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先进事迹】
伊泰创始人张双旺提出：“坚持为地方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做出贡献的思想不变。”多年来，伊泰在库布齐沙漠探索出一条“治沙造林+种养殖+牧光互补+有机肥”的循环经济产业模式，既帮助农牧民摘掉了“穷帽子”，又将乡村振兴与公司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修复统筹规划。
一、伊泰治沙造林的基本概况
2010年3月，伊泰为响应鄂尔多斯市“遏制气候变暖，拯救地球家园”的植树造林倡议，在库布齐沙漠腹地开展生态修复治理和碳汇林建设工作，按照每生产10吨煤捐植一棵“节能减碳树”的标准，积极推进碳汇林工程。
2011年，伊泰在杭锦旗境内库布齐沙漠腹地规划的碳汇林项目一期工程—50万亩碳汇林基地造林工程启动。项目工程东西长24公里，南北宽14公里，横跨2个苏木（乡、镇），路经3个嘎查（自然村）。到2016年，项目区内“一横三纵”全长71.6公里的四条主干道全部贯通，1.5万亩护路沙障铺设竣工，共造林约34万亩，造林树种主要包括樟子松、杨树、沙柳、柠条、沙枣和文冠果。
截止2020年，伊泰累计投入治沙绿化资金4亿元，累计固碳86万吨，间接和直接带动近9000户农牧民实现脱贫。50万亩碳汇林基地种植乔木（樟子松、杨树等）762.8万株，共造林约46.7万亩，控制面积达80余万亩，项目区植被覆盖度由原来的不足10%提高到现在的85%以上，水源涵养能力得到提升，生物多样性明显提高,当地气候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成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重要组成部分，修复面积和贡献度居自治区企业前列，逐步形成由政府主导、企业产业化投资、林业碳汇市场化参与的发展路径。
二、沙漠增绿，牧民增收
伊泰在库布齐沙漠边缘的吉日格朗图镇、伊和乌素苏木、西北沟等地流转土地57.31万亩，实施林地草地改良、荒漠沙漠盐碱地治理与碳汇林建设。将流转回来的土地作为碳汇林建设、助推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举措，鼓励支持土地流转的牧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员就地输转，每年进行养护作业。截至目前，碳汇林项目累计雇佣周边农牧民700余人，直接带动周边农牧民劳务增收871.94万元。
三、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2017年3月，杭锦旗锡尼镇人民政府与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开展由政府引导企业辐射带动贫困户脱贫工作。2017年三个嘎查的贫困牧民收到了第一期帮扶资金430万元，2018年公司继续投入帮扶资金100万元，资金主要用于购买牛、羊牲畜，铺设喷灌管网等水利设施，建造养殖棚圈等。合作经营期内，由公司进行生产经营技术、操作规程管理，同时以不低于当地市场价负责回收牧户按照合同约定符合标准要求的农畜产品。
2019年，公司以安格斯牛养殖基地为核心，在做强做优产业的同时，不断健全农企利益联结机制，以“企业研发培育种畜，农（牧）户养殖，企业统购统销”的经营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现代物流带来的便利，将自产及收购的牛羊肉搭载新零售模式快车，通过品牌运营与渠道建设双轮驱动，合理布局线下线上营销渠道。线下与物美多点、盒马鲜生合作，加强线下服务与体验；线上向叮咚买菜、盒马等优质垂直平台延伸，增大流量与销量，精准触达目标人群，积极打通西部特色资源区到东部消费区的产销通道，推出雪花牛肉等绿色生态产品。
未来，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将积极探索与尝试将公司的和牛繁育与驻地嘎查进行合作，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以高质量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四、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在国家乡村振兴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利用“治沙造林+种养殖+牧光互补+有机肥”产业循环模式，成长为以生态修复、蝴蝶兰种植、雪花肉牛养殖为基础，新能源、生物有机肥为依托，农业新零售商贸服务为载体的现代农业企业，坚持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治沙造林，以林养畜，以废制肥，形成产业联动机制
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依托碳汇林发展安格斯牛养殖业，利用产生的牛粪、周边的有机废弃物、灌木秸秆制成生物有机肥和液态肥，并积极参与中科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乌梁素海林草湖泊流域治理等土地改良项目，对黑土地和沿黄土地修复治理、生态环境保育增效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沙育花，增加就业，突出优势，发展花卉培植产业
光照充足的沙漠性气候，培育出的蝴蝶兰根系发达、病虫害少、花期长，使伊泰蝴蝶兰产业在库布齐沙漠里生根。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伊泰印象花卉有限责任公司现有4万平米的现代化智能控制温室，种植高端花卉蝴蝶兰品种达100多个，年出圃蝴蝶兰200万株。同时，为促进花卉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升关键技术自主创新能力，配备高标准种苗组培实验室超净工作台100余张，用于新品种研发和花卉种苗生产。产品主要销往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并出口至韩国，享有“沙漠蝴蝶兰”的美誉。因为季节性销售特点，可有效解决农闲时期闲置劳动力问题。真正做到了以产业带脱贫、以产业促发展。
植树固碳，打造“碳汇林+光伏发电”绿色能源基地
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伊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库布齐沙漠丰富的光照资源、广阔的荒沙土地资源，打造出了“治沙+扶贫+养殖+发电”生态光伏项目。光伏板下种草固沙，牧光互补，光伏组件清洗实现劳务扶贫，目前已成功治沙约1600亩，每年减排二氧化碳7.5万吨，年均发电9000万千瓦时，年销售收入6500万元。
五、合力乡村振兴，展望绿色未来
