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天，如何使受贿罪案当事人被判缓刑的经过！
新闻回放
经人检举揭发，时任山东省烟台龙口市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技工学校校长的薛校长，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决定、承诺为请托人亲属安排工作、办理合同过程中，从2007年7月至2008年4月间非法收受张某22000元、周某10000元、范某5000元，共计37000元，为该三人谋取利益。案发后，犯罪嫌疑人薛校长退还张某20000元，另将剩余的17000元赃款主动交出。2019年3月17日薛校长被刑事拘留，3月21日被逮捕，侦查机关经过调查取证后将案件移送到公诉机关审查起诉，4月20日公诉机关以犯罪嫌疑人薛校长犯有受贿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
京城名律武绍智为其辩护
由于该案件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薛校长被捕后，其近亲属起初根本不敢委托律师，怕遭到某些人的报复陷害。薛校长叮嘱家属一定要为其聘请律师，同时向侦查机关提出相关请求。但是当地侦查机关的办案人员却说：“即使你聘请了律师，也不会让律师见你的，律师也得听我们的。”由此可见，当地侦查机关已经预先人为地为律师会见设置了障碍。不过在薛校长的坚持下，他的亲属还是着手准备为其委托律师进行辩护。3月底某日，薛校长的家属在电视上看到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律师团团长、著名的刑事辩护专家——北京乾让律师事务所主任武绍智律师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关于“合同法律问题”专题的新闻报道后，亲属们一致决定委托武律师为薛校长的辩护人，并于2019年4月1日办理了委托手续。
（一）侦查阶段
年4月1日，武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于当晚11点飞往烟台龙口，稍作休息后便于4月2日一大早赶往烟台龙口某区检察院反贪局，直接找到反贪局的王局长，向其递交律所公函和委托书，了解薛校长所涉嫌的罪名，陈述自己对该案的简单看法。王局长是老一辈检察官，对武律师的观点表示认同，当即接收律所的公函，并办理了相关的会见手续。尽管工作繁忙，但是王局长还是派了两名检查官陪同武律师到看守所会见薛校长。在见到薛校长后，武律师向其了解案件的事实情况，为其提供相关法律咨询，并且就本案所涉及到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向侦查机关提出了法律意见书。
（二）审查起诉阶段
案件没过多久就移送到了公诉处，4月15日，武律师再次奔赴烟台龙口会见薛校长，并在第一时间拜访公诉处的董处长。由于薛校长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而且母亲病重，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没有社会危害性，综合这三点原因，武律师向向公诉机关和董处长阐明自己的意见，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同时，武律师又提出申请，要求公诉机关收集、调取涉及犯罪嫌疑人身份问题的关键性证据：（一）2006年3月15日，山东省民政厅为龙矿集团技工学校颁发的苏民证字第000442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二）2008年8月25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苏国资分配函（2008）39号文件《关于确认矿业集团技工学校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结果的通知》中第一条再次确认“…矿业集团技工学校已改制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该两份文件对日后的判决结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后，武律师向公诉机关提交了综合法律意见书。
（三）审判阶段
在法院开庭之前，武律师与其助手提前三日到达烟台龙口，两人抓紧时间反复阅卷研究案情，并第三次会见薛校长，阐明辩护思路，与薛校长交换辩护意见，在征得薛校长的同意后确定了辩护重点。经过一波三折，在4月28日下午，烟台龙口市某区人民法院终于开庭审理薛校长涉嫌受贿一案。庭审过程中，武律师和常律师阐述了如下辩护观点：1、薛校长的身份不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主体要件，并不构成受贿罪。
2006年3月15日，山东省民政厅为该技工学校颁发了鲁民证字第000442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2008年8月25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发苏国资分配函（2008）39号文件《关于确认某矿业集团技工学校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结果的通知》中第一条再次确认“…矿业集团技工学校已改制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由此可以认定，薛校长所任职的技工学校其性质是既非国家机关，也不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是人民团体，而只是一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同时，从上述两个文件也可以看出，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技工学校，已经与上级单位完全脱离了隶属关系，也从根本上否认了薛校长是由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所以，在本案中，薛校长虽然在技工学校任职，但根本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更谈不上从事公职一说，那么薛校长显然不是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其行为完全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2、薛校长主观恶性小，客观方面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虽然薛校长5次收受他人合计37000元，但每笔钱薛校长都极力拒收。行贿人在各自的证言中也承认薛校长每次都极力拒绝接受，是他们为了事情能够办成，才硬塞给薛校长。薛校长在收受财物后，并没有把收受的37000元用于挥霍，而是分别用于为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看病，还有就是用于孩子的学费。武律师认为薛校长从收钱到花钱的一系列行为均充分说明其接受财物的主观意愿是被动的，主观恶意较小。
武律师除了从犯罪主体方面否定薛校长不构成受贿罪外，还从客观方面进行辩护。本案中，薛校长在接受钱财以后，并没有为他人谋利益，武律师认为，不论是主观原因所使然、还是客观原因所不能，薛校长根本就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构成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要件之一就是行为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这种利益是既得利益、现实的利益，而且是他人已经获取了这样的利益才可能构成犯罪，薛校长并没有为他人谋利，不符合起诉书所指控的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理应不构成受贿罪。
