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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河南春晚# ，我们为什么请“顶流”
河南卫视，不负众望！
虎年临近，河南春晚用近两小时的时长为观众上演了一出“虎虎生风中国潮”，唐小妹、洛神、金刚等“出圈”IP齐聚，AI、实景交互等科技元素叠现，相声、小品、创意表演菜色俱全。
热搜第一，理所当然。
在万众期待下，导演一台春晚需要顾虑哪些问题？这次晚会为何请来流量明星助阵？国风国潮不断涌现，又是否担心观众审美疲劳？
围绕2022河南春晚和“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幕后制作，“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执行策划程万里、徐娜，以及“2022河南春晚”总导演陈雷，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问：河南卫视自去年的《唐宫夜宴》起，“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火爆出圈。今年春晚再执导筒，压力大吗？
陈雷：再执导春晚，压力非常大。过去一年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把大家对春晚的期待值推到了一个最高点，所以我们会害怕不管怎么做，都满足不了大家对这节目的期待。
问：跟去年春晚相比，今年春晚的导演思路有什么不一样？
陈雷：如果说过去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更偏重于把我们古时民族文化中的亮点、焦点放大，那么今年的春晚，我们更希望回归当下，去探寻今天所有人的心理诉求，特别是在春节这个对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今天的人，他们内心的诉求是什么。所以，这次的节目虽立足传统文化，但紧密地贴合时代，更聚焦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同时，今年的春晚也在探索以往“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没有尝试过的一些表达方式，甚至在节目创作的时候，更加模糊了节目的类型化，更大胆地去尝试不同文化领域间的融合。
比如节目里出现的黄河泥娃，不是用过去的陶器或什么文物，而是对当代泥塑进行活化，用当代的视角解读当代的泥塑，借此传达大众千百年来不变的对童年、对过往的怀旧感。可以说，在今年的春晚中，我们更注重共情，而且是普世的共情。
或者说，对于这次春晚节目安排，我们有三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怎么突破春晚的形式化。传统春晚是一定要有主持人的。其实有主持人也挺好，能够很好地调动起承转合、渲染气氛、拉近距离，一些访谈也可以补充很多内容；但为了满足大家对独具一格的风格的期待，我们需要另辟蹊径，放弃主持人这个设计后，我们要开辟出新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第二个诉求是，如何把我们在过去一年中孵化出的众多IP形象，比如唐小妹、金刚、洛神等，用到这场晚会来。这其实是在探索如何把文化内容与文创开发更好地有机结合，探索内容输出如何更好地商业化。
第三个诉求，则源于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灵感。在现在的生活中，AI已成为我们无形的朋友，不过这是这几年才出现的科技产物，而人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文明，若有一天它们突然间“人性化”，比如反问人类“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过春节？春节为什么要回家？”，一定会产生很多有意思的事。因此我们想用这种他者视角去探寻现实世界中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物关系以及不同的心理诉求。
问：按网友的说法，之前河南卫视的团队不用流量明星，但仍能把自己做成顶流；这次春晚有不少流量明星乃至顶流加盟，为何会有这种改变？
陈雷：我们不敢称顶流；而大家对文化的热爱，对传统文化节目的热衷与推崇，也让我们惊讶地意识到，文化在这个时代竟然能够这么骤然地成为顶流。
至于我们这次为什么会请流量明星，其实这次我们请到的嘉宾也好、明星也罢，都是与我们的节目内容紧密结合的，希望能和观众产生共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河南籍的王一博、刘昊然用他们真诚的话语向观众传递出黄河儿女、中原子弟的心声。这其实是一种“共创”。
此外，我们不单单是电视文艺工作者，我们还有一个身份叫“传媒人”或称“媒体人”，传播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换言之，做出好的内容是一方面，把好的内容传播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看到，让观众能感受到慰藉、欢乐、鼓舞、温暖、振奋、感动，甚至相信美好，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最有意义的事，这是利于他人，而不是利于我们导演自己。
所以我们真诚地邀请这些流量明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希望他们既是我们晚会的参与者，也是晚会的共创者，还是晚会的传播者，大家合力把更多好的内容传播给更好的人。我们不是用舞台去成就某一个人，内容为王，内容永远是最重要的。
·“中国节日”系列策划与制作
问：在晚会准备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如何克服这些问题？
徐娜：作为节目的创作团队，肯定会面临资金少、人手少、时间少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我们今年春晚的创作过程里其实都不算最根本的问题，从前期创作到落地拍摄，遇到的最大障碍还是疫情的干扰。此外，春晚节目如何超越我们以往的作品，或者说满足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期待，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点。
问：“中国节日”系列节目都是以国风国潮为主，是否会担心观众审美疲劳？