现阶段，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结过去的经验，将企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通过与周边嘎查建立劳务外包关系发展村集体经济,实现结对帮扶；依托企业自身优势，对贫困农户进行实用技能培训并帮助安排就业岗位，增加工资性收入；优先采购农牧产品，实现增创增收；签订定向就业培养协议等有效措施，充分发挥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区域内产业和技术升级，以利益直接驱动，使周边农牧民直接受益。
未来，公司将按照“长期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与农牧民合力发展乡村振兴，共建美丽家园。
一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将技术含量较低、人员需求量较大的业务资源，继续以劳务服务外包的形式分与驻地嘎查，帮助其有效整合劳动力，改善生活水平，解决农闲时期闲置劳动力问题。
二是依托自身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生产技能等资源，在满足公司用工条件下，适当的放宽用工条件，继续优先录用驻地嘎查的农牧民，增加工资性收入。
三是探索与尝试将公司和牛繁育与驻地嘎查进行合作，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以“政府+企业+村集体+农牧户”产业发展模式，以发展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为目标，实施牧光互补肉牛养殖，实现村集体发展整村推进。
四是继续践行“园企地共联共融共促”创建模式，依托党建工作深入开展慰问困难农牧民、我为群众办实事等各类共建共促活动，实现党建共联、服务共融、发展共促，在乡村经济得到有效发展的同时，也引领乡村精神文明风貌迈向更高水平。
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将始终不渝的在助推乡村振兴工作上善作善为、自觉担当，在不断壮大自身的前提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自己的能量。#建功北疆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伊泰创始人张双旺提出：“坚持为地方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做出贡献的思想不变。”多年来，伊泰在库布齐沙漠探索出一条“治沙造林+种养殖+牧光互补+有机肥”的循环经济产业模式，既帮助农牧民摘掉了“穷帽子”，又将乡村振兴与公司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修复统筹规划。
一、伊泰治沙造林的基本概况
2010年3月，伊泰为响应鄂尔多斯市“遏制气候变暖，拯救地球家园”的植树造林倡议，在库布齐沙漠腹地开展生态修复治理和碳汇林建设工作，按照每生产10吨煤捐植一棵“节能减碳树”的标准，积极推进碳汇林工程。
2011年，伊泰在杭锦旗境内库布齐沙漠腹地规划的碳汇林项目一期工程—50万亩碳汇林基地造林工程启动。项目工程东西长24公里，南北宽14公里，横跨2个苏木（乡、镇），路经3个嘎查（自然村）。到2016年，项目区内“一横三纵”全长71.6公里的四条主干道全部贯通，1.5万亩护路沙障铺设竣工，共造林约34万亩，造林树种主要包括樟子松、杨树、沙柳、柠条、沙枣和文冠果。
截止2020年，伊泰累计投入治沙绿化资金4亿元，累计固碳86万吨，间接和直接带动近9000户农牧民实现脱贫。50万亩碳汇林基地种植乔木（樟子松、杨树等）762.8万株，共造林约46.7万亩，控制面积达80余万亩，项目区植被覆盖度由原来的不足10%提高到现在的85%以上，水源涵养能力得到提升，生物多样性明显提高,当地气候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成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重要组成部分，修复面积和贡献度居自治区企业前列，逐步形成由政府主导、企业产业化投资、林业碳汇市场化参与的发展路径。
二、沙漠增绿，牧民增收
伊泰在库布齐沙漠边缘的吉日格朗图镇、伊和乌素苏木、西北沟等地流转土地57.31万亩，实施林地草地改良、荒漠沙漠盐碱地治理与碳汇林建设。将流转回来的土地作为碳汇林建设、助推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举措，鼓励支持土地流转的牧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员就地输转，每年进行养护作业。截至目前，碳汇林项目累计雇佣周边农牧民700余人，直接带动周边农牧民劳务增收871.94万元。
三、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2017年3月，杭锦旗锡尼镇人民政府与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开展由政府引导企业辐射带动贫困户脱贫工作。2017年三个嘎查的贫困牧民收到了第一期帮扶资金430万元，2018年公司继续投入帮扶资金100万元，资金主要用于购买牛、羊牲畜，铺设喷灌管网等水利设施，建造养殖棚圈等。合作经营期内，由公司进行生产经营技术、操作规程管理，同时以不低于当地市场价负责回收牧户按照合同约定符合标准要求的农畜产品。
2019年，公司以安格斯牛养殖基地为核心，在做强做优产业的同时，不断健全农企利益联结机制，以“企业研发培育种畜，农（牧）户养殖，企业统购统销”的经营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现代物流带来的便利，将自产及收购的牛羊肉搭载新零售模式快车，通过品牌运营与渠道建设双轮驱动，合理布局线下线上营销渠道。线下与物美多点、盒马鲜生合作，加强线下服务与体验；线上向叮咚买菜、盒马等优质垂直平台延伸，增大流量与销量，精准触达目标人群，积极打通西部特色资源区到东部消费区的产销通道，推出雪花牛肉等绿色生态产品。
未来，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将积极探索与尝试将公司的和牛繁育与驻地嘎查进行合作，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以高质量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四、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在国家乡村振兴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利用“治沙造林+种养殖+牧光互补+有机肥”产业循环模式，成长为以生态修复、蝴蝶兰种植、雪花肉牛养殖为基础，新能源、生物有机肥为依托，农业新零售商贸服务为载体的现代农业企业，坚持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治沙造林，以林养畜，以废制肥，形成产业联动机制
