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独任制在民事审判实践中的适用问题研究】
独任制是由一名法官对具体案件作出裁判的组织制度，是合议制的对称。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审判组织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合议制，对独任制的关注甚少，但在司法实践中基层法院却在大幅提高独任制的适用率。因此，研究公正司法问题，对独任制的适用范围进行重新审视是非常必要的。
一、独任制适用范围的司法实践
（一）捆绑式立法，独任制无独立地位
我国立法基本上形成了“以普通程序为基础，以简易程序为例外”的诉讼程序特征，固化式的立法，使得独任制丧失了独立地位，必须依靠简易程序才可以适用。
（二）爆炸式诉讼，实践中“形合实独”
诉讼爆炸与司法资源不足之间的冲突加剧，大量案件的压力下，法官人力资源有限，很难确保对参与合议的每一件案件都能够进行同样的投入，而其他合议庭成员或陪审员，难以对案件审理发挥实质性作用，“陪而不审”导致了“形合实独”的现象，这一现象又导致了部分法官不得不利用“技术操作”延长案件的审理期限。
以科区法院2016年-2019年审结民事案件数量为统计数据，2016年共计审结民事案件7396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6461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906件；2017年共计审结民事案件8824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7698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1086件；2018年共计审结民事案件9961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8362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1522件；2019年共计审结民事案件11466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9704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1685件。由此可见，在实践中独任制的扩大适用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以区内东西部部分地区基层法院近三年一审民商事案件审理数据为例，呼和浩特新城区人民法院2017-2019民事总收案数为25619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20157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5462件；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2017-2019民事总收案数为21194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16254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4940件；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2017-2019民事总收案数为33910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25685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8225件；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2017-2019民事总收案数为12003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10759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1244件。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各基层院在审理一审民商事案件中适用普通程序的比例仍然较高。
二、我国法官独任制改革的前置思考
（一）法官独任制与实现司法公正
“公正历来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美德和崇尚的价值目标，也是法律制度应当具备的优良品格”，[景汉朝、卢子娟：《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第12页。]法官独任制为民事诉讼而设，其生命活力必然应当以公正作为根基。
法官独任制有利于落实错案追究制度，虽然当下我国合议庭内部存在案件承办人担责模式，但是因为对外以合议庭的方式作出裁判，而合议庭又普遍存在“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的形式主义，这就致使错案追究制度的实施产生法院内部运行与外部展现产生脱节，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而法官独任制审理案件下，错案追究制度主体明确，有利于实践落实，加强对法官的监督问责，保障司法公正。此外，法官独任制有利于增强法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脱去了合议制的外衣，法官个人直接对案件负责，并且为避免错案的发生，就必须独立思考，全面分析案情，对裁判持更加审慎的态度，自身办案水平将会不断提高，从而促进司法公正。
（二）法官独任制与提升司法效能
法官独任制从司法效率的纵向谱系出发进行设计，会更多的关注当事人的权益，克服当事人权益保护与法院负担过重的矛盾，摆脱简易程序的束缚，实现其独立价值。
独任制审理案件最直观的一点是节约资源的优势，当下我国合议庭的组成要求必须是单数，即 3 人及以上方能组成合议庭，无论是纯粹由审判员组成还是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与独任制仅仅需要一名审判员相比，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均会多出更多耗费。并且，独任制法官比起合议庭审理案件，权责更加明确，对于提高办案效率和审判资源利用率产生直接效益；
三、扩大民事诉讼独任制范围的现实路径分析
关于我国法官独任制的发展，应立足现状，以重构与完善为方向,笔者认为在界定独任制适用范围的标准时，有四个方面的因素我们应当予以考虑。
