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ATA·航空# 『大陆唯一！ 厦航再获一项国际大奖！ 』
爱尔兰都柏林时间6月8日，在世界航空旅客体验协会（APEX）携手未来旅行体验协会（FTE）举办的年度峰会上，厦航荣获APEX“乘客之选”大奖。APEX“乘客之选奖”旨在让乘客与航空业分享他们有关飞行体验的意见，提供有价值的乘客视点。厦航成为2022年度中国大陆唯一一家在本次峰会中获奖的航空公司。
近年来，厦航屡次获得APEX颁发的奖项，这些奖项是对厦航在保障乘客旅行安全、不断坚持可持续发展举措、持续创新产品开发，升级乘客体验的肯定。人生路漫漫，白鹭常相伴。来自鹭岛的厦航，将继续努力在世界航空业树立起中国品牌。
（图1-3来源：厦航）
#在路上看中国#
爱尔兰都柏林时间6月8日，在世界航空旅客体验协会（APEX）携手未来旅行体验协会（FTE）举办的年度峰会上，厦航荣获APEX“乘客之选”大奖。APEX“乘客之选奖”旨在让乘客与航空业分享他们有关飞行体验的意见，提供有价值的乘客视点。厦航成为2022年度中国大陆唯一一家在本次峰会中获奖的航空公司。
近年来，厦航屡次获得APEX颁发的奖项，这些奖项是对厦航在保障乘客旅行安全、不断坚持可持续发展举措、持续创新产品开发，升级乘客体验的肯定。人生路漫漫，白鹭常相伴。来自鹭岛的厦航，将继续努力在世界航空业树立起中国品牌。
（图1-3来源：厦航）
#在路上看中国#
【博物馆位列携程受欢迎景区类型第四名 三成搜索博物馆的用户为95后】
随着游客活动半径从跨省游、长线游转变为周边游、本地游，挖掘本地博物馆文化资源逐渐成为大众青睐的一种出游方式。携程数据显示，2022年1-5月携程国内最受欢迎景区前十类排名中，博物馆展览馆排在第四位，每10个从携程预订景区门票的游客中，就有1个预约了博物馆。游客不仅爱逛博物馆，同时也爱分享见闻。携程社区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博物馆相关笔记数量同比增加约80%。
携程五一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文博游在本地旅游市场表现亮眼。来自本地的博物展馆五一门票预订较清明增长260%，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走进博物馆感受文化魅力。
从文博游的用户年龄来看，今年上半年通过携程预订博物馆的用户，主要以80、90后为主，80后占比达42%，90后占比29%。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不断升级，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类景点在年轻旅行者中的热度与日俱增。数据显示，上半年“Z世代”（1995至2009 年间出生人群）预订博物馆订单的占比达到25%。而搜索博物馆的人群中，95后占据了近30%的份额。
“文化体验已经成为旅游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和互联网一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对个性化、体验感的需求，催生博物馆从技术到服务不断迭代升级。越来越多博物馆依托全新的技术，探索新方式增加个性化、沉浸式的体验，活化历史，拉近馆藏文物与人们生活的距离。作为国内领先的旅游服务企业，携程也不遗余力加入到博物馆创新产品的共创中来，发挥携程的营销、社交和技术等优势，为年轻人打造更多值得体验的文化旅游产品。” 携程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洁表示。
营销赋能、共创新品 携程多措并举发力年轻人的文博旅行
记者了解到，针对年轻人爱社交、爱分享的特点，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之际，携程上线 “博物馆好有意思”活动。从年轻人喜爱的博物馆藏品、趣味型博物馆、待解锁的隐藏玩法、博物馆云旅游四个方面入手，一改往日博物馆“严肃”的形象，基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文物宝藏，打开年轻人潮玩博物馆的另一种旅行方式。同时实现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效果。
随着博物馆种类的多元化，仅仅是陈列文物、展品已经不足以满足当下年轻人的需求，如何运营、创新、增加互动性成为博物馆维持“热度”亟需解决的问题。近日，由携程引入第三方合作方，联合青岛啤酒博物馆共同打造沉浸式剧本游《觉醒的酿造师》。该剧本属于大型复古民国悬疑推理类剧本，既可满足剧情党的头脑风暴，同时也包含角色扮演、解谜破译、潜伏谍战等元素。文博爱好者深度游览博物馆的同时，还可以借助博物馆的文化背景沉浸式体验剧本杀。
“这种旅游企业联合博物馆共同开发新品的 ‘共建模式’是我们近一年高度研究探索的合作项目。博物馆与携程发挥各自的优势资源，双方通过合作共同突破创新壁垒，通过打造新场景产出新玩法，构筑 ‘内循环’增强博物馆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携程项目负责人介绍道。
据了解，去年6月份，青岛啤酒博物馆还与携程成功举办了“园中园”光影秀特展。携程利用资源优势寻找到优质的场地合作方协助博物馆搭建第二场地。特展突破了博物馆传统的参观路线，新增了光影互动区，游客可以一边探索馆内历史品尝青岛啤酒，一边通过声光电技术，在光影区体验打卡高科技乐趣。
携程文化讲解类向导产品覆盖112个城市
随着文化深度游走入大众视野，逛博物馆的方式也不再局限于“走马观花”的参观或是拍照打卡。约上一位向导讲解员，有规划的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成为当下消费者选择文博游的时髦玩法。
据携程介绍，携程当地向导平台，文博讲解类产品丰富多样，从向导深度讲解文博景点类产品，到沉浸式文化体验类产品，如体验文物壁面修复、古法磨制镜子、古法草木扎染等，融汇成游客体验文博旅游的更多选择。
在向导旅游产品中，讲解类产品占比有15%，文化讲解类产品覆盖112个城市。讲解类向导资质要求较高，许多文旅行业的资深学者、高级导游、历史达人纷纷加入携程当地向导平台，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年轻向导加入到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大计中来。
