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格雷厄姆·格林的另一篇书评：《文静的美国人》（又译《安静的美国人》）
绅士的深刻之处
止庵
读小说我喜欢遇到智慧超群的作家，阅读过程有如一场智力竞赛，直到底牌终于揭开，证明对方是获胜者，而他却始终从容不迫。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快乐甚至幸福的经历。格雷厄姆·格林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已经翻译过来不少，我的书柜里即有十五种之多；虽然他好像仍未受到中国读者足够重视似的。《文静的美国人》并非格林的最佳作品，却有着格林小说的主要特色：好看，而且深刻。格林很会写小说，——用这句话来评价他这一级别的作家，似乎造次，却很恰当。不能不承认与格林同样伟大，或者比他更伟大的作家，有不少位对于小说之为一门艺术，掌握得并非这么驾轻就熟。有关小说艺术的各种问题，譬如人物、结构、情节、细节、节奏、叙述方式等，对于格林来说，从来不是问题。格林另外写过一些“消遣小说”，《文静的美国人》不在其列；这是一部“政治小说”，但是具有消遣小说的一应要素：作者写了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一个凶杀和侦探的故事，——不过他安排得非常巧妙、严谨，丝丝入扣，而又毫不费力。
这里首先吸引我们的，与其说是格林的故事，不如说是格林如何叙述这个故事。这是一位富于绅士风度的作家：在整体把握上是从容的，在具体描述上是间离的。唯其如此，才有可能把一个故事叙述到完美——更准确地讲，是自如——的程度。自如才能达到真正的充分；急急忙忙切进，反而损失更多。小说家的美学原则高于一切，或者说先于一切。就这样一部以法国统治末期的越南为背景的小说而言，作家选择英国记者福勒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显然独具匠心：当越南人已经反抗，法国人仍在据守，而美国人准备涉足时，这个英国人是以局外人的面目出现的；而他在小说中对待现实的态度，也正是作者对待小说的态度。当福勒这样阐明自己的立场：“人世间的情况就是这样，让他们去打斗，让他们去爱，让他们去残杀吧，我可不牵连在内。我那些新闻界的同行自称是通讯记者；我宁愿要新闻记者这个头衔。我只写我所看见的事：我从不采取行动——甚至表达意见也是一种行动。”同时也揭示了作者的立场。自始至终格林都像上帝一样不动声色。
然而格林是一位冷漠的叙述者，却不是一位冷漠的人。我们说他思想深刻，与此不无关系。这一点几乎体现于格林的所有小说，在《文静的美国人》中，更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出。前面讲到立场与态度，未免有些夹缠，实际上情况复杂得多：对一部小说来说，间离的叙述态度要求客观的立场，要求节制的情感投入方式；这里作者格林的确如此，而人物福勒却不无变化——随着小说的情节进展，他的立场逐渐转为介入，情感也有所流露，也就是说，作为叙述者，他始终与作者保持一致；作为人物，他有着自己的心理轨迹、情感轨迹和行为轨迹。福勒身上承载着两个格林，一个是自己的小说美学观念的体现者，另一个是自己的社会道德观念的体现者，而二者竟然如此和谐地融为一体。福勒的立场明确而不张扬，情感深沉而不夸饰，仍然涵盖在格林的小说美学范畴之内。小说中另一句表明福勒立场的话：“一个人不得不拥护一边。假如他要继续做人的话。”也同样体现了作者的立场。福勒最终介入谋杀“文静的美国人”派尔的行动，是不得不在善恶之间做出抉择。如同别种作品一样，格林所面对的仍然是人类的善恶问题，——不过其伟大之处并不在于轻易得出结论，其深刻之处往往倒是很难得出结论。格林对于人类文明总的看法，无疑是悲观的、黑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静的美国人》回答此一问题，似乎稍嫌明确、容易，毕竟比不上他的《布莱顿硬糖》、《权力与荣耀》、《问题的核心》和《恋情的终结》。戈尔丁称格林为“二十世纪人类意识和焦虑的卓越记录者”，这一点在那几本书中体现得更为完满。
在《文静的美国人》中，与福勒构成对比的派尔，可能更其重要。除了作者身为欧洲人，而对美国人天然有所蔑视外，重要之处在于福勒只是某一个人，派尔却代表了世界上的一类人，许多人。福勒在最终做出抉择之前，一直被动地接受着事态的变化；相比之下，派尔则积极有为，始终如一，直到他被杀死为止。派尔从一位“学者”哈定那儿接受了有关越南存在“第三势力”的理论，于是理所当然地将其付诸实施；他爱上了福勒的情人，于是开诚布公地从他那里把她夺走。对这个人来说，一切都如此顺理成章，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任何问题，值得他稍事思考；抑或他根本不具备思考能力。这甚至可能被看作一种美德——的确派尔给读者的感觉近乎透明，福勒则好像总笼罩在阴影之中。然而在派尔身上，格林看到的却是人性的某种缺失，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的缺失。这是《文静的美国人》作为一部“政治小说”，较之特定的政治含义要深刻得多的地方。简单善良有可能引发最大的恶行。在经历了派尔间接制造而他对此无动于衷的爆炸案之后，福勒想到：“他总是单纯无知的。你不能责怪单纯的人，他们永远是无罪的。你所能做的只是控制住他们，要不然就消灭掉他们。单纯无知是一种精神失常。”尽管这很残酷，也很无奈，然而正是作者所要说的。
