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协会数字化转型有哪些价值？

#传统商协会##商协会云##传统商协会转型##数字化商协会# 商协会数字化转型是以价值创新为目的，用数字技术驱动业务变革的发展战略。它的重要任务是价值体系的优化、创新和重构。
互联网时代，对于商协会而言，为什么要数字化？能否数字化？我们从外部环境和内部转型优势两方面探讨一下。
国家正在大力建设以数字为核心的全新基础设施，很多企业已经开始重视数字化发展，商协会同样也开始转变思维和模式，响应国家的号召，开始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先导优势
所有的变革与转型都是以提升效率，创造更持续的价值为导向，商协会数字化转型能够为内部运营管理带来哪些好处呢？
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
（1）提升运营效率
聚焦场景化建设，精准提取分析行业需求，提供差异化运营，降低人力成本。
（2）优质资源共创共享
携手各地方政府机构、商协会、企业，打造跨行业资源交流平台。
（3）加强信息安全管理效能
按国家标准，利用云计算技术及安全防护技术，对文件、图片、消息等全面加密，为数据安全保驾护航。
（4）提高部门服务水平
利用强大数字网络平台，实施一站式信息发布，构建科学、立体化的服务型社会组织。
（5）实现数字化创新
应用Ai+数据等前沿技术，加速商协会数字化转变进程，突破时空、地域、群体的局限，实现商协会智慧建设。 https://t.cn/z8GC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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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尊黄:中国文化复兴纲领#
三 黄帝书与黄帝学说

黄帝学说的载体是黄帝书，黄帝书包括两类，一类是黄帝书原始文献，一类是春秋战国时期依据黄帝书原始文献所编纂的黄帝书。
《丹书》，黄帝书原始文献，见于《武王践祚》。上海博物馆藏战國楚竹書《武王踐阼》载“【武】王问于师尚父曰：不知黄帝、颛顼、尧、舜之道在乎？意微丧不可得而睹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如欲观之，盍祈乎，将以书见”。《竹书纪年》载“（帝辛）四十二年，西伯发受《丹书》于吕尚”。《武王践祚》是武王时期的实录，这说明黄帝书原始文献在商末周初是以《丹书》的形式存在的。所谓丹书，就是用丹砂所书写的文献。从丹书受戒武王所刻的铭文来看，黄帝《金人铭》就载于《丹书》之中。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黄帝书原始文献，见于《左传》。《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是楚灵王十一年东征伐徐，楚灵王对右尹子革说的话。孔颖达《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左传》的记载说明，到春秋末期，《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黄帝书原始文献仍保存良好。
《金人铭》与《巾几铭》，《黄帝铭》六铭之二，黄帝书原始文献。《金人铭》文本见于刘向《说苑》、《孔子家语》等。《巾几铭》文本见于《左传》、《路史》。
《连山》与《归藏》，见于《周礼》。《周礼·春官宗伯》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首艮，为神农易，夏人用之。《归藏》首坤，为黄帝易，商人用之。
春秋战国时期所编纂的黄帝书包括《道悳经》、《黄帝四经》（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黄帝内经》、《黄帝外经》（亡佚）、《黄帝铭》（存两铭）、《黄帝君臣》（亡佚）、《黄帝》（亡佚）、《黄帝阴阳》（亡佚）、《黄帝诸子论阴阳》（亡佚）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恒先》、《曑悳》、《挏勿流型》等均是黄帝书。这些黄帝书均是楚人所编纂，可见是楚国学者根据王子朝带到楚国的周室典籍编纂而成的。
在黄帝时代，有一个被先秦诸子视为圣贤的黄帝诸子群体，他们是黄帝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代表性人物有力黑，又称力牧和力墨，《七略》有《力牧》一书，敦煌汉简《力墨》残简为黄帝与力墨的应对，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经》之《观》、《姓争》、《成法》、《顺道》等篇章阐述了力黑的思想，从这些篇章可以看出，力黑是黄帝时代极其重要的思想家；阉冉，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经·五正》阐述了阉冉的思想；果童，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经·果童》阐述了果童的思想；太山之稽，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经·正乱》阐述了太山之稽的思想。由《黄帝四经》可见，黄帝学说是由黄帝与黄帝诸子所共同创造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七略》所录署名黄帝的著作达25种188篇另300卷，是先秦最为浩瀚的体系。这些著作除少数几种外均已亡佚，其尽管编纂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和黄帝书原始文献之间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不纯然是后世的伪托，例如《黄帝内经》的基础理论阴阳原理就明确来自于黄帝时代。
对黄帝书中哪些内容来自黄帝书原始文献，哪些内容是后人编纂时所添加的，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口语原则。书面语言文言化是从西周时期开始的，西周以前没有文言一说，我们所看到的甲骨卜辞，均是口语的简省，也就是说，西周以前是没有文言文献的，全部是口语文献。西周以后，书面语言全部文言化，因此西周以后不再有口语文献。先秦时期只要是具有口语特征的，必定是西周以前之文献，如《金人铭》、《夏小正》；只要是文言文献，就必定是西周以后所编造之文献，如《虞书》、《夏书》、《商书》。书面语言尚未成熟的远古文献，必然是完全口语化的，它不可能掺入口语以外的成分。黄帝《金人铭》是纯粹的口语性质的文献，《道悳经》同样具有浓郁的口语特征，口语特征是黄帝书的共同特征，这说明这样的思想观念是来自上古口语时代的。
《淮南子·修务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句话被后人视为黄帝书伪托说的主要根据。把这句话作为黄帝书伪托说的根据是很可笑的，这句话并没有包含黄帝书是后人所托的意思，倒是说明了道是神农黄帝时代的遗产，是当时社会人所共知的共识，故世人尊古。以一句评论作为伪托说的根据，而不是直接根据黄帝书的内容作出判断，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
我们知道，黄帝书的内容才是第一手资料，我们应直接根据内容这个第一手资料作出判断。由于黄帝书带有浓郁且纯粹的母权本位思想特征，我们据此判断黄帝书的思想内容来自母权本位时代，这个判断是毫无疑义的。父权本位的价值观念，与母权本位的价值观念，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因此在父权本位时代，不可能孕育出母权本位价值观念。父权本位从起源到春秋战国，已有3000余年之久，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哪里能够拥有母权本位时代才有的价值观念吗？这是完全不可能之事。
我们如果完全不顾黄帝书的内容事实，硬要指黄帝书是后人所托，这就是典型的作茧自缚，这不仅妨碍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而且也使我们永远走不出诸子的泥沼，文化复兴就只会是空谈和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