在疫情影响出行受限的背景下，以文创IP为媒，携程当地向导在2022年起孵化成立了宝藏向导图鉴项目，其中包括文明与博物馆系列专题，旨在挖掘更多文旅深度内容，发掘更多优秀向导为大家讲好博物馆故事，输出深度内容，搭建游客与博物馆对话得桥梁。
据介绍，携程宝藏向导-文明与博物馆系列已经做了3期，覆盖多个城市的著名文博景点，比如兵马俑、故宫、三星堆和河南省博物院等等，通过宝藏向导讲解的短视频传播引发更多游客的兴趣，推广中国文化的魅力。陕西旅游形象大使-西安向导刘国杨等大量大咖向导的参与也丰富了游客的选择。
随着游客活动半径从跨省游、长线游转变为周边游、本地游，挖掘本地博物馆文化资源逐渐成为大众青睐的一种出游方式。携程数据显示，2022年1-5月携程国内最受欢迎景区前十类排名中，博物馆展览馆排在第四位，每10个从携程预订景区门票的游客中，就有1个预约了博物馆。游客不仅爱逛博物馆，同时也爱分享见闻。携程社区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博物馆相关笔记数量同比增加约80%。
携程五一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文博游在本地旅游市场表现亮眼。来自本地的博物展馆五一门票预订较清明增长260%，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走进博物馆感受文化魅力。
从文博游的用户年龄来看，今年上半年通过携程预订博物馆的用户，主要以80、90后为主，80后占比达42%，90后占比29%。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不断升级，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类景点在年轻旅行者中的热度与日俱增。数据显示，上半年“Z世代”（1995至2009 年间出生人群）预订博物馆订单的占比达到25%。而搜索博物馆的人群中，95后占据了近30%的份额。
“文化体验已经成为旅游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和互联网一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对个性化、体验感的需求，催生博物馆从技术到服务不断迭代升级。越来越多博物馆依托全新的技术，探索新方式增加个性化、沉浸式的体验，活化历史，拉近馆藏文物与人们生活的距离。作为国内领先的旅游服务企业，携程也不遗余力加入到博物馆创新产品的共创中来，发挥携程的营销、社交和技术等优势，为年轻人打造更多值得体验的文化旅游产品。” 携程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洁表示。
营销赋能、共创新品 携程多措并举发力年轻人的文博旅行
记者了解到，针对年轻人爱社交、爱分享的特点，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之际，携程上线 “博物馆好有意思”活动。从年轻人喜爱的博物馆藏品、趣味型博物馆、待解锁的隐藏玩法、博物馆云旅游四个方面入手，一改往日博物馆“严肃”的形象，基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文物宝藏，打开年轻人潮玩博物馆的另一种旅行方式。同时实现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效果。
随着博物馆种类的多元化，仅仅是陈列文物、展品已经不足以满足当下年轻人的需求，如何运营、创新、增加互动性成为博物馆维持“热度”亟需解决的问题。近日，由携程引入第三方合作方，联合青岛啤酒博物馆共同打造沉浸式剧本游《觉醒的酿造师》。该剧本属于大型复古民国悬疑推理类剧本，既可满足剧情党的头脑风暴，同时也包含角色扮演、解谜破译、潜伏谍战等元素。文博爱好者深度游览博物馆的同时，还可以借助博物馆的文化背景沉浸式体验剧本杀。
“这种旅游企业联合博物馆共同开发新品的 ‘共建模式’是我们近一年高度研究探索的合作项目。博物馆与携程发挥各自的优势资源，双方通过合作共同突破创新壁垒，通过打造新场景产出新玩法，构筑 ‘内循环’增强博物馆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携程项目负责人介绍道。
据了解，去年6月份，青岛啤酒博物馆还与携程成功举办了“园中园”光影秀特展。携程利用资源优势寻找到优质的场地合作方协助博物馆搭建第二场地。特展突破了博物馆传统的参观路线，新增了光影互动区，游客可以一边探索馆内历史品尝青岛啤酒，一边通过声光电技术，在光影区体验打卡高科技乐趣。
携程文化讲解类向导产品覆盖112个城市
随着文化深度游走入大众视野，逛博物馆的方式也不再局限于“走马观花”的参观或是拍照打卡。约上一位向导讲解员，有规划的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成为当下消费者选择文博游的时髦玩法。
据携程介绍，携程当地向导平台，文博讲解类产品丰富多样，从向导深度讲解文博景点类产品，到沉浸式文化体验类产品，如体验文物壁面修复、古法磨制镜子、古法草木扎染等，融汇成游客体验文博旅游的更多选择。
在向导旅游产品中，讲解类产品占比有15%，文化讲解类产品覆盖112个城市。讲解类向导资质要求较高，许多文旅行业的资深学者、高级导游、历史达人纷纷加入携程当地向导平台，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年轻向导加入到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大计中来。
在疫情影响出行受限的背景下，以文创IP为媒，携程当地向导在2022年起孵化成立了宝藏向导图鉴项目，其中包括文明与博物馆系列专题，旨在挖掘更多文旅深度内容，发掘更多优秀向导为大家讲好博物馆故事，输出深度内容，搭建游客与博物馆对话得桥梁。
据介绍，携程宝藏向导-文明与博物馆系列已经做了3期，覆盖多个城市的著名文博景点，比如兵马俑、故宫、三星堆和河南省博物院等等，通过宝藏向导讲解的短视频传播引发更多游客的兴趣，推广中国文化的魅力。陕西旅游形象大使-西安向导刘国杨等大量大咖向导的参与也丰富了游客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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