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护肤品的开箱
这个包装真的太精致了
沉甸甸的，很简约，镭射，像转出一整个彩虹
太美了
真可以当个艺术品
这个也很好用，直播间买的也确实不贵，很好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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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针对细纹～
还送个按摩棒？
但是我有点懒，没有每天用。
但是洗完澡，皮肤干干的，只擦这个，而且一两滴就会很滋润，也很好吸收
也是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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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特稿丨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储户：#维权路上的红码#】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从被赋“红码”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处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储户的“红码”已转为绿码，然而即使拥有绿码，储户们仍面临各种困境。
6月14日，天目新闻报道多名村镇银行“取款难”储户，在近日前往郑州沟通存款事宜时遭遇赋“红码”事件。随着舆论发酵，许多储户又很快从“红码”变回了绿码。对于“红码”是否仅针对储户，郑州12345工作人员曾表示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经过查证是因大数据信息库出现了一些问题。
据悉，今年4月18日起，河南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河南柘城黄淮村镇银行、河南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河南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四家村镇银行储户陆续发现自己不能正常取款转账。此后，四家银行陆续发布了《系统升级的通知》公告，并关闭线上取款及转帐服务，截至目前仍未恢复。#河南村镇银行储户不能正常取款转账#
已离开郑州 但仍是“红码”
6月15日，已经从河南郑州返回广州的何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今天上午扫郑州当地的二维码，仍是红码，“如果一直是红码，下次我要再来郑州，就会非常麻烦，可能根本进不来郑州。”#河南卫健委调查储户被赋红码#
6月11日，何先生从广州坐火车前往郑州，在6月12日抵达，“当时在火车站扫码还是绿码，当天也顺利入住了酒店，但是入住当天就有民警到酒店找我了解为什么来郑州。”
在郑州酒店入住两晚，何先生表示民警及当地银保监局工作人员多次前来了解情况，由于一个人在郑州，无奈之下，何先生同意先返回广州，“但是14日我到火车站的时候一扫码，才发现自己‘红码’了。”
何先生表示“红码”后，曾在火车站隔离点停留，直到自己所要乘坐的火车要开车了，才有工作人员将其单独送上车，“我14日下午两点左右到的广州，今天扫郑州当地的码还是红码。”
对此，何先生表示担忧，“我计划近期离职，然后到郑州继续找回我的存款，若是情况允许会先在郑州找一份工作，但是因为现在还是‘红码’就很担心再来郑州会很困难。”
何先生表示自己多次拨打红码页面显示的电话，但均未接通。而申请转码页面需要当地社区开证明，不在当地的何先生也开不了证明，所以何时能变回绿码，何先生也并不清楚。
2020年，何先生将自己的大部分存款存入河南郑州几家涉事村镇银行，今年年初何先生将其中一部分存款转出，但仍留了7万多元在银行中，“后面就发现取不出来了，虽然钱数目不大，但是对我来说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存出来的钱。”何先生原计划用这笔钱结婚，但如今结婚也因“取款难”被延期了。
截至发稿前，何先生告诉记者他的现场码已变绿，但豫康码还是红的。
另一位储户刁先生在离开郑州后重新拿回了绿码，“我11日晚上到达郑州东站后是‘红码’，后来在社区的帮助下曾改回过绿码。”
刁先生称，刚发现“红码”后，他曾前往当地医院做核酸检测，在酒店的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后台系统将其健康码改回了绿色。但第二天打车时发现又被赋了“红码”。当刁先生想再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时，社区工作人员称是因为其在酒店入住填写信息时填成了境外人员。但据刁先生反复回忆，他输入信息时，并没有境外这个选项。
随即，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事处千宁街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了曾经帮刁先生修改健康码一事，他回忆称，刁先生的第一次“红码”是因为太久没有做核酸，在做了双采核酸，并签订承诺书后，他将刁先生的健康码改回了绿码，“他说住在我们这酒店，我就说行，你既然来了，我不可能不给你改。”
但为何刁先生第二天又变成了红码，该工作人员称，是其填写时填了境外，“我看系统上显示是国外的，我直接就没给他改。”
因是“红码”，刁先生和妻子被送往了青龙山庄，与其他一同被赋“红码”的储户们一起“隔离”。14日早上，刁先生和妻子在当地公安的护送下，一路“绿色通道”通过高铁检查，离开了郑州。
“没有取到钱我不会回去”
2021年，成都的李女士经历了恶性肿瘤手术。在获得商业保险赔款后，今年2月，李女士将自己的赔款及所有积蓄都存入了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没想到今年4月就无法取款了。”
6月15日，李女士告诉记者，在“红码”近三天后，自己终于在昨天转回绿码，“目前正在当地民警安排的宾馆等银保监会的工作人员来和我们沟通存款的事情，若是一直等不到，下午可能会直接到银保监会门口看看情况。”
