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ω˘)☝ 凌晨一点我转发并评论了一个博之后就睡了，[吃惊]刚睡一个小时突然醒了，整个身体一震！
场景：我和一些人正一起讨论晚会的节目，其中我扮演一个角色，但总是做不好，我想静静就进了一个房间，哇塞，满墙壁的挂历，每一张都是华晨宇的图片旁边还附上大段文字。我仔细阅读后大吃一惊，因为每段文字都记录着他不为人知的一个故事。这时候华晨宇来了，还跟着个叫小圆儿的女孩。华晨宇对我们说了很多很多，气宇轩昂，其实他一直都有在默默留意和鼓励大家的，包括我。醒来后……我就一直睡不着了，直到现在[傻眼](心里还想呢圆儿她不是有点胖么，咋那么瘦啊？)[费解][费解]去睡了去睡了#华晨宇# https://t.cn/A66Wiazn
场景：我和一些人正一起讨论晚会的节目，其中我扮演一个角色，但总是做不好，我想静静就进了一个房间，哇塞，满墙壁的挂历，每一张都是华晨宇的图片旁边还附上大段文字。我仔细阅读后大吃一惊，因为每段文字都记录着他不为人知的一个故事。这时候华晨宇来了，还跟着个叫小圆儿的女孩。华晨宇对我们说了很多很多，气宇轩昂，其实他一直都有在默默留意和鼓励大家的，包括我。醒来后……我就一直睡不着了，直到现在[傻眼](心里还想呢圆儿她不是有点胖么，咋那么瘦啊？)[费解][费解]去睡了去睡了#华晨宇# https://t.cn/A66Wiazn
（转）说起海南的古陶瓷，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南海海域水下考古出水的瓷器。像“华光礁I号”沉船出水的青白釉、青釉瓷器，“石屿二号”沉船遗址出水的元青花等，在古陶瓷领域都是可圈可点的考古发现。但少为人知的是，在海南岛上，也分布着不少古陶瓷窑址，从最新的考古调查来看，有39处之多。由于孤悬海外，与中原腹地交通不畅，海南的古窑址烧制出了不少风格迥异的陶瓷器。
《汉书·律历志》说：“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权俗称秤砣，几千年来一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称重工具。传世和出土的古代权一般是用铁、铜铸的。民间歇后语有“张飞吃秤砣——铁了心”的说法，铁质秤砣最为常见。记得小时候在电子秤普及之前，商贩们用的也是铁秤砣。海南岛古窑址中发现的大量瓷质秤砣在全国范围内也算一个特例。
作为海南岛最富特色的器物，瓷权从外形来看，更像是一个带盖的罐子。上部有“亚”字形盖，为圆饼盖切掉两处对称的弧形三角，鼓腹，实心，平底。胎质坚实，釉色以青釉和酱绿釉最为常见。从采集和馆藏的资料来看，澄迈县的美杨窑址、福安窑址和儋州市的碗窑村窑址都曾烧造此类器物。
那么如何确定这种罐形实心的器物是瓷权的呢，在发现之初，笔者对其功用也存在疑惑。恰巧我们曾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三曲沟窑址发现一件馒头形的瓷质器物，和铁质秤砣造型完全一样，可以确定就是瓷权，这个发现给我们带来了启发。另外，仔细观察罐形实心器物的盖心与腹部相接处都有一孔，也和秤砣的器形一致。为了进一步验证瓷权的功用，笔者和同事找来美杨窑发现的6个大小和重量不同的瓷权进行称重，略去少许误差，这几件瓷权的重量确实存在一定的等差关系，这就更确定了瓷权作为秤砣或者说是砝码的性质。
有学者认为通过磨蚀“亚”字形的盖可以调节实际的重量，因为瓷权与铸造的金属权相比，烧造过程中重量更容易出现误差，通过磨蚀“亚”字形的盖可以有效地减免误差，但这种调节只针对过重的瓷权，而且并未在瓷权上发现磨蚀痕迹，所以通过磨蚀器盖调节重量的方法可能只能对烧造前的瓷权坯体进行操作。
在定安县黄桐岭西窑窑址采集到一件带刻纹的鱼形器，鱼体呈较薄的片状，仅一面有纹，另一面素面可平行放置。鱼的圆圈状眼、鼻孔、鱼头及鱼身的分界线都用细线刻划。鱼身一面戳刻有繁密的鱼鳞纹饰，鱼鳞翘起，呈现出立体效果。鱼的背部和腹部都有简单刻划出的背鳍和腹鳍，虽鱼体尾部残缺，但整体形象生动朴实，充满生活情趣。
鱼形器在现有的考古资料中发现很少，尤其是瓷质素胎片状的鱼形器更为罕见。海南岛为热带季风气候，充足的雨水和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使捕鱼成为千百年来海南岛居民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所以居民将生活用具做成鱼形倒并不奇怪。
