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反广场舞神器合法吗#】近日，网上有一条短视频引发热议。视频中，来自广西南宁的拍摄者李先生拿出一个形似手电筒的物件，朝着不远处广场上正在热舞的阿姨们一按，音响瞬间就像嗓子“哑了”一样，没有了声音。阿姨们围着音响调试无果，以为音响坏了，只好陆续离开。
近年来，广场舞成为很多市民热衷的健身方式，而广场舞噪声扰民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视频中的所谓“反广场舞神器”是什么原理？用“神器”解决噪声问题合法吗？
“反广场舞神器”原理：
通过放大发射功率，远距离遥控
总台记者在多个网购平台输入“反广场舞神器”“反广场舞屏蔽器”等关键词，可以搜到大量售卖链接，价格在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不等。卖家告诉记者，他们的客户遍布全国。
所谓的“反广场舞神器”就像一款小型手电筒，本质是一个大功率遥控器，工作原理是通过散射或吸收红外光、改变目标的红外发射特性，扰乱或破坏广场舞音响的使用效能。
总台记者注意到，卖家售卖时多以“广场舞音响克星”宣称，相关链接介绍中显示：其产品有单发射管和7发射管，后者发射功率更大、距离更远。7个大功率发射管爆发出强悍的发射能力，发出的红外线遥控信号肉眼不可见，只有照相机才能捕捉到。
针对这种产品的工作原理，广西南宁市无线电检测中心安全科科长李翔对总台记者表示，“干扰器类似于遥控器类型的发射设备，通过放大发射功率，可以远距离遥控相关设备，它的遥控范围比较有限，通常是特定频率。
警方：涉及到电子信号屏蔽相关法规
不允许公开售卖
河南安阳市公安局北关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徐涛曾在基层派出所工作多年，他告诉记者，对于在广场上唱歌跳舞等娱乐健身活动中产生的噪声，公安机关会积极会同街道社区等部门开展教育劝导工作，争取生态环境、城管等部门的配合，开展联合治理。
“通常做法是民警赶到现场，和召集人沟通，把声音调低或换个地方，不要在小区附近或紧邻人多的地方，以防影响别人。”
使用“反广场舞神器”干扰他人音响是否合法？在徐涛看来，反广场舞神器的售卖，涉及电子信号屏蔽的相关法规，正常情况下，有关部门是不允许在市场上公开售卖的。
徐涛表示，从法律角度，要看出售的商品有没有相关资质。“正常情况下，国家不允许出售这种东西，因为它牵涉到电子信号屏蔽。就像考试时，在考试周边卖的信号发射器，这都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出售我觉得是不正规的，即便构不成违法犯罪，也会违反市场监管的相关法律规定。”
律师：“神器”可能带来法律风险
噪声纠纷虽有法可依，但难从根本解决
有律师表示，使用“反广场舞神器”同样可能带来法律风险，主要还要看“神器”的性质，若该“神器”属于无线电信号的一种，就涉及无线电管理条例等规定，可能涉嫌违规使用。
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律师窦冬辰认为，我国对噪声污染有相关法规的约束，根据法律规定，白天最高不得超过55分贝、夜间最高不得超过45分贝。但在现实生活中，相关法律的应用有现实问题。
窦冬辰表示，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声音超过法定限度侵扰了周边居民，受侵害的人也无法及时有效地维权。如选择向法院起诉，也可能因不符合立案条件而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因此，这类纠纷虽然有法可依，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窦冬辰认为，一方面人们有娱乐健身的权利，大家可以通过跳广场舞的方式进行文体活动；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也有休息和保持安宁的权利。在行使自身权利的同时，也要负担必要的容忍他人行使权利的义务。
专家：相关售卖监管目前处于空白
噪声污染纠纷将得到更合理处置
而在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国家库）专家、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丁岩林看来，对“反广场舞神器”售卖的监管，目前处于空白地带。
丁岩林认为，《无线电管理条例》里主要是针对频谱资源的问题。“干扰无线电一般干扰的是依法进行的无线电，就是电台，还有一些无线通信设备。从目前来判断，《无线电管理条例》应该是用不上的。如果说是干扰的话，必须是干扰依法进行的东西，通过行政管理，难度比较大。”
