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 富养自己的最佳方式，不是花钱，而是这几种
作家林清玄曾说“人生，不过就是这样，追求成为一个更好的，更具精神和灵气的自己。”
人的一生短暂，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我们无法拓展生命的长度，却可以拓宽人生的宽度。
富养一个人的最佳方式，往往不是靠金钱来获得更高层次的物质生活。
而是内在的提升，遇见更优秀的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学会富养自己，但富的重点不是物质，而是思想。富养的自己最佳方式，不是花钱，而是这几种。
01、精神层面的丰盈，涵养思想。
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外貌或许可以通过大量的奢侈品来堆砌。
可浑身散发的气质，却无可掩盖。
富养自己的最佳途径，是读书。
与书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不同的人生，拓宽自己的认知和视野，涵养思想。
读书的自我投资，远大于金钱带来的物质享受，物质财富如同过眼云烟，消逝后留下的是空虚，但读书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一个人的思想。
精神世界的永垂不朽，会让我们受益终生。通过读书，增长自己的见识，获得精神世界的丰盈。
靠读书来提升自己，是富养的最佳方式。书中的思想道理，有深入人心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学会用辩证的思维看待事情。
在书中，获得精神的短暂安宁。远离世间的纷繁嘈杂，磨炼自己的心性和耐心，陶冶情操，凡事淡然处之。
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生的高度。物质世界可以贫瘠，但精神世界的空虚却影响着人的一生。
丰盈精神思想，给人生以无限可能。读书所带来的价值和意义，会让我们的一生受之不尽。
02、内心世界的强大，有力支撑。
富养自己，不是大牌傍身，高端消费，来满足自尊心，借此增加个人价值。真正的富养，是有敢于坚持自我的勇气。
电视剧《理智派生活》里的若歆拒绝了别人送的珍贵项链，诚如她的经历。
刚毕业后的她，可以努力承担一个名牌包包，可超前的消费水平不是她能负担得起。
把自己有限的金钱花在毫无价值的地方，借此来包装自己。
看似外表华丽，内心深处却极度缺乏自信，这样的富养方式长时间，会让自己深受其累。
一个优秀的人，不是单靠金钱来填补自尊心，而是靠心灵的充实来富养自己。
有着敢于坚持的勇气，勇敢做真实的自我，感知生活的幸福，找到生命的热爱。
富养的真正意义在于，有足够的底气坚持自我，不被眼前的小恩小惠所迷惑。自己足够强大，才是人生最大的底气。
不过分依赖别人，强化自己的内心，充实和完善自身，让自己的能力成为的人生有力支撑，才是富养的正确打开方式。
03、果敢坚韧的品格，临危不惧。
优秀的品格，是人一生的财富。富养自己的最佳方式，是培养自己的良好品格，拥有从容不迫的心态，和果敢坚韧的品格。
同事小雯虽然家境普通，没有强大的背景和物质财富。
可她始终热爱生活，与人交往保持合适的分寸感，坚守自己的原则底线。
她待人接物真诚礼貌，客观而公正，收获了一大波人心。
她有限的金钱，都放在了投资自己眼界和见识上，得到了更大的回报。
富养的投资，从来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日渐膨胀的欲望。
而是涵养自己的品格，强大自己的内心，为人处世，多一份淡然从容。
不在世界的质疑声中，迷失了真实的自我，不因任何人的离去而患得患失。
学会包容自己，接受任何人的离去，心怀诗和远方。
富养自己，让自己成为珍贵的存在。
面对生活里的不公正，有敢于坚持正义的勇气，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盲目从众。
这份果敢和坚韧，会让我们在人生之路上冲破重重困难，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
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活出人生的精彩。
提升自己的能力，完善内心的修养，在人生里起舞，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享受仅有一次热烈的人生。
精神富养的自己，有着宽广的格局和远大的见识，不会轻易被生活打败，而是一次次站起来，迎难而上，慢慢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所谓富养，不是单靠金钱来获得物质满足，而是提升自己的价值，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钱。
富养，富的不是外表，丰富的是自己的内心。丰富强大的内心，才是支撑自己走完一生的最大底气。
富养一个人的最佳方式，不是靠金钱堆砌出来的空洞，而是精神层面的丰盈，内心世界的强大，果敢坚韧的品格。
（匿名用户）
作家林清玄曾说“人生，不过就是这样，追求成为一个更好的，更具精神和灵气的自己。”
人的一生短暂，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我们无法拓展生命的长度，却可以拓宽人生的宽度。
富养一个人的最佳方式，往往不是靠金钱来获得更高层次的物质生活。
而是内在的提升，遇见更优秀的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学会富养自己，但富的重点不是物质，而是思想。富养的自己最佳方式，不是花钱，而是这几种。
01、精神层面的丰盈，涵养思想。
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外貌或许可以通过大量的奢侈品来堆砌。
可浑身散发的气质，却无可掩盖。
富养自己的最佳途径，是读书。
与书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不同的人生，拓宽自己的认知和视野，涵养思想。
读书的自我投资，远大于金钱带来的物质享受，物质财富如同过眼云烟，消逝后留下的是空虚，但读书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一个人的思想。
精神世界的永垂不朽，会让我们受益终生。通过读书，增长自己的见识，获得精神世界的丰盈。
靠读书来提升自己，是富养的最佳方式。书中的思想道理，有深入人心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学会用辩证的思维看待事情。
在书中，获得精神的短暂安宁。远离世间的纷繁嘈杂，磨炼自己的心性和耐心，陶冶情操，凡事淡然处之。
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生的高度。物质世界可以贫瘠，但精神世界的空虚却影响着人的一生。
丰盈精神思想，给人生以无限可能。读书所带来的价值和意义，会让我们的一生受之不尽。
02、内心世界的强大，有力支撑。
