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顾问
#法律咨询# #律师# #法律# #电子合同#
“我们的常年法律顾问好像没什么用”、“当我们需要法律顾问帮助的时候，总是不在线”、“我们的常年法律顾问好象不怎么专业，不懂企业”、“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请一个常年法律顾问”这就是一些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最常见的困惑。
同样，我们也听到过常年法律顾问对企业会有一些烦恼，例如“我的顾问单位总是希望我一天24小时只围着它转”、“我的顾问单位总希望我拿10个小时的钱干100个小时的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相互吐槽的情况呢？企业心中最理想的常年法律顾问究竟是什么样子？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模式正在发生哪些改变？常年法律顾问业务是否正在走向洗牌？
根据对珠海地区1500家企业问卷调查，并从中随机抽取434份进行分析总结，形成如下关于企业法律顾问调查报告，供大家参考：
一、哪些企业需要聘请常年法律顾问
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比率最高的是国营企业，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其内控要求高，且《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也是要求这么办的。
其次是外资企业，虽然绝对数量与民营企业无法相比，但其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所占比率超过民营企业，其规范要求比较高，风险防范的意识更强；然而，近几年来，民营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相对数量也开始增加，规范治理稳步提升。
人数规模越大、营业额越高的企业需要聘请法律顾问的比率越大；尤其是500人以上或年营业额1500万以上的企业需要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比率均超过75%。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必定会面临更多的法律需求而导致常年法律顾问成为“必需品”，且随着经营步入正轨稳步发展，企业也开始由倾重于开拓业务转向注重规范管理；其二是在这个互相选择的过程中，律师也会更加倾向于规模较大、营业额较高的企业成为自己的顾问单位，因为这样的单位相对来法律需求高，变量业务多。
二、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走向如何
我们不妨以珠海为例，全面了解下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市场，希望有助于大家参考。
珠海一共有近12万家企业，按正常活跃企业的比例来计算，估计有4到5万家企业是属于经营活跃型的，而目前已经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不到2,000家，也就是说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不到5%。
这里反映两个问题，其一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企业不聘请法律顾问，其二就是还有这么大的法律服务市场蛋糕该如何获取。
参与调查中目前尚未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有近58%认为需要聘请，而且这些企业没有聘请的最主要原因是经费有限；参与调查中仅有近19%的企业认为没有法律需求而不需要聘请。
没有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当遇到个案法律问题时还是会有35%以上会聘请律师，寻求专业支持；当然排在第一位的选择还是首先依赖内部人员解决。
综合前述分析，大多数企业皆有意聘请常年法律顾问，主要的障碍在于费用，而一旦遇到法律问题，还是会选择聘请律师。这里突出反映两个问题，其一即法律顾问的价值在哪里，只要能让企业认可到法律顾问的价值，他们还是会愿意买单的；其二是突出反映了原来的“问而顾，不问不顾”的传统法律顾问模式现在无法让大多数企业认可律师的真正价值。
相信，以价值为中心的新型法律顾问服务模式正在摸索与兴起。
三、常年法律顾问哪方面的价值最受关注
企业聘请法律顾问最关注的因素中，专业性所占比例超过90%。随着中国社会从小康走向富裕，法律服务市场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企业开始更倾向于“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做”，而不是仅仅“找熟人做”，原来仅仅依赖人情的模式已经逐渐被淘汰，当然最好的选择是“专业+熟人”。
这意味着，传统的包治百病的律师正在被法律服务市场淘汰出局，而专业精细化的律师正在获得法律服务市场认可与肯定，这势必更加有利于提升法律服务市场的品质。
四、常年法律顾问的当前服务满意度如何
目前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对其法律顾问的服务基本满意的占近52%，近29%为非常满意；这反映了现在的法律顾问主要还是以满足企业的基本需求为主，很少能够超出客户的心理预期。换句话说就是，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普遍评价是“及格分”。
在最不满意调查中，吐槽最多的是及时性，高达47%；其次是实用性，占39%；究其原因，问题出在传统单兵作战的个体户服务模式无法及时并有效地给予客户反馈建议与意见。
大部分的常年法律顾问对企业的法律咨询是三天之内，能够做到即时回复的只有20%；而法律文件情况更加严重，能够即时回复的只有不到10%，三天之内回复的比率高达45.49%。
在这个年代，时间在每个人心中都是最昂贵的，三天之内回复对于高速发展下的社会的人群已经不能适应了，更何况以商业运营为中心的企业。这也说明了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的“及时”，够有耐心了。
同时，这也暴露出了传统单兵作战的个体户模式的弊端——单个的律师是很难兼顾到多个常年法律顾问单位的。
有近67%的企业认为常年法律顾问团队人数应为1-3人，仅有7%的企业可接受1个人的法律顾问。这再次说明了法律顾问服务团队化是法律市场需求必然趋势，一个人玩的律师越来越难适应法律服务市场需求。
五、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需求是什么
企业对法律顾问服务最基本的需求是法律咨询（占近90%）和法律文件（占近75%），且绝大多数的常年法律顾问提供的法律服务也仅仅是包括这两项，即能满足基本需求。
除了前两项最基本的需求之外，企业开始注重人员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及法律资讯的更新掌握，在这方面，绝大多数的常年法律顾问欠缺相关的服务。
另外，值得重点提示的是，目前常年法律顾问深度挖掘顾问单位业务（例如非诉专项服务等）也是远远不够的。
企业的法律需求以法律领域划分，前五位从高到低依次为合同纠纷、劳动人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以及投资并购。
企业以合同交易作为其主要经营活动，法律需求排在第一位，很正常；但值得关注的是，结合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广东省企业涉诉裁判大数据调查（2015-2016年）》，当前企业转型、产能过剩、订单减少、资金链断裂等也导致合同争议中货款纠纷案件数量明显上升，且从趋势上看，这种现象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其次，除了合同纠纷之外，用工管理成为企业主要的重点工作。结合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广东省劳动争议案件大数据报告（2015-2016）》，随着企业作为用人单位在用工管理上的进一步规范，未签署劳动合同等明显违法类型的案件数量不断减少，但企业转型、产能过剩等企业经营的相关因素同样也在影响企业在用工裁员、减员等方面的劳动争议数量不断增长。
六、常年法律顾问的当前服务方式是什么
目前常年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的主要方式仍然是邮件（占近68%）和电话（占近72%），这主要是基于便捷性的考虑。虽然如此，但会面这个模式，目前所占份量仍不少，即44%。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仅有近17%的法律顾问采取网络平台方式提供法律服务，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近91%的企业都可以接受在线法律咨询、法律文件在线生成和在线法律培训等。基于便利性和成本的考虑，未来通过网络平台提供法律服务的模式应该会持续增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仍有少部分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希望常年法律顾问定期在企业坐班，频率以每周一次为佳。
