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经典从哪来，与仓颉造字有关吗？#传统文化#
道教经典是怎样问世的？这个问题在道门之中有各种有趣的说法。其中一种是推源于“气”。宋代张君房编《云笈七籤》卷七《道教所起》一节概括了道门关于经诰出处的代表性观点：
“寻道家经诰，起自三元，从本降迹，成于五德，以三就五，乃成八会，其八会之字，妙气所成，八角垂芒，凝空云篆，太真按笔，玉妃拂筵，黄金为书，白玉为简，秘于诸天之上，藏于七宝玄台。有道即见，无道即隐。盖是自然天书，非关仓颉所作。今传《灵宝经》者，是天真皇人于峨眉山授予轩辕黄帝。又天真皇人授帝喾于牧德之台，夏禹感降于钟山，阖闾窃窥于句曲，其后有葛孝先之类、郑思远之徒，师资相承，蝉联不绝。”
这段话陈述了两层意思：
第一，说明“道家经诰”的发端。这里所谓“道家”实际上就是道教；而“经诰”就是神明降授的经典。在编者看来，“经诰”乃出自“三元”。在道教中，“三元”是一种十分遥远的时空表达方式。《云笈七籤》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其三元者，第一混洞太无元，第二赤混太无元，第三冥寂玄通元。从混洞太无元化生天宝君；从赤混太无元化生灵宝君，从冥寂玄通元化生神宝君。大洞之迹，别出为化，主治在三清境。”
照这种描述，“三元”乃是时空混融的存在状态，“经诰”的发生应该追溯到“三元”的状态。编者告诉我们，发端于“三元”的“八会”经诰，是自然奥秘之气凝结而成的，它们凝聚了木、火、土、金、水五德的品质，从八面散发出光芒来。
这种经诰的书写也很不寻常，其书写材料有黄金和白银，“太真”在写的时候有玉妃在一旁“拂筵”，写好了并没有马上发布，而是秘密地收藏于诸天“七宝玄台”之内，所以平常人是看不的。
第二，编者为了显示道教经诰“有道即见”的情况，以《灵宝经》为例加以说明。这部经典是由于“天真皇人”的传授才流传于人间的。天真皇人不只传授一次，而是分别传授给轩辕黄帝与帝喾，而夏禹因为至诚的缘故也感动了天真皇人降授经诰。《云笈七籤》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注明出处，实际上是综合了道门的观点，因此可以说代表了道教关于经诰发端的基本看法。
初读《云笈七籤》关于“经诰”起源的看法，我们不免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而那些充满想象力的字眼无疑给现代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神秘感；不过，如果我们从宗教符号学的角度来加以品味，又会有另外一番感受。因为符号本身并不代表它自己，而是以特有的意象“运载”精神理念。
透过那些神奇语词符号，我们可以发现先民们对现象宇宙的探索精神。道门把经诰看做“自然天书”，这在深层次上否定了“人为”造作经典的取向，体现了从对象界寻求真谛的思想。
在道教中，除了从气化流行的立场追溯经籍的来历之外，还往往把经籍隶属于天神名下。关于这一点，在《云笈七籤》之中便有叙录。该书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
“天宝君治在玉清境，即清微天也，其气始青；灵宝君治在上清境，即禹余天也，其气元黄；神宝君，治在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气玄白。故《九天生神章经》云：此三号虽殊，本同一也。此三君各为教主，即是三洞之尊神也。其三洞者，谓洞真、洞玄、洞神是也。天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真教主；灵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玄主；神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神教主。故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经。”
《云笈七籤》编者首先概述了道教关于天上三清胜境的分治情形，紧接着引用了《九天生神章经》的观点。按照《九天生章经》的看法，居处于三天胜境之中的“三宝君”各自都是教主。所谓“三宝君”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此三大尊神为了教化天下，各自说了“十二部经”。这里所谓“十二部”不是十二本，而是十二个门类。
编者将道教的经书都隶属于三天尊神的名下，体现了道门崇尚天神的基本宗教态度，这当然是一种信仰的说法，具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不过，这种说法并非是偶然出现的。只要我们深入到具体的经典行文之中，就会看出，大多早期的道教经典往往以“元始天尊曰”或者“灵宝天尊曰”、“道德天尊曰”之类的语气来展开。即使那些没有使用这种格式的经籍在道门中人看来也是由于神启而形成的，可见《云笈七籤》的概括是符合道教本身的立场的。
对于道教经籍来历的神话性说法，我们没有必要去稽考其历史的真实与否，因为神话本身就允许想象力的发挥；但哲学与文献学的角度来审度“三天尊神”说经一事，却也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内容。