富养自己，不是大牌傍身，高端消费，来满足自尊心，借此增加个人价值。真正的富养，是有敢于坚持自我的勇气。
电视剧《理智派生活》里的若歆拒绝了别人送的珍贵项链，诚如她的经历。
刚毕业后的她，可以努力承担一个名牌包包，可超前的消费水平不是她能负担得起。
把自己有限的金钱花在毫无价值的地方，借此来包装自己。
看似外表华丽，内心深处却极度缺乏自信，这样的富养方式长时间，会让自己深受其累。
一个优秀的人，不是单靠金钱来填补自尊心，而是靠心灵的充实来富养自己。
有着敢于坚持的勇气，勇敢做真实的自我，感知生活的幸福，找到生命的热爱。
富养的真正意义在于，有足够的底气坚持自我，不被眼前的小恩小惠所迷惑。自己足够强大，才是人生最大的底气。
不过分依赖别人，强化自己的内心，充实和完善自身，让自己的能力成为的人生有力支撑，才是富养的正确打开方式。
03、果敢坚韧的品格，临危不惧。
优秀的品格，是人一生的财富。富养自己的最佳方式，是培养自己的良好品格，拥有从容不迫的心态，和果敢坚韧的品格。
同事小雯虽然家境普通，没有强大的背景和物质财富。
可她始终热爱生活，与人交往保持合适的分寸感，坚守自己的原则底线。
她待人接物真诚礼貌，客观而公正，收获了一大波人心。
她有限的金钱，都放在了投资自己眼界和见识上，得到了更大的回报。
富养的投资，从来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日渐膨胀的欲望。
而是涵养自己的品格，强大自己的内心，为人处世，多一份淡然从容。
不在世界的质疑声中，迷失了真实的自我，不因任何人的离去而患得患失。
学会包容自己，接受任何人的离去，心怀诗和远方。
富养自己，让自己成为珍贵的存在。
面对生活里的不公正，有敢于坚持正义的勇气，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盲目从众。
这份果敢和坚韧，会让我们在人生之路上冲破重重困难，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
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活出人生的精彩。
提升自己的能力，完善内心的修养，在人生里起舞，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享受仅有一次热烈的人生。
精神富养的自己，有着宽广的格局和远大的见识，不会轻易被生活打败，而是一次次站起来，迎难而上，慢慢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所谓富养，不是单靠金钱来获得物质满足，而是提升自己的价值，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钱。
富养，富的不是外表，丰富的是自己的内心。丰富强大的内心，才是支撑自己走完一生的最大底气。
富养一个人的最佳方式，不是靠金钱堆砌出来的空洞，而是精神层面的丰盈，内心世界的强大，果敢坚韧的品格。
（匿名用户）
抽空写一下，借势。
这个借字，让人不禁想起诸葛亮的借东风，他不仅借了天气的势，也借了东吴的势。成功联吴抗曹，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因为仅凭势单力薄的蜀汉一家抵御几十万铁骑的曹魏无异是以卵击石。诸葛亮通过分析时局和孙权周瑜的心态，看到了此二人内心是想抗曹的。所以，不惜以身犯险，舌战群儒。
这借势，就是找到了彼此的利益共同点，形成二打一的格局，达成了自己的目标，与同盟者实现共赢，遏制了强大对手的侵犯。
回到现实中，小人物小事件如何撬动触发大的影响和变革，也存在借势的问题。就是找到更大更多力量和影响的攻守同盟，同向发力，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仅小人物需要大人物，大人物也需要小人物。
就拿平凡的世界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来说。最初，孙少安凭借吃苦耐劳，精明干练让众人心服口服的推选他当了一队生产队长。
他看到集体大锅饭大家劳动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成天磨洋工，大家都在温饱线上挣扎，就想到了包产到户的办法。
但是那时国家的政策尚不明朗，只有安徽凤阳的个别实践，公社和县委都不敢冒险，所以这想法虽然得到社员的一致认可，但是没有真正实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改革的春风终于吹到了孙少安所在的贫穷偏僻山区，他率先响应号召，实行包产到户，社员的积极性立马激发出来。
村里没有了闲逛磨洋工的，都起早贪黑在自家地里耕耘，指望尽快摆脱贫穷，走上富裕之路。
论说还是那个不怕吃苦，勤恳耐劳，厚道精明的孙少安，之前一次为啥没改革成功？虽然社员有想法，但大势未到。凭一己之力，很难破冰。而第二次是国家的大势所趋，又顺应民意，这是小人物借大势。
反向来看，国家的大势，也需要无数个像孙少安这样的小人物去具体执行，去推动实现历史大变革。
所以像省委书记乔延年，行署专员田福军，生产队长孙少安，他们在那个历史节点上，是利益共同体，都是改革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只是所处的位置和职责不同罢了。
善于发现规律，分析人心向背，顺势而为，就可以借一个支点，撬动更大的影响和改变。
这个借字，让人不禁想起诸葛亮的借东风，他不仅借了天气的势，也借了东吴的势。成功联吴抗曹，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因为仅凭势单力薄的蜀汉一家抵御几十万铁骑的曹魏无异是以卵击石。诸葛亮通过分析时局和孙权周瑜的心态，看到了此二人内心是想抗曹的。所以，不惜以身犯险，舌战群儒。
这借势，就是找到了彼此的利益共同点，形成二打一的格局，达成了自己的目标，与同盟者实现共赢，遏制了强大对手的侵犯。
回到现实中，小人物小事件如何撬动触发大的影响和变革，也存在借势的问题。就是找到更大更多力量和影响的攻守同盟，同向发力，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仅小人物需要大人物，大人物也需要小人物。
就拿平凡的世界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来说。最初，孙少安凭借吃苦耐劳，精明干练让众人心服口服的推选他当了一队生产队长。
他看到集体大锅饭大家劳动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成天磨洋工，大家都在温饱线上挣扎，就想到了包产到户的办法。
但是那时国家的政策尚不明朗，只有安徽凤阳的个别实践，公社和县委都不敢冒险，所以这想法虽然得到社员的一致认可，但是没有真正实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改革的春风终于吹到了孙少安所在的贫穷偏僻山区，他率先响应号召，实行包产到户，社员的积极性立马激发出来。
村里没有了闲逛磨洋工的，都起早贪黑在自家地里耕耘，指望尽快摆脱贫穷，走上富裕之路。
论说还是那个不怕吃苦，勤恳耐劳，厚道精明的孙少安，之前一次为啥没改革成功？虽然社员有想法，但大势未到。凭一己之力，很难破冰。而第二次是国家的大势所趋，又顺应民意，这是小人物借大势。
