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区召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2年第2次会议，全力打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决胜战”
2022年3月23日，海南区召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2年第2次会议，区委书记于志永同志主持并讲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专项组组长、各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市第八届党委常委会第24次（扩大）会议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2年第1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区和个别单位的未完成任务工作情况。
会议指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会议强调，各镇（街道）、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全力推动任务“清零”，对本部门承担的任务再研究、再部署、再推进，坚决做到所有任务如期完成。要细化工作举措，全力抓好查漏补缺，对照试点指引找准短板弱项，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工作，针对现存重点和难点问题要加快组织开展攻坚。要进一步挖掘突出特色亮点，项目化打造形成一批在全自治区，乃至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社会治理品牌。要广泛宣传发动，不断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宣传的深度、力度、广度，最大限度凝聚群众关心、最大力度赢得群众支撑、最大程度动员群众参与。要强化负面清单风险防控，深化“十小平安创建”活动，做实做细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化解工作，守好“六个不发生底线”。要压实工作责任，全力通过试点验收，认真做实做细配合验收各项准备工作，多维度持续传导压力，齐心协力打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决胜战。区纪委监委、党政两办要联合开展试点督导督查工作，对工作进展缓慢、迟迟未能见效、影响试点验收工作的地区、部门严肃问责。
2022年3月23日，海南区召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2年第2次会议，区委书记于志永同志主持并讲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专项组组长、各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市第八届党委常委会第24次（扩大）会议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2年第1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区和个别单位的未完成任务工作情况。
会议指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会议强调，各镇（街道）、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全力推动任务“清零”，对本部门承担的任务再研究、再部署、再推进，坚决做到所有任务如期完成。要细化工作举措，全力抓好查漏补缺，对照试点指引找准短板弱项，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工作，针对现存重点和难点问题要加快组织开展攻坚。要进一步挖掘突出特色亮点，项目化打造形成一批在全自治区，乃至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社会治理品牌。要广泛宣传发动，不断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宣传的深度、力度、广度，最大限度凝聚群众关心、最大力度赢得群众支撑、最大程度动员群众参与。要强化负面清单风险防控，深化“十小平安创建”活动，做实做细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化解工作，守好“六个不发生底线”。要压实工作责任，全力通过试点验收，认真做实做细配合验收各项准备工作，多维度持续传导压力，齐心协力打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决胜战。区纪委监委、党政两办要联合开展试点督导督查工作，对工作进展缓慢、迟迟未能见效、影响试点验收工作的地区、部门严肃问责。
【中汽协：本轮原材料属非理性上涨，哄抬价格破坏新能源车产业】近期，锂、镍等重要原材料价格猛涨，愈演愈烈，环环传导，车价被迫频繁上调，已引起了汽车行业组织和政府主管部门高度关注。
针对原材料涨价热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接受《汽车纵横》独家专访时明确指出：
一是本轮原材料价格超常规上涨，背离了正常供需关系，属于非理性上涨，存在炒作方为抢抓锂产能扩张前的最后窗口期，囤积居奇、蓄意哄抬物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上游企业定价应回归理性，车企也要稳住阵脚。
二是哄抬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对经过十多年努力培育和正处于补贴退坡、换挡前进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破坏性极大，影响新能源汽车这一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更影响当前正在构建的“双循环”格局，与国家发展战略背道而驰。
三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已经将原材料涨价纳入监测视野，并于近期加大行动力度，向相关主管部门提交应对建议。国家主管部门针对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明确表态将坚决重拳打击。
对于本轮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原因，陈士华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考量。
从客观因素来看，其一，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旺盛，带来上游重要原材料价格一定程度的涨幅，属于市场正常调节行为。其二，俄乌冲突等因素引发部分重要原材料价格波动，也情有可原。但从长期发展来看，这看似政治因素引发的关联原材料价格波动，其实背后仍然是经济因素在驱动。其三，出现疫情以来各地经济恢复情况不同，可能部分地区的原材料供应受到一定影响。
从主观因素来看，这波重要原材料价格暴涨，脱离了市场发展规律，不能简单归结为供需矛盾，属于非理性涨价，其背后的重要推手之一，可能是有人囤货居奇，导致出现短缺和局部供需矛盾等情况。同时，可能存在人为借机炒作嫌疑，其背后有某些资本力量在助推。炒作方也许认为，当前不少产业链上游在建项目产能未充分发挥，这是他们借机“大捞一把”的重要窗口期。