用李女士的话说，6月12日乘飞机落地郑州后，经历了“奇幻的三日”。“落地后，我扫码就是直接‘红码’了，赋码原因显示为‘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医学隔离观察的入境人员’，但其实疫情后我一直没有出过国。”
李女士回忆称，当时机场工作人员通过她的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确认其没有出境记录后，曾尝试帮助改回绿码，却并不成功，“身边很多其他旅客都可以很顺利改成功，就我不行。”
随后，李女士前往郑州市人民医院做核酸，希望能将自己的绿码找回，“毕竟‘红码’意味着寸步难行。”然而，在等待了几个小时后，即使已有核酸阴性证明，“码依然是红的”。
由于“红码”，无法住酒店，无法到餐馆就餐，“我们在路边买了饼，在郑州市人民医院的大厅将就了一晚。”李女士告诉记者，13日凌晨，当地公安、银保监局及信访局工作人员找到了她，几个小时后当地社区主任也一同出现。
“他们向我了解情况，希望我能回去，社区主任告诉我若是我能回去，‘红码’的事情可以商量，在我表示不回去后，就希望我能去他们安排的宾馆。”由于一直是“红码”，李女士无奈地同意前往民警安排的宾馆。
“他们让我24小时不要出房间门。”李女士表示，期间民警多次来沟通希望我们能回去，但她都拒绝了。14日晚，再次有民警来了解情况，“我说我还是‘红码’，他便登记了我的个人信息。”
6月14日，多位储户在社交媒体上曝光被赋“红码”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李女士也在15日上午终于拿回了绿码。
截至发稿前，李女士表示自己已经顺利离开宾馆，正在寻找新的住处，“没有取到钱我是不会回去的。”
自驾储户：进不去的郑州
6月11日，三辆私家车，十余人一同从浙江出发赶往河南郑州，“我们要去取回我们的存款。”其中一位储户龚先生接受天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最终这趟“取款”之旅以失败告终。
6月13日，龚先生一行人选择在河南郑州中牟县的中牟东站高速口下高速，“因为我们从其他储户处了解到，在郑州的高速口可能下不去，就选了县城的高速口。”但令龚先生一行没想到的是，在高速口扫码的时候，有几位同行储户出现了“红码”。
“高速口的民警就不让我们下高速，要我们回去。”龚先生表示，行车两天才到河南，“我们不甘心，我们就改变方向，选择在开封市的一个高速口下。”
下高速后，龚先生一行马上前往当地的一家涉事银行，想到现场了解情况，“但因为发现银行门口有民警值守，就也没有成功。”龚先生表示，一行人商量后决定第二日走省道进入郑州，“为了第二天能顺利出行，当晚我们所有人都在开封当地医院做了核酸，都持有核酸阴性证明。”
6月14日，龚先生一行三辆车在不同时间出发，尝试通过走省道的方式进入郑州，“但结果是我们还是都被民警的检查站拦住，这个时候再扫码，基本上只剩三四个人是绿码了。”
龚先生称，当时他们被先后带去了隔离酒店，“他们说要是我们回去可以马上变绿码，若是不回去就继续在这边隔离，按照他们的隔离政策要隔离7天。”龚先生无奈表示，他们去郑州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能要一个说法，“我们的存款到底什么时候能取，有个明确的说法，我们都可以回去。”
最终，在僵持几小时后，龚先生一行人选择返回浙江，“其实有点后悔，应该再坚持一下的。”
龚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当地银行柜台办理的银行卡，共存入800多万元积蓄，“这么多年做生意的钱，现在余额都查不到了。”
“药用完了，只能先回家”
6月15日，备受媒体关注的浙江杭州储户，尿毒症患者高老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当天下午已在返杭的动车上，“今天银保监会一位副处长来找我，告诉我会尽快向上反映，主要是我的药水用完了，只能先回家再说。”
据高老先生介绍，自己年轻时在河南从事纺织贸易行业，2019年开始在当地几家村镇银行存款，此前存取均正常，“事情发生后，我现在做人都不好做了。”
截至今年4月18日，高老先生分别在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存了560万，上蔡惠民村镇银行300万，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400万，三家银行合计1260万，其中有400万是亲戚朋友的。
6月12日17时许，70岁的高先生独自踏上了前往郑州的火车，只为了能将自己存在河南三家村镇银行的存款取回，“这次来的目的一是希望能够尽快兑付，二是要告诉我时间。”
然而令高先生没想到的是，在他到达郑州站后被赋了“红码”，自己也被几名工作人员带到郑州市财贸学校的图书室。“现场有防疫部门、公安、银保监会、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谈话，‘劝返’我们。”据高先生回忆，一起被带去图书馆的有11人，都是村镇银行储户。
2021年，高先生确诊尿毒症，需要频繁做透析，“我和他们说，再不透析要有生命危险。”6月13日晚上，在高先生的要求下，两位工作人员带他到附近一家宾馆自费住宿。在宾馆里，高先生用自带的进口盐水做腹透，可以暂时替代透析达到排毒效果。
在宾馆住了一晚后，高先生于6月14日再次被两名工作人员带回图书馆，“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和银保监会的工作人员说了自己的情况，他们也很同情我，表示会去汇报我的情况。”高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于14日下午拿回绿码。
“红码”到底是谁赋的？
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12320卫生健康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储户被赋“红码”一事目前并未收到相关通知，建议“红码”人员在线上申诉。
对于到底哪个部门有权利赋“红码”，该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联系大数据局了解情况，“如果要是郑州赋的话，郑州会有个单独的大数据，是专门管相关数据分析、数据赋能的，应该也有相对应的省大数据。”