程万里：在创作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避免观众对我们的节目出现审美疲劳。怎么避免？只能通过创新。所以我们在创新之路上脚步一直不停歇，不断在节目内容、节目架构、审美表达和科技包装上下功夫，希望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惊艳。比如这次春晚，所有的节目都是原创，在技术上我们也在尝试跨界融合。
问：若总结经验，在你们看来，面对新媒体环境，河南卫视通过哪些手段赢得了年轻观众？
程万里：在这个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文化自信根植在我们心中，我们的创作团队实际是顺应了时代发展，才创作出观众喜爱的节目。
至于方法，我们全媒体策划中心的导演团队都是围绕如何对传统文化创新性表达下工夫、做文章，从东方美学的视听审美入题，搭好讲好中国故事的框架，向观众和世界传达中国人传承文化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几点就是我们创作的密码，也是我们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喜爱中国文化的原因。
问：到目前为止，“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经营形势怎么样？赚钱了吗？
程万里：从目前来看，“中国节日”系列的经营形势还是很好的，广告的整体营收实现了翻倍。但是，虽说资金比以前充裕了，我们的体量也变大了，所以我们也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到创作中。
比起把现成的节目拿过来演一遍，节目创新特别花钱，今天我们春晚每个节目都是原创，所以整体花费较多。不过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坚持原创，要把“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品质做好，所以目前暂不考虑从这平台上赚多少钱。
问：地方春晚未来的空白和机会在哪里？
程万里：地方春晚未来的机会，我觉得还是要找出自各自创新的源动力。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营销策划中心就是因为有了改革——我们推出了工作室制，全台创作部门重新整合，各工作室提交方案竞聘上岗，多劳多得——创作的生命力才得以激发。我觉得不管哪个团队或哪个地方卫视，都需要用这种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来激发自己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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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临近，河南春晚用近两小时的时长为观众上演了一出“虎虎生风中国潮”，唐小妹、洛神、金刚等“出圈”IP齐聚，AI、实景交互等科技元素叠现，相声、小品、创意表演菜色俱全。
热搜第一，理所当然。
在万众期待下，导演一台春晚需要顾虑哪些问题？这次晚会为何请来流量明星助阵？国风国潮不断涌现，又是否担心观众审美疲劳？
围绕2022河南春晚和“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幕后制作，“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执行策划程万里、徐娜，以及“2022河南春晚”总导演陈雷，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问：河南卫视自去年的《唐宫夜宴》起，“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火爆出圈。今年春晚再执导筒，压力大吗？
陈雷：再执导春晚，压力非常大。过去一年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把大家对春晚的期待值推到了一个最高点，所以我们会害怕不管怎么做，都满足不了大家对这节目的期待。
问：跟去年春晚相比，今年春晚的导演思路有什么不一样？
陈雷：如果说过去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更偏重于把我们古时民族文化中的亮点、焦点放大，那么今年的春晚，我们更希望回归当下，去探寻今天所有人的心理诉求，特别是在春节这个对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今天的人，他们内心的诉求是什么。所以，这次的节目虽立足传统文化，但紧密地贴合时代，更聚焦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同时，今年的春晚也在探索以往“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没有尝试过的一些表达方式，甚至在节目创作的时候，更加模糊了节目的类型化，更大胆地去尝试不同文化领域间的融合。
比如节目里出现的黄河泥娃，不是用过去的陶器或什么文物，而是对当代泥塑进行活化，用当代的视角解读当代的泥塑，借此传达大众千百年来不变的对童年、对过往的怀旧感。可以说，在今年的春晚中，我们更注重共情，而且是普世的共情。
或者说，对于这次春晚节目安排，我们有三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怎么突破春晚的形式化。传统春晚是一定要有主持人的。其实有主持人也挺好，能够很好地调动起承转合、渲染气氛、拉近距离，一些访谈也可以补充很多内容；但为了满足大家对独具一格的风格的期待，我们需要另辟蹊径，放弃主持人这个设计后，我们要开辟出新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第二个诉求是，如何把我们在过去一年中孵化出的众多IP形象，比如唐小妹、金刚、洛神等，用到这场晚会来。这其实是在探索如何把文化内容与文创开发更好地有机结合，探索内容输出如何更好地商业化。
第三个诉求，则源于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灵感。在现在的生活中，AI已成为我们无形的朋友，不过这是这几年才出现的科技产物，而人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文明，若有一天它们突然间“人性化”，比如反问人类“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过春节？春节为什么要回家？”，一定会产生很多有意思的事。因此我们想用这种他者视角去探寻现实世界中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物关系以及不同的心理诉求。