反向来看，国家的大势，也需要无数个像孙少安这样的小人物去具体执行，去推动实现历史大变革。
所以像省委书记乔延年，行署专员田福军，生产队长孙少安，他们在那个历史节点上，是利益共同体，都是改革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只是所处的位置和职责不同罢了。
善于发现规律，分析人心向背，顺势而为，就可以借一个支点，撬动更大的影响和改变。
【林义杰：#张庭# 案查封冻结引争议，法院该做什么？】
近期备受关注的艺人张庭旗下公司涉传销一案中，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根据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称市监局）的申请，以民事裁定方式查封、冻结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下称达尔威公司）及案外公司、个人超过20亿的财产。笔者无意讨论案情本身以及张庭的律师公开质疑的趋利执法等问题，仅以本案为例，探讨行政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
查封、冻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裕华区市监局无权向法院申请实施这类行政强制措施，裕华区法院亦无权受理，更不应以民事裁定方式查封冻结达尔威公司巨额财产。
笔者注意到，曾有多位学者撰文探讨我国的双轨制行政强制执行体制，认为其加剧了法院的司法审查压力，使法院难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审查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此外，囿于行政机关对执行效率的需求，加之国家机关体系中法院相较于行政机关的弱势地位，实践中，部分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审查往往流于形式，法院难免沦为执行工具，司法权威受损。达尔威案便是一个实例。
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下，法院既通过非诉执行审查的方式对强制执行申请进行事前审查，又在行政诉讼中对强制执行行为进行事后审查，同时作为执行主体负责执行行政机关的执行决定，因此强制执行的司法审查相较而言具有复杂性、典型性，对其充分剖析，更能体现法院加强监督与审查行政强制的诸多议题。加之行政机关无权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对于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本身属于行政诉讼的问题。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司法如何监督行政强制执行，对于如达尔威案中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做法，则作为典型一并讨论。
法院在行政强制中的角色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界分在于是否存在相应的行政基础决定。在达尔威案中，裕华区市监局未作出行政决定即申请法院查封、冻结企业财产，自然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而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2条、第29条所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查封、冻结均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无权实施。然而在该案中，裕华区市监局错误申请法院查封企业财产，法院亦错误受理这一申请，并且错误作出了查封、冻结的民事裁定。这不禁令人疑惑：面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或强制措施）申请，法院究竟是监督者还是执行工具？
毫无疑问，在行政强制的场域，法院的角色定位应当在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首先，从法院的职能来看，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条，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职能之一在于“保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因此，法院在行政强制中作为监督审查者的定位与其自身的职能有天然契合度。
其次，从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目的出发，《行政强制法》第2条所规定的对于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保障”，前提在于该行政机关的“依法”履行，最高立法机关曾在起草该法的说明中明确，制定《行政强制法》是为了“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权益，既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强制手段，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又对行政强制行为进行规范，避免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就该重意义而言，法院对于行政机关行政强制行为进行的监督，是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强制行为职责的基础。《行政强制法》第57条、第58条规定的审查方式、审查标准等内容亦可佐证，对于存在“明显违法”情形的行政强制行为，法院应当采取听取意见的方式进行审查，并可据此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
最后，从行政强制行为本身的性质出发。关于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性质，理论和实务界主要有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以及司法行政行为三种主张。笔者认为，不论是从行政强制概念本身的行政倾向性，还是从行政强制保障的目的和行政机关所确定义务的内容来看，均应当将其定性为行政行为，法院的参与并不能改变其行政行为的本质。当下正在进行的“裁执分离”的改革试点更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明确，在“裁执分离”模式下，法院仅在事前审查阶段，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审查，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仍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以此凸显法院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申请进行监督审查的角色定位。
