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方国青铜王国—江西人缔造的中国南方青铜文明中心（4000—3000年前）

中国青铜器时代由中国中原商文化、中国南方虎方国文化、北方的夏家店文化、西方的光社文化，西南的三星堆文化、东方的岳石文化等。中国青铜文明是中原商文化与周边方国文化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了灿烂的中国青铜文化。

虎方国时期江西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江西樊城堆文化中的陶器组合方式就表现为以鼎、豆为中心的重食组合，与同时期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的尊为中心的重酒组合方式不同，也就是说虎方国江西青铜容器的重食组合早已孕育在江西的新石器时代，有深厚而悠久的江西文化渊源。

甲骨学家从甲骨文中考定出虎方国，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虎方的地望进行探讨

1989年江西新干县大洋洲3200年前青铜器时代墓出土了480多件铸造精美的青铜器，这批青铜器上的虎形象特别引人注目，人们据此提出赣鄱虎方国说。

虎方国究竟分布在何处？虎方国的文化面貌如何？虎方国与商朝的关系又怎样？

甲骨文是商王室的“档案”，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遗憾的是，甲骨文记事以王室活动为中心，是为王室活动而举行的占卜记录，只有其中的战争类卜辞才涉及到以王室以外的事，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弥足珍贵。甲骨文中作为国族名称的虎，有虎侯和虎方两种记录，虎侯是商王的近臣，其领地在王畿之内的庸，商王也时常到虎地视察，虎方则是与商朝并存的国家政权。

关于虎方，只有一条卜辞（见于《甲骨文合集》6667）：
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途”有“征伐”义，举、望为族名，这条卜辞的大意是商王为了征伐虎方，卜问是向先祖大甲还是祖丁、祖甲举行告祭才能得到保佑，取得胜利。大甲、祖丁、祖甲都是商朝的名君，被视为战神，商王因战事向他们举行告祭，仅见于征伐虎方、土方等少数劲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虎方也很强大，商王对此很慎重，而且卜辞中伐虎方仅此一条，也许商王武丁此次伐虎方之役被打败，以后的商王不敢贸然行事，这正是甲骨文中伐虎方之事少见的原因所在。

在商朝王师只有右、中、左三军，遇有重大军事行动，一般是以王师为骨干，辅以用兵地附近的氏族军，因而参加伐虎方之役的举、望二个氏族的地望便成了我们推定虎方地望的关键。举是居住于湖北汉水支流举水流域的一个氏族，望则位于亳南淮阴间，即今淮水上游北岸，虎方国必定在附近不远的地方。

在商汤时期进行了一系列对外征服战争，取得了一定胜利“（汉南）四十国归之”，石门皂市——盘龙城早商文化与郑州二里冈期早商文化的一致性与此正好相印证。

至武丁时期，商朝势力达于极盛，东征西讨，又一次大规模南讨，征服了汉南地区的曾国等方国，战果辉煌，史载：“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商王武丁率兵亲临盘龙城，立南使，加强南戍的力量，以震慑南邦方，也就是说汉南地区在武丁时期属于商王朝的政治版图，把没有被臣服的虎方国说在这里于理不通。淮水上游属于正统商文化区域，虎方国也不可能在此，那么虎方国必定要到举水、淮水以南的地方去寻找。

把目光从石门——盘龙城一线移向汉南以南的江南地区，会有新的发现。在鄱阳湖、洞庭湖西湖区域至商代发展成吴城文化和费家河文化，这两种文化有许多共同点：

第一，普遍流行退化型有段石锛、马鞍形陶刀作生产工具，盛行几何形印纹硬陶，流通青铜斧币，以大型青铜铙为打击乐器，这些都是中原商文化所没有的文化现象。

第二，青铜器型体硕大，造型多取动物形体，江西新干和吴城先后出土了4件卧虎耳方鼎和8件卧虎耳圆腹鼎，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圆腹鼎的扁足和曲内戈的内亦作变体虎形，大洋洲还出土了一件伏鸟双尾虎，腹底有联、中空，两耳高耸，作半卧欲起势，张口咧嘴，凸目粗眉，背脊突出，上伏一短尾鸟，尖喙圆睛，双尾后垂，这些器物上的虎形象多作行走状，以圆雕或高浮雕的形式出现，带有明显的写实倾向，与中原地区以“饕餮”形式出现的富有夸张意味的虎形象明显不同。衡阳出土的牛尊、湘潭出土的豕尊、醴陵出土的象尊等，这些肖形器运用写实手法，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显得清新活泼，别具一格。虎形象作为装饰艺术母题更是本地区特有的装饰题材，醴陵出土的象尊的鼻、身躯、四足上饰有13只老虎，衡阳出土的牛尊盖纽作立虎形，宁乡老粮仓北峰滩出土的一件兽面纹大铙，器内有四只伏虎。
第三，这两个青铜文化是自成系统的中国南方青铜文化，这两个青铜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南方色彩，也带有浓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而且中国南方色彩和中原因素所占的比例在地理分布上又有差别，愈往南，中国南方色彩愈明显，愈往北，中原因素愈浓，这一特征与虎方既与商王朝有接触，又长期与商朝并存的国家政权的事实正好相符。

由此看来把虎方国的地望定在长江以南、南岭以北、鄱阳湖——赣江流域以西、洞庭湖——湘江流域以东便是虎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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