二〇〇二年一月十四日
绅士的深刻之处
止庵
读小说我喜欢遇到智慧超群的作家，阅读过程有如一场智力竞赛，直到底牌终于揭开，证明对方是获胜者，而他却始终从容不迫。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快乐甚至幸福的经历。格雷厄姆·格林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已经翻译过来不少，我的书柜里即有十五种之多；虽然他好像仍未受到中国读者足够重视似的。《文静的美国人》并非格林的最佳作品，却有着格林小说的主要特色：好看，而且深刻。格林很会写小说，——用这句话来评价他这一级别的作家，似乎造次，却很恰当。不能不承认与格林同样伟大，或者比他更伟大的作家，有不少位对于小说之为一门艺术，掌握得并非这么驾轻就熟。有关小说艺术的各种问题，譬如人物、结构、情节、细节、节奏、叙述方式等，对于格林来说，从来不是问题。格林另外写过一些“消遣小说”，《文静的美国人》不在其列；这是一部“政治小说”，但是具有消遣小说的一应要素：作者写了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一个凶杀和侦探的故事，——不过他安排得非常巧妙、严谨，丝丝入扣，而又毫不费力。
这里首先吸引我们的，与其说是格林的故事，不如说是格林如何叙述这个故事。这是一位富于绅士风度的作家：在整体把握上是从容的，在具体描述上是间离的。唯其如此，才有可能把一个故事叙述到完美——更准确地讲，是自如——的程度。自如才能达到真正的充分；急急忙忙切进，反而损失更多。小说家的美学原则高于一切，或者说先于一切。就这样一部以法国统治末期的越南为背景的小说而言，作家选择英国记者福勒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显然独具匠心：当越南人已经反抗，法国人仍在据守，而美国人准备涉足时，这个英国人是以局外人的面目出现的；而他在小说中对待现实的态度，也正是作者对待小说的态度。当福勒这样阐明自己的立场：“人世间的情况就是这样，让他们去打斗，让他们去爱，让他们去残杀吧，我可不牵连在内。我那些新闻界的同行自称是通讯记者；我宁愿要新闻记者这个头衔。我只写我所看见的事：我从不采取行动——甚至表达意见也是一种行动。”同时也揭示了作者的立场。自始至终格林都像上帝一样不动声色。
然而格林是一位冷漠的叙述者，却不是一位冷漠的人。我们说他思想深刻，与此不无关系。这一点几乎体现于格林的所有小说，在《文静的美国人》中，更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出。前面讲到立场与态度，未免有些夹缠，实际上情况复杂得多：对一部小说来说，间离的叙述态度要求客观的立场，要求节制的情感投入方式；这里作者格林的确如此，而人物福勒却不无变化——随着小说的情节进展，他的立场逐渐转为介入，情感也有所流露，也就是说，作为叙述者，他始终与作者保持一致；作为人物，他有着自己的心理轨迹、情感轨迹和行为轨迹。福勒身上承载着两个格林，一个是自己的小说美学观念的体现者，另一个是自己的社会道德观念的体现者，而二者竟然如此和谐地融为一体。福勒的立场明确而不张扬，情感深沉而不夸饰，仍然涵盖在格林的小说美学范畴之内。小说中另一句表明福勒立场的话：“一个人不得不拥护一边。假如他要继续做人的话。”也同样体现了作者的立场。福勒最终介入谋杀“文静的美国人”派尔的行动，是不得不在善恶之间做出抉择。如同别种作品一样，格林所面对的仍然是人类的善恶问题，——不过其伟大之处并不在于轻易得出结论，其深刻之处往往倒是很难得出结论。格林对于人类文明总的看法，无疑是悲观的、黑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静的美国人》回答此一问题，似乎稍嫌明确、容易，毕竟比不上他的《布莱顿硬糖》、《权力与荣耀》、《问题的核心》和《恋情的终结》。戈尔丁称格林为“二十世纪人类意识和焦虑的卓越记录者”，这一点在那几本书中体现得更为完满。
在《文静的美国人》中，与福勒构成对比的派尔，可能更其重要。除了作者身为欧洲人，而对美国人天然有所蔑视外，重要之处在于福勒只是某一个人，派尔却代表了世界上的一类人，许多人。福勒在最终做出抉择之前，一直被动地接受着事态的变化；相比之下，派尔则积极有为，始终如一，直到他被杀死为止。派尔从一位“学者”哈定那儿接受了有关越南存在“第三势力”的理论，于是理所当然地将其付诸实施；他爱上了福勒的情人，于是开诚布公地从他那里把她夺走。对这个人来说，一切都如此顺理成章，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任何问题，值得他稍事思考；抑或他根本不具备思考能力。这甚至可能被看作一种美德——的确派尔给读者的感觉近乎透明，福勒则好像总笼罩在阴影之中。然而在派尔身上，格林看到的却是人性的某种缺失，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的缺失。这是《文静的美国人》作为一部“政治小说”，较之特定的政治含义要深刻得多的地方。简单善良有可能引发最大的恶行。在经历了派尔间接制造而他对此无动于衷的爆炸案之后，福勒想到：“他总是单纯无知的。你不能责怪单纯的人，他们永远是无罪的。你所能做的只是控制住他们，要不然就消灭掉他们。单纯无知是一种精神失常。”尽管这很残酷，也很无奈，然而正是作者所要说的。
二〇〇二年一月十四日