在记者表示多次拨打河南省大数据局电话无人接听后，该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一热线电话，并表示该热线电话工作时间为早8点至晚10点。截至发稿前，记者多次拨打该电话，均无人接听。
随即，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接线值班人员告诉记者，赋“红码”的情况需要向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了解情况。
针对被访储户的疑问，6月14日，海报新闻记者曾电话联系到了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据其介绍，变码的政策和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但具体操作由各部门归口管理，建议记者联系郑州市当地大数据管理局。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回应海报新闻记者称，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下面有一个社会防控部，他们为健康码管理的直接机构，制定赋码的规则，赋码、解码都是他们负责的。
6月15日，一新闻报道网络截图在储户维权群中流传，该图片显示，有媒体记者从河南卫健委了解到，经疫情防控指挥部和技术服务等部门的调查，初步确定负责豫康码开发运维的公司，在更新外省人员入豫风险判定规则时，由于程序员违规操作，错误使用了过期的规则，导致部分外省入豫人员被错误赋予红码。但天目新闻记者并未搜索到该报道原文。
据企查查显示，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客户包括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商丘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洛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等多家河南政府单位。6月14日至15日，天目新闻记者多次致电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但电话均未能接通。#胡锡进称健康码只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
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以储户身份从其中一家村镇银行的现场负责人处了解到，目前该村镇银行仍在营业中，线下业务都在正常开展。该负责人表示，因“公安侦破需要”，目前线上业务仍未开通，所以储户目前仍无法取钱。“因为线上的业务需要等案件结束，由官方发声以后再说。”
对于储户来河南后被赋“红码”一事，该负责人认为也许只是因为“疫情影响”，他告诉记者，有从外地前来了解情况的储户并没有被赋“红码”，“他们来我们单位问一问都走了，跟他说在家耐心等待。”
6月14日，天目新闻报道多名村镇银行“取款难”储户，在近日前往郑州沟通存款事宜时遭遇赋“红码”事件。随着舆论发酵，许多储户又很快从“红码”变回了绿码。对于“红码”是否仅针对储户，郑州12345工作人员曾表示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经过查证是因大数据信息库出现了一些问题。
据悉，今年4月18日起，河南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河南柘城黄淮村镇银行、河南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河南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四家村镇银行储户陆续发现自己不能正常取款转账。此后，四家银行陆续发布了《系统升级的通知》公告，并关闭线上取款及转帐服务，截至目前仍未恢复。#河南村镇银行储户不能正常取款转账#
已离开郑州 但仍是“红码”
6月15日，已经从河南郑州返回广州的何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今天上午扫郑州当地的二维码，仍是红码，“如果一直是红码，下次我要再来郑州，就会非常麻烦，可能根本进不来郑州。”#河南卫健委调查储户被赋红码#
6月11日，何先生从广州坐火车前往郑州，在6月12日抵达，“当时在火车站扫码还是绿码，当天也顺利入住了酒店，但是入住当天就有民警到酒店找我了解为什么来郑州。”
在郑州酒店入住两晚，何先生表示民警及当地银保监局工作人员多次前来了解情况，由于一个人在郑州，无奈之下，何先生同意先返回广州，“但是14日我到火车站的时候一扫码，才发现自己‘红码’了。”
何先生表示“红码”后，曾在火车站隔离点停留，直到自己所要乘坐的火车要开车了，才有工作人员将其单独送上车，“我14日下午两点左右到的广州，今天扫郑州当地的码还是红码。”
对此，何先生表示担忧，“我计划近期离职，然后到郑州继续找回我的存款，若是情况允许会先在郑州找一份工作，但是因为现在还是‘红码’就很担心再来郑州会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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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何先生将自己的大部分存款存入河南郑州几家涉事村镇银行，今年年初何先生将其中一部分存款转出，但仍留了7万多元在银行中，“后面就发现取不出来了，虽然钱数目不大，但是对我来说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存出来的钱。”何先生原计划用这笔钱结婚，但如今结婚也因“取款难”被延期了。
截至发稿前，何先生告诉记者他的现场码已变绿，但豫康码还是红的。
另一位储户刁先生在离开郑州后重新拿回了绿码，“我11日晚上到达郑州东站后是‘红码’，后来在社区的帮助下曾改回过绿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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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先生称，当时他们被先后带去了隔离酒店，“他们说要是我们回去可以马上变绿码，若是不回去就继续在这边隔离，按照他们的隔离政策要隔离7天。”龚先生无奈表示，他们去郑州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能要一个说法，“我们的存款到底什么时候能取，有个明确的说法，我们都可以回去。”