问：按网友的说法，之前河南卫视的团队不用流量明星，但仍能把自己做成顶流；这次春晚有不少流量明星乃至顶流加盟，为何会有这种改变？
陈雷：我们不敢称顶流；而大家对文化的热爱，对传统文化节目的热衷与推崇，也让我们惊讶地意识到，文化在这个时代竟然能够这么骤然地成为顶流。
至于我们这次为什么会请流量明星，其实这次我们请到的嘉宾也好、明星也罢，都是与我们的节目内容紧密结合的，希望能和观众产生共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河南籍的王一博、刘昊然用他们真诚的话语向观众传递出黄河儿女、中原子弟的心声。这其实是一种“共创”。
此外，我们不单单是电视文艺工作者，我们还有一个身份叫“传媒人”或称“媒体人”，传播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换言之，做出好的内容是一方面，把好的内容传播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看到，让观众能感受到慰藉、欢乐、鼓舞、温暖、振奋、感动，甚至相信美好，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最有意义的事，这是利于他人，而不是利于我们导演自己。
所以我们真诚地邀请这些流量明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希望他们既是我们晚会的参与者，也是晚会的共创者，还是晚会的传播者，大家合力把更多好的内容传播给更好的人。我们不是用舞台去成就某一个人，内容为王，内容永远是最重要的。
·“中国节日”系列策划与制作
问：在晚会准备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如何克服这些问题？
徐娜：作为节目的创作团队，肯定会面临资金少、人手少、时间少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我们今年春晚的创作过程里其实都不算最根本的问题，从前期创作到落地拍摄，遇到的最大障碍还是疫情的干扰。此外，春晚节目如何超越我们以往的作品，或者说满足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期待，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点。
问：“中国节日”系列节目都是以国风国潮为主，是否会担心观众审美疲劳？
程万里：在创作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避免观众对我们的节目出现审美疲劳。怎么避免？只能通过创新。所以我们在创新之路上脚步一直不停歇，不断在节目内容、节目架构、审美表达和科技包装上下功夫，希望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惊艳。比如这次春晚，所有的节目都是原创，在技术上我们也在尝试跨界融合。
问：若总结经验，在你们看来，面对新媒体环境，河南卫视通过哪些手段赢得了年轻观众？
程万里：在这个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文化自信根植在我们心中，我们的创作团队实际是顺应了时代发展，才创作出观众喜爱的节目。
至于方法，我们全媒体策划中心的导演团队都是围绕如何对传统文化创新性表达下工夫、做文章，从东方美学的视听审美入题，搭好讲好中国故事的框架，向观众和世界传达中国人传承文化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几点就是我们创作的密码，也是我们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喜爱中国文化的原因。
问：到目前为止，“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经营形势怎么样？赚钱了吗？
程万里：从目前来看，“中国节日”系列的经营形势还是很好的，广告的整体营收实现了翻倍。但是，虽说资金比以前充裕了，我们的体量也变大了，所以我们也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到创作中。
比起把现成的节目拿过来演一遍，节目创新特别花钱，今天我们春晚每个节目都是原创，所以整体花费较多。不过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坚持原创，要把“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品质做好，所以目前暂不考虑从这平台上赚多少钱。
问：地方春晚未来的空白和机会在哪里？
程万里：地方春晚未来的机会，我觉得还是要找出自各自创新的源动力。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营销策划中心就是因为有了改革——我们推出了工作室制，全台创作部门重新整合，各工作室提交方案竞聘上岗，多劳多得——创作的生命力才得以激发。我觉得不管哪个团队或哪个地方卫视，都需要用这种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来激发自己的源动力。
【他是谁？“我为杨振宁先生塑像”】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了为中华杰出人物塑像的文化工程。杨振宁先生是我十分希望要塑的对象。
真巧，1997年5月25日，“杨振宁星”命名大会在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当时，我向杨先生介绍了我部分作品的图片，他极敏锐地看到我受红山文化、罗丹、贾科梅迪的影响，并写下“吴为山的雕塑极有创建性”。之后，他在来信中评价了我所塑造的鲁迅像、费孝通像、吴作人像。先生对雕塑艺术形与神，以及像与艺术性的问题的阐释的深刻性使我对科学大师深厚广博的人文底蕴和对艺术的直觉感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关于我为他塑像的问题，先生表示：等我们熟识后再塑。不久，他寄来了他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论文《美与物理学》。