【专访巫鸿：执着于东西方对立，会把我们拖回前现代想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贝格利的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青铜纹样，特别是兽面等动物纹和人物形象，其形状和风格是由艺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决定的，不必非要跟宗教、文化等联系在一起。如果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这种观念有多大的价值？
巫鸿：其实这种认为青铜器装饰“无意义”的理论是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观点。贝格利是罗樾的学生；从罗樾再往上追，又是奥地利的美术史大师沃尔夫林（Heinich Wolfflin），他属于形式主义美术史学派。罗樾和贝格利都认为美术史必须排除对形式以外因素的探索，否则就会失去这个学科的纯粹性和必要性。平心而论，形式主义学派也有很多贡献。比如，他们从形式的角度研究一个花纹是怎么变化的，往往能够看出一些很细致的东西。我也会让学生们去看他们写的文章，因为他们既然要研究形式，就会描述得非常仔细，而不是粗线条的，这对学生是有帮助的。但如果认为形式是唯一的研究对象，不能谈形式以外的人、社会和思想，那就错了。一个艺术品，从形式来解读它怎么美或者怎么发展过来的，这没什么错误。但是如果走到极端，把形式孤立化，认为谈意义、谈功能、谈宗教、谈社会就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到班宗华先生的一篇文章《亚历山大在中国？》，他认为秦始皇皇陵里面的兵马俑，是受亚历山大、马其顿或者希腊的那些文化的影响。我后来在BBC一部关于兵马俑的纪录片里也看到维也纳大学的一个艺术系教授也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兵马俑等身大小、面部写实等等特点，完全是受希腊化的这些雕像的影响。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巫鸿：我们在学术中常用“假说”这个词：假说和结论不一样，结论需要足够的直接证据，是真正能够证明的；假说需要一定的证据，但没有达到最后结论的程度。假说不能是胡思乱想，不是瞎说，需要有一定的逻辑上的和实物的间接证据。我觉得这两位学者，班宗华还有一位叫卢卡斯（Lukas Nickel）的学者，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假说。卢卡斯原来在英国教书后来转到维也纳。他提出了一些证据，比如说亚历山大东征一直到今天的阿富汗——在那里也做了一些希腊式的人形雕塑。阿富汗离中国当然比希腊近得多，而且秦朝本身的发源地也偏西北。但是它们其实还是隔着挺远，还隔着一个喜马拉雅山，这一段距离里还没出现什么考古材料。所以我觉得他提出的是一个假设，当然他们还有一些通过风格和形式比较得到的证据，比如说写实性，但这些都不能作为绝对证据。
学术要允许假说，各种各样的假说都可以，只要有一定根据，反映了认真思考的都可以。现在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假说，是值得重视的。学者一般都承认秦始皇兵马俑是突兀地出现的，后面没有，前面也没有。关键是前头没有——春秋战国的塑像都是小小的，没有这么大、这么高度写实的俑，然后就突然出现了兵马俑。如果我们不同意班宗华和卢卡斯的假说的话，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另外的假说来解释这种雕塑是如何出现的？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没有。不同意他们可以，那你自己提出一个假说：比如兵马俑这种艺术形式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那些“杂技俑”的人体解剖那么精确是怎么来的？能够一夜之间悟出来吗？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和回答。另外我们也需要有耐心，等待新的考古证据。西安的考古学家们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如金骆驼等。可能未来的发现会使大家非常吃惊，我们可以等待。
【作为西方学科的中国美术史】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过你在某个研讨会上提过的观点，你说“作为学科的中国美术史，从创建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学科”，这句话怎么理解？
巫鸿：“学科”是一个现代观念，作为现代学科的美术史和原来中国古代对美术的研究和写作是不一样的。当然中国很早就有关于艺术的写作和讨论，特别是从六朝、唐代到宋代，但是这种讨论和现代的学科意义上的美术史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的范围很狭隘，主要是书画，别的都不算作艺术。比如雕塑就不算艺术：雕塑家很少被提及，没有“雕塑家”的历史概念，也没有人把雕塑作为艺术形式来讨论。比如云冈是谁刻的？敦煌是哪些人设计的？我们都不知道或知道得很少，原因在于这些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在古代并不被作为“艺术”⋯⋯再比如建筑还有工艺，现在我们认为是艺术，但在当时也不作为艺术品。青铜器等器物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是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也未被列入艺术的范畴。