(一)明确独任制适用的案件范围
在独任制适用的案件方面，我们可以坚持独任制适用于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将以下四类案件在司法实践逐步探索适用独任制审理：1.因送达难而耽搁时间比较长的案件；2.简单的公告案件（案件本身简单，只是因为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3.因超过简易程序审理期限而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4.法院自身为了增加诉讼费收入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二)扩大独任制适用的法院范围
基层法院及派出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大多为一审简单民事案件，因此在基层法院，确立以独任制的适用为主，以合议制的适用为辅的审判组织原则，是符合审级制度构建诉讼法理，符合纠纷解决的简易和高效的价值标准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有选择的适用独任制。
(三)扩大独任制适用的审级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民法院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一审案件坚持以“独任制为主，合议制为辅”的审判思路；上诉案件凡是第－审适用独任制审理的，第二审时视案件的疑难情况适用独任制亦或是合议制。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选择效率最优的审判组织形式。
（四）扩大独任制适用的程序范围
严格限制案件审理过程中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比如，有些民事案件本身并不复杂，权利义务也比较明确、事实争议不大，但是涉及到双方当事人众多，诉讼标的额大，或者适用公告送达审理的案件，此种情形的案件可以考虑适用普通程序，由员额法官独任制审理。
独任制是由一名法官对具体案件作出裁判的组织制度，是合议制的对称。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审判组织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合议制，对独任制的关注甚少，但在司法实践中基层法院却在大幅提高独任制的适用率。因此，研究公正司法问题，对独任制的适用范围进行重新审视是非常必要的。
一、独任制适用范围的司法实践
（一）捆绑式立法，独任制无独立地位
我国立法基本上形成了“以普通程序为基础，以简易程序为例外”的诉讼程序特征，固化式的立法，使得独任制丧失了独立地位，必须依靠简易程序才可以适用。
（二）爆炸式诉讼，实践中“形合实独”
诉讼爆炸与司法资源不足之间的冲突加剧，大量案件的压力下，法官人力资源有限，很难确保对参与合议的每一件案件都能够进行同样的投入，而其他合议庭成员或陪审员，难以对案件审理发挥实质性作用，“陪而不审”导致了“形合实独”的现象，这一现象又导致了部分法官不得不利用“技术操作”延长案件的审理期限。
以科区法院2016年-2019年审结民事案件数量为统计数据，2016年共计审结民事案件7396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6461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906件；2017年共计审结民事案件8824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7698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1086件；2018年共计审结民事案件9961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8362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1522件；2019年共计审结民事案件11466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9704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1685件。由此可见，在实践中独任制的扩大适用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以区内东西部部分地区基层法院近三年一审民商事案件审理数据为例，呼和浩特新城区人民法院2017-2019民事总收案数为25619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20157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5462件；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2017-2019民事总收案数为21194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16254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4940件；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2017-2019民事总收案数为33910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25685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8225件；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2017-2019民事总收案数为12003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10759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1244件。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各基层院在审理一审民商事案件中适用普通程序的比例仍然较高。
二、我国法官独任制改革的前置思考
（一）法官独任制与实现司法公正
“公正历来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美德和崇尚的价值目标，也是法律制度应当具备的优良品格”，[景汉朝、卢子娟：《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第12页。]法官独任制为民事诉讼而设，其生命活力必然应当以公正作为根基。