从鱼形器的形制看，鱼鳞隆起且硬度很高，类似现在的鱼鳞状擦刀的铁质擦丝器，可将部分蔬菜擦成丝状，推测鱼形器为实用炊具的可能性很大。一次偶然的机会，澄迈县博物馆馆长蔡俐红在海南古窑址调查微信群里发了两张现代鱼形器的照片，与笔者发现的那件极为相似。据其介绍，这种现代鱼形器是用来将毛薯磨成粉状物的工具，将毛薯放在鱼形器的鱼鳞位置擦拭，出来的粉状物可以用作丸子的原料，其他一些需要擦拭粉碎的蔬菜也可用这种鱼形器操作。黄桐岭西窑窑址采集的鱼形器很可能是现代鱼形器的前身，参照鱼翘起的鱼鳞制作瓷质工具，既美观又实用，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窑工的独具匠心。
海南岛很多古窑址都烧造束颈的大罐，尤其是海南岛西部的三曲沟等窑址，大罐属于烧造的主流产品，不少大罐高一米以上，用于装水、装米等。成书于1929年左右的《海南岛志》中的“窑业”一节提到，岛上陶器以缸、瓮、瓯、盆为主，水缸为“琼、定”两地制造，其余为安铺和钦县供给。说的是水缸为海南本地烧造，其余由广东供给。这是现在唯一找到的有关海南岛烧造陶瓷器物的记录，考虑到器物定名存在差异，推测民国年间所谓的“缸”有可能也包括现代发现较多的瓮和罐。
贴塑水生动物装饰是海南岛束颈大罐的特色之一，在碗窑村窑和福安窑都发现有贴塑蛙纹的罐类残片。蛙纹在海南岛古代器物中较为常见，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汉代的铜鼓，也常见于海南黎族的衣服纹样和器物上。海南岛是热带季风气候，蛙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动物，雨季来临的时候，对雷雨反应灵敏的青蛙常被视为季节和水旱的先知，同时蛙由于产卵数量多，也常被作为生殖崇拜的对象。
在白沙县民族博物馆藏有一件青釉釉下彩的六系陶罐，这件器物为征集所得。束颈大罐基本上都是以酱釉、黑釉等为主，青釉的仅见白沙县民族博物馆的这件。从其釉色来看，与澄迈县福安窑系窑址烧造的青釉釉下彩很像，所以推测此件大罐也是本地的窑址烧造的。这件器物上可见贴塑鱼形、青蛙、乌龟等水生生物，充满着古朴生动之美。
https://t.cn/A669CpXV
《汉书·律历志》说：“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权俗称秤砣，几千年来一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称重工具。传世和出土的古代权一般是用铁、铜铸的。民间歇后语有“张飞吃秤砣——铁了心”的说法，铁质秤砣最为常见。记得小时候在电子秤普及之前，商贩们用的也是铁秤砣。海南岛古窑址中发现的大量瓷质秤砣在全国范围内也算一个特例。
作为海南岛最富特色的器物，瓷权从外形来看，更像是一个带盖的罐子。上部有“亚”字形盖，为圆饼盖切掉两处对称的弧形三角，鼓腹，实心，平底。胎质坚实，釉色以青釉和酱绿釉最为常见。从采集和馆藏的资料来看，澄迈县的美杨窑址、福安窑址和儋州市的碗窑村窑址都曾烧造此类器物。
那么如何确定这种罐形实心的器物是瓷权的呢，在发现之初，笔者对其功用也存在疑惑。恰巧我们曾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三曲沟窑址发现一件馒头形的瓷质器物，和铁质秤砣造型完全一样，可以确定就是瓷权，这个发现给我们带来了启发。另外，仔细观察罐形实心器物的盖心与腹部相接处都有一孔，也和秤砣的器形一致。为了进一步验证瓷权的功用，笔者和同事找来美杨窑发现的6个大小和重量不同的瓷权进行称重，略去少许误差，这几件瓷权的重量确实存在一定的等差关系，这就更确定了瓷权作为秤砣或者说是砝码的性质。
有学者认为通过磨蚀“亚”字形的盖可以调节实际的重量，因为瓷权与铸造的金属权相比，烧造过程中重量更容易出现误差，通过磨蚀“亚”字形的盖可以有效地减免误差，但这种调节只针对过重的瓷权，而且并未在瓷权上发现磨蚀痕迹，所以通过磨蚀器盖调节重量的方法可能只能对烧造前的瓷权坯体进行操作。
在定安县黄桐岭西窑窑址采集到一件带刻纹的鱼形器，鱼体呈较薄的片状，仅一面有纹，另一面素面可平行放置。鱼的圆圈状眼、鼻孔、鱼头及鱼身的分界线都用细线刻划。鱼身一面戳刻有繁密的鱼鳞纹饰，鱼鳞翘起，呈现出立体效果。鱼的背部和腹部都有简单刻划出的背鳍和腹鳍，虽鱼体尾部残缺，但整体形象生动朴实，充满生活情趣。