法院对行政强制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7条的规定，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作出执行裁定的前提之一，在于该行政决定具有“法定执行效力”。我们可以就此得出两个结论：作为临时性措施的行政强制措施，因不存在行政决定，自然不具有申请法院执行的前提；作为已有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申请，法院对其审查可以分为第55条所规定的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时所提供材料的形式审查，以及对于行政决定执行效力的实质审查。
有学者提出，对执行效力的审查，包括对于行政决定合法性和适当性的审查，其中合法性审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审查申请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行政强制法》第4条明确行政强制法定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即为强制主体法定，即实施行政强制的主体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中既包括对行政主体管辖权的审查，如该法第25条第1款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管辖”，基于此对同一案件，后立案的行政机关即对该案丧失管辖权，不符合主体适格的要求；还包括对行政主体权限的审查，如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6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而不能申请法院实施，就此行政机关申请法院代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构成超越权限的违法。达尔威公司的律师公开提出，该案于2021年5月25日，由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市监局先行立案，而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市监局是在十天后的2021年6月5日重复立案。假使律师所言属实，则裕华区市监局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构成主体不适格。
第二，对行政强制的事实审查，即对于相应行政强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启动要件的审查。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3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应当满足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且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条件。达尔威一案中，裕华区市监局在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实施查封、冻结措施，显然不满足相应的启动要件。
第三，是对于行政强制的法律适用审查，主要审查行政强制所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达尔威一案中，裕华区市监局所援引的《禁止传销条例》条例第14条第1款第（八）项规定：“对有证据证明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此处的冻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按照《行政强制法》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显然，2005年实施《禁止传销条例》的旧规定，与2011年实施的新法、上位法的《行政强制法》冲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理，行政机关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申请法院实施冻结这一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法律适用错误。
第四，是对于行政强制的程序审查，包括对行政强制所适用的步骤、形式、顺序等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以及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基本程序权益是否得到保障。
法院对行政强制的适当性审查
《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一般认为该条确立了行政强制的适当性原则，为法院对行政强制申请的正当性审查提供了依据。
基于我国司法审查的现状以及对于行政裁量权的尊重，笔者认为，更适宜的做法是结合《行政强制法》的其他规定，将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明显不当的行为界定为违法，以此实现司法审查体系与《行政强制法》第58条所确立的“明显违法”审查标准的衔接。
综上所述，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申请是否适当的问题，审查重点应在于行政机关对于裁量权的行使是否违反比例原则的要求。至于申请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做法，则应当在合法性审查中予以否定，并且，即便以适当性标准对于达尔威案等少数案例进行审查，也可以发现其中存在明显不当之处。
第一，审查正当性。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条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正当性要求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强制权的行使应在《行政强制法》所确立的目的之上进行。《行政强制法》第7条亦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这要求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强制执行（或极少数向法院申请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进行审查，避免行政机关基于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趋利执法等违背法律授权目的的动机提出申请。