首先，《云笈七籤》在概述“三天尊神”说经时追溯了天上胜境的气化流行状态，这体现了气本论的特色。其次，“三天尊神”说十二部经的神话蕴涵着道门独特的图书分类法，这就是“三洞”模式。与儒家所奠定的经史子集分类法很不相同，道教的“三洞”分类模式不是从图书体裁结构来考虑问题，而是基于古老的道家哲学理念。
根据《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化生链条而有“三洞”之体制，至于叙说“三洞”经书的三天尊神又应于于“玄”、“元”、“始”三气，这就使“三洞”经书的发端具有了特殊的物质基础。
道教经典是怎样问世的？这个问题在道门之中有各种有趣的说法。其中一种是推源于“气”。宋代张君房编《云笈七籤》卷七《道教所起》一节概括了道门关于经诰出处的代表性观点：
“寻道家经诰，起自三元，从本降迹，成于五德，以三就五，乃成八会，其八会之字，妙气所成，八角垂芒，凝空云篆，太真按笔，玉妃拂筵，黄金为书，白玉为简，秘于诸天之上，藏于七宝玄台。有道即见，无道即隐。盖是自然天书，非关仓颉所作。今传《灵宝经》者，是天真皇人于峨眉山授予轩辕黄帝。又天真皇人授帝喾于牧德之台，夏禹感降于钟山，阖闾窃窥于句曲，其后有葛孝先之类、郑思远之徒，师资相承，蝉联不绝。”
这段话陈述了两层意思：
第一，说明“道家经诰”的发端。这里所谓“道家”实际上就是道教；而“经诰”就是神明降授的经典。在编者看来，“经诰”乃出自“三元”。在道教中，“三元”是一种十分遥远的时空表达方式。《云笈七籤》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其三元者，第一混洞太无元，第二赤混太无元，第三冥寂玄通元。从混洞太无元化生天宝君；从赤混太无元化生灵宝君，从冥寂玄通元化生神宝君。大洞之迹，别出为化，主治在三清境。”
照这种描述，“三元”乃是时空混融的存在状态，“经诰”的发生应该追溯到“三元”的状态。编者告诉我们，发端于“三元”的“八会”经诰，是自然奥秘之气凝结而成的，它们凝聚了木、火、土、金、水五德的品质，从八面散发出光芒来。
这种经诰的书写也很不寻常，其书写材料有黄金和白银，“太真”在写的时候有玉妃在一旁“拂筵”，写好了并没有马上发布，而是秘密地收藏于诸天“七宝玄台”之内，所以平常人是看不的。
第二，编者为了显示道教经诰“有道即见”的情况，以《灵宝经》为例加以说明。这部经典是由于“天真皇人”的传授才流传于人间的。天真皇人不只传授一次，而是分别传授给轩辕黄帝与帝喾，而夏禹因为至诚的缘故也感动了天真皇人降授经诰。《云笈七籤》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注明出处，实际上是综合了道门的观点，因此可以说代表了道教关于经诰发端的基本看法。
初读《云笈七籤》关于“经诰”起源的看法，我们不免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而那些充满想象力的字眼无疑给现代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神秘感；不过，如果我们从宗教符号学的角度来加以品味，又会有另外一番感受。因为符号本身并不代表它自己，而是以特有的意象“运载”精神理念。
透过那些神奇语词符号，我们可以发现先民们对现象宇宙的探索精神。道门把经诰看做“自然天书”，这在深层次上否定了“人为”造作经典的取向，体现了从对象界寻求真谛的思想。
在道教中，除了从气化流行的立场追溯经籍的来历之外，还往往把经籍隶属于天神名下。关于这一点，在《云笈七籤》之中便有叙录。该书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
“天宝君治在玉清境，即清微天也，其气始青；灵宝君治在上清境，即禹余天也，其气元黄；神宝君，治在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气玄白。故《九天生神章经》云：此三号虽殊，本同一也。此三君各为教主，即是三洞之尊神也。其三洞者，谓洞真、洞玄、洞神是也。天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真教主；灵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玄主；神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神教主。故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经。”
《云笈七籤》编者首先概述了道教关于天上三清胜境的分治情形，紧接着引用了《九天生神章经》的观点。按照《九天生章经》的看法，居处于三天胜境之中的“三宝君”各自都是教主。所谓“三宝君”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此三大尊神为了教化天下，各自说了“十二部经”。这里所谓“十二部”不是十二本，而是十二个门类。
编者将道教的经书都隶属于三天尊神的名下，体现了道门崇尚天神的基本宗教态度，这当然是一种信仰的说法，具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不过，这种说法并非是偶然出现的。只要我们深入到具体的经典行文之中，就会看出，大多早期的道教经典往往以“元始天尊曰”或者“灵宝天尊曰”、“道德天尊曰”之类的语气来展开。即使那些没有使用这种格式的经籍在道门中人看来也是由于神启而形成的，可见《云笈七籤》的概括是符合道教本身的立场的。