熟识，我的理解是相知。而人之相知，贵心相知。要能知杨先生，对于我这个高考物理只得69分的人而言，是不可及的。然而，令我好奇与兴趣的是，杨先生谈美。在《美与物理学》文中，先生剖析了科学家论文的风格，谈科学实验中产生的美，以及物理方程与诗的共同点。他认为对美的准确规律的把握增加了实验室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学物理的人了解了像诗一样的方程意义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又十分复杂的。在谈论科学家的论文风格时，他通过狄拉克（P. Dirac, 1902—1984）的论文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与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朦胧，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探索的特点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杨先生对风格与研究方式，对结构的美和妙的不同认识，对美与创造性的内在联系的洞见。在杨先生看来，每个创造性活动都表现为一种风格，风格的强烈决定了创造者的贡献。
杨先生精辟的论述也适用于对美术家的艺术风格之理解，从很大意义上道破艺术表现的天机。我所力倡与不断实践的写意雕塑便是在模糊中、在光影浮动中、在形体的隐显凹凸中塑造生命的内在结构，与海森伯阐释世界的方法与文风颇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确信杨先生对我雕塑的看法是入骨的。果然，他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其核心内容为：“吴为山一次又一次从中国三千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着中国二字的真义。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
杨先生如此“熟识”我，他以平衡二字妙释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关系，他的点化使我在对着这位“知音”塑像时，充满自信。因为我已知，他懂我，他对我是满有信心的。
我想，他所讲的“熟识”乃指彼此之间的熟识吧。
记得第一次是在南京大学我的工作室，我面对面塑他。熊秉明先生在场，他建议“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性做进去”。我汗流浃背。杨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艺术家的心。等泥塑稿出来后，杨先生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像是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他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弟弟是近距离看的，从生活方面更了解我。”
时隔十年，在北京我的工作室，同样是面对面塑他。翁帆和我夫人在场，杨先生泰然自若，也许他从翁帆的眼神中得到肯定。二小时后，面对塑就的胸像，杨先生对待已熟识的自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人。他已超然。正如他所言：“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是一个静止的，可是一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来，成为一个超越时空，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知道这雕像还有一个特点，再过几十年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史逻辑看待自己的人生，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塑者之间，杨先生以豁达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宏宽的多向维度，品味着艺术与艺术作品，人生与人生境界……
自1997年至今，我先后为杨先生塑过头像、胸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塑像中那脸型，饱满的天庭，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型，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而深情、仁厚的双眼……或立于图书馆的大厅，或伫立于大学绿色草坪，或在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面与投影，构成利落大方，客观本然的艺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律，它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曲时直，十指连心，大拇指顺着形体结构的滑动，推压所形成的轨迹。在微妙的神情中，展示了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科学家探索真理的心灵。其实，这心灵在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中，表现为“性灵”，正像杨振宁先生所喜欢的高适（700年-765年）的诗句：“性灵出万象”。它包涵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人世之道，也包涵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这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在杨先生的气象里，还辉映着科学理性之光。这性灵遥接中国古圣贤思想智慧。杨先生在评述我创作的孔子像时这样写道：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遵循孔子的教导，创建了世界上最悠久持续，最多人口，最有坚韧生命力的和谐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可见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之魂渗入其脉。因此，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在他的精神深处，且时时流露。在他的塑像落成清华大学时，他说：“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我自己觉得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雕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当中的一个……”。