丁岩林表示，修订后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将于2022年6月5日起施行，类似噪声污染纠纷将得到更合理的处置。
“这次修改后的规定比较细，就是要控制声音和音量，不要给他人造成一定的干扰。如果造成的话，公安机关来管理。还提到了在广场或者说比较集中的这些区域，可以设置噪声的监测仪器，实时显现噪声的分贝值，到时候如果超的话，公安机关就可以提前介入，如果不听规劝，公安还有处罚措施，可以通过行政管理来解决。”（中国之声）
近年来，广场舞成为很多市民热衷的健身方式，而广场舞噪声扰民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视频中的所谓“反广场舞神器”是什么原理？用“神器”解决噪声问题合法吗？
“反广场舞神器”原理：
通过放大发射功率，远距离遥控
总台记者在多个网购平台输入“反广场舞神器”“反广场舞屏蔽器”等关键词，可以搜到大量售卖链接，价格在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不等。卖家告诉记者，他们的客户遍布全国。
所谓的“反广场舞神器”就像一款小型手电筒，本质是一个大功率遥控器，工作原理是通过散射或吸收红外光、改变目标的红外发射特性，扰乱或破坏广场舞音响的使用效能。
总台记者注意到，卖家售卖时多以“广场舞音响克星”宣称，相关链接介绍中显示：其产品有单发射管和7发射管，后者发射功率更大、距离更远。7个大功率发射管爆发出强悍的发射能力，发出的红外线遥控信号肉眼不可见，只有照相机才能捕捉到。
针对这种产品的工作原理，广西南宁市无线电检测中心安全科科长李翔对总台记者表示，“干扰器类似于遥控器类型的发射设备，通过放大发射功率，可以远距离遥控相关设备，它的遥控范围比较有限，通常是特定频率。
警方：涉及到电子信号屏蔽相关法规
不允许公开售卖
河南安阳市公安局北关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徐涛曾在基层派出所工作多年，他告诉记者，对于在广场上唱歌跳舞等娱乐健身活动中产生的噪声，公安机关会积极会同街道社区等部门开展教育劝导工作，争取生态环境、城管等部门的配合，开展联合治理。
“通常做法是民警赶到现场，和召集人沟通，把声音调低或换个地方，不要在小区附近或紧邻人多的地方，以防影响别人。”
使用“反广场舞神器”干扰他人音响是否合法？在徐涛看来，反广场舞神器的售卖，涉及电子信号屏蔽的相关法规，正常情况下，有关部门是不允许在市场上公开售卖的。
徐涛表示，从法律角度，要看出售的商品有没有相关资质。“正常情况下，国家不允许出售这种东西，因为它牵涉到电子信号屏蔽。就像考试时，在考试周边卖的信号发射器，这都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出售我觉得是不正规的，即便构不成违法犯罪，也会违反市场监管的相关法律规定。”
律师：“神器”可能带来法律风险
噪声纠纷虽有法可依，但难从根本解决
有律师表示，使用“反广场舞神器”同样可能带来法律风险，主要还要看“神器”的性质，若该“神器”属于无线电信号的一种，就涉及无线电管理条例等规定，可能涉嫌违规使用。
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律师窦冬辰认为，我国对噪声污染有相关法规的约束，根据法律规定，白天最高不得超过55分贝、夜间最高不得超过45分贝。但在现实生活中，相关法律的应用有现实问题。
窦冬辰表示，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声音超过法定限度侵扰了周边居民，受侵害的人也无法及时有效地维权。如选择向法院起诉，也可能因不符合立案条件而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因此，这类纠纷虽然有法可依，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窦冬辰认为，一方面人们有娱乐健身的权利，大家可以通过跳广场舞的方式进行文体活动；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也有休息和保持安宁的权利。在行使自身权利的同时，也要负担必要的容忍他人行使权利的义务。
专家：相关售卖监管目前处于空白
噪声污染纠纷将得到更合理处置
而在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国家库）专家、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丁岩林看来，对“反广场舞神器”售卖的监管，目前处于空白地带。
丁岩林认为，《无线电管理条例》里主要是针对频谱资源的问题。“干扰无线电一般干扰的是依法进行的无线电，就是电台，还有一些无线通信设备。从目前来判断，《无线电管理条例》应该是用不上的。如果说是干扰的话，必须是干扰依法进行的东西，通过行政管理，难度比较大。”