显然，借机炒高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无疑是与国家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背道而驰。因此，陈士华指出，客观因素可以理解，但主观因素不应该，因为它将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甚至破坏性影响。他说：“我们可以追求更高利润和利益最大化，但不能扰乱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秩序，更不要打乱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十余年千辛万苦所创造出来的良好发展势头。”
因为锂、镍等有色金属已经市场化、国际化和金融化，这就要求我们企业要有底线思维，要自觉培养风险防控忧患意识，主动储备防范风险的应对预案，以尽可能规避被不法资本围猎。这是本轮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暴涨带给中国汽车行业企业的深刻教训。
经过长期市场培育，尤其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逐渐走向正轨，并实现换道超车，整体上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陈士华说：“这对中国汽车产业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值得全行业共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陈士华认为，我们应该正确、全面地认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由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实现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突破口。新能源汽车于2010年被国家确定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由此开启了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征程。为保障产业平稳健康发展，10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齐心护航，加之全产业链企业努力奋进，才结出现在的市场硕果。
新能源汽车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汽车产业发展增添了新动能。目前新能源汽车已经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拉动的新发展阶段。这次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功，来之不易。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呈现出良好增长势头，产销量首次超过350万辆，市场渗透率超过13%，呈现出市场规模和发展质量双提升的良好发展局面。业界普遍预测，2022年产销规模达500万辆以上，将再创新高。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迅猛增长，对动力电池原材料的需求大增，但锂等原材料供应并非传言中那么紧张。从上游的重要原材料供需来看，目前我国65%左右的锂资源需要进口，但我国也是锂产品加工的重要出口国，国内整体供需不存在大缺口。同时，近年来国内锂矿开发、盐湖提锂产能逐步放大，国内锂原材料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也在全球布局，未来锂等重要原材料的供应完全可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在产业转型处于关键期的当下，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仍处于亏损状态，仅有少数企业能够盈利。虽然近两年产业发展较快，产品也得到了消费者的逐步认可，但新能源汽车产品开发投入大，就单个企业而言难以达到经济批量规模。当前电池材料市场价格过度投机炒作将极大地影响新能源汽车市场高质量健康发展，也给补贴政策退坡后行业换挡前进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陈士华表示，无论从汽车产业发展大局还是从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而言，借机炒高原材料价格，不利于近中期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也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真实需求相悖。他强调说：“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近几年又不断面对新的严峻挑战。2020-2021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行业顶住疫情的冲击和芯片短缺的压力，肩负稳增长的重任。今年伊始，又面临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的压力。车企被迫纷纷发出上调价格的公告，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信心，对全年稳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些外部压力对行业健康发展暂时会造成一定的困扰，但我相信，我们最终一定可以破除这些困扰。”
基于上述事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为维护行业整体发展利益，一直在积极行动，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了相关应对建议。
据陈士华介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已经关注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情况，并展开密集调研，与行业相关企业沟通交流信息，同时积极向政府主管部门及时反映相关情况。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专门组织召开了锂行业运行座谈会以及动力电池上游材料涨价问题座谈会，听取了行业重点企业等各方汇报，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收集重要信息。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为此提出的建议内容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尽快促进上游原材料价格回归理性。建议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大宗原材料市场宏观调控力度，着眼于满足动力电池等生产需要，适度加快国内锂、镍等资源开发进度，帮助国内企业稳步开拓国外原材料供应渠道；重点打击联手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保障供应及价格稳定运行，对不法行为展开调查。