现代艺术史不一样，作为一个学科它对很多视觉的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概念基本上是20世纪才开始的：我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史的概念，也包括一些从日本来的概念，形成中国美术史的写作，把中国美术作为一个完整的、包括很多门类的体系去研究，还加上考古材料、艺术教育、美术馆学等等，就形成了一个学科。这种艺术史是全世界共享的，它不光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学科源于欧洲，但在20世纪形成了一个世界化的现象，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或者反对艺术史当中的西方主义话语，但另一方面，这个学科本身就是西方生发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中国的美术史就置于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下，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巫鸿：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这种绝对的中西对立本身也是一个建构，也有很复杂的原因。包括我们今天还不断地谈西方东方的对立，本身也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为什么对“中西”还那么执着？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后现代、解构主义盛行，反对宏大叙事，反对一个连续的家国叙事。有一些观点比较极端，甚至认为没有一个延续不断的艺术史或者其他史。而你个人的写作其实还是要贯穿一个艺术史的思路和风格，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宏大叙事式话语体系会不会已经过时了？另外一方面，解构主义盛行之后，作为普通的读者，会觉得专家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窄，越来越专，只是在学术界里面自说自话，跟大众的联系越来越少，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巫鸿：解构主义、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很流行。我当时的态度是：也读也看也了解，但不完全跟随着理论的风向。“大故事”肯定是要讲的，不能不讲，因为大的历史是存在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纪念碑性》一书当时被贝格利批评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同意讲关于“中国美术”的大故事。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讲大故事，另一方面不能像原来那样讲，不能把历史发展想象成一个单线的进化论的形式。
原本的一些“大故事”并没有触及中国美术史中的一些关键环节，比如说中国古代青铜器那么发达，成为美术史上的一个重点，但在汉代就变成画像石了，这又是一个重点。怎么变的？这两个重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大故事怎么讲？要讲新的大故事就得把这些连起来。《纪念碑性》那本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礼仪、祭祀祖先的方式变了，宗教中心从庙宇转到墓葬，随着这个转变，艺术创作和展示的中心也在变化。所以这还是讲大故事，只是希望和原来的大故事不太一样。但是我同时也鼓励学生做个案研究——这种研究非常重要，甚至是教育和整体研究的基础。做了很多个案之后才可以讲大故事。不做个案上来就讲大故事，往往讲的跟以前的也差不多，因为你的知识基础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比较好。
文｜李菁
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26期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贝格利的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青铜纹样，特别是兽面等动物纹和人物形象，其形状和风格是由艺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决定的，不必非要跟宗教、文化等联系在一起。如果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这种观念有多大的价值？
