分流后，汴水、济水的漕运无患，东南之漕运由汴入黄，东北之漕运由济入黄，三水之上，“触舻千里，輓输不绝，京师无匮乏之忧矣。”不仅如此，经过王景的治理，黄河河道得到了相对的稳定，防洪的效果十分明显。
黄河在此后的近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泛滥，后人将王景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可见他的成就之大。
其实，王景治河取得如此成就，跟一位治水前辈密不可分。那就是西汉的贾让。贾让的治河三策，给王景提供了全面的理论依据，王景治河，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实践了贾让的治河思想，而得以在东汉较为清明的政治制度下得以实施，而取得巨大的成功。
王景多才，从政之余，对卜筮、风水、数术之学都很有兴趣，还撰有专书，令人佩服。
每当我站在嘉应观的东龙王殿，望向比肩而立的河神贾让和王景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在近两千年的时光里，这两位河神到底在神界有没有论过师生之谊呢？我猜，应该有吧。
大胆脑补下遥远而飘渺的场景：
贾让当抚须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耳！
王景会拱手施礼：先生受徒儿一拜是也！
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文/魏石当
在嘉应观东龙王殿，紧临贾让的河神是王景。
历史上的王景除了有“王景治河，千载无恙”的伟大治河功绩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出生于现在的朝鲜平壤西北（乐浪郡讲邯县）。
这个身份说明了什么？
答案应该有二：一是汉代中国国土面积的辽阔，二是一个青年从偏远之乡靠实力在京城打拼的奋斗历程相当辉煌。
王景(约公元30年-85年)，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出生于乐浪郡诌邯(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东汉水利家。其八世祖王仲时，因避乱，迁至乐浪郡讲邯县(今朝鲜平安南道)。当年，王景的父亲王闳杀死了乐浪郡的官员，拥护汉朝，欢迎汉太守接管乐浪郡。他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光武帝的嘉奖，封王闳为列侯，王闳很客气，没有接受。光武帝便召他进京，然而王闳在上京路上就病死了。王景长大后，由于他自小好学，爱好广泛，精通《周易》，懂得数学，对天文也很有研究，才华横溢，被司空伏恭看中，纳于门下。
王景算得上中国古代的一个奇才，身世很传奇，因为他出生在现在的朝鲜半岛，当时属于东汉最北部的一个郡县，由于远离中原，儒家的思想影响不深，所以王景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教育，而是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对《周易》、《山海经》以及天文历法、算术等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掌握了很多技艺，所以他比同时代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相比，他的见识要更广，没有更多的思想限制。
东汉光武帝刘秀时，黄河在汴梁一带决口，河南、山东、安徽一带受灾十分严重。
公元34年，阳武令张汜上书，建议“改修提防，以安百姓。光武帝接受张汜的建议，准备发卒治理黄河。但浚仪(今河南开封)令，乐俊站在守旧的立场上上书反对，因此，修河之议终止。
到汉明帝时，河患日益严重，兖州、豫州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东汉政府为之震动。公元69年，汉明帝决心恢复修河工程。就是在这种动机下，永平十二年春，汉明帝召见王景，问水患的情形及治黄的办法。王景根据自己长期研究和考察的结果，陈其利害，对答如流，明帝十分高兴。
汉明帝想王景过去在浚仪修汴梁“功业有成”的历史，赏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和金钱衣物，并在这年夏征发民工、军卒数十万人，让王景和他的助手王吴，总理修渠筑堤治水的事务。
王景治河工程包括治理汴渠和黄河下游河道两部分，总共动用了数十万人，耗去经费数以百亿计，工期一年，最后成功地治理了这两条水道。
王景的治理黄河工程主要是修筑沿河大堤，固定新的河道。
从今河南郑州附近的荥阳起，到今黄河口附近的千乘海口，修筑长堤千余里，牢牢地控制住了新冲开的河道。
在筑堤之外，他还根据地形和河道的状况，对一些河道进行了改造、疏通，或裁弯取直，或凿高就底，使水流更为通畅。
王景治河以后，直到唐朝末年，在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内，黄河仅有40个年份有决溢的记载，相对于决溢频繁的其他时期来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安流状态（唐末到近代的一千多年内，大小决溢1500多次）因此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