丁岩林表示，修订后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将于2022年6月5日起施行，类似噪声污染纠纷将得到更合理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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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市公安局北关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徐涛曾在基层派出所工作多年，他告诉记者，对于在广场上唱歌跳舞等娱乐健身活动中产生的噪声，公安机关会积极会同街道社区等部门开展教育劝导工作，争取生态环境、城管等部门的配合，开展联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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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冬辰认为，一方面人们有娱乐健身的权利，大家可以通过跳广场舞的方式进行文体活动；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也有休息和保持安宁的权利。在行使自身权利的同时，也要负担必要的容忍他人行使权利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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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岩林表示，修订后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将于2022年6月5日起施行，类似噪声污染纠纷将得到更合理的处置。
“这次修改后的规定比较细，就是要控制声音和音量，不要给他人造成一定的干扰。如果造成的话，公安机关来管理。还提到了在广场或者说比较集中的这些区域，可以设置噪声的监测仪器，实时显现噪声的分贝值，到时候如果超的话，公安机关就可以提前介入，如果不听规劝，公安还有处罚措施，可以通过行政管理来解决。”（中国之声）
近年来，广场舞成为很多市民热衷的健身方式，而广场舞噪声扰民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视频中的所谓“反广场舞神器”是什么原理？用“神器”解决噪声问题合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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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冬辰表示，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声音超过法定限度侵扰了周边居民，受侵害的人也无法及时有效地维权。如选择向法院起诉，也可能因不符合立案条件而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因此，这类纠纷虽然有法可依，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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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岩林表示，修订后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将于2022年6月5日起施行，类似噪声污染纠纷将得到更合理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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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渐冻症儿子先后离世捐角膜救助5人# 单亲母亲：曾获很多爱心者帮助】2月9日，17岁渐冻症男孩王卫康离世后如愿捐献出了眼角膜，7年前，他的哥哥王嘉宝也以同样的病症离世并捐献眼角膜，兄弟二人让五位患者重获光明。而在他们的背后，是一位默默付出27年的单亲妈妈，而她，也是一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两个儿子离世后捐献眼角膜让5人重获光明
