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妮演完《1921》后，同时也正式登顶“娱乐圈一姐”。一姐的位置有两个指标：红毯最抢镜；红色题材当主演。倪妮当之无愧，也当仁不让。
“一姐”前辈刘晓庆，两部电影就足够有说服力了：《小花》和《芙蓉镇》；范冰冰当年是“范爷”，勉强也可以算一姐。如今流量明星盛行（泛滥），倪妮奋力冲杀，破围而出。
《1921》目前票房已近3亿，仅仅只上映了四天，未来票房纪录的上限，不可预计。女主倪妮风头正劲，明显压过黄轩，一姐冉冉升起
“一姐”前辈刘晓庆，两部电影就足够有说服力了：《小花》和《芙蓉镇》；范冰冰当年是“范爷”，勉强也可以算一姐。如今流量明星盛行（泛滥），倪妮奋力冲杀，破围而出。
《1921》目前票房已近3亿，仅仅只上映了四天，未来票房纪录的上限，不可预计。女主倪妮风头正劲，明显压过黄轩，一姐冉冉升起
【成都：“蓉”耀征程，从“新”出发】
6月26日，世界大运公园命名暨大运惠民行动全面启动仪式在成都龙泉驿区东安湖体育公园举行。成都世界大运公园是中国大陆继深圳龙岗大运公园后，第二个由国际大体联官方授权命名的大运公园。它将打造成为一个赛时服务于大运会，赛后服务于广大市民及游客的体育生态公园。当天，正值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进入365天倒计时。365天后，成都以东，东安湖畔，将迎来热情和欢乐碰撞、千年名城与世界青春共舞、激情梦想和美好未来相约的“蓉”耀时刻。
成都，古蜀文明发祥地，中国十大古都之一，既是流淌着千年文脉“天府之国”，也是年轻人追逐梦想的热土。大运的到来正点燃这座千年之城，为城市打上了“活力”“激情”“青春”“梦想”的鲜明烙印。整座城市都在以最饱满的热情翘首以盼，大运圣火熊熊燃起的一刻。
365天后，这场盛会又将为成都带来什么？
激情大运 城市变局的助推器
2001年，北京；2011年，深圳；2022年，成都！
时隔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再度进入中国大陆。成都，成为第三个举办大运会的中国大陆城市。举办全球性赛事历来是一座城市走向国际化的重要路径和标志之一。举办重大国际赛事给成都带来的，不仅仅在于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体育经济的勃发，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路径。如何通过大运会等一系列重大国际赛事进一步释放城市发展机遇，全面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促进经济更高质量发展，这正是成都“以赛谋城”，积极举办大运会等国际赛事的要义所在。
21世纪初，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北京举办，这是继亚运会后，首都北京举行的又一次世界性综合运动会。北京的大运村就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科技园区。10年后，深圳又举办了第26届大学生运动会。公开资料显示，为筹备此次盛会，深圳历时5年筹备，修建场馆、地铁等各类功能设施，让整个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功能显著提升。
时至今日，当年北京大运村所在地中关村已成为中国科教智力和人才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被誉为“中国硅谷”。北京，借大运会的举办契机，敞开了拥抱世界的胸怀，从此开启了奥运会、冬奥会等数之不尽的城市“高光时刻”。对于特区深圳而言，大运会的举办对其更显得意义非凡。当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曾这样总结：“大运会留给深圳最明显的是物质财富，最宝贵的是精神财富，最深刻的则是制度财富。”再回望今天的深圳龙岗区，那里早已通过大运会促进了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成功打造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华南地区“文体高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作为先行者和示范区的深圳，崛起的不仅仅是经济，更是一座体育之城。
跳出国内，纵览全球，东京、巴黎、伦敦、纽约，许多国际知名城市都举办过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体育赛事。要想跻身世界城市行列，大运会这样的国际赛事无疑是强力的“助推器”，将极大地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国际影响力。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阶段，大运会为成都带来的机遇和收获，或许将得到更多。
以赛营城 城市美好未来的奠基石
自2019年7月14日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奥列格·马迪钦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将国际大体联会旗移交给成都起，这座城市就正式进入了“大运时间”。近两年的时间在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和省协调组的指导下，成都以举办大运会为重要契机，坚持“谋赛就是谋城”，城市品质、基础设施、区域发展、投资效应等效益，已经在大运会的助推下一一显现。
首先，大运场馆的落成为城市基础建设带来了质的飞跃。本届大运会，成都用于场馆建设的资金已超百亿元。投入虽大，但后续的使用性却并不低。这些专业的体育场馆，在大运会结束之后要么继续承担专业赛事的举办职责，要么将会成为公众运动场地，也还可以成为音乐会、演唱会以及大型活动的场地。如凤凰山体育公园足球场将会成为2023年亚洲杯的主要比赛场馆之一；东安湖体育公园主场馆除了承担各类专业体育赛事外，还能成为各类大型音乐会、文艺晚会等节目演出的理想场地。而49处大运场馆中，36处改（扩）建场馆本身就在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成都体育学院、西华大学等学校或区域内，承担着体育运动场所的功能。但不管如何利用，只要有了这些大型场馆的存在，日后对于大型国际国内赛事或活动的承办，成都将会多出很多优势，而这对于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来说更是一大利好。
