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深圳市公诉人与律师控辩赛#【第二组点评】紧接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俞宙为第二组进行点评。他幽默地表示，作为审判庭庭长的他在台下的位置观赛突然有些不适应。他对控辩双方的妙语连珠，机智反应连连称赞，并对题干中的案件要点进行重新梳理，总结出控辩赛中要注意的技巧，同时也寄予在场法律人在法庭实战中也能够不拘束地表现出自己优秀的一面。

“法律人的才能主要不在认识制定法,而正是在于有能力能够在法律的一规范的观点之下分析生活事实。”（考夫曼 ，《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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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推性的概念是一个中点:介于明确的、单义的概念与模糊的、多义的概念之间的中点(在严格的逻辑意义下,当然我们只能把明确的概念称为“概念”)。明确的概念表达了某些同一的事物。如同我们已经强调过的,在严格意义下只有数字概念是明确的;“十八岁的人”这个概念具有单义的内涵:即一个人,已经满十八岁,但尚未满十九岁。多义的“概念”则缺乏一致:如“ Straub”这个字,可能是驼鸟,可能是花束,也可能是争论。相对于此,类推性的概念则既非完全的内容单义性,亦非纯粹的多义性,而是同时涉及一种图像的,符号的,比喻的表达方式:例如心灵的深处”,艺术的“疾病”,“欢乐的”草地,“柔和的”音乐,“浓烈的”饮料。类推性的概念,一方面指出了統一性的一个要素,即一个固定的“核心”,不使用它无法掌握任何事物,但另一方面它也能接纳不同的意义(因此,有人也称之为“相对的概念”),否则它将缺乏结合多样类似事物之能力。

类推性概念的主要意义之一在于:透过它,可以使我们观念世界的语言移转到心灵或精神生活。从感性世界而来的表达被移转到精神的事物上。我们根本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去表达精神的内涵,即意义的丰富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支配任何纯粹的精神观念，所以我们对于精神现象也就没有固有的概念可用。没有任何概念可以放弃直观的要素,因为所有我们的认识都必须由感性的直观开始,因此, 超感性的对象只有经由类推概念加以表达,只有经由类推而成为一种类似的直观的对象。但因为在类推的概念中,直观要素(图像)所由抽取的对象与其所意指的对象并不一致,所以在此一直有着如下危险:人们把后者的存在方式认为同一。

实际上所有的法律概念,所谓的描述性概念亦同,都是类推的概念,因为它们绝非只是直观的事物,而只是一直(至少也)表达着一种精神上的,特别是法律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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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法律认识,每一个法律发现,每一个所谓的“涵摄”,都显示出类推的结构。因为“涵摄”意味着,使规范与具体的生活事实相互“对应”,但这并非立刻经由简单的三段论法即可发生,因为规范与事实并不相同:规范是处于以概念方式规定的当为领域中,事实是处于经验现实的领域中。因此,在开始进行三段论法之前,必须使其相同,亦即, 必须使以概念方式规定在法定“构成要件”中的规范事实与现实具体的生活事实进入一种关系,在其中,二者的类似性系透过一种“目的论的”程序而被确定。而这就是类推。所谓的“涵摄”无非就是一种“内在构成要件的类似推论”。因此,在简单的(“没有疑问的”)的案例中,规范事实与生活事实之间的类似性一目了然,以致人们——特别是有经验的——法律人立刻将这种类似性理解为相同性。然而此处的法律发现并非单纯的“适用”制定法。确定生活事实是否对应于(符合)规范事实,一直是一种“目的论的”判断。因为并非法律的文字在适用,而是它的“精神”在适用。

一方面,生活事实必须具有规范的资格,必须与规范产生关系,必须符合规范;如同拉德布鲁赫所说的,我们必须“从现实的世界探索前进到价值的世界,以便在其中发现对这种经验现象有意义的理念。”恩吉施在这个关联称之为“将拟具体判断的案件与法定构成要件中无疑地涵盖的案件等同处置。”并称这种等同处置为“固有的涵摄”。在此,“涵摄”的类推性格完全清楚地表露无遗。“涵摄”在此不能被理解为逻辑的三段论法,而应理解为在规范观点下对特定生活事实的筛选。法律人的才能主要不在认识制定法,而正是在于有能力能够在法律的-规范的观点之下分析生活事实。

然而,恩吉施问道:这种将生活事实与规范事实“等同处置”的比较点从何则来?对此,恩吉施回答是:从解释而来。他说:“这种解释不仅为涵摄提供了比较内容,而且也为这种比较提供了关联点。”