第二，审查必要性。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强调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的过程中，应当采取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方法，《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第39条亦规定：“对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当事人确无能力履行，中止执行满三年未恢复执行的，行政机关不再执行”，因此，法院在对行政强制进行事前审查的过程中，应当结合是否可以采取替代性手段、是否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等因素，考量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是否适当。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在审查行政强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还应当对于该强制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以及维护的公共利益进行衡量。比如，行政强制的标的是否涉及第三人财产，或对公司经营资金和办公场所采取措施是否会导致公司经营困难，进而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员工正常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上述问题均需要法院在审查过程中进行具体衡量、把握，从而真正发挥法院的监督审查作用，避免行政机关不当行为对人民群众权益造成损害。
当然，鉴于强制执行行为自身的行政行为性质和我国当下“双轨制”强制执行权配置所导致的执行效率不足、司法权威受损、执行主体存在争议等问题，有学者主张应改变目前的“双轨制”执行模式。在改革方向上，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扩大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范围，推动“裁执分离”的普遍化，有的学者认为应当设立统一的强制执行机构，法院仅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进行事后监督，等等。
无论制度的改革转向何方，仍然应当强调的是，在现行体制下，法院在行政强制中所扮演的应当是行政机关的监督者，其对于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职能是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前提。唯有如此，法院才能避免沦为行政机关“橡皮图章”的尴尬境地，也能避免使违法或明显不当的申请得以通过，侵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近期备受关注的艺人张庭旗下公司涉传销一案中，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根据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称市监局）的申请，以民事裁定方式查封、冻结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下称达尔威公司）及案外公司、个人超过20亿的财产。笔者无意讨论案情本身以及张庭的律师公开质疑的趋利执法等问题，仅以本案为例，探讨行政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
查封、冻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裕华区市监局无权向法院申请实施这类行政强制措施，裕华区法院亦无权受理，更不应以民事裁定方式查封冻结达尔威公司巨额财产。
笔者注意到，曾有多位学者撰文探讨我国的双轨制行政强制执行体制，认为其加剧了法院的司法审查压力，使法院难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审查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此外，囿于行政机关对执行效率的需求，加之国家机关体系中法院相较于行政机关的弱势地位，实践中，部分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审查往往流于形式，法院难免沦为执行工具，司法权威受损。达尔威案便是一个实例。
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下，法院既通过非诉执行审查的方式对强制执行申请进行事前审查，又在行政诉讼中对强制执行行为进行事后审查，同时作为执行主体负责执行行政机关的执行决定，因此强制执行的司法审查相较而言具有复杂性、典型性，对其充分剖析，更能体现法院加强监督与审查行政强制的诸多议题。加之行政机关无权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对于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本身属于行政诉讼的问题。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司法如何监督行政强制执行，对于如达尔威案中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做法，则作为典型一并讨论。
法院在行政强制中的角色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界分在于是否存在相应的行政基础决定。在达尔威案中，裕华区市监局未作出行政决定即申请法院查封、冻结企业财产，自然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而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2条、第29条所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查封、冻结均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无权实施。然而在该案中，裕华区市监局错误申请法院查封企业财产，法院亦错误受理这一申请，并且错误作出了查封、冻结的民事裁定。这不禁令人疑惑：面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或强制措施）申请，法院究竟是监督者还是执行工具？