对于道教经籍来历的神话性说法，我们没有必要去稽考其历史的真实与否，因为神话本身就允许想象力的发挥；但哲学与文献学的角度来审度“三天尊神”说经一事，却也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内容。
首先，《云笈七籤》在概述“三天尊神”说经时追溯了天上胜境的气化流行状态，这体现了气本论的特色。其次，“三天尊神”说十二部经的神话蕴涵着道门独特的图书分类法，这就是“三洞”模式。与儒家所奠定的经史子集分类法很不相同，道教的“三洞”分类模式不是从图书体裁结构来考虑问题，而是基于古老的道家哲学理念。
根据《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化生链条而有“三洞”之体制，至于叙说“三洞”经书的三天尊神又应于于“玄”、“元”、“始”三气，这就使“三洞”经书的发端具有了特殊的物质基础。
道教经典从哪来，与仓颉造字有关吗？
壹
道教经典是怎样问世的？这个问题在道门之中有各种有趣的说法。其中一种是推源于“气”。宋代张君房编《云笈七籤》卷七《道教所起》一节概括了道门关于经诰出处的代表性观点：
“寻道家经诰，起自三元，从本降迹，成于五德，以三就五，乃成八会，其八会之字，妙气所成，八角垂芒，凝空云篆，太真按笔，玉妃拂筵，黄金为书，白玉为简，秘于诸天之上，藏于七宝玄台。有道即见，无道即隐。盖是自然天书，非关仓颉所作。今传《灵宝经》者，是天真皇人于峨眉山授予轩辕黄帝。又天真皇人授帝喾于牧德之台，夏禹感降于钟山，阖闾窃窥于句曲，其后有葛孝先之类、郑思远之徒，师资相承，蝉联不绝。”
这段话陈述了两层意思：
第一，说明“道家经诰”的发端。这里所谓“道家”实际上就是道教；而“经诰”就是神明降授的经典。在编者看来，“经诰”乃出自“三元”。在道教中，“三元”是一种十分遥远的时空表达方式。《云笈七籤》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其三元者，第一混洞太无元，第二赤混太无元，第三冥寂玄通元。从混洞太无元化生天宝君；从赤混太无元化生灵宝君，从冥寂玄通元化生神宝君。大洞之迹，别出为化，主治在三清境。”
照这种描述，“三元”乃是时空混融的存在状态，“经诰”的发生应该追溯到“三元”的状态。编者告诉我们，发端于“三元”的“八会”经诰，是自然奥秘之气凝结而成的，它们凝聚了木、火、土、金、水五德的品质，从八面散发出光芒来。
这种经诰的书写也很不寻常，其书写材料有黄金和白银，“太真”在写的时候有玉妃在一旁“拂筵”，写好了并没有马上发布，而是秘密地收藏于诸天“七宝玄台”之内，所以平常人是看不的。
贰
第二，编者为了显示道教经诰“有道即见”的情况，以《灵宝经》为例加以说明。这部经典是由于“天真皇人”的传授才流传于人间的。天真皇人不只传授一次，而是分别传授给轩辕黄帝与帝喾，而夏禹因为至诚的缘故也感动了天真皇人降授经诰。《云笈七籤》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注明出处，实际上是综合了道门的观点，因此可以说代表了道教关于经诰发端的基本看法。
初读《云笈七籤》关于“经诰”起源的看法，我们不免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而那些充满想象力的字眼无疑给现代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神秘感；不过，如果我们从宗教符号学的角度来加以品味，又会有另外一番感受。因为符号本身并不代表它自己，而是以特有的意象“运载”精神理念。
透过那些神奇语词符号，我们可以发现先民们对现象宇宙的探索精神。道门把经诰看做“自然天书”，这在深层次上否定了“人为”造作经典的取向，体现了从对象界寻求真谛的思想。
叁
在道教中，除了从气化流行的立场追溯经籍的来历之外，还往往把经籍隶属于天神名下。关于这一点，在《云笈七籤》之中便有叙录。该书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
“天宝君治在玉清境，即清微天也，其气始青；灵宝君治在上清境，即禹余天也，其气元黄；神宝君，治在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气玄白。故《九天生神章经》云：此三号虽殊，本同一也。此三君各为教主，即是三洞之尊神也。其三洞者，谓洞真、洞玄、洞神是也。天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真教主；灵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玄主；神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神教主。故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经。”
《云笈七籤》编者首先概述了道教关于天上三清胜境的分治情形，紧接着引用了《九天生神章经》的观点。按照《九天生章经》的看法，居处于三天胜境之中的“三宝君”各自都是教主。所谓“三宝君”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此三大尊神为了教化天下，各自说了“十二部经”。这里所谓“十二部”不是十二本，而是十二个门类。