由此可知，雕像在杨先生心中的份量。因为，从雕像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可以看到他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吾日三省吾身”，还可让历史、未来“三省”其身。记得，2001年，杨先生看我为他所作的泥塑像时，曾意味深长地对他的老友熊秉明先生说：“我想，如果把每个人看自己塑像之前的心理状态作一番记载，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塑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真的塑像是自我塑造。正如我曾给杨先生的信件中所写：“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您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好你自己来写”。
回顾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1998年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写“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2002年为熊秉明先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到他一生的成就，他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于公理、定律的思想精粹折射了他的学养、道德、修为。令我十分崇敬的是他将珍藏的熊秉明三件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变家宝为国宝。近二十年来，我时常去清华园杨先生家中，聆听其真切、睿智的预言和真理。所感动者，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
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
我们将真性可以比喻成天空，云之上，一片澄明。杨先生，一个世纪走过来了，这是无数次吐故纳新的生命历程。他在自己的汉白玉像前伫立，凝神，那微笑可算是这世界上返璞归真的最纯真、最灿烂的笑！#杨振宁# https://t.cn/A6MVLUHj
真巧，1997年5月25日，“杨振宁星”命名大会在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当时，我向杨先生介绍了我部分作品的图片，他极敏锐地看到我受红山文化、罗丹、贾科梅迪的影响，并写下“吴为山的雕塑极有创建性”。之后，他在来信中评价了我所塑造的鲁迅像、费孝通像、吴作人像。先生对雕塑艺术形与神，以及像与艺术性的问题的阐释的深刻性使我对科学大师深厚广博的人文底蕴和对艺术的直觉感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关于我为他塑像的问题，先生表示：等我们熟识后再塑。不久，他寄来了他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论文《美与物理学》。
熟识，我的理解是相知。而人之相知，贵心相知。要能知杨先生，对于我这个高考物理只得69分的人而言，是不可及的。然而，令我好奇与兴趣的是，杨先生谈美。在《美与物理学》文中，先生剖析了科学家论文的风格，谈科学实验中产生的美，以及物理方程与诗的共同点。他认为对美的准确规律的把握增加了实验室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学物理的人了解了像诗一样的方程意义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又十分复杂的。在谈论科学家的论文风格时，他通过狄拉克（P. Dirac, 1902—1984）的论文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与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朦胧，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探索的特点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杨先生对风格与研究方式，对结构的美和妙的不同认识，对美与创造性的内在联系的洞见。在杨先生看来，每个创造性活动都表现为一种风格，风格的强烈决定了创造者的贡献。
杨先生精辟的论述也适用于对美术家的艺术风格之理解，从很大意义上道破艺术表现的天机。我所力倡与不断实践的写意雕塑便是在模糊中、在光影浮动中、在形体的隐显凹凸中塑造生命的内在结构，与海森伯阐释世界的方法与文风颇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确信杨先生对我雕塑的看法是入骨的。果然，他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其核心内容为：“吴为山一次又一次从中国三千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着中国二字的真义。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
杨先生如此“熟识”我，他以平衡二字妙释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关系，他的点化使我在对着这位“知音”塑像时，充满自信。因为我已知，他懂我，他对我是满有信心的。
我想，他所讲的“熟识”乃指彼此之间的熟识吧。
记得第一次是在南京大学我的工作室，我面对面塑他。熊秉明先生在场，他建议“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性做进去”。我汗流浃背。杨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艺术家的心。等泥塑稿出来后，杨先生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像是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他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弟弟是近距离看的，从生活方面更了解我。”