最终，在僵持几小时后，龚先生一行人选择返回浙江，“其实有点后悔，应该再坚持一下的。”
龚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当地银行柜台办理的银行卡，共存入800多万元积蓄，“这么多年做生意的钱，现在余额都查不到了。”
“药用完了，只能先回家”
6月15日，备受媒体关注的浙江杭州储户，尿毒症患者高老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当天下午已在返杭的动车上，“今天银保监会一位副处长来找我，告诉我会尽快向上反映，主要是我的药水用完了，只能先回家再说。”
据高老先生介绍，自己年轻时在河南从事纺织贸易行业，2019年开始在当地几家村镇银行存款，此前存取均正常，“事情发生后，我现在做人都不好做了。”
截至今年4月18日，高老先生分别在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存了560万，上蔡惠民村镇银行300万，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400万，三家银行合计1260万，其中有400万是亲戚朋友的。
6月12日17时许，70岁的高先生独自踏上了前往郑州的火车，只为了能将自己存在河南三家村镇银行的存款取回，“这次来的目的一是希望能够尽快兑付，二是要告诉我时间。”
然而令高先生没想到的是，在他到达郑州站后被赋了“红码”，自己也被几名工作人员带到郑州市财贸学校的图书室。“现场有防疫部门、公安、银保监会、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谈话，‘劝返’我们。”据高先生回忆，一起被带去图书馆的有11人，都是村镇银行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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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宾馆住了一晚后，高先生于6月14日再次被两名工作人员带回图书馆，“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和银保监会的工作人员说了自己的情况，他们也很同情我，表示会去汇报我的情况。”高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于14日下午拿回绿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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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12320卫生健康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储户被赋“红码”一事目前并未收到相关通知，建议“红码”人员在线上申诉。
对于到底哪个部门有权利赋“红码”，该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联系大数据局了解情况，“如果要是郑州赋的话，郑州会有个单独的大数据，是专门管相关数据分析、数据赋能的，应该也有相对应的省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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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二房东”跑路，阿里、华为等大厂员工受骗，有人凌晨被恐吓退房
在望京的房子已经租了两年，下个月即将到期时，两个事实摆在了杨宇(化名)面前：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自如房源;此前自称“房东”的张某，已经失联了。
受骗的远不止杨宇一人，他加入了一个近两百人的维权群，受骗者大多是互联网公司员工，从公司内网或者公司好友处认识张某并租房。和他一样租了两三年的，或是房源来自中介平台的，都不在少数。直到陆续有租客遭遇上门清退，甚至有人凌晨被恐吓，大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而张某已经失联。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张某以不同身份或公司名义批量从中介平台租房，而后冒充房东低价转租，要求年付租金，不少互联网大厂员工踩坑。涉事房源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涉嫌诈骗的张某失联并被立案后，不少受害者提出疑问：房产中介平台该担责吗?有律师认为，转租已经形成事实，中介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望京“冒牌房东”突然失联
互联网大厂员工受骗
望京，是北京互联网公司聚集地之一，汇聚了阿里、美团、360、58同城、雪球等一众互联网企业。这也意味着，数量不小的互联网人同样聚集在这里工作、居住，除了通过中介平台租房，还有人通过内网或同事介绍房东，张某就借此获得了许多租客的信任。
向张某租了近两年房，杨宇才知道自己的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通过“业主交给自如，自如租给徐某，徐某租给张某”几个环节，最终租给自己，但实际上自己支付的租金还比自如平台的租金低了近两千元。而在被骗的近两百人中，同样由徐某承租再转给张某的受骗者至少还有5人。
杨宇从2019年11月起就向张某租下了目前居住的房子，实地看房并查看了张某出示的房产证后，与张某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一年一签续约至今。
张某提供的房产证扫描件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这中间并非没有插曲。