编者将道教的经书都隶属于三天尊神的名下，体现了道门崇尚天神的基本宗教态度，这当然是一种信仰的说法，具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不过，这种说法并非是偶然出现的。只要我们深入到具体的经典行文之中，就会看出，大多早期的道教经典往往以“元始天尊曰”或者“灵宝天尊曰”、“道德天尊曰”之类的语气来展开。即使那些没有使用这种格式的经籍在道门中人看来也是由于神启而形成的，可见《云笈七籤》的概括是符合道教本身的立场的。
肆
对于道教经籍来历的神话性说法，我们没有必要去稽考其历史的真实与否，因为神话本身就允许想象力的发挥；但哲学与文献学的角度来审度“三天尊神”说经一事，却也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内容。
首先，《云笈七籤》在概述“三天尊神”说经时追溯了天上胜境的气化流行状态，这体现了气本论的特色。其次，“三天尊神”说十二部经的神话蕴涵着道门独特的图书分类法，这就是“三洞”模式。与儒家所奠定的经史子集分类法很不相同，道教的“三洞”分类模式不是从图书体裁结构来考虑问题，而是基于古老的道家哲学理念。
根据《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化生链条而有“三洞”之体制，至于叙说“三洞”经书的三天尊神又应于于“玄”、“元”、“始”三气，这就使“三洞”经书的发端具有了特殊的物质基础。
壹
道教经典是怎样问世的？这个问题在道门之中有各种有趣的说法。其中一种是推源于“气”。宋代张君房编《云笈七籤》卷七《道教所起》一节概括了道门关于经诰出处的代表性观点：
“寻道家经诰，起自三元，从本降迹，成于五德，以三就五，乃成八会，其八会之字，妙气所成，八角垂芒，凝空云篆，太真按笔，玉妃拂筵，黄金为书，白玉为简，秘于诸天之上，藏于七宝玄台。有道即见，无道即隐。盖是自然天书，非关仓颉所作。今传《灵宝经》者，是天真皇人于峨眉山授予轩辕黄帝。又天真皇人授帝喾于牧德之台，夏禹感降于钟山，阖闾窃窥于句曲，其后有葛孝先之类、郑思远之徒，师资相承，蝉联不绝。”
这段话陈述了两层意思：
第一，说明“道家经诰”的发端。这里所谓“道家”实际上就是道教；而“经诰”就是神明降授的经典。在编者看来，“经诰”乃出自“三元”。在道教中，“三元”是一种十分遥远的时空表达方式。《云笈七籤》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其三元者，第一混洞太无元，第二赤混太无元，第三冥寂玄通元。从混洞太无元化生天宝君；从赤混太无元化生灵宝君，从冥寂玄通元化生神宝君。大洞之迹，别出为化，主治在三清境。”
照这种描述，“三元”乃是时空混融的存在状态，“经诰”的发生应该追溯到“三元”的状态。编者告诉我们，发端于“三元”的“八会”经诰，是自然奥秘之气凝结而成的，它们凝聚了木、火、土、金、水五德的品质，从八面散发出光芒来。
这种经诰的书写也很不寻常，其书写材料有黄金和白银，“太真”在写的时候有玉妃在一旁“拂筵”，写好了并没有马上发布，而是秘密地收藏于诸天“七宝玄台”之内，所以平常人是看不的。
贰
第二，编者为了显示道教经诰“有道即见”的情况，以《灵宝经》为例加以说明。这部经典是由于“天真皇人”的传授才流传于人间的。天真皇人不只传授一次，而是分别传授给轩辕黄帝与帝喾，而夏禹因为至诚的缘故也感动了天真皇人降授经诰。《云笈七籤》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注明出处，实际上是综合了道门的观点，因此可以说代表了道教关于经诰发端的基本看法。
初读《云笈七籤》关于“经诰”起源的看法，我们不免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而那些充满想象力的字眼无疑给现代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神秘感；不过，如果我们从宗教符号学的角度来加以品味，又会有另外一番感受。因为符号本身并不代表它自己，而是以特有的意象“运载”精神理念。
透过那些神奇语词符号，我们可以发现先民们对现象宇宙的探索精神。道门把经诰看做“自然天书”，这在深层次上否定了“人为”造作经典的取向，体现了从对象界寻求真谛的思想。
叁
在道教中，除了从气化流行的立场追溯经籍的来历之外，还往往把经籍隶属于天神名下。关于这一点，在《云笈七籤》之中便有叙录。该书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
“天宝君治在玉清境，即清微天也，其气始青；灵宝君治在上清境，即禹余天也，其气元黄；神宝君，治在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气玄白。故《九天生神章经》云：此三号虽殊，本同一也。此三君各为教主，即是三洞之尊神也。其三洞者，谓洞真、洞玄、洞神是也。天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真教主；灵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玄主；神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神教主。故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经。”
《云笈七籤》编者首先概述了道教关于天上三清胜境的分治情形，紧接着引用了《九天生神章经》的观点。按照《九天生章经》的看法，居处于三天胜境之中的“三宝君”各自都是教主。所谓“三宝君”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此三大尊神为了教化天下，各自说了“十二部经”。这里所谓“十二部”不是十二本，而是十二个门类。