法官独任制有利于落实错案追究制度，虽然当下我国合议庭内部存在案件承办人担责模式，但是因为对外以合议庭的方式作出裁判，而合议庭又普遍存在“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的形式主义，这就致使错案追究制度的实施产生法院内部运行与外部展现产生脱节，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而法官独任制审理案件下，错案追究制度主体明确，有利于实践落实，加强对法官的监督问责，保障司法公正。此外，法官独任制有利于增强法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脱去了合议制的外衣，法官个人直接对案件负责，并且为避免错案的发生，就必须独立思考，全面分析案情，对裁判持更加审慎的态度，自身办案水平将会不断提高，从而促进司法公正。
（二）法官独任制与提升司法效能
法官独任制从司法效率的纵向谱系出发进行设计，会更多的关注当事人的权益，克服当事人权益保护与法院负担过重的矛盾，摆脱简易程序的束缚，实现其独立价值。
独任制审理案件最直观的一点是节约资源的优势，当下我国合议庭的组成要求必须是单数，即 3 人及以上方能组成合议庭，无论是纯粹由审判员组成还是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与独任制仅仅需要一名审判员相比，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均会多出更多耗费。并且，独任制法官比起合议庭审理案件，权责更加明确，对于提高办案效率和审判资源利用率产生直接效益；
三、扩大民事诉讼独任制范围的现实路径分析
关于我国法官独任制的发展，应立足现状，以重构与完善为方向,笔者认为在界定独任制适用范围的标准时，有四个方面的因素我们应当予以考虑。
(一)明确独任制适用的案件范围
在独任制适用的案件方面，我们可以坚持独任制适用于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将以下四类案件在司法实践逐步探索适用独任制审理：1.因送达难而耽搁时间比较长的案件；2.简单的公告案件（案件本身简单，只是因为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3.因超过简易程序审理期限而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4.法院自身为了增加诉讼费收入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二)扩大独任制适用的法院范围
基层法院及派出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大多为一审简单民事案件，因此在基层法院，确立以独任制的适用为主，以合议制的适用为辅的审判组织原则，是符合审级制度构建诉讼法理，符合纠纷解决的简易和高效的价值标准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有选择的适用独任制。
(三)扩大独任制适用的审级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民法院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一审案件坚持以“独任制为主，合议制为辅”的审判思路；上诉案件凡是第－审适用独任制审理的，第二审时视案件的疑难情况适用独任制亦或是合议制。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选择效率最优的审判组织形式。
（四）扩大独任制适用的程序范围
严格限制案件审理过程中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比如，有些民事案件本身并不复杂，权利义务也比较明确、事实争议不大，但是涉及到双方当事人众多，诉讼标的额大，或者适用公告送达审理的案件，此种情形的案件可以考虑适用普通程序，由员额法官独任制审理。
【新中国第一家倒闭的商业银行 - 海南发展银行！】
22年前，1998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公告，关闭刚刚诞生两年十个月的海南发展银行(以下简称海发行)。这是新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由于闹“钱荒”、出现支付危机而关闭一家省政府背景的商业银行。回首当年这家被违规经营和挤兑风潮击垮的商业银行，或许将对当下有所助益。
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12号的富南大厦曾经是海发行总部。如今，门口的两座人体铜像已经难觅昔日的光辉，变得斑驳不堪，挂在大门上方的“海南发展银行”几个大字同样锈迹斑斑。如今，海发行的总部仅有银行托管组和清算组驻扎在里面。
海发行的成立，曾经承载了很多人的希望和梦想。1995年，为了加速海南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妥善处理停业信托机构的债权债务问题，海南省政府决定成立海发行。1990年代中期，海南人曾骄傲地说：“海口的金融机构数量多过米铺。”确实，在海南成为特区后，经济快速发展，房地产业也大规模扩张，并催生了许多金融机构……
随着挤兑风潮的加剧，海发行自身的违规经营问题也浮现出来。其中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向股东发放大量无合法担保的贷款。股东贷款实际上成为股东抽逃资本金的重要手段。有关资料显示，海发行成立时的16.77亿股本在建立之初，甚至在筹建阶段，就已经以股东贷款的名义流回股东手里。
海发行是在1994年12月8日经央行批准筹建，并于1995年8月18日正式开业的。但仅在1995年5月至9月间，就已发放贷款10.60亿元，其中股东贷款9.2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86.71%。绝大部分股东贷款都属于无合法担保的贷款；许多贷款的用途根本不明确，实际上是用于归还入股的临时拆借资金；许多股东的贷款发生在其资本金到账后1个月内，入股单位实际上是“刚拿来，又带走；拿来多少，带走多少”。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显然给海发行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
1998年3月22日，央行在陆续给海发行提供了40亿元的再贷款后，决定不再给予资金支持。