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依托碳汇林发展安格斯牛养殖业，利用产生的牛粪、周边的有机废弃物、灌木秸秆制成生物有机肥和液态肥，并积极参与中科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乌梁素海林草湖泊流域治理等土地改良项目，对黑土地和沿黄土地修复治理、生态环境保育增效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沙育花，增加就业，突出优势，发展花卉培植产业
光照充足的沙漠性气候，培育出的蝴蝶兰根系发达、病虫害少、花期长，使伊泰蝴蝶兰产业在库布齐沙漠里生根。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伊泰印象花卉有限责任公司现有4万平米的现代化智能控制温室，种植高端花卉蝴蝶兰品种达100多个，年出圃蝴蝶兰200万株。同时，为促进花卉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升关键技术自主创新能力，配备高标准种苗组培实验室超净工作台100余张，用于新品种研发和花卉种苗生产。产品主要销往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并出口至韩国，享有“沙漠蝴蝶兰”的美誉。因为季节性销售特点，可有效解决农闲时期闲置劳动力问题。真正做到了以产业带脱贫、以产业促发展。
植树固碳，打造“碳汇林+光伏发电”绿色能源基地
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伊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库布齐沙漠丰富的光照资源、广阔的荒沙土地资源，打造出了“治沙+扶贫+养殖+发电”生态光伏项目。光伏板下种草固沙，牧光互补，光伏组件清洗实现劳务扶贫，目前已成功治沙约1600亩，每年减排二氧化碳7.5万吨，年均发电9000万千瓦时，年销售收入6500万元。
五、合力乡村振兴，展望绿色未来
现阶段，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结过去的经验，将企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通过与周边嘎查建立劳务外包关系发展村集体经济,实现结对帮扶；依托企业自身优势，对贫困农户进行实用技能培训并帮助安排就业岗位，增加工资性收入；优先采购农牧产品，实现增创增收；签订定向就业培养协议等有效措施，充分发挥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区域内产业和技术升级，以利益直接驱动，使周边农牧民直接受益。
未来，公司将按照“长期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与农牧民合力发展乡村振兴，共建美丽家园。
一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将技术含量较低、人员需求量较大的业务资源，继续以劳务服务外包的形式分与驻地嘎查，帮助其有效整合劳动力，改善生活水平，解决农闲时期闲置劳动力问题。
二是依托自身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生产技能等资源，在满足公司用工条件下，适当的放宽用工条件，继续优先录用驻地嘎查的农牧民，增加工资性收入。
三是探索与尝试将公司和牛繁育与驻地嘎查进行合作，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以“政府+企业+村集体+农牧户”产业发展模式，以发展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为目标，实施牧光互补肉牛养殖，实现村集体发展整村推进。
四是继续践行“园企地共联共融共促”创建模式，依托党建工作深入开展慰问困难农牧民、我为群众办实事等各类共建共促活动，实现党建共联、服务共融、发展共促，在乡村经济得到有效发展的同时，也引领乡村精神文明风貌迈向更高水平。
内蒙古伊泰北牧田园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将始终不渝的在助推乡村振兴工作上善作善为、自觉担当，在不断壮大自身的前提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自己的能量。#建功北疆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合肥：从偏隅一方到新能源汽车重镇 | 非凡十年（上）
原创 施芸芸 中国汽车报
编前：最近10年是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的10年。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1001万辆，正式突破“千万大关”。新能源汽车“千万大关”的突破与各地对新能源汽车的支持分不开。在新能源汽车这一新赛道上，不少城市提出了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口号，这其中有些城市步子迈得又快又准，抢抓了机遇，走在了产业发展的最前端。在全面总结了汽车产业10年来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之后，“非凡十年”栏目将关注正在崛起的“新能源汽车之都”，全方位展现最近10年来快速切入新能源汽车新赛道的“汽车重镇”的非凡成果和宝贵经验。
淝河两岸，巢湖之滨，坐落着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合肥。说古老，这座城市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合肥”之名，最早可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说年轻，1952年，合肥正式成为新中国安徽省的省会，成为了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交通、金融和商贸中心。
合肥曾经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的省会城市，2011年，合肥全市GDP仅为3637亿元，排在全国所有城市的30名开外。然而，10年过去，合肥连跨7个千亿元台阶，于2020年正式进入“万亿元城市俱乐部”，从2011年到2021年，GDP累计增长213.83%，涨幅位居全国第一。翻开合肥近10年发展史，可以看到，显示屏、集成电路、光伏、生物、智能制造……许多新产业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开花结果，新能源汽车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合肥敢为人先，付出了比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更多的努力与汗水，才终于在今天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全国版图上，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01、坚定