此外，为配合大运会的成功举办而进行的交通道路改造及新建，也对市民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便利，对城市面貌来说也是一次巨大的提升。为了筹备全运会，2010年前，广州开通了6条地铁，比原计划快了8年左右。赛后，这些为全运会所准备的配套设施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也使得广州城市品质得到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城市化进程取得显著成效。现在，成都的成自宜高铁、天府国际机场高速、成资快速路和轨道交通18号线等重大项目建设，为大运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通达的交通，从城市发展更长远的意义来看，这也是推动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构建城市交通、经济、人才资源等循环体系的重要一步。
以赛谋城 城市产业变革的新引擎
精彩大运也为成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GDP增长带来了动能。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林显鹏认为，一个城市体育发展的历程，就是经由城市体育产业发展不断带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对成都而言，大运会的举办既是“以赛谋城”“以赛营城”的重要之举，更是推进城市产业升级转变的巨大动能。
2019年，成都体育产业规模730亿元，体育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体育服务业在全市体育产业中比重接近80%，接近世界先进城市水平。今年5月27日，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制作的《2021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在2021新一线城市峰会上正式发布，在15个新一线城市名单中，成都高居第一。数据表明，成都在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四个一级维度上都以“100分”领跑新一线城市。在这份排行榜的评价体系中，运动场馆丰富度、运动指数、体育爱好者指数等与体育运动产业、服务、人文等相关的数据占据重要比重。可以说，成都稳居榜首的背后，体育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既彰显成都活跃的运动基因，也凸显赛事名城的建设成效。
据成都市体育局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成都体育产业共实现收入632.16亿元，较2017年增长13.27%。2019年，成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1.52%。与此同时，成都还大力推进天府奥体城、东安湖体育公园、凤凰山体育公园等一大批现代化体育场馆建设，以此汇聚优质体育资源，打造体育经济的“桥头堡”，为体育产业的未来发展积蓄动能。而随着2020年成都成功入选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未来成都体育产业发展动能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但体育盛事带来的影响，又绝不会止步于体育产业，东安湖大运村智慧城市示范项目就向我们昭示了这一点。东安湖大运村智慧城市示范项目，充分运用了5G、物联网、大数据、智能终端技术，重点打造区智慧管理中心、城市综合治理项目。这对于城市管理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极为优异的示范，也是成都走向智慧城市的先行。
崇尚体育 优雅生活的新风尚
2020年11月，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在对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工作部门领导干部进行任前集体谈话时就指出，体育是优雅时尚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交往交融的桥梁纽带。成都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世界赛事名城，就是要用体育涵养奋进精神，以赛事营造美好生活，让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推动成都走向世界。
因此，让市民群众能充分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丰富人们业余文化生活的底色，正是成都在以赛营城工作中始终不变的核心。
根据成都市体育局的统计数据：2020年，成都各类体育场地数量已超过5万个。全市新增体育场地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2.17平方米，同比增长近15%。成都全年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接纳体育锻炼人数达到423.93万人次，健康、绿色的生活在成都蔚然成风。
如今的成都，体育运动已成为市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体育基因、运动活力、拼搏精神正渗透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天府绿道上奔跑着感受大美公园城市的如画美景、在设施完备的体育公园中挥汗如雨享受快意生活、在社区的体育健身场馆或各类体育消费新场景里欢乐竞技，无论男女老少，在成都，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玩法，乐享其中。