今年47岁的毕玉在电话的另一端数次哽咽，王嘉宝是毕玉的大儿子。他出生时就有唇腭裂，3岁那年又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俗称渐冻症），10岁就已不能走路。出生后已经做过两次全麻手术的他令毕玉万分心疼。因此，当年仅十二三岁的嘉宝拿着遥控器平静地提出自己将来想要捐献眼角膜时，毕玉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同意。
“他喜欢看科教和法制类的节目，就是从那里得知可以捐献眼角膜的事情。”毕玉说，她从没听说过捐献眼角膜这回事，只觉得那样会让孩子更受罪，但自那之后，嘉宝仍隔三差五就跟毕玉提起想要捐献眼角膜，后来，是嘉宝在论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让事情出现了转机。毕玉说，嘉宝没上过学，那篇文章也没有分段落，但那句“与其化为灰烬，不如留下光明在人间”却深深地打动了她。
这之后，毕玉主动向当地红十字会咨询了解，在嘉宝签署眼角膜捐献志愿书的同一天，她也成为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2015年1月，19岁的王嘉宝因心率衰竭离世，离世那天距离他20岁生日仅有56天。但是他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活”了下来，他捐赠的眼角膜让3个眼疾患者重见了光明。
嘉宝无法医治后，毕玉带着希望与丈夫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王卫康。卫康比嘉宝小10岁，可毕玉怎么都想不通，为何厄运会频频找上门。毕玉记得，卫康刚会走路时就感觉像他哥哥，“就是鸭子步，一拽一拽的，腿没力气，蹲下后站不起来，也不会跑。”即使有了心理预判，毕玉仍心存侥幸，直到卫康5岁时，也被诊断为和哥哥一样的病。
卫康稍大些后，有一次，毕玉试着问他“你怎么看哥哥想要捐献眼角膜的这个想法”，没想到卫康很自然地说，“挺好的，我也想跟我哥一样。”就这样，卫康也在眼角膜捐献表上签下了名字。
9天前，王卫康因心衰救治无效离世。2月18日，大庆眼库的工作人员刘丽辉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当时她接到卫康正在急救的电话时心里非常不舒服，到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揪心。“毕玉很坚强，2015 年她的大儿子嘉宝走了之后，她就只有卫康了，但如今卫康也离开了，感觉她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就塌了”，刘丽辉回忆，来到医院后，毕玉的双眼已哭得红肿，在路上毕玉一直哭喊着“孩子你走了，让妈妈怎么办。”刘丽辉说，当年哥哥嘉宝的眼角膜捐献也是在大庆眼科医院进行的，兄弟二人共让五名患者重见了光明。
单亲妈妈悉心照顾两个渐冻儿子27年
一路走来，毕玉在艰难中挣扎着生存，用爱化作温暖解冻生命。据她讲述，小儿子卫康确诊后，丈夫开始天天在家酗酒，两人也经常吵架。那时候，曾有人劝毕玉“把爷仨扔下，你自己离开吧。”而毕玉也曾无数次打包好行李，但她却始终无法迈出家门。“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实在不舍得”，此后不久，毕玉和丈夫协议离婚，丈夫离开了这个家，毕玉也成了单亲妈妈。
大草原上留有毕玉当时无助的身影，“我跪在地上哭。”结束了一场内心宣泄，毕玉在心里告诉自己，既然无法改变现实，就只能改变自己，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照顾好两个孩子。
而两度经历丧子之痛让毕玉茫然无措，她现在经常走神，讲述的过程中也需要数次停顿歇息。她说，2月8日晚10点左右她才下直播，那时候儿子在一旁还很正常，可早上6点，卫康突然喊肚子疼。毕玉马上叫了急救车，可没想到，去医院的时候还是两个人，10日凌晨走出医院的却只剩下毕玉自己。“卫康被婆家人拉去了殡仪馆，凌晨3点，我抱着送卫康来医院时的那床被子走出住院部，明晃晃的路灯下只有我一个人了。”毕玉说。
她到现在还是无法相信，卫康会离开得这么突然。今年8月中旬开始，卫康一直教妈妈怎么操作直播带货，毕玉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没有才艺，也没有颜值，可卫康坚持让她对着屏幕讲故事就好，还经常提醒她“妈，到点儿了，该直播了。”毕玉说，平台货架上的商品都是卫康帮忙操作的，平时跟商家的沟通也是他搞定的，“他曾说过‘妈妈你一定要按时直播，等我走了你也要播’，可能是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了，临走前想给我留一个出路。”毕玉说，虽然让她直播带货是儿子的遗愿，但她目前无法打开直播平台，只要看到货架上儿子选的那些商品，她就会止不住地流泪。