1998年6月21日，央行发出公告：由于海发行不能及时清偿到期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央行《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央行决定关闭海发行，停止其一切业务活动，由央行依法组织成立清算组，对海发行进行关闭清算；指定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海发行的债权债务，对其境外债务和境内居民储蓄存款本金及合法利息保证支付，其余债务待组织清算后偿付。
“它的关闭，直接原因是发生支付危机，但其实，它是海南地产泡沫和政策的牺牲品。”原海发行的一位工作人员感慨万分。
根据托管清算安排，从宣布关闭海发行起至其正式解散之日前，由工商银行托管海发行的全部资产负债。1998年6月30日，在原海发行各网点开始了原海发行存款的兑付业务。由于公众对工行的信任，兑付业务开始后并没有造成大量挤兑，大部分储户只是把存款转存工行，现金提取量不多，亦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冲击。
『法律缺位 清算工作难』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句“法人债权进行登记，清算完毕后进行兑付”的承诺，一直拖了15年也没有完全兑现。2002年3月，海发行通过媒体刊发了发放债权确认书的公告，根据公告，所有已登记的债权人将在这一年7月之前领取确认书。但之后再无下文。
据报道，海发行已经完成了对储蓄存款和外债的兑付以及境内对公债务的确认，合并了网点，安置好了多数员工。但是，问题出在目前尚没有明确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法规。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公司法和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等法规赋予了央行关闭金融机构的权力以及关闭后由监管机构依法进行清算的原则，但对具体的关闭清算工作，比如清算组的组成、职责、权限，与主管部门、债权人的关系，债务清偿原则等问题，并没有作出系统和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全面规范我国商业银行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只有关于金融机构退市、解散、破产等制度的原则性条款，并没有更为细致的规定。法律规则的缺位，使得清算工作难以往下进一步推进，至今依然处于停滞状态。
其实，在海发行被关闭之后，海南省一直都未放弃让其起死回生的努力。2000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向海南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重建海发行。2003年底，重组方案提交给央行。该方案允许外资参股，原海发行的债权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股东将采取债转股的形式，将债务转为股权。
2004年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派员对海发行的重生进行专题调研，并在海口召开座谈会。当时以海南航空、椰树集团以及海南汽车厂为代表的海南企业界表示，希望海发行重生，因为由于融资难，企业大量的贷款需要到岛外寻找。但海南岛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于海发行的重组却持谨慎态度。
15年中，每次有关海发行可能起死回生的言论出现，都会引来公众的关注和媒体的聚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生的可能性正在一点一点化为泡影。
从海发行的倒闭案例中，可以看出我国的金融机构退出制度尚有待建立。海发行作为第一家被关闭的银行，在关闭之后始终难以完成清算，导致债权人利益难以得到保障。这样的局面也使得未来再关闭银行时阻力更大。可以说，完善破产机制的缺位，使得金融业运行的规范化、程序化、市场化都难以完全建立起来。
而且，我国金融业还应该未雨绸缪，设计预防挤兑和系统性风险的机制。海发行关闭的直接原因，就是储户因为恐慌引起的挤兑所造成的。挤兑的发生，要么是因为储户不了解银行内部的风险收益特征，要么是因为金融机构自身不够规范透明，使得公众缺乏对银行经营的信心。在这个意义上，尽快建立起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建立起挽救储户信心的“最终安全网”，将是需要尽快提上日程的当务之急。
https://t.cn/A6G91j0l
22年前，1998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公告，关闭刚刚诞生两年十个月的海南发展银行(以下简称海发行)。这是新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由于闹“钱荒”、出现支付危机而关闭一家省政府背景的商业银行。回首当年这家被违规经营和挤兑风潮击垮的商业银行，或许将对当下有所助益。
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12号的富南大厦曾经是海发行总部。如今，门口的两座人体铜像已经难觅昔日的光辉，变得斑驳不堪，挂在大门上方的“海南发展银行”几个大字同样锈迹斑斑。如今，海发行的总部仅有银行托管组和清算组驻扎在里面。
海发行的成立，曾经承载了很多人的希望和梦想。1995年，为了加速海南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妥善处理停业信托机构的债权债务问题，海南省政府决定成立海发行。1990年代中期，海南人曾骄傲地说：“海口的金融机构数量多过米铺。”确实，在海南成为特区后，经济快速发展，房地产业也大规模扩张，并催生了许多金融机构……
随着挤兑风潮的加剧，海发行自身的违规经营问题也浮现出来。其中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向股东发放大量无合法担保的贷款。股东贷款实际上成为股东抽逃资本金的重要手段。有关资料显示，海发行成立时的16.77亿股本在建立之初，甚至在筹建阶段，就已经以股东贷款的名义流回股东手里。