杨宇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5日当天，一名自称是业主的女士带着自如管家上门称要看房，在张某称和对方通了电话后，杨宇开门。随后，同行的自称自如管家的人向杨宇出示了自己的工牌。
在对方看房过程中，杨宇告诉对方，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而对方却同样出示了一份房产证扫描件，称自己才是业主。
杨宇开始起了疑心，但房租交了一年尚未到期，杨宇认为，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如果张某与自如有租赁纠纷，应当他们双方去解决。
2020年9月，张某称4月曾来看房的女士要用房子做资产抵押，提醒杨宇在家等，随后自如管家带着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人上门拍照。杨宇认为，这件事能看出，自如管家与张某并非没有联系。
杨宇回忆，到2020年11月，小区门禁升级，杨宇去物业换门禁卡时报了具体住址后，物业问业主是否姓崔，他确定4月份上门看房的崔女士应该是业主。
也就是说，张某在此前租房时出示的房产证是假的。但由于房租已交到2021年11月，杨宇选择继续住了下来。
这之后，自称业主的女士和自如管家再没来过，杨宇又在这套房子里住了一年。这期间，杨宇虽然怀疑张某与自如有纠纷，但自己没遇到问题，也就没选择搬家。直到今年10月19日、10月20日，杨宇租赁房子的密码锁两度失效，都是张某叫来开锁师傅解决。杨宇表示，张某的电话从来打不通，微信也很少接，只会偶尔回复消息。20日下午联系上了张某，这也是群里大多数受害者能联系上张某的最后时间，在这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20日晚，一名徐姓女士上门，称自己才是房子的承租人，张某从自己手中租了房，现在欠了10多万元房租，已经失联，于是她要求杨宇在23日前搬走。杨宇拒绝后，22日凌晨，徐某和一名男性在00:20、00:50、1:30在杨宇门口砸门，尽管杨宇已经报警，但徐某仍在随后几天晚间上门断掉电表箱电闸后暴力砸门、言语辱骂;25日，徐某在门锁中塞入泡泡糖和树枝，杨宇不得已换锁并再度前往派出所报案。后来，杨宇得知，和他同样受到徐某清退的，至少还有5人。
从自如一名内部员工处，杨宇得知，徐某以季付7830元/月的方式，在自如租下这套房源，而杨宇支付的房租则为5300元/月。不止一名受骗者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确认，自己每月房租比同小区同户型房子要低一、两千元，张某正是以“低房租”“年付更便宜”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租客。
在徐某突然上门的同时，张某的其他租客们也陆续遭遇中介上门，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据受骗者王力(化名)介绍，这次的受骗者中，至少包括了美团、阿里、字节跳动、华为、360、京东等诸多互联网大厂员工。今年五月，王力在公司内网通过同事发布的房源转租信息租下了房，该同事称自己已经在该房源中住了一年。通过这名同事，王力联系上了自称房东的张某。“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房东，因为我们内网上面很多人都替他发他的房子，然后写了什么房东直租，基本上都是年付，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张某。”
在正式签订合同前，王力要求查看张某的房产证，对方发来一张房产证的扫描图片，张某等两人同为房屋的房主。随后，双方签下了租房合同，王力付给张某两年共13万元房租。
另一名受骗者刘迪(化名)也在今年1月同样通过公司好友介绍的方式认识张某。通过张某，刘迪身边的公司好友中有近十个人租了房，已经有好友租房住了两、三年。签约前，刘迪同样要求查看了房产证，房产证上并非张某的名字。后来，刘迪向一位也向张某租房的同事求证，当时张某对她同事解释称，这是亲戚的房子，而自己则是自家家族企业的财务顾问。张某自称家里专门投资房产，在北京有一、两百套房，长辈年纪大了，然后他来帮长辈去打点房产做租赁。
看到身边有好友居住了几年没问题，刘迪也没再怀疑。
自如的房源一般都有统一风格的家具，但刘迪房子里的都是旧家具。直到自如管家上门，他才得知自己租住过的两套“张某的房子”实际是自如的房源。第二套房的自如管家告诉刘迪，张某签了两年的租赁合同，房租季付，目前张某支付的房租仅到11月初。目前，刘迪正在与自如协商续租事宜。
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打包
自如称正与租客积极沟通
受骗者自发建立的微信群已经有接近200人。“我们统计了一下，之前统计到150人左右的时候，(受骗金额)大概都有600多万，现在接近200人的话估计有近千万了。”
杨宇推测，中介平台之所以尚未和他沟通清退的事宜，是因为当前仍处在徐某支付的房租区间内。而另一些租客则直接被中介平台要求清退。
10月12日、10月13日，王涵(化名)连续两天在门口看到自如的告知函，被要求其在10月20日前搬走。察觉不对后，她立刻联系张某要求退房。
自如张贴的告知函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20日，王涵仍没有收到退款，再度联系张某，对方已经失联。21日上午，同样向张某租房的同事告诉王涵，自己被中介找上门。意识到张某可能已经跑路，王涵赶回家打算取证据报警，却发现自家房门已经无法打开。警察赶到后进入家中，王涵发现自己所有的行李已经被打包，并贴上了“北京自如生活企业管理有些公司封存”的字样。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对于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上门打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宋竟一律师认为，住建部《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到住房租赁合同期满或者解除，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腾退。承租人拒不腾退的，出租人可以依法要求承租人腾退租赁住房，也就是到法院起诉要求腾房。