时隔十年，在北京我的工作室，同样是面对面塑他。翁帆和我夫人在场，杨先生泰然自若，也许他从翁帆的眼神中得到肯定。二小时后，面对塑就的胸像，杨先生对待已熟识的自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人。他已超然。正如他所言：“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是一个静止的，可是一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来，成为一个超越时空，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知道这雕像还有一个特点，再过几十年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史逻辑看待自己的人生，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塑者之间，杨先生以豁达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宏宽的多向维度，品味着艺术与艺术作品，人生与人生境界……
自1997年至今，我先后为杨先生塑过头像、胸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塑像中那脸型，饱满的天庭，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型，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而深情、仁厚的双眼……或立于图书馆的大厅，或伫立于大学绿色草坪，或在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面与投影，构成利落大方，客观本然的艺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律，它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曲时直，十指连心，大拇指顺着形体结构的滑动，推压所形成的轨迹。在微妙的神情中，展示了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科学家探索真理的心灵。其实，这心灵在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中，表现为“性灵”，正像杨振宁先生所喜欢的高适（700年-765年）的诗句：“性灵出万象”。它包涵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人世之道，也包涵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这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在杨先生的气象里，还辉映着科学理性之光。这性灵遥接中国古圣贤思想智慧。杨先生在评述我创作的孔子像时这样写道：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遵循孔子的教导，创建了世界上最悠久持续，最多人口，最有坚韧生命力的和谐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可见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之魂渗入其脉。因此，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在他的精神深处，且时时流露。在他的塑像落成清华大学时，他说：“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我自己觉得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雕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当中的一个……”。
由此可知，雕像在杨先生心中的份量。因为，从雕像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可以看到他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吾日三省吾身”，还可让历史、未来“三省”其身。记得，2001年，杨先生看我为他所作的泥塑像时，曾意味深长地对他的老友熊秉明先生说：“我想，如果把每个人看自己塑像之前的心理状态作一番记载，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塑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真的塑像是自我塑造。正如我曾给杨先生的信件中所写：“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您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好你自己来写”。
回顾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1998年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写“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2002年为熊秉明先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到他一生的成就，他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于公理、定律的思想精粹折射了他的学养、道德、修为。令我十分崇敬的是他将珍藏的熊秉明三件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变家宝为国宝。近二十年来，我时常去清华园杨先生家中，聆听其真切、睿智的预言和真理。所感动者，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
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
我们将真性可以比喻成天空，云之上，一片澄明。杨先生，一个世纪走过来了，这是无数次吐故纳新的生命历程。他在自己的汉白玉像前伫立，凝神，那微笑可算是这世界上返璞归真的最纯真、最灿烂的笑！#杨振宁# https://t.cn/A6MVLU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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