3、薛校长犯罪情节轻微，未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后果，应免予刑事处罚
首先，在案发前薛校长主动退还请托人20000元，还主动提供17000元作为返还款由公诉机关扣押；而且，薛校长并没有逃避侦查，而是在到案后能够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配合侦查机关查明案件事实，认罪态度良好，有悔罪表现。
其次，客观上薛校长并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到现实的利益。作为一个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校长，薛校长的初衷只是想帮助朋友，而不是以职务便利去为自己获取非法的金钱利益。事实上，薛校长的行为没有扰乱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未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
再次，薛校长并无前科，一贯表现良好，多次受到省、市级劳动部门的表彰： 1992年9月10日，薛校长被烟台龙口市劳动局授予“烟台龙口市职业技术培训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2007年12月27日，被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授予“山东省技工教育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武绍智及其助理律师常保权当庭出具了辩护词和法律意见书，经过他们全面细致的辩护工作，法院最终采纳了辩护观点，认定被告人薛勇的行为并不构成受贿罪，而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决被告人薛勇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没收违法所得17000元，并于4月28日下午3：20，当庭宣布了判决结果。
从委托律师到释放只用27天
薛勇受贿案经有20余年办案经验被媒体称为“经济犯罪辩护第一人”的武绍智律师的成功辩护，薛校长被当庭释放。距离此案委托时的4月1日，仅27天时间。薛校长对武绍智律师深表感激，盛情邀请武律师逗留几天，但业务繁忙的武绍智还有其他经济犯罪案件当事人在焦急盼望，婉拒后便又踏上了另一个辩护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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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人检举揭发，时任山东省烟台龙口市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技工学校校长的薛校长，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决定、承诺为请托人亲属安排工作、办理合同过程中，从2007年7月至2008年4月间非法收受张某22000元、周某10000元、范某5000元，共计37000元，为该三人谋取利益。案发后，犯罪嫌疑人薛校长退还张某20000元，另将剩余的17000元赃款主动交出。2019年3月17日薛校长被刑事拘留，3月21日被逮捕，侦查机关经过调查取证后将案件移送到公诉机关审查起诉，4月20日公诉机关以犯罪嫌疑人薛校长犯有受贿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
京城名律武绍智为其辩护
由于该案件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薛校长被捕后，其近亲属起初根本不敢委托律师，怕遭到某些人的报复陷害。薛校长叮嘱家属一定要为其聘请律师，同时向侦查机关提出相关请求。但是当地侦查机关的办案人员却说：“即使你聘请了律师，也不会让律师见你的，律师也得听我们的。”由此可见，当地侦查机关已经预先人为地为律师会见设置了障碍。不过在薛校长的坚持下，他的亲属还是着手准备为其委托律师进行辩护。3月底某日，薛校长的家属在电视上看到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律师团团长、著名的刑事辩护专家——北京乾让律师事务所主任武绍智律师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关于“合同法律问题”专题的新闻报道后，亲属们一致决定委托武律师为薛校长的辩护人，并于2019年4月1日办理了委托手续。
（一）侦查阶段
年4月1日，武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于当晚11点飞往烟台龙口，稍作休息后便于4月2日一大早赶往烟台龙口某区检察院反贪局，直接找到反贪局的王局长，向其递交律所公函和委托书，了解薛校长所涉嫌的罪名，陈述自己对该案的简单看法。王局长是老一辈检察官，对武律师的观点表示认同，当即接收律所的公函，并办理了相关的会见手续。尽管工作繁忙，但是王局长还是派了两名检查官陪同武律师到看守所会见薛校长。在见到薛校长后，武律师向其了解案件的事实情况，为其提供相关法律咨询，并且就本案所涉及到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向侦查机关提出了法律意见书。
（二）审查起诉阶段
案件没过多久就移送到了公诉处，4月15日，武律师再次奔赴烟台龙口会见薛校长，并在第一时间拜访公诉处的董处长。由于薛校长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而且母亲病重，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没有社会危害性，综合这三点原因，武律师向向公诉机关和董处长阐明自己的意见，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同时，武律师又提出申请，要求公诉机关收集、调取涉及犯罪嫌疑人身份问题的关键性证据：（一）2006年3月15日，山东省民政厅为龙矿集团技工学校颁发的苏民证字第000442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二）2008年8月25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苏国资分配函（2008）39号文件《关于确认矿业集团技工学校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结果的通知》中第一条再次确认“…矿业集团技工学校已改制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该两份文件对日后的判决结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后，武律师向公诉机关提交了综合法律意见书。
（三）审判阶段
在法院开庭之前，武律师与其助手提前三日到达烟台龙口，两人抓紧时间反复阅卷研究案情，并第三次会见薛校长，阐明辩护思路，与薛校长交换辩护意见，在征得薛校长的同意后确定了辩护重点。经过一波三折，在4月28日下午，烟台龙口市某区人民法院终于开庭审理薛校长涉嫌受贿一案。庭审过程中，武律师和常律师阐述了如下辩护观点：1、薛校长的身份不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主体要件，并不构成受贿罪。