宋竟一认为，在本次租房风波中，实际使用人其实是弱势被骗一方，中介平台即使要解除合同要求腾房，也应该到法院诉讼走合法渠道。没有经过住户允许强行进入、换锁芯，被要求退出房屋仍不退出甚至暴力清退涉嫌违法。
据了解，此次事件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
自如回应《每日经济新闻》称，目前排查到涉及房源约20余套，已组成专门团队与租客积极沟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推进事件有序解决。而斯维登则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并促成业主与现租客达成续租协议，并积极配合警方进行取证工作。但从维权微信群中租客们的发言来看，大多数租客对自如的回应并不认可。有租客表示：“(自如)没有任何积极沟通和帮助。”
一名房产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种高进低出、年付收款的方式，尽管整体赔钱，但实际钱可能已经被转出。
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心总监严跃进认为，张某的套现模式是个人行为，涉及不到这个行业。但站在中介角度，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当前房源怎么管理、能否转租、如何识别以及出现跑路以后如何保障租客权益，这些是需要中介公司思考的。他认为，张某的行为带有很明显的诈骗属性，中介公司也缺少审核，租客本身是无辜的，出事后中介把责任推给租客肯定也不合规。中介公司自身在业务方面缺少审核，才使得这种不正当转租和跑路情况出现。
有租客表示，目前已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报警，警方已立案。10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朝阳区花家地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对方表示自己不掌握情况。而据《红星新闻》报道，该派出所一位民警表示，目前已经接到多位租客的报警，警方正在收集租客信息，着手调查。
律师：转租形成事实，
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不少律师认为，张某的行为或已涉嫌诈骗，而中介平台在这次事件中也负有责任。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认为，该事件中张某作为房屋中介，套取下游租客租金，并虚构将租金交付房东事实，卷钱跑路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付建认为，中介平台将房屋批量出租于同一人时，就应当对可能存在的转租行为进行审慎审查，在明知租客转租时，就应当履行监管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监管不力等责任。
而关于转租行为，以自如的租房合同为例，在合同中，自如明确规定“不同意承租人转租房屋”。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姚志斗表示，首先，既然诸如自如等平台的合同中有关于“业主不同意租户再次转租”的条款，那么，当张某从该平台大批量租赁房屋时，其更应尽提醒义务。其次，平台作为专业的大型租赁平台，更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审慎核实张某批量租房的用途，并尽到监管责任，防止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有租户表示“在自如知情的情况下，租户在房子里继续租住超过六个月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转租”，付建律师认为这具有一定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同时姚志斗律师也提示，在司法实践中，对“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举证较难。原则上，只有获得出租人书面同意转租和房主口头同意转租并收取次承租人租金两种情形可以认定出租人对转租事宜知情。
付建律师则认为，该事件中不仅上游中介是受害者，租客们也是受害者，且上游中介对房屋具有直接监管责任，其对张某转租本身就应当承担责任，更何况部分上游中介在明知情况下默许转租，甚至已经形成了合法转租的事实情况。所以，上游中介无权暴力清退租客，双方应当对目前情况进行协商处理。
姚志斗表示，本案中，租户将租金支付给张某就应该视为支付给该平台，同时该平台也应按照该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租户是受害者，在其已付房租的情况下，有权继续居住。平台未取得租金造成的损失不该由租户承担，其应向张某主张。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在望京的房子已经租了两年，下个月即将到期时，两个事实摆在了杨宇(化名)面前：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自如房源;此前自称“房东”的张某，已经失联了。
受骗的远不止杨宇一人，他加入了一个近两百人的维权群，受骗者大多是互联网公司员工，从公司内网或者公司好友处认识张某并租房。和他一样租了两三年的，或是房源来自中介平台的，都不在少数。直到陆续有租客遭遇上门清退，甚至有人凌晨被恐吓，大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而张某已经失联。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张某以不同身份或公司名义批量从中介平台租房，而后冒充房东低价转租，要求年付租金，不少互联网大厂员工踩坑。涉事房源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涉嫌诈骗的张某失联并被立案后，不少受害者提出疑问：房产中介平台该担责吗?有律师认为，转租已经形成事实，中介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望京“冒牌房东”突然失联