毕玉说，如果大儿子嘉宝还活着，他今年已经27岁了。2月18日，毕玉告诉北青报记者，她有时会感觉，两个孩子都还在。“平时晚上每隔半小时我就要给孩子翻身，现在儿子走了，晚上我还是动不动就想着要帮他翻身。”27年来，毕玉晚上从没睡过一个整觉，但儿子离开后，她却久久难以入眠。她说，照顾儿子的这27年已经让自己和社会脱节了，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哪怕再伺候他们20年我也愿意……”
社会的关爱让“渐冻”家庭“解冻”
毕玉记得，在她生活过得最苦的时候，社会爱心人士和妇联的帮助让她重拾希望。
她提到，大庆爱心传递志愿者协会会长白先生曾多次带领志愿者登门为这个家庭送去温暖，“志愿者们经常带着米、面和挂面上门来关心慰问我们，有时还帮着包饺子，感觉社会没有抛弃我们。”在爱的鼓励下，毕玉也加入了志愿者团队。“那时候感觉自己有一身使不完的劲儿，就想着帮助别人。”
毕玉还认识很多同病相怜的家庭，在社会爱心人士与困难家庭之间，她充当了一个联络人的角色，“并不是谁有钱才能做志愿者，虽然我财力有限，但我深知，有时只要一句鼓励的话就能温暖一个家庭。”毕玉说。
大庆市妇联的工作人员表示，毕玉一直是妇联人心中的牵挂和惦念。妇联的工作人员曾帮助毕玉出谋划策，让她包饺子在微信朋友圈卖。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志愿者们都会带上大包小裹到毕玉家里，有时是米面油，有时是衣服和鞋子，有时是卫康爱吃的零食。
在各方的关怀帮助下，这个家终于有了起色。但回想起大儿子嘉宝，毕玉仍满心遗憾，“那时候由于经济条件受限，没给孩子吃到想吃的，但是卫康就不一样了，虾很贵，但我现在能经常买给他吃，一点遗憾也没有。”
【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青Qnews】所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享有本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任何第三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婧懿
两个儿子离世后捐献眼角膜让5人重获光明
今年47岁的毕玉在电话的另一端数次哽咽，王嘉宝是毕玉的大儿子。他出生时就有唇腭裂，3岁那年又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俗称渐冻症），10岁就已不能走路。出生后已经做过两次全麻手术的他令毕玉万分心疼。因此，当年仅十二三岁的嘉宝拿着遥控器平静地提出自己将来想要捐献眼角膜时，毕玉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同意。
“他喜欢看科教和法制类的节目，就是从那里得知可以捐献眼角膜的事情。”毕玉说，她从没听说过捐献眼角膜这回事，只觉得那样会让孩子更受罪，但自那之后，嘉宝仍隔三差五就跟毕玉提起想要捐献眼角膜，后来，是嘉宝在论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让事情出现了转机。毕玉说，嘉宝没上过学，那篇文章也没有分段落，但那句“与其化为灰烬，不如留下光明在人间”却深深地打动了她。
这之后，毕玉主动向当地红十字会咨询了解，在嘉宝签署眼角膜捐献志愿书的同一天，她也成为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2015年1月，19岁的王嘉宝因心率衰竭离世，离世那天距离他20岁生日仅有56天。但是他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活”了下来，他捐赠的眼角膜让3个眼疾患者重见了光明。
嘉宝无法医治后，毕玉带着希望与丈夫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王卫康。卫康比嘉宝小10岁，可毕玉怎么都想不通，为何厄运会频频找上门。毕玉记得，卫康刚会走路时就感觉像他哥哥，“就是鸭子步，一拽一拽的，腿没力气，蹲下后站不起来，也不会跑。”即使有了心理预判，毕玉仍心存侥幸，直到卫康5岁时，也被诊断为和哥哥一样的病。
卫康稍大些后，有一次，毕玉试着问他“你怎么看哥哥想要捐献眼角膜的这个想法”，没想到卫康很自然地说，“挺好的，我也想跟我哥一样。”就这样，卫康也在眼角膜捐献表上签下了名字。