2006年3月15日，山东省民政厅为该技工学校颁发了鲁民证字第000442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2008年8月25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发苏国资分配函（2008）39号文件《关于确认某矿业集团技工学校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结果的通知》中第一条再次确认“…矿业集团技工学校已改制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由此可以认定，薛校长所任职的技工学校其性质是既非国家机关，也不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是人民团体，而只是一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同时，从上述两个文件也可以看出，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技工学校，已经与上级单位完全脱离了隶属关系，也从根本上否认了薛校长是由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所以，在本案中，薛校长虽然在技工学校任职，但根本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更谈不上从事公职一说，那么薛校长显然不是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其行为完全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2、薛校长主观恶性小，客观方面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虽然薛校长5次收受他人合计37000元，但每笔钱薛校长都极力拒收。行贿人在各自的证言中也承认薛校长每次都极力拒绝接受，是他们为了事情能够办成，才硬塞给薛校长。薛校长在收受财物后，并没有把收受的37000元用于挥霍，而是分别用于为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看病，还有就是用于孩子的学费。武律师认为薛校长从收钱到花钱的一系列行为均充分说明其接受财物的主观意愿是被动的，主观恶意较小。
武律师除了从犯罪主体方面否定薛校长不构成受贿罪外，还从客观方面进行辩护。本案中，薛校长在接受钱财以后，并没有为他人谋利益，武律师认为，不论是主观原因所使然、还是客观原因所不能，薛校长根本就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构成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要件之一就是行为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这种利益是既得利益、现实的利益，而且是他人已经获取了这样的利益才可能构成犯罪，薛校长并没有为他人谋利，不符合起诉书所指控的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理应不构成受贿罪。
3、薛校长犯罪情节轻微，未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后果，应免予刑事处罚
首先，在案发前薛校长主动退还请托人20000元，还主动提供17000元作为返还款由公诉机关扣押；而且，薛校长并没有逃避侦查，而是在到案后能够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配合侦查机关查明案件事实，认罪态度良好，有悔罪表现。
其次，客观上薛校长并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到现实的利益。作为一个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校长，薛校长的初衷只是想帮助朋友，而不是以职务便利去为自己获取非法的金钱利益。事实上，薛校长的行为没有扰乱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未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
再次，薛校长并无前科，一贯表现良好，多次受到省、市级劳动部门的表彰： 1992年9月10日，薛校长被烟台龙口市劳动局授予“烟台龙口市职业技术培训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2007年12月27日，被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授予“山东省技工教育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武绍智及其助理律师常保权当庭出具了辩护词和法律意见书，经过他们全面细致的辩护工作，法院最终采纳了辩护观点，认定被告人薛勇的行为并不构成受贿罪，而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决被告人薛勇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没收违法所得17000元，并于4月28日下午3：20，当庭宣布了判决结果。
从委托律师到释放只用27天
薛勇受贿案经有20余年办案经验被媒体称为“经济犯罪辩护第一人”的武绍智律师的成功辩护，薛校长被当庭释放。距离此案委托时的4月1日，仅27天时间。薛校长对武绍智律师深表感激，盛情邀请武律师逗留几天，但业务繁忙的武绍智还有其他经济犯罪案件当事人在焦急盼望，婉拒后便又踏上了另一个辩护之旅。
#蒋洋大盗[超话]#
希望大家可以看完我想说的话，谢谢[作揖]
(总结：我真没有想要带节奏，我的喜欢也不是假的）
每个人的评论我都有看过，对一些评论我也进行过反思，我的本意真的只是想要表达我的个人观点，没有想要带节奏。
原微博我已设置仅自己可见，话不多说，祝大家天天开心！打扰大家了，做个好梦！
希望大家可以看完我想说的话，谢谢[作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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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评论我都有看过，对一些评论我也进行过反思，我的本意真的只是想要表达我的个人观点，没有想要带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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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寻迹#【#与首钢齐名的京棉从文创C位出道#】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工业版图中曾有“一黑一白”之说，“一黑”指首钢，与其并肩的“一白”便是京棉。作为当时的新兴支柱产业，棉纺织业打一出道，便是妥妥的C位。根据首都战略发展的需要，金字招牌京棉历经发展、转型、重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京棉旧址作为工业遗存转型文创园，再度“C位出道”。人们徜徉其中，既可感受其华丽转身，更可汲取其腾笼换鸟、再立潮头的改革勇气。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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