互联网大厂员工受骗
望京，是北京互联网公司聚集地之一，汇聚了阿里、美团、360、58同城、雪球等一众互联网企业。这也意味着，数量不小的互联网人同样聚集在这里工作、居住，除了通过中介平台租房，还有人通过内网或同事介绍房东，张某就借此获得了许多租客的信任。
向张某租了近两年房，杨宇才知道自己的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通过“业主交给自如，自如租给徐某，徐某租给张某”几个环节，最终租给自己，但实际上自己支付的租金还比自如平台的租金低了近两千元。而在被骗的近两百人中，同样由徐某承租再转给张某的受骗者至少还有5人。
杨宇从2019年11月起就向张某租下了目前居住的房子，实地看房并查看了张某出示的房产证后，与张某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一年一签续约至今。
张某提供的房产证扫描件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这中间并非没有插曲。
杨宇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5日当天，一名自称是业主的女士带着自如管家上门称要看房，在张某称和对方通了电话后，杨宇开门。随后，同行的自称自如管家的人向杨宇出示了自己的工牌。
在对方看房过程中，杨宇告诉对方，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而对方却同样出示了一份房产证扫描件，称自己才是业主。
杨宇开始起了疑心，但房租交了一年尚未到期，杨宇认为，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如果张某与自如有租赁纠纷，应当他们双方去解决。
2020年9月，张某称4月曾来看房的女士要用房子做资产抵押，提醒杨宇在家等，随后自如管家带着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人上门拍照。杨宇认为，这件事能看出，自如管家与张某并非没有联系。
杨宇回忆，到2020年11月，小区门禁升级，杨宇去物业换门禁卡时报了具体住址后，物业问业主是否姓崔，他确定4月份上门看房的崔女士应该是业主。
也就是说，张某在此前租房时出示的房产证是假的。但由于房租已交到2021年11月，杨宇选择继续住了下来。
这之后，自称业主的女士和自如管家再没来过，杨宇又在这套房子里住了一年。这期间，杨宇虽然怀疑张某与自如有纠纷，但自己没遇到问题，也就没选择搬家。直到今年10月19日、10月20日，杨宇租赁房子的密码锁两度失效，都是张某叫来开锁师傅解决。杨宇表示，张某的电话从来打不通，微信也很少接，只会偶尔回复消息。20日下午联系上了张某，这也是群里大多数受害者能联系上张某的最后时间，在这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20日晚，一名徐姓女士上门，称自己才是房子的承租人，张某从自己手中租了房，现在欠了10多万元房租，已经失联，于是她要求杨宇在23日前搬走。杨宇拒绝后，22日凌晨，徐某和一名男性在00:20、00:50、1:30在杨宇门口砸门，尽管杨宇已经报警，但徐某仍在随后几天晚间上门断掉电表箱电闸后暴力砸门、言语辱骂;25日，徐某在门锁中塞入泡泡糖和树枝，杨宇不得已换锁并再度前往派出所报案。后来，杨宇得知，和他同样受到徐某清退的，至少还有5人。
从自如一名内部员工处，杨宇得知，徐某以季付7830元/月的方式，在自如租下这套房源，而杨宇支付的房租则为5300元/月。不止一名受骗者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确认，自己每月房租比同小区同户型房子要低一、两千元，张某正是以“低房租”“年付更便宜”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租客。
在徐某突然上门的同时，张某的其他租客们也陆续遭遇中介上门，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据受骗者王力(化名)介绍，这次的受骗者中，至少包括了美团、阿里、字节跳动、华为、360、京东等诸多互联网大厂员工。今年五月，王力在公司内网通过同事发布的房源转租信息租下了房，该同事称自己已经在该房源中住了一年。通过这名同事，王力联系上了自称房东的张某。“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房东，因为我们内网上面很多人都替他发他的房子，然后写了什么房东直租，基本上都是年付，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张某。”
在正式签订合同前，王力要求查看张某的房产证，对方发来一张房产证的扫描图片，张某等两人同为房屋的房主。随后，双方签下了租房合同，王力付给张某两年共13万元房租。
另一名受骗者刘迪(化名)也在今年1月同样通过公司好友介绍的方式认识张某。通过张某，刘迪身边的公司好友中有近十个人租了房，已经有好友租房住了两、三年。签约前，刘迪同样要求查看了房产证，房产证上并非张某的名字。后来，刘迪向一位也向张某租房的同事求证，当时张某对她同事解释称，这是亲戚的房子，而自己则是自家家族企业的财务顾问。张某自称家里专门投资房产，在北京有一、两百套房，长辈年纪大了，然后他来帮长辈去打点房产做租赁。
看到身边有好友居住了几年没问题，刘迪也没再怀疑。
自如的房源一般都有统一风格的家具，但刘迪房子里的都是旧家具。直到自如管家上门，他才得知自己租住过的两套“张某的房子”实际是自如的房源。第二套房的自如管家告诉刘迪，张某签了两年的租赁合同，房租季付，目前张某支付的房租仅到11月初。目前，刘迪正在与自如协商续租事宜。
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打包
自如称正与租客积极沟通
受骗者自发建立的微信群已经有接近200人。“我们统计了一下，之前统计到150人左右的时候，(受骗金额)大概都有600多万，现在接近200人的话估计有近千万了。”
杨宇推测，中介平台之所以尚未和他沟通清退的事宜，是因为当前仍处在徐某支付的房租区间内。而另一些租客则直接被中介平台要求清退。
10月12日、10月13日，王涵(化名)连续两天在门口看到自如的告知函，被要求其在10月20日前搬走。察觉不对后，她立刻联系张某要求退房。