鱼形器在现有的考古资料中发现很少，尤其是瓷质素胎片状的鱼形器更为罕见。海南岛为热带季风气候，充足的雨水和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使捕鱼成为千百年来海南岛居民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所以居民将生活用具做成鱼形倒并不奇怪。
从鱼形器的形制看，鱼鳞隆起且硬度很高，类似现在的鱼鳞状擦刀的铁质擦丝器，可将部分蔬菜擦成丝状，推测鱼形器为实用炊具的可能性很大。一次偶然的机会，澄迈县博物馆馆长蔡俐红在海南古窑址调查微信群里发了两张现代鱼形器的照片，与笔者发现的那件极为相似。据其介绍，这种现代鱼形器是用来将毛薯磨成粉状物的工具，将毛薯放在鱼形器的鱼鳞位置擦拭，出来的粉状物可以用作丸子的原料，其他一些需要擦拭粉碎的蔬菜也可用这种鱼形器操作。黄桐岭西窑窑址采集的鱼形器很可能是现代鱼形器的前身，参照鱼翘起的鱼鳞制作瓷质工具，既美观又实用，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窑工的独具匠心。
海南岛很多古窑址都烧造束颈的大罐，尤其是海南岛西部的三曲沟等窑址，大罐属于烧造的主流产品，不少大罐高一米以上，用于装水、装米等。成书于1929年左右的《海南岛志》中的“窑业”一节提到，岛上陶器以缸、瓮、瓯、盆为主，水缸为“琼、定”两地制造，其余为安铺和钦县供给。说的是水缸为海南本地烧造，其余由广东供给。这是现在唯一找到的有关海南岛烧造陶瓷器物的记录，考虑到器物定名存在差异，推测民国年间所谓的“缸”有可能也包括现代发现较多的瓮和罐。
贴塑水生动物装饰是海南岛束颈大罐的特色之一，在碗窑村窑和福安窑都发现有贴塑蛙纹的罐类残片。蛙纹在海南岛古代器物中较为常见，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汉代的铜鼓，也常见于海南黎族的衣服纹样和器物上。海南岛是热带季风气候，蛙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动物，雨季来临的时候，对雷雨反应灵敏的青蛙常被视为季节和水旱的先知，同时蛙由于产卵数量多，也常被作为生殖崇拜的对象。
在白沙县民族博物馆藏有一件青釉釉下彩的六系陶罐，这件器物为征集所得。束颈大罐基本上都是以酱釉、黑釉等为主，青釉的仅见白沙县民族博物馆的这件。从其釉色来看，与澄迈县福安窑系窑址烧造的青釉釉下彩很像，所以推测此件大罐也是本地的窑址烧造的。这件器物上可见贴塑鱼形、青蛙、乌龟等水生生物，充满着古朴生动之美。
https://t.cn/A669CpXV
#美历史学家称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美历史学家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 】 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和设在乌克兰等近30个国家的300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我认为美国正在进行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杰弗里·凯长期致力于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黑历史，退休前在旧金山开设心理诊所帮助遭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虐待的人。他著有《关塔那摩的掩盖》一书，揭露美国使用酷刑的恶行。他告诉记者，美方近年来公布的文件已“实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而且，作为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仍表现出继续使用相关武器的危险倾向，令世人担心。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一直试图掩盖真相，为所欲为，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建立核查机制。而国际社会需要做的就是敦促美国公开更多信息，并组建由高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的调查团。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