关于这一阶段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过去多归功于王景治理有方，现代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植被较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良好的植被可以大大减少下游河道的来沙量，从而减缓淤积。又有人综合各项因素认为新形成的河道入海距离较短，比降较大，从而提高了河水的流速和挟沙能力，减轻了河道淤积，这一点对于黄河长期安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植被气候、堤防乃至海平面的变化等等各项因素，也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管大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但经王景治理后下游河道能在较长时期内很少发生决溢确是事实，王景主持修筑的堤防工程即使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后世对于王景的治河功绩一直十分重视，在借鉴王景的治河经验时也更为注重堤防工程。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拜王景为河堤谒者。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王景调任徐州刺史。次年，又升任庐江太守。在任庐江太守时，王景为提高生产力，在当地积极推广牛耕、蚕桑养殖和纺织技术，鼓励百姓开荒种稻。他还组织修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修筑的芍陂，蓄水浇灌荒地，发展农田灌溉，逐步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深受百姓爱戴。
公元85年，王景卒于庐江太守任上，享年约56岁。
鉴于王景治河取得的伟大成就，后世有很多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有学者得出结论：王景治河能够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王景能根据黄河自然的分流，加以整理。
王景针对黄河穿过豫西山地之后，像野马脱缰，不受羁勒的特点，先在今广武县之西疏通汴河、济河，使急湍的河水迎头一洩，减其流势。
而且，济水东出定陶，汴河又散入于颍水、涡水各流，分头汇入淮水，这形成了许多变相的大小水库，起了泻洪的作用。王景这一举措，深得治黄奥秘。
王景正是掌握了这一特点，采取“河、汴分流”的办法，泻洪杀势，使其一鼓而作气不成，再鼓而盛不行，至三鼓，就既衰且绝，没有什么力量了。
第二，王景针对黄河大量泥沙淤塞的特点，而作分移。
如何分移？办法一，是在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的地段内，修渠筑堤，每十里立一水闸，以减水、滞洪、淤沙。
办法二，是让滔滔黄水“涧注”于内堤之外外堤之内，这部分水流出堤后，水势减缓，越降则缓势越大，不至与正流同时争出，作用无异于泄洪。
同时，这样做的结果又使大量泥沙分移到河床之外，这样，就使滔滔浊流怒势被杀。加之节节水闸洄注，终于使河水俯首贴耳，听候指挥了。其治河工程完工后，汉明帝亲自出巡，命令沿河各郡设置专门管理河堤的官吏。王景因为治河成功，名声大震，被明帝升迁为侍御史。
王景以后，东汉政府在安帝、顺帝、灵帝统治时，屡次在汴口加固河防，直至北宋，都能随时注意整修。因此，在王景以后的八百多年中，黄河比较安静。
特别是东汉时期，京师在洛阳，东方的漕运全靠汴河。王景使河、汴分流后，汴水、济水的漕运无患，东南之漕运由汴入黄，东北之漕运由济入黄，三水之上，“触舻千里，輓输不绝，京师无匮乏之忧矣。”不仅如此，经过王景的治理，黄河河道得到了相对的稳定，防洪的效果十分明显。
黄河在此后的近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泛滥，后人将王景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可见他的成就之大。
其实，王景治河取得如此成就，跟一位治水前辈密不可分。那就是西汉的贾让。贾让的治河三策，给王景提供了全面的理论依据，王景治河，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实践了贾让的治河思想，而得以在东汉较为清明的政治制度下得以实施，而取得巨大的成功。
王景多才，从政之余，对卜筮、风水、数术之学都很有兴趣，还撰有专书，令人佩服。
每当我站在嘉应观的东龙王殿，望向比肩而立的河神贾让和王景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在近两千年的时光里，这两位河神到底在神界有没有论过师生之谊呢？我猜，应该有吧。