编者将道教的经书都隶属于三天尊神的名下，体现了道门崇尚天神的基本宗教态度，这当然是一种信仰的说法，具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不过，这种说法并非是偶然出现的。只要我们深入到具体的经典行文之中，就会看出，大多早期的道教经典往往以“元始天尊曰”或者“灵宝天尊曰”、“道德天尊曰”之类的语气来展开。即使那些没有使用这种格式的经籍在道门中人看来也是由于神启而形成的，可见《云笈七籤》的概括是符合道教本身的立场的。
肆
对于道教经籍来历的神话性说法，我们没有必要去稽考其历史的真实与否，因为神话本身就允许想象力的发挥；但哲学与文献学的角度来审度“三天尊神”说经一事，却也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内容。
首先，《云笈七籤》在概述“三天尊神”说经时追溯了天上胜境的气化流行状态，这体现了气本论的特色。其次，“三天尊神”说十二部经的神话蕴涵着道门独特的图书分类法，这就是“三洞”模式。与儒家所奠定的经史子集分类法很不相同，道教的“三洞”分类模式不是从图书体裁结构来考虑问题，而是基于古老的道家哲学理念。
根据《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化生链条而有“三洞”之体制，至于叙说“三洞”经书的三天尊神又应于于“玄”、“元”、“始”三气，这就使“三洞”经书的发端具有了特殊的物质基础。
1990年5月，浙江萧山的中学生郑苗突然找到语文老师，鼓起勇气说出了藏在心底的一个大秘密。上午第二节课，班主任神情严肃把郑苗叫到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两个陌生的男人正在等他。
这两个人是浙江萧山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原来此前郑苗的语文老师给文物部门打了一个电话，表示自己的学生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了一批原始社会的陶片、骨器和石器。
工作人员顿时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中学生竟然能看出自己捡的东西是原始社会的，无论是否可信，他们都必须走一趟。
面对两位专业人士的询问，郑苗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发现那些东西的经过讲述给他们听，刚讲了几句，两位专家就不由得四目相对，他们都相信了郑苗的话。
当时郑苗说了一句：“堆积层大概有一米左右。”
就是这句话让两位专家意识到，郑苗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对于考古知识起码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堆积层”是考古界的专业术语。
原来早在几年前，郑苗就和他的小伙伴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一些骨器和石器了，当时只觉得好玩，每个人都收藏了不少。
上了初中后，在历史课上，当老师讲到原始社会那一章时，郑苗发现历史课本上石器、骨器的插图和他捡到的东西特别像，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捡到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原始社会的文物。
而郑苗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一童年偶然发现最后竟然成了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当年的10月，针对这一原始社会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由于遗址的旁边有一座跨湖桥，因此被命名为“跨湖桥遗址”。
工作开展后，考古队员很快就挖到了大量的陶片，当陶片上的泥土被清洗干净，陶片呈现出鲜艳的红色，上面还画着简易的太阳图案。
这让考古人员意识到，跨湖桥遗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彩陶片，彩陶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它是了解当时的人类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性参考之一。
离跨湖桥遗址仅100多公里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就曾出土了几片彩陶片，而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彩陶片是它的几十倍之多。
在对比了两个遗址出土的文物后，考古人员发现，无论是从器物的造型还是制作工艺来看，跨湖桥遗址都更为先进。这意味着，跨湖桥遗址很有可能是一种从未被发现的全新的史前遗址，如果真是这样，它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可是，当这些文物被送去做了碳14鉴定后，全都傻了眼，因为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文物的年代大致在8000年前左右。