9天前，王卫康因心衰救治无效离世。2月18日，大庆眼库的工作人员刘丽辉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当时她接到卫康正在急救的电话时心里非常不舒服，到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揪心。“毕玉很坚强，2015 年她的大儿子嘉宝走了之后，她就只有卫康了，但如今卫康也离开了，感觉她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就塌了”，刘丽辉回忆，来到医院后，毕玉的双眼已哭得红肿，在路上毕玉一直哭喊着“孩子你走了，让妈妈怎么办。”刘丽辉说，当年哥哥嘉宝的眼角膜捐献也是在大庆眼科医院进行的，兄弟二人共让五名患者重见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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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草原上留有毕玉当时无助的身影，“我跪在地上哭。”结束了一场内心宣泄，毕玉在心里告诉自己，既然无法改变现实，就只能改变自己，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照顾好两个孩子。
而两度经历丧子之痛让毕玉茫然无措，她现在经常走神，讲述的过程中也需要数次停顿歇息。她说，2月8日晚10点左右她才下直播，那时候儿子在一旁还很正常，可早上6点，卫康突然喊肚子疼。毕玉马上叫了急救车，可没想到，去医院的时候还是两个人，10日凌晨走出医院的却只剩下毕玉自己。“卫康被婆家人拉去了殡仪馆，凌晨3点，我抱着送卫康来医院时的那床被子走出住院部，明晃晃的路灯下只有我一个人了。”毕玉说。
她到现在还是无法相信，卫康会离开得这么突然。今年8月中旬开始，卫康一直教妈妈怎么操作直播带货，毕玉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没有才艺，也没有颜值，可卫康坚持让她对着屏幕讲故事就好，还经常提醒她“妈，到点儿了，该直播了。”毕玉说，平台货架上的商品都是卫康帮忙操作的，平时跟商家的沟通也是他搞定的，“他曾说过‘妈妈你一定要按时直播，等我走了你也要播’，可能是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了，临走前想给我留一个出路。”毕玉说，虽然让她直播带货是儿子的遗愿，但她目前无法打开直播平台，只要看到货架上儿子选的那些商品，她就会止不住地流泪。
毕玉说，如果大儿子嘉宝还活着，他今年已经27岁了。2月18日，毕玉告诉北青报记者，她有时会感觉，两个孩子都还在。“平时晚上每隔半小时我就要给孩子翻身，现在儿子走了，晚上我还是动不动就想着要帮他翻身。”27年来，毕玉晚上从没睡过一个整觉，但儿子离开后，她却久久难以入眠。她说，照顾儿子的这27年已经让自己和社会脱节了，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哪怕再伺候他们20年我也愿意……”
社会的关爱让“渐冻”家庭“解冻”
毕玉记得，在她生活过得最苦的时候，社会爱心人士和妇联的帮助让她重拾希望。
她提到，大庆爱心传递志愿者协会会长白先生曾多次带领志愿者登门为这个家庭送去温暖，“志愿者们经常带着米、面和挂面上门来关心慰问我们，有时还帮着包饺子，感觉社会没有抛弃我们。”在爱的鼓励下，毕玉也加入了志愿者团队。“那时候感觉自己有一身使不完的劲儿，就想着帮助别人。”
毕玉还认识很多同病相怜的家庭，在社会爱心人士与困难家庭之间，她充当了一个联络人的角色，“并不是谁有钱才能做志愿者，虽然我财力有限，但我深知，有时只要一句鼓励的话就能温暖一个家庭。”毕玉说。
大庆市妇联的工作人员表示，毕玉一直是妇联人心中的牵挂和惦念。妇联的工作人员曾帮助毕玉出谋划策，让她包饺子在微信朋友圈卖。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志愿者们都会带上大包小裹到毕玉家里，有时是米面油，有时是衣服和鞋子，有时是卫康爱吃的零食。
在各方的关怀帮助下，这个家终于有了起色。但回想起大儿子嘉宝，毕玉仍满心遗憾，“那时候由于经济条件受限，没给孩子吃到想吃的，但是卫康就不一样了，虾很贵，但我现在能经常买给他吃，一点遗憾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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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婧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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