巫鸿：其实这种认为青铜器装饰“无意义”的理论是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观点。贝格利是罗樾的学生；从罗樾再往上追，又是奥地利的美术史大师沃尔夫林（Heinich Wolfflin），他属于形式主义美术史学派。罗樾和贝格利都认为美术史必须排除对形式以外因素的探索，否则就会失去这个学科的纯粹性和必要性。平心而论，形式主义学派也有很多贡献。比如，他们从形式的角度研究一个花纹是怎么变化的，往往能够看出一些很细致的东西。我也会让学生们去看他们写的文章，因为他们既然要研究形式，就会描述得非常仔细，而不是粗线条的，这对学生是有帮助的。但如果认为形式是唯一的研究对象，不能谈形式以外的人、社会和思想，那就错了。一个艺术品，从形式来解读它怎么美或者怎么发展过来的，这没什么错误。但是如果走到极端，把形式孤立化，认为谈意义、谈功能、谈宗教、谈社会就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到班宗华先生的一篇文章《亚历山大在中国？》，他认为秦始皇皇陵里面的兵马俑，是受亚历山大、马其顿或者希腊的那些文化的影响。我后来在BBC一部关于兵马俑的纪录片里也看到维也纳大学的一个艺术系教授也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兵马俑等身大小、面部写实等等特点，完全是受希腊化的这些雕像的影响。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巫鸿：我们在学术中常用“假说”这个词：假说和结论不一样，结论需要足够的直接证据，是真正能够证明的；假说需要一定的证据，但没有达到最后结论的程度。假说不能是胡思乱想，不是瞎说，需要有一定的逻辑上的和实物的间接证据。我觉得这两位学者，班宗华还有一位叫卢卡斯（Lukas Nickel）的学者，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假说。卢卡斯原来在英国教书后来转到维也纳。他提出了一些证据，比如说亚历山大东征一直到今天的阿富汗——在那里也做了一些希腊式的人形雕塑。阿富汗离中国当然比希腊近得多，而且秦朝本身的发源地也偏西北。但是它们其实还是隔着挺远，还隔着一个喜马拉雅山，这一段距离里还没出现什么考古材料。所以我觉得他提出的是一个假设，当然他们还有一些通过风格和形式比较得到的证据，比如说写实性，但这些都不能作为绝对证据。
学术要允许假说，各种各样的假说都可以，只要有一定根据，反映了认真思考的都可以。现在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假说，是值得重视的。学者一般都承认秦始皇兵马俑是突兀地出现的，后面没有，前面也没有。关键是前头没有——春秋战国的塑像都是小小的，没有这么大、这么高度写实的俑，然后就突然出现了兵马俑。如果我们不同意班宗华和卢卡斯的假说的话，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另外的假说来解释这种雕塑是如何出现的？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没有。不同意他们可以，那你自己提出一个假说：比如兵马俑这种艺术形式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那些“杂技俑”的人体解剖那么精确是怎么来的？能够一夜之间悟出来吗？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和回答。另外我们也需要有耐心，等待新的考古证据。西安的考古学家们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如金骆驼等。可能未来的发现会使大家非常吃惊，我们可以等待。
【作为西方学科的中国美术史】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过你在某个研讨会上提过的观点，你说“作为学科的中国美术史，从创建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学科”，这句话怎么理解？
巫鸿：“学科”是一个现代观念，作为现代学科的美术史和原来中国古代对美术的研究和写作是不一样的。当然中国很早就有关于艺术的写作和讨论，特别是从六朝、唐代到宋代，但是这种讨论和现代的学科意义上的美术史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的范围很狭隘，主要是书画，别的都不算作艺术。比如雕塑就不算艺术：雕塑家很少被提及，没有“雕塑家”的历史概念，也没有人把雕塑作为艺术形式来讨论。比如云冈是谁刻的？敦煌是哪些人设计的？我们都不知道或知道得很少，原因在于这些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在古代并不被作为“艺术”⋯⋯再比如建筑还有工艺，现在我们认为是艺术，但在当时也不作为艺术品。青铜器等器物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是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也未被列入艺术的范畴。