考古界几乎一致认为这个鉴定结果有误，因为河姆渡遗址的年代上限只有7000年，技术水平更为先进的跨湖桥遗址怎么可能还要早1000年呢？
在一片怀疑和争论中，跨湖桥遗址的发掘工作就这样停了下来。
当时考古队中有一名叫蒋乐平的队员，直觉告诉他，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认为若想彻底揭开跨湖桥的秘密，就必须打破传统的认知，可是直到10年后，他才等到真正揭开秘密的机会。
2000年，国家筹备修建沪昆高速公路，当地的文物需要进行复查，在这个背景下，文物部门组织考古人员对跨湖桥遗址开展第二次发掘，巧的是，这次的领队正是蒋乐平。
经过一年多的前期准备工作，2001年5月，考古工作正式开始，这一次，他们收获颇丰，没几天就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骨器等。
更让人惊叹的是，那些石器表面光滑、外观精美，显然这并不是单纯的手工磨制出来的，当时的原始先民一定是用了一种更加先进的工具打磨。
这一次，蒋乐平把文物送到了业内更权威的北京大学考古系，结果北大考古系经过碳14鉴定后，给出的年代依然是8000年左右，也就是说，11年前的鉴定并没有问题。
在经过全国各地40余名专家学者商讨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问题总算确定了，只是还有一点始终困扰在所有人的心头。
相隔100多公里的两个原始社会遗址，跨湖桥遗址比河姆渡遗址早了1000年，为什么会产生更加先进的文明呢？
更重要的是，跨湖桥文化的源头在哪里？每一个文明都有是循序渐进地传承，然而跨湖桥文明仿佛就像凭空出现的，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任何“史前遗址”要想被冠以“史前文化”
的称谓，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具备一定的分布空间；二是在不同的分布地点要有相同特征的器物。
专家们决定扩大调查范围，终于在距离跨湖桥100多公里之外的浦江县和嵊州市分别发现了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两处遗址的年代都在约1万年前。
这两处遗址的晚期都有跨湖桥文化的特征，出土的石器、陶器更是跨湖桥文化的典型器物。
这些迹象都能够确定两处遗址与跨湖桥遗址在地层上存在叠压关系。
2004年12月16日，跨湖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终于被正式确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跨湖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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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15年的时间，这个8000年前的文明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同时也再一次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认知。
这两个人是浙江萧山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原来此前郑苗的语文老师给文物部门打了一个电话，表示自己的学生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了一批原始社会的陶片、骨器和石器。
工作人员顿时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中学生竟然能看出自己捡的东西是原始社会的，无论是否可信，他们都必须走一趟。
面对两位专业人士的询问，郑苗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发现那些东西的经过讲述给他们听，刚讲了几句，两位专家就不由得四目相对，他们都相信了郑苗的话。
当时郑苗说了一句：“堆积层大概有一米左右。”
就是这句话让两位专家意识到，郑苗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对于考古知识起码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堆积层”是考古界的专业术语。
原来早在几年前，郑苗就和他的小伙伴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一些骨器和石器了，当时只觉得好玩，每个人都收藏了不少。
上了初中后，在历史课上，当老师讲到原始社会那一章时，郑苗发现历史课本上石器、骨器的插图和他捡到的东西特别像，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捡到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原始社会的文物。
