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只上班4天成真？州议员提4天工作制立法，湾区一公司率先缩短工作时间效率提高...
1月18日据KRON4报道湾区的一家科技公司已经永久性地实施了一周4天的工作时间，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政策开创了湾区公司先河，同时希望激励其他公司也这样做。
其实早在去年7月，民主党籍加州众议院员马克·高野（Mark Takano）就已经正式提出法案将每周标准工作时间削减至32小时。
他一直是一周4天工作制的支持者。
这也意味着，每周工作超过32小时的人将得到加班费。
该法案仍在等待投票表决，最近获得了议会进步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的支持。
湾区一科技公司率先实行一周4天工作制
根据报道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许多湾区公司不得不允许员工在家工作。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科技公司Bolt在这方面更进一步，不仅允许员工在家办公，还允许员工工作更少的天数。
“这不是要把5天的工作塞进4天。
它真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你的工作方式，真正地专注于最具影响力的事情，同时仍然实现你的目标，”该公司的首席人力资源官詹妮弗·克里斯蒂(Jennifer Christie)说。
Bolt公司是一家让人们在网上购物时使用的一键式付款技术公司。
该公司现有员工550人。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瑞安•布雷斯洛（Ryan Breslow）于2021年底启动了一项试点计划，测试一周工作4天能否成功。
布雷斯洛说:“我们问员工是否应该继续这样做，94%的人说绝对应该继续。”
这项计划已于本月生效。
根据Bolt公司的数据，86%的员工表示他们感觉工作效率提高了。
全美有几十家公司都在尝试四天工作制。
Bolt希望分享它学到的东西，以帮助其他人成功地实施这种新的工作模式，超过100名议员支持一项将每周工作时间从40小时减少到32小时的新立法。
该法案不会完全取消每周5天工作制，但要求雇主在员工工作32小时后给予加班计算。
“重要的是，公司在如何应用上拥有灵活性。不是所有的劳动力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有不同的模式。如果立法能起到推动作用，我将全力支持。”克里斯蒂说道。
疫情使得企业很难留住和找到员工。
支持每周工作4天的人表示这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Bolt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
“很多人在询问我们公司是否在招聘。所以我认为这可能会给其他公司带来一些压力，让他们至少尝试一下（改变上班时间）。”克里斯蒂说。
这项立法自2021年7月推出以来一直没有取得进展。
但Bolt公司认为，“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将成为一种趋势，我们也将在湾区的其他科技公司中看到这种趋势。”
而民主党籍加州众议院员马克·高野（Mark Takano）则是一周4天工作制的支持者。
加州议员提出一周4天工作制
根据加州众议员马克·高野的设想，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将有助于解决目前正在困扰工作场所的三个最大问题：低工资、工作效率，以及如何在持续的疫情创伤下适应新的正常工作。
高野在接受Insider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人们把它视为新常态的一部分，他们想要建立的新常态。在两到三年内有80万美国人死亡，这是一种精神创伤，我们现在有机会用更有经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去年12月就业网站Indeed对在疫情期间辞掉两份工作的人进行了调查：92%的人表示“疫情让他们觉得生命太短，不能继续做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最新数据，去年11月有创纪录的450万人辞职。
但招聘依然强劲，这表明员工，尤其是创纪录的100万休闲和酒店业员工正在转换到不同的岗位。
这些数据表明，美国人已经准备好迎接新常态，或者至少重新考虑工作，尤其是薪酬更高、更灵活的工作。
据高野说这正是每周工作32小时所能达到的效果。
高野说:“这种与人类死亡的紧密联系让人们更加珍惜自己的时间。我认为很多美国人都意识到，他们是多么努力地工作，他们想要从现在的工作中走出来。因此，每周工作4天会将很多美国人联系在一起。”
每周工作4天还将解决另一个优先问题：收入和工作条件的不平等。
高野提出的法案是对《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LSA)》的修订，该法案规定了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
高野说:“我关心的是让资本主义变得更可持续、更人道，少一些低俗、少一些残酷。”
高野还表示他的立法的实质是每周加班，如果一个人工作了32小时就会开始加班。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工人都要把他们的工作时间减少到32小时，但是他们在超过这个时间的任何工作时间都会得到1.5倍的工资。
高野说:“受这项法律保护的工人开始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在工作的时间里赚到更多的钱。”
32小时工作制会让雇主在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上更加谨慎。
寻找工人的雇主将不得不权衡是否需要更多的工人进行培训，一些工人还在等待更好的待遇或者通过为那些现在工作时间更长的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来激励现有的劳动力。
这将有助于将经济中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载入法律。
过去一年，工资大幅增长，截至去年12月，同比增长4.7%。
在美国工资最低的行业工作的休闲和酒店业员工的工资在短短一年内增长了14.1%。
4天工作制已经开始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
在冰岛进行的一项缩短工作时间的试验表明，工作效率和质量没有变化，而且员工们感到更加积极和快乐。
西班牙和苏格兰等国已经表示他们将进行测试，有几家公司已经采用了这一制度或者正在考虑缩短工作时间。
但专家警告称这在美国可能更难实施，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工会化程度较低。
高野说在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同时，工人需要更容易地接触工会和组织。
《重建更美好法案》包含了《保护组织权利法案(PRO Act)》中的一些条款，可以做到这一点。
1月18日据KRON4报道湾区的一家科技公司已经永久性地实施了一周4天的工作时间，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政策开创了湾区公司先河，同时希望激励其他公司也这样做。
其实早在去年7月，民主党籍加州众议院员马克·高野（Mark Takano）就已经正式提出法案将每周标准工作时间削减至32小时。
他一直是一周4天工作制的支持者。
这也意味着，每周工作超过32小时的人将得到加班费。
该法案仍在等待投票表决，最近获得了议会进步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的支持。
湾区一科技公司率先实行一周4天工作制