现代艺术史不一样，作为一个学科它对很多视觉的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概念基本上是20世纪才开始的：我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史的概念，也包括一些从日本来的概念，形成中国美术史的写作，把中国美术作为一个完整的、包括很多门类的体系去研究，还加上考古材料、艺术教育、美术馆学等等，就形成了一个学科。这种艺术史是全世界共享的，它不光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学科源于欧洲，但在20世纪形成了一个世界化的现象，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或者反对艺术史当中的西方主义话语，但另一方面，这个学科本身就是西方生发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中国的美术史就置于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下，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巫鸿：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这种绝对的中西对立本身也是一个建构，也有很复杂的原因。包括我们今天还不断地谈西方东方的对立，本身也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为什么对“中西”还那么执着？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后现代、解构主义盛行，反对宏大叙事，反对一个连续的家国叙事。有一些观点比较极端，甚至认为没有一个延续不断的艺术史或者其他史。而你个人的写作其实还是要贯穿一个艺术史的思路和风格，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宏大叙事式话语体系会不会已经过时了？另外一方面，解构主义盛行之后，作为普通的读者，会觉得专家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窄，越来越专，只是在学术界里面自说自话，跟大众的联系越来越少，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巫鸿：解构主义、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很流行。我当时的态度是：也读也看也了解，但不完全跟随着理论的风向。“大故事”肯定是要讲的，不能不讲，因为大的历史是存在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纪念碑性》一书当时被贝格利批评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同意讲关于“中国美术”的大故事。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讲大故事，另一方面不能像原来那样讲，不能把历史发展想象成一个单线的进化论的形式。
原本的一些“大故事”并没有触及中国美术史中的一些关键环节，比如说中国古代青铜器那么发达，成为美术史上的一个重点，但在汉代就变成画像石了，这又是一个重点。怎么变的？这两个重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大故事怎么讲？要讲新的大故事就得把这些连起来。《纪念碑性》那本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礼仪、祭祀祖先的方式变了，宗教中心从庙宇转到墓葬，随着这个转变，艺术创作和展示的中心也在变化。所以这还是讲大故事，只是希望和原来的大故事不太一样。但是我同时也鼓励学生做个案研究——这种研究非常重要，甚至是教育和整体研究的基础。做了很多个案之后才可以讲大故事。不做个案上来就讲大故事，往往讲的跟以前的也差不多，因为你的知识基础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比较好。
文｜李菁
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26期
【#杨倩小时候用气枪打娃娃摊主都求饶#：你能不能不打了[笑cry]】#奥运超燃瞬间##杨倩摘得东京奥运首金#，“00后”登上奥运历史舞台，奥运首金获得者杨倩在领奖台上快乐比心，让人看到了年轻一代运动员的风采。她是清华学霸，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大三。邻居邵益青说，杨倩从小就显露出射击天赋。“在我们村子里，农忙结束了，村子里组织唱戏晚会。有打气球送洋娃娃的过来，她打气球打一枪中一个，打一枪中一个。那个摊主说，你能不能不打了。她把洋娃娃都送给村子里的小朋友。小朋友们都太高兴了，一直围着她，杨倩姐姐再帮我打一个，杨倩姐姐再帮我打一个。”https://t.cn/A6fu3y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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