毫无疑问，在行政强制的场域，法院的角色定位应当在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首先，从法院的职能来看，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条，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职能之一在于“保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因此，法院在行政强制中作为监督审查者的定位与其自身的职能有天然契合度。
其次，从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目的出发，《行政强制法》第2条所规定的对于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保障”，前提在于该行政机关的“依法”履行，最高立法机关曾在起草该法的说明中明确，制定《行政强制法》是为了“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权益，既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强制手段，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又对行政强制行为进行规范，避免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就该重意义而言，法院对于行政机关行政强制行为进行的监督，是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强制行为职责的基础。《行政强制法》第57条、第58条规定的审查方式、审查标准等内容亦可佐证，对于存在“明显违法”情形的行政强制行为，法院应当采取听取意见的方式进行审查，并可据此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
最后，从行政强制行为本身的性质出发。关于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性质，理论和实务界主要有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以及司法行政行为三种主张。笔者认为，不论是从行政强制概念本身的行政倾向性，还是从行政强制保障的目的和行政机关所确定义务的内容来看，均应当将其定性为行政行为，法院的参与并不能改变其行政行为的本质。当下正在进行的“裁执分离”的改革试点更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明确，在“裁执分离”模式下，法院仅在事前审查阶段，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审查，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仍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以此凸显法院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申请进行监督审查的角色定位。
法院对行政强制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7条的规定，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作出执行裁定的前提之一，在于该行政决定具有“法定执行效力”。我们可以就此得出两个结论：作为临时性措施的行政强制措施，因不存在行政决定，自然不具有申请法院执行的前提；作为已有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申请，法院对其审查可以分为第55条所规定的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时所提供材料的形式审查，以及对于行政决定执行效力的实质审查。
有学者提出，对执行效力的审查，包括对于行政决定合法性和适当性的审查，其中合法性审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审查申请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行政强制法》第4条明确行政强制法定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即为强制主体法定，即实施行政强制的主体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中既包括对行政主体管辖权的审查，如该法第25条第1款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管辖”，基于此对同一案件，后立案的行政机关即对该案丧失管辖权，不符合主体适格的要求；还包括对行政主体权限的审查，如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6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而不能申请法院实施，就此行政机关申请法院代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构成超越权限的违法。达尔威公司的律师公开提出，该案于2021年5月25日，由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市监局先行立案，而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市监局是在十天后的2021年6月5日重复立案。假使律师所言属实，则裕华区市监局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构成主体不适格。
第二，对行政强制的事实审查，即对于相应行政强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启动要件的审查。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3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应当满足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且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条件。达尔威一案中，裕华区市监局在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实施查封、冻结措施，显然不满足相应的启动要件。