自如张贴的告知函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20日，王涵仍没有收到退款，再度联系张某，对方已经失联。21日上午，同样向张某租房的同事告诉王涵，自己被中介找上门。意识到张某可能已经跑路，王涵赶回家打算取证据报警，却发现自家房门已经无法打开。警察赶到后进入家中，王涵发现自己所有的行李已经被打包，并贴上了“北京自如生活企业管理有些公司封存”的字样。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对于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上门打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宋竟一律师认为，住建部《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到住房租赁合同期满或者解除，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腾退。承租人拒不腾退的，出租人可以依法要求承租人腾退租赁住房，也就是到法院起诉要求腾房。
宋竟一认为，在本次租房风波中，实际使用人其实是弱势被骗一方，中介平台即使要解除合同要求腾房，也应该到法院诉讼走合法渠道。没有经过住户允许强行进入、换锁芯，被要求退出房屋仍不退出甚至暴力清退涉嫌违法。
据了解，此次事件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
自如回应《每日经济新闻》称，目前排查到涉及房源约20余套，已组成专门团队与租客积极沟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推进事件有序解决。而斯维登则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并促成业主与现租客达成续租协议，并积极配合警方进行取证工作。但从维权微信群中租客们的发言来看，大多数租客对自如的回应并不认可。有租客表示：“(自如)没有任何积极沟通和帮助。”
一名房产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种高进低出、年付收款的方式，尽管整体赔钱，但实际钱可能已经被转出。
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心总监严跃进认为，张某的套现模式是个人行为，涉及不到这个行业。但站在中介角度，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当前房源怎么管理、能否转租、如何识别以及出现跑路以后如何保障租客权益，这些是需要中介公司思考的。他认为，张某的行为带有很明显的诈骗属性，中介公司也缺少审核，租客本身是无辜的，出事后中介把责任推给租客肯定也不合规。中介公司自身在业务方面缺少审核，才使得这种不正当转租和跑路情况出现。
有租客表示，目前已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报警，警方已立案。10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朝阳区花家地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对方表示自己不掌握情况。而据《红星新闻》报道，该派出所一位民警表示，目前已经接到多位租客的报警，警方正在收集租客信息，着手调查。
律师：转租形成事实，
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不少律师认为，张某的行为或已涉嫌诈骗，而中介平台在这次事件中也负有责任。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认为，该事件中张某作为房屋中介，套取下游租客租金，并虚构将租金交付房东事实，卷钱跑路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付建认为，中介平台将房屋批量出租于同一人时，就应当对可能存在的转租行为进行审慎审查，在明知租客转租时，就应当履行监管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监管不力等责任。
而关于转租行为，以自如的租房合同为例，在合同中，自如明确规定“不同意承租人转租房屋”。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姚志斗表示，首先，既然诸如自如等平台的合同中有关于“业主不同意租户再次转租”的条款，那么，当张某从该平台大批量租赁房屋时，其更应尽提醒义务。其次，平台作为专业的大型租赁平台，更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审慎核实张某批量租房的用途，并尽到监管责任，防止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有租户表示“在自如知情的情况下，租户在房子里继续租住超过六个月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转租”，付建律师认为这具有一定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同时姚志斗律师也提示，在司法实践中，对“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举证较难。原则上，只有获得出租人书面同意转租和房主口头同意转租并收取次承租人租金两种情形可以认定出租人对转租事宜知情。
付建律师则认为，该事件中不仅上游中介是受害者，租客们也是受害者，且上游中介对房屋具有直接监管责任，其对张某转租本身就应当承担责任，更何况部分上游中介在明知情况下默许转租，甚至已经形成了合法转租的事实情况。所以，上游中介无权暴力清退租客，双方应当对目前情况进行协商处理。
姚志斗表示，本案中，租户将租金支付给张某就应该视为支付给该平台，同时该平台也应按照该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租户是受害者，在其已付房租的情况下，有权继续居住。平台未取得租金造成的损失不该由租户承担，其应向张某主张。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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