而郑苗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一童年偶然发现最后竟然成了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当年的10月，针对这一原始社会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由于遗址的旁边有一座跨湖桥，因此被命名为“跨湖桥遗址”。
工作开展后，考古队员很快就挖到了大量的陶片，当陶片上的泥土被清洗干净，陶片呈现出鲜艳的红色，上面还画着简易的太阳图案。
这让考古人员意识到，跨湖桥遗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彩陶片，彩陶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它是了解当时的人类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性参考之一。
离跨湖桥遗址仅100多公里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就曾出土了几片彩陶片，而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彩陶片是它的几十倍之多。
在对比了两个遗址出土的文物后，考古人员发现，无论是从器物的造型还是制作工艺来看，跨湖桥遗址都更为先进。这意味着，跨湖桥遗址很有可能是一种从未被发现的全新的史前遗址，如果真是这样，它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可是，当这些文物被送去做了碳14鉴定后，全都傻了眼，因为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文物的年代大致在8000年前左右。
考古界几乎一致认为这个鉴定结果有误，因为河姆渡遗址的年代上限只有7000年，技术水平更为先进的跨湖桥遗址怎么可能还要早1000年呢？
在一片怀疑和争论中，跨湖桥遗址的发掘工作就这样停了下来。
当时考古队中有一名叫蒋乐平的队员，直觉告诉他，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认为若想彻底揭开跨湖桥的秘密，就必须打破传统的认知，可是直到10年后，他才等到真正揭开秘密的机会。
2000年，国家筹备修建沪昆高速公路，当地的文物需要进行复查，在这个背景下，文物部门组织考古人员对跨湖桥遗址开展第二次发掘，巧的是，这次的领队正是蒋乐平。
经过一年多的前期准备工作，2001年5月，考古工作正式开始，这一次，他们收获颇丰，没几天就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骨器等。
更让人惊叹的是，那些石器表面光滑、外观精美，显然这并不是单纯的手工磨制出来的，当时的原始先民一定是用了一种更加先进的工具打磨。
这一次，蒋乐平把文物送到了业内更权威的北京大学考古系，结果北大考古系经过碳14鉴定后，给出的年代依然是8000年左右，也就是说，11年前的鉴定并没有问题。
在经过全国各地40余名专家学者商讨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问题总算确定了，只是还有一点始终困扰在所有人的心头。
相隔100多公里的两个原始社会遗址，跨湖桥遗址比河姆渡遗址早了1000年，为什么会产生更加先进的文明呢？
更重要的是，跨湖桥文化的源头在哪里？每一个文明都有是循序渐进地传承，然而跨湖桥文明仿佛就像凭空出现的，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任何“史前遗址”要想被冠以“史前文化”
的称谓，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具备一定的分布空间；二是在不同的分布地点要有相同特征的器物。
专家们决定扩大调查范围，终于在距离跨湖桥100多公里之外的浦江县和嵊州市分别发现了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两处遗址的年代都在约1万年前。
这两处遗址的晚期都有跨湖桥文化的特征，出土的石器、陶器更是跨湖桥文化的典型器物。
这些迹象都能够确定两处遗址与跨湖桥遗址在地层上存在叠压关系。
2004年12月16日，跨湖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终于被正式确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跨湖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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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15年的时间，这个8000年前的文明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同时也再一次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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