二是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政府主管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应积极组织、引导上下游企业开展行业自律工作，倡导行业与行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战略协作关系，避免原材料短期波动过大影响经营计划，从而大力支持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更好地支撑工业经济稳定增长。
三是保障中长期动力电池原材料供应。建议加快上游在建项目产出，加大技术创新，统筹构建国家储备体系，实现国内大循环保障能力，提高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抗风险能力；建议加快构建回收利用体系，推进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立法工作，并强化动力电池溯源管理，规范电池回收渠道，加快梯次利用、回收利用各环节标准体系建设，持续攻关电池拆解、再生利用生产工艺技术，提高材料利用率，以回收端反哺生产端，降低关键材料供应压力。
最后，陈士华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需要全行业倍加珍惜。过去，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现在，我们相信，通过各方努力，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的问题必将解决，动力电池价格必将回归理性，保供稳价和保链稳链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未来，我们可以主动抓住新能源汽车产业难得的历史发展窗口期，顺应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大势。”
针对原材料涨价热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接受《汽车纵横》独家专访时明确指出：
一是本轮原材料价格超常规上涨，背离了正常供需关系，属于非理性上涨，存在炒作方为抢抓锂产能扩张前的最后窗口期，囤积居奇、蓄意哄抬物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上游企业定价应回归理性，车企也要稳住阵脚。
二是哄抬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对经过十多年努力培育和正处于补贴退坡、换挡前进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破坏性极大，影响新能源汽车这一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更影响当前正在构建的“双循环”格局，与国家发展战略背道而驰。
三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已经将原材料涨价纳入监测视野，并于近期加大行动力度，向相关主管部门提交应对建议。国家主管部门针对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明确表态将坚决重拳打击。
对于本轮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原因，陈士华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考量。
从客观因素来看，其一，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旺盛，带来上游重要原材料价格一定程度的涨幅，属于市场正常调节行为。其二，俄乌冲突等因素引发部分重要原材料价格波动，也情有可原。但从长期发展来看，这看似政治因素引发的关联原材料价格波动，其实背后仍然是经济因素在驱动。其三，出现疫情以来各地经济恢复情况不同，可能部分地区的原材料供应受到一定影响。
从主观因素来看，这波重要原材料价格暴涨，脱离了市场发展规律，不能简单归结为供需矛盾，属于非理性涨价，其背后的重要推手之一，可能是有人囤货居奇，导致出现短缺和局部供需矛盾等情况。同时，可能存在人为借机炒作嫌疑，其背后有某些资本力量在助推。炒作方也许认为，当前不少产业链上游在建项目产能未充分发挥，这是他们借机“大捞一把”的重要窗口期。
显然，借机炒高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无疑是与国家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背道而驰。因此，陈士华指出，客观因素可以理解，但主观因素不应该，因为它将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甚至破坏性影响。他说：“我们可以追求更高利润和利益最大化，但不能扰乱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秩序，更不要打乱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十余年千辛万苦所创造出来的良好发展势头。”
因为锂、镍等有色金属已经市场化、国际化和金融化，这就要求我们企业要有底线思维，要自觉培养风险防控忧患意识，主动储备防范风险的应对预案，以尽可能规避被不法资本围猎。这是本轮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暴涨带给中国汽车行业企业的深刻教训。
经过长期市场培育，尤其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逐渐走向正轨，并实现换道超车，整体上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陈士华说：“这对中国汽车产业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值得全行业共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陈士华认为，我们应该正确、全面地认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由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实现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突破口。新能源汽车于2010年被国家确定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由此开启了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征程。为保障产业平稳健康发展，10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齐心护航，加之全产业链企业努力奋进，才结出现在的市场硕果。