一往而情深
很难说，合肥究竟是在哪一年和新能源汽车结下不解之缘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合肥一直都把新能源汽车当作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方向之一，始终没有改变。
2009年，合肥成功申报并开启了“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作，是首批参与示范推广的13个城市之一。不久后，合肥又成功获得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的资格，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六大“双试点”城市之一。其他五大城市则是北京、上海、深圳、长春和杭州，这五大城市有的经济实力雄厚，有的市场体量巨大，有的产业基础牢靠，在开展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与应用时，这些城市都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与环境。相比而言，合肥并没有突出优势，这也意味着，合肥必须付出更多努力，而合肥也正是这么做的。
2010年，在合肥举办的“中国(合肥)自主创新要素对接会”新闻发布会上，依托合肥工业大学组建的合肥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研究院正式挂牌。当时的合肥提出规划，在未来5年，要让太阳能光伏产业、物联网应用、新能源汽车、公共安全技术这四大领域成为本地的名优特产。发展新能源汽车，并让其成为自己的支柱产业，这并非合肥托大之词。早在蔚来汽车之前，合肥的本土企业——江淮汽车就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并在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之初，发挥了极其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2011年1月24日，江淮汽车585辆纯电动同悦轿车批量交付，开创了全国纯电动轿车规模投放市场的先河，这标志着江淮汽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走在了业界的前列。据江淮汽车介绍，当时就已经初步掌握了新能源汽车开发的整车集成和优化匹配技术、整车控制策略的开发、整车运行工况仿真技术，还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的整车开发流程，建立了整车测试企业技术标准和评估体系。
与此同时，合肥也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能源汽车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合肥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暂行规定》等系列支持政策，并在全国率先将新建公建类项目、住宅小区和社会公共停车场的充电桩配置要求纳入城市建设强制性规划，率先出台了电动汽车市区免费停车政策，对车辆购置、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等给予配套补贴。除了私家车外，合肥的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先后从市区公交，延伸到县区公交、企业通勤、租赁、观光旅游、环卫、私人、物流等领域。
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早期的新能源汽车推广过程中，合肥的成绩位居全国前列。2014年，在当时工信部公布的示范推广城市中期考核成绩单中，合肥以推广新能源汽车4115辆，完成计划进度72%的成绩，在39个示范推广应用城市（群）中位居榜首。2009年~2014年，合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能源汽车10502辆，其中省内推广9036辆，省外销售1466辆，外地销售量占比14%。5年时间里，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累计实现总产值超200亿元。全市集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近50家，建成年产10万辆电动轿车生产线、2000辆电动客车生产线，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产业基地初步形成。
02、开放
合作求共赢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到2016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主力军——江淮汽车共研发了七代产品，系统掌握了电动汽车的电池模组、电机、电控三大核心技术及电转向、电制动、能量回收关键技术，在电池热管理技术、本质安全管理技术等方面实现突破。
多年的积累终于迎来了合肥汽车产业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并吸引了两位“贵人”前来助阵。2016年4月，江淮与蔚来签署了100亿元规模的《制造合作框架协议》，宣布合力打造“世界级全铝车身工厂”，总合作规模100亿元，规划年产能10万辆；也是在这一年，江淮汽车与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合资合作谅解备忘录，称双方正就新能源汽车领域成立一家新的合资企业的前景和可行性进行评估。2017年6月1日，江淮与大众正式签署合资企业协议，共同成立一家股比各占50%的合资企业，进行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相关移动出行服务。