根据报道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许多湾区公司不得不允许员工在家工作。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科技公司Bolt在这方面更进一步，不仅允许员工在家办公，还允许员工工作更少的天数。
“这不是要把5天的工作塞进4天。
它真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你的工作方式，真正地专注于最具影响力的事情，同时仍然实现你的目标，”该公司的首席人力资源官詹妮弗·克里斯蒂(Jennifer Christie)说。
Bolt公司是一家让人们在网上购物时使用的一键式付款技术公司。
该公司现有员工550人。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瑞安•布雷斯洛（Ryan Breslow）于2021年底启动了一项试点计划，测试一周工作4天能否成功。
布雷斯洛说:“我们问员工是否应该继续这样做，94%的人说绝对应该继续。”
这项计划已于本月生效。
根据Bolt公司的数据，86%的员工表示他们感觉工作效率提高了。
全美有几十家公司都在尝试四天工作制。
Bolt希望分享它学到的东西，以帮助其他人成功地实施这种新的工作模式，超过100名议员支持一项将每周工作时间从40小时减少到32小时的新立法。
该法案不会完全取消每周5天工作制，但要求雇主在员工工作32小时后给予加班计算。
“重要的是，公司在如何应用上拥有灵活性。不是所有的劳动力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有不同的模式。如果立法能起到推动作用，我将全力支持。”克里斯蒂说道。
疫情使得企业很难留住和找到员工。
支持每周工作4天的人表示这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Bolt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
“很多人在询问我们公司是否在招聘。所以我认为这可能会给其他公司带来一些压力，让他们至少尝试一下（改变上班时间）。”克里斯蒂说。
这项立法自2021年7月推出以来一直没有取得进展。
但Bolt公司认为，“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将成为一种趋势，我们也将在湾区的其他科技公司中看到这种趋势。”
而民主党籍加州众议院员马克·高野（Mark Takano）则是一周4天工作制的支持者。
加州议员提出一周4天工作制
根据加州众议员马克·高野的设想，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将有助于解决目前正在困扰工作场所的三个最大问题：低工资、工作效率，以及如何在持续的疫情创伤下适应新的正常工作。
高野在接受Insider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人们把它视为新常态的一部分，他们想要建立的新常态。在两到三年内有80万美国人死亡，这是一种精神创伤，我们现在有机会用更有经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去年12月就业网站Indeed对在疫情期间辞掉两份工作的人进行了调查：92%的人表示“疫情让他们觉得生命太短，不能继续做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最新数据，去年11月有创纪录的450万人辞职。
但招聘依然强劲，这表明员工，尤其是创纪录的100万休闲和酒店业员工正在转换到不同的岗位。
这些数据表明，美国人已经准备好迎接新常态，或者至少重新考虑工作，尤其是薪酬更高、更灵活的工作。
据高野说这正是每周工作32小时所能达到的效果。
高野说:“这种与人类死亡的紧密联系让人们更加珍惜自己的时间。我认为很多美国人都意识到，他们是多么努力地工作，他们想要从现在的工作中走出来。因此，每周工作4天会将很多美国人联系在一起。”
每周工作4天还将解决另一个优先问题：收入和工作条件的不平等。
高野提出的法案是对《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LSA)》的修订，该法案规定了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
高野说:“我关心的是让资本主义变得更可持续、更人道，少一些低俗、少一些残酷。”
高野还表示他的立法的实质是每周加班，如果一个人工作了32小时就会开始加班。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工人都要把他们的工作时间减少到32小时，但是他们在超过这个时间的任何工作时间都会得到1.5倍的工资。
高野说:“受这项法律保护的工人开始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在工作的时间里赚到更多的钱。”
32小时工作制会让雇主在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上更加谨慎。
寻找工人的雇主将不得不权衡是否需要更多的工人进行培训，一些工人还在等待更好的待遇或者通过为那些现在工作时间更长的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来激励现有的劳动力。
这将有助于将经济中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载入法律。
过去一年，工资大幅增长，截至去年12月，同比增长4.7%。
在美国工资最低的行业工作的休闲和酒店业员工的工资在短短一年内增长了14.1%。
4天工作制已经开始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
在冰岛进行的一项缩短工作时间的试验表明，工作效率和质量没有变化，而且员工们感到更加积极和快乐。
西班牙和苏格兰等国已经表示他们将进行测试，有几家公司已经采用了这一制度或者正在考虑缩短工作时间。
但专家警告称这在美国可能更难实施，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工会化程度较低。
高野说在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同时，工人需要更容易地接触工会和组织。
《重建更美好法案》包含了《保护组织权利法案(PRO Act)》中的一些条款，可以做到这一点。
企业刑事合规的前提是企业涉嫌犯罪，既然企业涉嫌犯罪就说明企业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3条之规定，再具体到罪名就是符合刑法分则某个条文。既然符合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触犯了具体的罪名，自然也就具备了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联系电话：182--3110--1111（同微信），欢迎咨询、交流、指导，感谢您无私的分享！ https://t.cn/z8Irasy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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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繁星似锦》，作者：永安静心，鸟种：小滨鹬，地点：江苏东台条子泥，器材：尼康D5+AF-s600mm。描述：条子泥湿地无疑是一座宝藏，退潮的沙滩吸引着数百只鹬鸟在这里挖宝。看到这只小滨鹬寻找的如此专注，于是放低了身段，顺着它的眼神，从低位望了过去，哇嗷！我也找到了这傍晚时分光斑闪烁的似锦繁星。 #观鸟# #观鸟大年# #自然# #鸟类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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