新能源汽车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汽车产业发展增添了新动能。目前新能源汽车已经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拉动的新发展阶段。这次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功，来之不易。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呈现出良好增长势头，产销量首次超过350万辆，市场渗透率超过13%，呈现出市场规模和发展质量双提升的良好发展局面。业界普遍预测，2022年产销规模达500万辆以上，将再创新高。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迅猛增长，对动力电池原材料的需求大增，但锂等原材料供应并非传言中那么紧张。从上游的重要原材料供需来看，目前我国65%左右的锂资源需要进口，但我国也是锂产品加工的重要出口国，国内整体供需不存在大缺口。同时，近年来国内锂矿开发、盐湖提锂产能逐步放大，国内锂原材料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也在全球布局，未来锂等重要原材料的供应完全可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在产业转型处于关键期的当下，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仍处于亏损状态，仅有少数企业能够盈利。虽然近两年产业发展较快，产品也得到了消费者的逐步认可，但新能源汽车产品开发投入大，就单个企业而言难以达到经济批量规模。当前电池材料市场价格过度投机炒作将极大地影响新能源汽车市场高质量健康发展，也给补贴政策退坡后行业换挡前进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陈士华表示，无论从汽车产业发展大局还是从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而言，借机炒高原材料价格，不利于近中期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也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真实需求相悖。他强调说：“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近几年又不断面对新的严峻挑战。2020-2021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行业顶住疫情的冲击和芯片短缺的压力，肩负稳增长的重任。今年伊始，又面临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的压力。车企被迫纷纷发出上调价格的公告，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信心，对全年稳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些外部压力对行业健康发展暂时会造成一定的困扰，但我相信，我们最终一定可以破除这些困扰。”
基于上述事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为维护行业整体发展利益，一直在积极行动，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了相关应对建议。
据陈士华介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已经关注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情况，并展开密集调研，与行业相关企业沟通交流信息，同时积极向政府主管部门及时反映相关情况。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专门组织召开了锂行业运行座谈会以及动力电池上游材料涨价问题座谈会，听取了行业重点企业等各方汇报，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收集重要信息。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为此提出的建议内容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尽快促进上游原材料价格回归理性。建议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大宗原材料市场宏观调控力度，着眼于满足动力电池等生产需要，适度加快国内锂、镍等资源开发进度，帮助国内企业稳步开拓国外原材料供应渠道；重点打击联手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保障供应及价格稳定运行，对不法行为展开调查。
二是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政府主管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应积极组织、引导上下游企业开展行业自律工作，倡导行业与行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战略协作关系，避免原材料短期波动过大影响经营计划，从而大力支持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更好地支撑工业经济稳定增长。
三是保障中长期动力电池原材料供应。建议加快上游在建项目产出，加大技术创新，统筹构建国家储备体系，实现国内大循环保障能力，提高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抗风险能力；建议加快构建回收利用体系，推进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立法工作，并强化动力电池溯源管理，规范电池回收渠道，加快梯次利用、回收利用各环节标准体系建设，持续攻关电池拆解、再生利用生产工艺技术，提高材料利用率，以回收端反哺生产端，降低关键材料供应压力。
最后，陈士华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需要全行业倍加珍惜。过去，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现在，我们相信，通过各方努力，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的问题必将解决，动力电池价格必将回归理性，保供稳价和保链稳链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未来，我们可以主动抓住新能源汽车产业难得的历史发展窗口期，顺应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大势。”
【钮文新：股市预期管理必须明确责任——细品国务院金融委会议精神】3月16日，在A股和港股市场再次经历严峻考验之时，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一举逆转市场颓势，稳住了股市预期。很多人依据经验，认为金融委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不过是一种“救市行为”，对股市并无长远意义。但这样的认知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明确指出，救市行为往往是临时性的、短期措施安排，但从此次金融委会议给出信息看，中央给出的措施绝非简单的、临时性救市的短期行为，而是一次关于中国资本市场安全维护的系统性制度安排。
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明确提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2021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文章中指出，要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使之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