许多人并不理解，作为国内领先的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诸多突破的情况下，江淮为何甘心“为他人做嫁衣裳”，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自降身价”。江淮集团时任董事长安进曾在接受《中国汽车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确实在合作最开始的3～5年“潜水期”，收到了不少意见和建议。“我认为这些意见绝大部分都是善意的，对我们的发展很有帮助。但与此同时，作为一家没有强大资本支持、市场地位并不那么显赫、只靠自己摸索前行的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和地方国企，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得到舆论和媒体的更多包容。”安进认为，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艰苦奋斗、自主创新”，但面对新环境和新形势，还要补充一条——“开放合作”。改革开放是防范风险的先手，也是战胜挑战的高招。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汽车行业应该增强风险意识和机遇意识，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通过深化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开放合作，这既是江淮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思路，也是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原则之一。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建设，合肥市、包河区、包河经开区分别成立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建设领导小组，落实年度计划，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完善项目协调推进机制。当时，合肥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重点引进国内外著名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重要配套关联企业落户，积极支持产业链招商，与比亚迪、奇瑞、海格等合作，推进合巢经开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建设。到2017年，合肥共聚集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近70家。
原创 施芸芸 中国汽车报
编前：最近10年是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的10年。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1001万辆，正式突破“千万大关”。新能源汽车“千万大关”的突破与各地对新能源汽车的支持分不开。在新能源汽车这一新赛道上，不少城市提出了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口号，这其中有些城市步子迈得又快又准，抢抓了机遇，走在了产业发展的最前端。在全面总结了汽车产业10年来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之后，“非凡十年”栏目将关注正在崛起的“新能源汽车之都”，全方位展现最近10年来快速切入新能源汽车新赛道的“汽车重镇”的非凡成果和宝贵经验。
淝河两岸，巢湖之滨，坐落着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合肥。说古老，这座城市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合肥”之名，最早可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说年轻，1952年，合肥正式成为新中国安徽省的省会，成为了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交通、金融和商贸中心。
合肥曾经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的省会城市，2011年，合肥全市GDP仅为3637亿元，排在全国所有城市的30名开外。然而，10年过去，合肥连跨7个千亿元台阶，于2020年正式进入“万亿元城市俱乐部”，从2011年到2021年，GDP累计增长213.83%，涨幅位居全国第一。翻开合肥近10年发展史，可以看到，显示屏、集成电路、光伏、生物、智能制造……许多新产业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开花结果，新能源汽车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合肥敢为人先，付出了比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更多的努力与汗水，才终于在今天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全国版图上，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01、坚定
一往而情深
很难说，合肥究竟是在哪一年和新能源汽车结下不解之缘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合肥一直都把新能源汽车当作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方向之一，始终没有改变。
2009年，合肥成功申报并开启了“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作，是首批参与示范推广的13个城市之一。不久后，合肥又成功获得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的资格，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六大“双试点”城市之一。其他五大城市则是北京、上海、深圳、长春和杭州，这五大城市有的经济实力雄厚，有的市场体量巨大，有的产业基础牢靠，在开展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与应用时，这些城市都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与环境。相比而言，合肥并没有突出优势，这也意味着，合肥必须付出更多努力，而合肥也正是这么做的。
2010年，在合肥举办的“中国(合肥)自主创新要素对接会”新闻发布会上，依托合肥工业大学组建的合肥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研究院正式挂牌。当时的合肥提出规划，在未来5年，要让太阳能光伏产业、物联网应用、新能源汽车、公共安全技术这四大领域成为本地的名优特产。发展新能源汽车，并让其成为自己的支柱产业，这并非合肥托大之词。早在蔚来汽车之前，合肥的本土企业——江淮汽车就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并在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之初，发挥了极其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2011年1月24日，江淮汽车585辆纯电动同悦轿车批量交付，开创了全国纯电动轿车规模投放市场的先河，这标志着江淮汽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走在了业界的前列。据江淮汽车介绍，当时就已经初步掌握了新能源汽车开发的整车集成和优化匹配技术、整车控制策略的开发、整车运行工况仿真技术，还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的整车开发流程，建立了整车测试企业技术标准和评估体系。