大运会只是成都世界赛事名城建设的“第一棒”。未来5年，成都还将陆续举办世乒赛、亚洲杯、汤尤杯、世运会以及世界园艺博览会等重大赛会。成都，正以更高的标准、更宽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更具创造性的举措，全面提升举办国际重大赛会的能力和水平。用崇尚健康、热爱运动的新风尚滋养天府文化、浸润市民生活。
成都成就梦想，“蓉”耀征程，从“新”出发！
6月26日，世界大运公园命名暨大运惠民行动全面启动仪式在成都龙泉驿区东安湖体育公园举行。成都世界大运公园是中国大陆继深圳龙岗大运公园后，第二个由国际大体联官方授权命名的大运公园。它将打造成为一个赛时服务于大运会，赛后服务于广大市民及游客的体育生态公园。当天，正值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进入365天倒计时。365天后，成都以东，东安湖畔，将迎来热情和欢乐碰撞、千年名城与世界青春共舞、激情梦想和美好未来相约的“蓉”耀时刻。
成都，古蜀文明发祥地，中国十大古都之一，既是流淌着千年文脉“天府之国”，也是年轻人追逐梦想的热土。大运的到来正点燃这座千年之城，为城市打上了“活力”“激情”“青春”“梦想”的鲜明烙印。整座城市都在以最饱满的热情翘首以盼，大运圣火熊熊燃起的一刻。
365天后，这场盛会又将为成都带来什么？
激情大运 城市变局的助推器
2001年，北京；2011年，深圳；2022年，成都！
时隔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再度进入中国大陆。成都，成为第三个举办大运会的中国大陆城市。举办全球性赛事历来是一座城市走向国际化的重要路径和标志之一。举办重大国际赛事给成都带来的，不仅仅在于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体育经济的勃发，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路径。如何通过大运会等一系列重大国际赛事进一步释放城市发展机遇，全面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促进经济更高质量发展，这正是成都“以赛谋城”，积极举办大运会等国际赛事的要义所在。
21世纪初，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北京举办，这是继亚运会后，首都北京举行的又一次世界性综合运动会。北京的大运村就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科技园区。10年后，深圳又举办了第26届大学生运动会。公开资料显示，为筹备此次盛会，深圳历时5年筹备，修建场馆、地铁等各类功能设施，让整个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功能显著提升。
时至今日，当年北京大运村所在地中关村已成为中国科教智力和人才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被誉为“中国硅谷”。北京，借大运会的举办契机，敞开了拥抱世界的胸怀，从此开启了奥运会、冬奥会等数之不尽的城市“高光时刻”。对于特区深圳而言，大运会的举办对其更显得意义非凡。当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曾这样总结：“大运会留给深圳最明显的是物质财富，最宝贵的是精神财富，最深刻的则是制度财富。”再回望今天的深圳龙岗区，那里早已通过大运会促进了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成功打造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华南地区“文体高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作为先行者和示范区的深圳，崛起的不仅仅是经济，更是一座体育之城。
跳出国内，纵览全球，东京、巴黎、伦敦、纽约，许多国际知名城市都举办过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体育赛事。要想跻身世界城市行列，大运会这样的国际赛事无疑是强力的“助推器”，将极大地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国际影响力。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阶段，大运会为成都带来的机遇和收获，或许将得到更多。
以赛营城 城市美好未来的奠基石
自2019年7月14日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奥列格·马迪钦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将国际大体联会旗移交给成都起，这座城市就正式进入了“大运时间”。近两年的时间在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和省协调组的指导下，成都以举办大运会为重要契机，坚持“谋赛就是谋城”，城市品质、基础设施、区域发展、投资效应等效益，已经在大运会的助推下一一显现。
首先，大运场馆的落成为城市基础建设带来了质的飞跃。本届大运会，成都用于场馆建设的资金已超百亿元。投入虽大，但后续的使用性却并不低。这些专业的体育场馆，在大运会结束之后要么继续承担专业赛事的举办职责，要么将会成为公众运动场地，也还可以成为音乐会、演唱会以及大型活动的场地。如凤凰山体育公园足球场将会成为2023年亚洲杯的主要比赛场馆之一；东安湖体育公园主场馆除了承担各类专业体育赛事外，还能成为各类大型音乐会、文艺晚会等节目演出的理想场地。而49处大运场馆中，36处改（扩）建场馆本身就在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成都体育学院、西华大学等学校或区域内，承担着体育运动场所的功能。但不管如何利用，只要有了这些大型场馆的存在，日后对于大型国际国内赛事或活动的承办，成都将会多出很多优势，而这对于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来说更是一大利好。