可见，对整体金融市场而言，资本市场不仅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重手、重言
会议公告开宗明义：专题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问题。
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这不仅体现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而且也体现出中央最高决策层对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权市场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重手、重言。
所谓重手、重言，其实就是以很重的语言，给定很重的措施。
比如会议公告的最后一段明确强调：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对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及时回应。凡是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应事先与金融管理部门协调，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和一致性。国务院金融委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加大协调和沟通力度，必要时进行问责。
什么意思？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各金融主管部门该作为而不作为者，要被问责，该主动作为而不主动者，要被问责；各相关部门该配合而不配合，或完全可以主动配合却找客观理由推推搡搡，或别别扭扭被动配合者，要被问责；明明可以协调一致、但最终没能协调一致者，也要被问责。
如此强调金融各方协调一致，彼此配合地面对资本市场，而且以问责的方式竖起“达摩克里斯之剑”，这难道不是历史首次？
从贯彻会议精神的角度看，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无一例外地都将“进一步加强部门间政策协调，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写进自己的文件，这难道不是史无前例的“重手”？
“十四五”规划在谈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时，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
鉴于金融是经济肌体中的血液，所以，中国金融业界必须率先贯彻上述基本原则，而且必须在具体工作中突出“系统观念”，这是金融运行环环相扣的本质要求，更是资本市场牵一发动全身的客观要求。
客观地说，过去许多年，金融各主管部门可能存在缺乏系统观念的问题。比如，认为所有关乎股市的事情都该由证监会管，不关央行等其它金融管理部门的事，而央行更多关注商业银行信贷、流动性，关注货币市场利率，而资本市场流动性是长期资本的事情，与央行无关。这种观念或许需要改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周刊》多次发文强调：全球性的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争夺已经白热化，股票市场才该是中国金融的核心。为什么？因为国际时局在变，中国经济诉求也在变，我们只有参与到这场竞争中，并赢得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才能赢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从债务资本支撑传统产业、股权资本支撑创新产业的基本金融功能出发，上述逻辑难道不是基本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这样的逻辑，中国的全体金融人士不该为夺得股权资本、实业资本优势而联手行动吗？
所以我们说，此次金融委会议最大意义在于，明确告诫中国金融业界：各方面必须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长期态势，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这需要中国金融业界细细品味。
预期管理是关键
金融各方联手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手段是什么？
很多，但关键无非有二：一方面通过大力培育金融市场的长期化、资本化、股权化，让中国金融市场能够派生出充足的长期资金，符合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强大的预期管理能力，让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建立起坚定的信念，并在股市下跌过程中，敢于出手购买更具价值的股票，而不是随波逐流地恐慌性抛售。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针对中国崛起实施打压。既然可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为什么不能发动金融战？难道美国手中强大的金融实力，不是可以应用的武器？我们显然没有理由掉以轻心。
历史地看，对一个国家发动金融攻击，金融大鳄的资本只是导火索，而关键在于引发该国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
所以，发展中国家防范金融攻击：第一，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绝不能放弃金融管理，而且要坚定不移实施有效的外汇管理，对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必须要有充分的敏感性，并有足够的手段制止无序状态；第二，国家各相关部门对投资者进行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这会使得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对国家经济前景具有足够的信心，从而让金融大鳄很难找到引发“羊群效应”的理由；第三，央行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应对外资跨境流动，而所有国内金融机构和老百姓手中也要有充足的长期本币资金，使之敢于在股市无度下跌过程中大量购入。
这三项，其实都是金融恶意狙击者最害怕的事项。第一项是金融管理，而后两项则是抗击金融攻击的市场要素，其核心实际是第二项——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
正因如此，此次金融委会议着力强调了预期管理问题，给出的方法是：其一，对市场有利的政策要多出，不利于市场的收缩政策要谨慎；其二，及时回答市场关切，对热点问题及时回应；其三，各部门政策必须具有一致性，不能各行其是，矛盾百出，破坏市场预期的稳定性。
于此同时，金融委就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也给出了“相对确定”的答案。比如，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必须主动应对的问题，关于房地产企业化风险、促转型问题，关于中美双方监管机构就中概股保持良好沟通的问题，关于平台经济治理原则、尽快完成红绿灯设置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关于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加强沟通协作稳定香港金融市场的问题。