与此同时，合肥也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能源汽车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合肥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暂行规定》等系列支持政策，并在全国率先将新建公建类项目、住宅小区和社会公共停车场的充电桩配置要求纳入城市建设强制性规划，率先出台了电动汽车市区免费停车政策，对车辆购置、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等给予配套补贴。除了私家车外，合肥的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先后从市区公交，延伸到县区公交、企业通勤、租赁、观光旅游、环卫、私人、物流等领域。
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早期的新能源汽车推广过程中，合肥的成绩位居全国前列。2014年，在当时工信部公布的示范推广城市中期考核成绩单中，合肥以推广新能源汽车4115辆，完成计划进度72%的成绩，在39个示范推广应用城市（群）中位居榜首。2009年~2014年，合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能源汽车10502辆，其中省内推广9036辆，省外销售1466辆，外地销售量占比14%。5年时间里，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累计实现总产值超200亿元。全市集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近50家，建成年产10万辆电动轿车生产线、2000辆电动客车生产线，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产业基地初步形成。
02、开放
合作求共赢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到2016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主力军——江淮汽车共研发了七代产品，系统掌握了电动汽车的电池模组、电机、电控三大核心技术及电转向、电制动、能量回收关键技术，在电池热管理技术、本质安全管理技术等方面实现突破。
多年的积累终于迎来了合肥汽车产业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并吸引了两位“贵人”前来助阵。2016年4月，江淮与蔚来签署了100亿元规模的《制造合作框架协议》，宣布合力打造“世界级全铝车身工厂”，总合作规模100亿元，规划年产能10万辆；也是在这一年，江淮汽车与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合资合作谅解备忘录，称双方正就新能源汽车领域成立一家新的合资企业的前景和可行性进行评估。2017年6月1日，江淮与大众正式签署合资企业协议，共同成立一家股比各占50%的合资企业，进行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相关移动出行服务。
许多人并不理解，作为国内领先的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诸多突破的情况下，江淮为何甘心“为他人做嫁衣裳”，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自降身价”。江淮集团时任董事长安进曾在接受《中国汽车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确实在合作最开始的3～5年“潜水期”，收到了不少意见和建议。“我认为这些意见绝大部分都是善意的，对我们的发展很有帮助。但与此同时，作为一家没有强大资本支持、市场地位并不那么显赫、只靠自己摸索前行的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和地方国企，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得到舆论和媒体的更多包容。”安进认为，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艰苦奋斗、自主创新”，但面对新环境和新形势，还要补充一条——“开放合作”。改革开放是防范风险的先手，也是战胜挑战的高招。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汽车行业应该增强风险意识和机遇意识，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通过深化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开放合作，这既是江淮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思路，也是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原则之一。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建设，合肥市、包河区、包河经开区分别成立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建设领导小组，落实年度计划，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完善项目协调推进机制。当时，合肥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重点引进国内外著名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重要配套关联企业落户，积极支持产业链招商，与比亚迪、奇瑞、海格等合作，推进合巢经开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建设。到2017年，合肥共聚集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近70家。
#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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