第三，是对于行政强制的法律适用审查，主要审查行政强制所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达尔威一案中，裕华区市监局所援引的《禁止传销条例》条例第14条第1款第（八）项规定：“对有证据证明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此处的冻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按照《行政强制法》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显然，2005年实施《禁止传销条例》的旧规定，与2011年实施的新法、上位法的《行政强制法》冲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理，行政机关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申请法院实施冻结这一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法律适用错误。
第四，是对于行政强制的程序审查，包括对行政强制所适用的步骤、形式、顺序等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以及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基本程序权益是否得到保障。
法院对行政强制的适当性审查
《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一般认为该条确立了行政强制的适当性原则，为法院对行政强制申请的正当性审查提供了依据。
基于我国司法审查的现状以及对于行政裁量权的尊重，笔者认为，更适宜的做法是结合《行政强制法》的其他规定，将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明显不当的行为界定为违法，以此实现司法审查体系与《行政强制法》第58条所确立的“明显违法”审查标准的衔接。
综上所述，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申请是否适当的问题，审查重点应在于行政机关对于裁量权的行使是否违反比例原则的要求。至于申请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做法，则应当在合法性审查中予以否定，并且，即便以适当性标准对于达尔威案等少数案例进行审查，也可以发现其中存在明显不当之处。
第一，审查正当性。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条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正当性要求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强制权的行使应在《行政强制法》所确立的目的之上进行。《行政强制法》第7条亦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这要求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强制执行（或极少数向法院申请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进行审查，避免行政机关基于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趋利执法等违背法律授权目的的动机提出申请。
第二，审查必要性。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强调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的过程中，应当采取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方法，《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第39条亦规定：“对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当事人确无能力履行，中止执行满三年未恢复执行的，行政机关不再执行”，因此，法院在对行政强制进行事前审查的过程中，应当结合是否可以采取替代性手段、是否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等因素，考量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是否适当。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在审查行政强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还应当对于该强制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以及维护的公共利益进行衡量。比如，行政强制的标的是否涉及第三人财产，或对公司经营资金和办公场所采取措施是否会导致公司经营困难，进而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员工正常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上述问题均需要法院在审查过程中进行具体衡量、把握，从而真正发挥法院的监督审查作用，避免行政机关不当行为对人民群众权益造成损害。
当然，鉴于强制执行行为自身的行政行为性质和我国当下“双轨制”强制执行权配置所导致的执行效率不足、司法权威受损、执行主体存在争议等问题，有学者主张应改变目前的“双轨制”执行模式。在改革方向上，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扩大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范围，推动“裁执分离”的普遍化，有的学者认为应当设立统一的强制执行机构，法院仅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进行事后监督，等等。
无论制度的改革转向何方，仍然应当强调的是，在现行体制下，法院在行政强制中所扮演的应当是行政机关的监督者，其对于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职能是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前提。唯有如此，法院才能避免沦为行政机关“橡皮图章”的尴尬境地，也能避免使违法或明显不当的申请得以通过，侵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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