将不确定变为确定，这是预期管理的重要手段。比如，一只股票因为一个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发生亏损，如果亏损数额是确定的，而并不影响市场对该公司未来前景的预期，那这只股票可能会瞬间下跌，但去除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之后，股票不仅会下跌有度，而且很快会恢复良性预期决定股价的过程。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各金融部门能否做到面对投资者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这是一个极其专业、细致的社会心理调试过程，我们的政府金融部门有没有这份耐心？豆腐心、婆婆嘴式地面对投资者的各种问题。
什么是豆腐心？因为充满忧患意识而极其敏感的心；什么是婆婆嘴？摒弃教授面对学生时的态度，不去责怪各式各样的认知偏差，而是不断地重申立场、方向，细致入微、鞭辟入里地解答各种问题。
比如去年以来，央行通过降准、降息、MLF、利润上缴等方式向金融市场释放大量中长期资金。这原本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但是，第一，央行在日常操作中经常大量回笼短期流动性，这样的动作经常引起“央行回收流动性”的误解，长此以往，势必对股市投资者信心构成不良影响；第二，央行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强调“关注货币总闸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话虽没错，但长此以往，会不会大大削弱货币政策效果，弱化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期许？
或许正因如此，此次国务院金融委会议强调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这其中是否蕴含“货币政策作为过去不够积极主动”的意味？无论是否，类似问题都该引起央行的高度重视。
应当明确指出，在资本市场预期管理的问题上，央行的作用远远大过中国证监会。详见《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6月27日的评论《中国市场“预期管理”很欠技巧》；2021年12月29日评论《央行是预期管理的关键》；2022年2月23日评论《A股市场预期怎么管？》等等。
总之，依据新形势和新时代的要求，资本市场应站到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位置。因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关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甚至成败。所以，中国金融业界应该全体动员，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主动作为、有效赋能。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责编 姚坤）
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明确提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2021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文章中指出，要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使之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
可见，对整体金融市场而言，资本市场不仅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重手、重言
会议公告开宗明义：专题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问题。
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这不仅体现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而且也体现出中央最高决策层对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权市场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重手、重言。
所谓重手、重言，其实就是以很重的语言，给定很重的措施。
比如会议公告的最后一段明确强调：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对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及时回应。凡是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应事先与金融管理部门协调，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和一致性。国务院金融委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加大协调和沟通力度，必要时进行问责。
什么意思？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各金融主管部门该作为而不作为者，要被问责，该主动作为而不主动者，要被问责；各相关部门该配合而不配合，或完全可以主动配合却找客观理由推推搡搡，或别别扭扭被动配合者，要被问责；明明可以协调一致、但最终没能协调一致者，也要被问责。
如此强调金融各方协调一致，彼此配合地面对资本市场，而且以问责的方式竖起“达摩克里斯之剑”，这难道不是历史首次？
从贯彻会议精神的角度看，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无一例外地都将“进一步加强部门间政策协调，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写进自己的文件，这难道不是史无前例的“重手”？
“十四五”规划在谈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时，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
鉴于金融是经济肌体中的血液，所以，中国金融业界必须率先贯彻上述基本原则，而且必须在具体工作中突出“系统观念”，这是金融运行环环相扣的本质要求，更是资本市场牵一发动全身的客观要求。
客观地说，过去许多年，金融各主管部门可能存在缺乏系统观念的问题。比如，认为所有关乎股市的事情都该由证监会管，不关央行等其它金融管理部门的事，而央行更多关注商业银行信贷、流动性，关注货币市场利率，而资本市场流动性是长期资本的事情，与央行无关。这种观念或许需要改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周刊》多次发文强调：全球性的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争夺已经白热化，股票市场才该是中国金融的核心。为什么？因为国际时局在变，中国经济诉求也在变，我们只有参与到这场竞争中，并赢得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才能赢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从债务资本支撑传统产业、股权资本支撑创新产业的基本金融功能出发，上述逻辑难道不是基本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这样的逻辑，中国的全体金融人士不该为夺得股权资本、实业资本优势而联手行动吗？