藉此,指出了这个过程的另一方面:规范必须与生活事实进入一种关系,它必须符合事物。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解释”:探求规范的法律意义。然而这种意义无非如传统法学方法论所说的,仅隐藏在制定法中,隐藏在抽象而广泛的意义空洞的法律概念中,相反地,为了探求此种意义,我们必须回溯到某些直观的事物,回溯到有关的具体生活事实。没有意义,没有拟判断之生活事实的“本质”,是根本无法探求“法律的意义”的。

因此,“法律意义”并非固定不变的事物,它系随着生活事实而变化，尽管法律文字始终不変ー一,也就是随着生活本身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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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过了法律发现之方法论过程的“两个方面”是:一方面针对规范调适生活事实,另一方面针对生活事实调适规范。但不能因此将其理解为是一种分开的行为,是一种归纳法与演绎法的先后行为。相反地它是一种同时的行为,它是一种“同时履行”地进行的、事实向着规范与规范向着事实自我——开放的过程,而且类推特有的“扩张”就在这种“自我一开放”中。我们在法学上所称传统的类推,它与“正常的”法律发现程序,特别是所谓的“目的论解释”,区别只在于其扩张的程序,而不在于其适用程序上之逻辑结构,这种“通常的”涵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类推。只有当相同性与类似性之间具有一种逻辑上的界限时,我们才能在逻辑上相互区分涵摄与类推。然而这种界限是不存在的,因为实质的相似性永远只是类似性,而形式的相同性在现实中并不会出现,它只“存在”于数学的(逻辑的)数字与符号中。在此种情况下,任何一种“禁止类推”都将失败,人们也会因为它在客观上不必加以说理,反而愈是强调它。

我们绝非能够分别独立地探求所谓法律推论的“大前提”或“小前提”;法律发现绝非单纯只是一种逻辑的三段论法,而是一种逐步进行的,从存在的领域探索前进至当为的领域,以及从当为的领域探索前进至存在的领域,是一种在事实中对规范的再认识,以及在规范中对事实的再认识之过程。

这项事实:所有的法律发现都是一种类推的过程,而且指向扩张的结构,也说明这个一直令我们钦佩的现象:“制定法比立法者聪明”,亦即从制定法中可以解读出立法者根本未作规定的判断。如果我们把具体法律判决的获得单纯理解为一种法律适用”,那么上述这种现象将是个无法解答的谜。当然,我们相信所谓“客观解释理论”中的一种说明:解释并非取向于历史立法者的意义,而是取向于变迁的“制定法的意义”如何能变迁?那就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原因:因为这种“制定法的意义”根本不只隐藏在制定法中,而是同样也隐藏在具体的生活事实中,制定法是针对它们而作规定的。因此,制定法的“客观解释”实际上根本不只是法律的解释,而是一种“演绎的一归纳的”综合:即类推的过程,一种在法律与具体事实之间目光往返来回的过程。只有因为这种类似性,这种生活事实与规范事实的“对应性”,法律才能存活并成长,它才具有历史性的存在结构。

如同法律发现的过程、具体的法律判決获得的过程一般,立法过程, 法律规范形成的过程也具有类推的性格。它在于:法律理念(或者说源自于它的普遍法律原理)与拟规范的、可能的、立法者思维上所预期的生活事实相互对应(调适,同化)。一方面,法律理念必须向着生活事实开放,它必须实质化,具体化,“实证化”一一另一方面,生活事实必须理念化, 规范式一一概念式地予以形塑,“建构化”。立法者综合一群生活事实成为个以概念方式加以表示的“构成要件”,并对此规定一个法律效果,这群生活事实在一个被认为是“重要的”观点下(例如某一特定利益状态或对某一个特定利益之侵害)被视为是“相同的”。然而,此种为了实现平等原则而在法定构成要件中被等同视之的这些生活事实,实际上绝非真正相同的:没有任何的盗窃违犯行为精确地和任何他人的违犯行为完全相同,没有任何人在其事实上的行为能力或事实上的责任能力与他人完全一致,因为所有人的知识,能力,性格状況,智力及意志力均不相同。实际上,只有一种或多或少程度的类似性或不类似性:至于在法定构成要件中所得出的相同看待与不相同看待(例如达到完全行为能力年龄的前一分钟与后一分钟的人)乃是技术上的产物,是抽象作用的结果。存在的类似性才是真正固有的。

“毫无疑问，如果思考并去理解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任何事情都饶有趣味。当你不懈地追求，每一种职业都很了不起。但任何职业，都不能像法律那样给予如此开阔的眼界，去感受人类灵魂内在的力量，去深刻体验生命的激流。它能够让它的从业者以目击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去分享生命的情感、奋斗、失望和凯旋。每当我想到这一宏伟的主题，我都难以自制。”
这可能也是任何一个法律人在最初的时候他内心的梦想与热血吧。 https://t.cn/R2LT4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