大胆脑补下遥远而飘渺的场景：
贾让当抚须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耳！
王景会拱手施礼：先生受徒儿一拜是也！
【20220401 播出】在心血管的病房时常遇到一些“奇怪”的高血脂患者，他们有的是得知自己血脂高之后开始吃素，有的本身就是素食主义者，但是血脂却不因为吃素而降低，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吃素时，就仅在菜品上杜绝荤腥，而不限制精制米、面的摄入量。精制米面因加工过于精细，缺乏纤维，消化时间快，升糖指数高。血糖水平升高时，胰岛β细胞分泌的胰岛素会增加，从而将血糖降至健康的水平。胰岛素就像开启细胞之门的一把钥匙，将血液中的葡萄糖送入细胞之中，以产生能量。若葡萄糖过量，就会转化成一种叫做甘油三酯的脂肪，并储存在身体的脂肪细胞中。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一个显著特点是皮肤肌腱黄色瘤，那么什么是黄色瘤？顾名思义，黄色瘤一般呈黄色，大多可触及肿块，位于皮肤表面或肌腱处，主要由胆固醇、胆固醇酯、甘油三酯、磷脂和大量充满脂质的泡沫巨噬细胞组成。皮肤黄色瘤部位一般在臀、肘、手指间及髌前区域。肌腱黄色瘤一般集中在跟腱和手指伸肌腱处。目前关于黄色瘤的成因尚不十分清楚，近代医学研究发现可能由于血液中胆固醇水平持续较高，多余的胆固醇在血运丰富质地柔软的皮肤组织沉积所致，并且可随着年龄增长日渐增大。
血浆Lp(a)水平与基因的多态性的密切相关，同时又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的危险因素，Lp(a)检测可帮助识别心血管疾病高风险人群，因此，2019 ESC/EAS指南[12]建议：在每个成年人的一生中至少应考虑检测一次，以确定那些具有非常高的遗传性Lp(a)水平＞180 mg/dL（＞430 nmol/L）的人，这些患者可能具有与杂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相同的ASCVD的终生风险。
【专家出诊时间】李建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周三上午，出诊地点：门诊楼四层心内科门诊；周五下午（特需），出诊地点：门诊楼五层特需门诊；
李昱熙——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周五下午（难治性高血压专病门诊，出诊地点：门诊楼四层心内科门诊；
张 龙——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难治性高脂血症专病门诊：每周五下午，出诊地点：门诊楼四层心内科门诊；
备注：突发原因导致门诊时间、出诊地点、门诊类型（普通、专家或特需门诊）、挂号费用的改变，请以医院当日公布为准。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一个显著特点是皮肤肌腱黄色瘤，那么什么是黄色瘤？顾名思义，黄色瘤一般呈黄色，大多可触及肿块，位于皮肤表面或肌腱处，主要由胆固醇、胆固醇酯、甘油三酯、磷脂和大量充满脂质的泡沫巨噬细胞组成。皮肤黄色瘤部位一般在臀、肘、手指间及髌前区域。肌腱黄色瘤一般集中在跟腱和手指伸肌腱处。目前关于黄色瘤的成因尚不十分清楚，近代医学研究发现可能由于血液中胆固醇水平持续较高，多余的胆固醇在血运丰富质地柔软的皮肤组织沉积所致，并且可随着年龄增长日渐增大。
血浆Lp(a)水平与基因的多态性的密切相关，同时又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的危险因素，Lp(a)检测可帮助识别心血管疾病高风险人群，因此，2019 ESC/EAS指南[12]建议：在每个成年人的一生中至少应考虑检测一次，以确定那些具有非常高的遗传性Lp(a)水平＞180 mg/dL（＞430 nmol/L）的人，这些患者可能具有与杂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相同的ASCVD的终生风险。
【专家出诊时间】李建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周三上午，出诊地点：门诊楼四层心内科门诊；周五下午（特需），出诊地点：门诊楼五层特需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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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龙——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难治性高脂血症专病门诊：每周五下午，出诊地点：门诊楼四层心内科门诊；
备注：突发原因导致门诊时间、出诊地点、门诊类型（普通、专家或特需门诊）、挂号费用的改变，请以医院当日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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