海发行是在1994年12月8日经央行批准筹建，并于1995年8月18日正式开业的。但仅在1995年5月至9月间，就已发放贷款10.60亿元，其中股东贷款9.2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86.71%。绝大部分股东贷款都属于无合法担保的贷款；许多贷款的用途根本不明确，实际上是用于归还入股的临时拆借资金；许多股东的贷款发生在其资本金到账后1个月内，入股单位实际上是“刚拿来，又带走；拿来多少，带走多少”。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显然给海发行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
1998年3月22日，央行在陆续给海发行提供了40亿元的再贷款后，决定不再给予资金支持。
1998年6月21日，央行发出公告：由于海发行不能及时清偿到期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央行《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央行决定关闭海发行，停止其一切业务活动，由央行依法组织成立清算组，对海发行进行关闭清算；指定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海发行的债权债务，对其境外债务和境内居民储蓄存款本金及合法利息保证支付，其余债务待组织清算后偿付。
“它的关闭，直接原因是发生支付危机，但其实，它是海南地产泡沫和政策的牺牲品。”原海发行的一位工作人员感慨万分。
根据托管清算安排，从宣布关闭海发行起至其正式解散之日前，由工商银行托管海发行的全部资产负债。1998年6月30日，在原海发行各网点开始了原海发行存款的兑付业务。由于公众对工行的信任，兑付业务开始后并没有造成大量挤兑，大部分储户只是把存款转存工行，现金提取量不多，亦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冲击。
『法律缺位 清算工作难』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句“法人债权进行登记，清算完毕后进行兑付”的承诺，一直拖了15年也没有完全兑现。2002年3月，海发行通过媒体刊发了发放债权确认书的公告，根据公告，所有已登记的债权人将在这一年7月之前领取确认书。但之后再无下文。
据报道，海发行已经完成了对储蓄存款和外债的兑付以及境内对公债务的确认，合并了网点，安置好了多数员工。但是，问题出在目前尚没有明确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法规。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公司法和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等法规赋予了央行关闭金融机构的权力以及关闭后由监管机构依法进行清算的原则，但对具体的关闭清算工作，比如清算组的组成、职责、权限，与主管部门、债权人的关系，债务清偿原则等问题，并没有作出系统和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全面规范我国商业银行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只有关于金融机构退市、解散、破产等制度的原则性条款，并没有更为细致的规定。法律规则的缺位，使得清算工作难以往下进一步推进，至今依然处于停滞状态。
其实，在海发行被关闭之后，海南省一直都未放弃让其起死回生的努力。2000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向海南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重建海发行。2003年底，重组方案提交给央行。该方案允许外资参股，原海发行的债权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股东将采取债转股的形式，将债务转为股权。
2004年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派员对海发行的重生进行专题调研，并在海口召开座谈会。当时以海南航空、椰树集团以及海南汽车厂为代表的海南企业界表示，希望海发行重生，因为由于融资难，企业大量的贷款需要到岛外寻找。但海南岛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于海发行的重组却持谨慎态度。
15年中，每次有关海发行可能起死回生的言论出现，都会引来公众的关注和媒体的聚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生的可能性正在一点一点化为泡影。
从海发行的倒闭案例中，可以看出我国的金融机构退出制度尚有待建立。海发行作为第一家被关闭的银行，在关闭之后始终难以完成清算，导致债权人利益难以得到保障。这样的局面也使得未来再关闭银行时阻力更大。可以说，完善破产机制的缺位，使得金融业运行的规范化、程序化、市场化都难以完全建立起来。
而且，我国金融业还应该未雨绸缪，设计预防挤兑和系统性风险的机制。海发行关闭的直接原因，就是储户因为恐慌引起的挤兑所造成的。挤兑的发生，要么是因为储户不了解银行内部的风险收益特征，要么是因为金融机构自身不够规范透明，使得公众缺乏对银行经营的信心。在这个意义上，尽快建立起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建立起挽救储户信心的“最终安全网”，将是需要尽快提上日程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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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灰为质感代言，摒弃繁华都市的喧嚣感[微风]
无论是在时装界还是家装界，但凡是在跟设计有关系的地方，灰色绝对是备受宠爱的“掌上明珠”。想要高级感的时候可以用灰色，想要时尚感的时候亦可以用灰色。所以说，无灰色，不设计。
就像是摄影师在长时间拍摄色彩大片过后会回归纯粹使用黑白色的拍摄效果，当人们长期顶着一副光鲜亮丽的外表游走在灯火通明的繁华都市，久而久之内心会抗拒这种喧嚣，渴望享有一片宁静。而高级灰设计，恰好摒弃了这个亮丽时代的喧嚣感，令人心向往之。
无论是在时装界还是家装界，但凡是在跟设计有关系的地方，灰色绝对是备受宠爱的“掌上明珠”。想要高级感的时候可以用灰色，想要时尚感的时候亦可以用灰色。所以说，无灰色，不设计。
就像是摄影师在长时间拍摄色彩大片过后会回归纯粹使用黑白色的拍摄效果，当人们长期顶着一副光鲜亮丽的外表游走在灯火通明的繁华都市，久而久之内心会抗拒这种喧嚣，渴望享有一片宁静。而高级灰设计，恰好摒弃了这个亮丽时代的喧嚣感，令人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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