此外，为配合大运会的成功举办而进行的交通道路改造及新建，也对市民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便利，对城市面貌来说也是一次巨大的提升。为了筹备全运会，2010年前，广州开通了6条地铁，比原计划快了8年左右。赛后，这些为全运会所准备的配套设施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也使得广州城市品质得到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城市化进程取得显著成效。现在，成都的成自宜高铁、天府国际机场高速、成资快速路和轨道交通18号线等重大项目建设，为大运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通达的交通，从城市发展更长远的意义来看，这也是推动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构建城市交通、经济、人才资源等循环体系的重要一步。
以赛谋城 城市产业变革的新引擎
精彩大运也为成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GDP增长带来了动能。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林显鹏认为，一个城市体育发展的历程，就是经由城市体育产业发展不断带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对成都而言，大运会的举办既是“以赛谋城”“以赛营城”的重要之举，更是推进城市产业升级转变的巨大动能。
2019年，成都体育产业规模730亿元，体育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体育服务业在全市体育产业中比重接近80%，接近世界先进城市水平。今年5月27日，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制作的《2021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在2021新一线城市峰会上正式发布，在15个新一线城市名单中，成都高居第一。数据表明，成都在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四个一级维度上都以“100分”领跑新一线城市。在这份排行榜的评价体系中，运动场馆丰富度、运动指数、体育爱好者指数等与体育运动产业、服务、人文等相关的数据占据重要比重。可以说，成都稳居榜首的背后，体育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既彰显成都活跃的运动基因，也凸显赛事名城的建设成效。
据成都市体育局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成都体育产业共实现收入632.16亿元，较2017年增长13.27%。2019年，成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1.52%。与此同时，成都还大力推进天府奥体城、东安湖体育公园、凤凰山体育公园等一大批现代化体育场馆建设，以此汇聚优质体育资源，打造体育经济的“桥头堡”，为体育产业的未来发展积蓄动能。而随着2020年成都成功入选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未来成都体育产业发展动能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但体育盛事带来的影响，又绝不会止步于体育产业，东安湖大运村智慧城市示范项目就向我们昭示了这一点。东安湖大运村智慧城市示范项目，充分运用了5G、物联网、大数据、智能终端技术，重点打造区智慧管理中心、城市综合治理项目。这对于城市管理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极为优异的示范，也是成都走向智慧城市的先行。
崇尚体育 优雅生活的新风尚
2020年11月，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在对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工作部门领导干部进行任前集体谈话时就指出，体育是优雅时尚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交往交融的桥梁纽带。成都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世界赛事名城，就是要用体育涵养奋进精神，以赛事营造美好生活，让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推动成都走向世界。
因此，让市民群众能充分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丰富人们业余文化生活的底色，正是成都在以赛营城工作中始终不变的核心。
根据成都市体育局的统计数据：2020年，成都各类体育场地数量已超过5万个。全市新增体育场地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2.17平方米，同比增长近15%。成都全年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接纳体育锻炼人数达到423.93万人次，健康、绿色的生活在成都蔚然成风。
如今的成都，体育运动已成为市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体育基因、运动活力、拼搏精神正渗透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天府绿道上奔跑着感受大美公园城市的如画美景、在设施完备的体育公园中挥汗如雨享受快意生活、在社区的体育健身场馆或各类体育消费新场景里欢乐竞技，无论男女老少，在成都，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玩法，乐享其中。
大运会只是成都世界赛事名城建设的“第一棒”。未来5年，成都还将陆续举办世乒赛、亚洲杯、汤尤杯、世运会以及世界园艺博览会等重大赛会。成都，正以更高的标准、更宽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更具创造性的举措，全面提升举办国际重大赛会的能力和水平。用崇尚健康、热爱运动的新风尚滋养天府文化、浸润市民生活。
成都成就梦想，“蓉”耀征程，从“新”出发！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