所以我们说，此次金融委会议最大意义在于，明确告诫中国金融业界：各方面必须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长期态势，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这需要中国金融业界细细品味。
预期管理是关键
金融各方联手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手段是什么？
很多，但关键无非有二：一方面通过大力培育金融市场的长期化、资本化、股权化，让中国金融市场能够派生出充足的长期资金，符合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强大的预期管理能力，让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建立起坚定的信念，并在股市下跌过程中，敢于出手购买更具价值的股票，而不是随波逐流地恐慌性抛售。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针对中国崛起实施打压。既然可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为什么不能发动金融战？难道美国手中强大的金融实力，不是可以应用的武器？我们显然没有理由掉以轻心。
历史地看，对一个国家发动金融攻击，金融大鳄的资本只是导火索，而关键在于引发该国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
所以，发展中国家防范金融攻击：第一，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绝不能放弃金融管理，而且要坚定不移实施有效的外汇管理，对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必须要有充分的敏感性，并有足够的手段制止无序状态；第二，国家各相关部门对投资者进行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这会使得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对国家经济前景具有足够的信心，从而让金融大鳄很难找到引发“羊群效应”的理由；第三，央行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应对外资跨境流动，而所有国内金融机构和老百姓手中也要有充足的长期本币资金，使之敢于在股市无度下跌过程中大量购入。
这三项，其实都是金融恶意狙击者最害怕的事项。第一项是金融管理，而后两项则是抗击金融攻击的市场要素，其核心实际是第二项——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
正因如此，此次金融委会议着力强调了预期管理问题，给出的方法是：其一，对市场有利的政策要多出，不利于市场的收缩政策要谨慎；其二，及时回答市场关切，对热点问题及时回应；其三，各部门政策必须具有一致性，不能各行其是，矛盾百出，破坏市场预期的稳定性。
于此同时，金融委就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也给出了“相对确定”的答案。比如，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必须主动应对的问题，关于房地产企业化风险、促转型问题，关于中美双方监管机构就中概股保持良好沟通的问题，关于平台经济治理原则、尽快完成红绿灯设置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关于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加强沟通协作稳定香港金融市场的问题。
将不确定变为确定，这是预期管理的重要手段。比如，一只股票因为一个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发生亏损，如果亏损数额是确定的，而并不影响市场对该公司未来前景的预期，那这只股票可能会瞬间下跌，但去除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之后，股票不仅会下跌有度，而且很快会恢复良性预期决定股价的过程。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各金融部门能否做到面对投资者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这是一个极其专业、细致的社会心理调试过程，我们的政府金融部门有没有这份耐心？豆腐心、婆婆嘴式地面对投资者的各种问题。
什么是豆腐心？因为充满忧患意识而极其敏感的心；什么是婆婆嘴？摒弃教授面对学生时的态度，不去责怪各式各样的认知偏差，而是不断地重申立场、方向，细致入微、鞭辟入里地解答各种问题。
比如去年以来，央行通过降准、降息、MLF、利润上缴等方式向金融市场释放大量中长期资金。这原本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但是，第一，央行在日常操作中经常大量回笼短期流动性，这样的动作经常引起“央行回收流动性”的误解，长此以往，势必对股市投资者信心构成不良影响；第二，央行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强调“关注货币总闸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话虽没错，但长此以往，会不会大大削弱货币政策效果，弱化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期许？
或许正因如此，此次国务院金融委会议强调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这其中是否蕴含“货币政策作为过去不够积极主动”的意味？无论是否，类似问题都该引起央行的高度重视。
应当明确指出，在资本市场预期管理的问题上，央行的作用远远大过中国证监会。详见《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6月27日的评论《中国市场“预期管理”很欠技巧》；2021年12月29日评论《央行是预期管理的关键》；2022年2月23日评论《A股市场预期怎么管？》等等。
总之，依据新形势和新时代的要求，资本市场应站到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位置。因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关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甚至成败。所以，中国金融业界应该全体动员，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主动作为、有效赋能。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责编 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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