七、常年法律顾问费用究竟该是多少
目前常年法律顾问费用大部分集中在1万到5万这个区间，占60%；5万到10万的，占近14%。
可见，打包式的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实际上是法律服务中性价比偏低的服务模式，很多律师愿意做企业常年法律顾问的主要原因在于希望未来能获得企业的变量业务，例如诉讼或非诉专项等性价比较高的业务。
这种态势是不正常的，无法保障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品质，必然导致这个服务生态向两个方向发生改变：要不提高常年法律顾问费，要不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标准化与效率化，降低服务成本。
八、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一般合作多久
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时，约有49%的企业是一年一签法律顾问合同，其余近50%的企业则是一次性签署1-3年或3-5年甚至5年以上的长期法律顾问合同。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有近76%的企业在近三年内未更换过其法律顾问，可见，企业与法律顾问间具有相对稳定性。
这些数据也提示了我们，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合作在模式上可以探索将年限与费用相挂钩，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九、企业一般如何聘请常年法律顾问
企业获得律师信息最常见的三种途径分别为朋友介绍（占近60%）、线下活动例如讲座（占近27%）以及线上链接例如网络搜索（占近18%）；可见，法律服务行业跟其他行业都一样，决胜的关键还是在于“口碑”。
向企业推荐顾问律师的多为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约48%）和总经理（约39%），不过最终做出决定的则基本上（约71%）都是企业的总经理。
这样，律师就知道了，营销的重点对象是谁了。
十、企业什么时候会换常年法律顾问
当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有更多的需求或要求时，高达62%的企业会选择直接向当前的法律顾问提出来，仅有近4%的企业会考虑直接更换当前的常年法律顾问。
正如前述，企业心中一般都希望与法律顾问建立稳定安全的合作关系，不会轻易更换法律顾问，基本上只有在出现重大问题，例如这个律师在根本上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时，才会考虑更换。
同时，结合企业近三年更换常年法律顾问的原因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企业更关注的是专业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方面的能力，也即只要这两方当常年法律顾问在这两方面出现问题时，企业才会更换法律顾问。
结语
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的服务需求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基本面、核心面和加分面。
1.基本面
即指企业最基本的法律需求，也就是法律服务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那就是专业性和及时性，若做不到这两个基本需求，企业是一定不会请你的。
2.核心面
即企业最核心的法律需求，那就是“解决”。同时，“解决”始终是企业聘请法律顾问最具有吸引力层面，也是最痛点的需求。若你能做到，企业一定会请你。
3.加分面
即指企业对法律服务的附加需求，法律服务若能满足此方面的需求更好，若不能，也不会有根本的影响，通常即为法律服务中附加值的内容。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间还是能够保持相对长期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只有当常年法律顾问在基本面上出现严重问题时，或另一个律师在核心面上强烈地吸引着企业，企业才会更换常年法律顾问。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到确保法律服务的基本面，同时具有符合企业对核心面的需求呢，即做到“专业、及时和解决”？
这条路将会是：常年法律顾问将会走向集约化经营，即每个地区的企业逐渐集中到该地区的某几家律师事务所整体运营，而不再散于每个个体律师手上作坊式服务。
特别说明：以上报告来源于网络，著作权归原作者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 蒋进、李若讷、杨楚敏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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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哪些企业需要聘请常年法律顾问
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比率最高的是国营企业，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其内控要求高，且《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也是要求这么办的。
其次是外资企业，虽然绝对数量与民营企业无法相比，但其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所占比率超过民营企业，其规范要求比较高，风险防范的意识更强；然而，近几年来，民营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相对数量也开始增加，规范治理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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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走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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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查中目前尚未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有近58%认为需要聘请，而且这些企业没有聘请的最主要原因是经费有限；参与调查中仅有近19%的企业认为没有法律需求而不需要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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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年法律顾问哪方面的价值最受关注
企业聘请法律顾问最关注的因素中，专业性所占比例超过90%。随着中国社会从小康走向富裕，法律服务市场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企业开始更倾向于“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做”，而不是仅仅“找熟人做”，原来仅仅依赖人情的模式已经逐渐被淘汰，当然最好的选择是“专业+熟人”。
这意味着，传统的包治百病的律师正在被法律服务市场淘汰出局，而专业精细化的律师正在获得法律服务市场认可与肯定，这势必更加有利于提升法律服务市场的品质。
四、常年法律顾问的当前服务满意度如何
目前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对其法律顾问的服务基本满意的占近52%，近29%为非常满意；这反映了现在的法律顾问主要还是以满足企业的基本需求为主，很少能够超出客户的心理预期。换句话说就是，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普遍评价是“及格分”。
在最不满意调查中，吐槽最多的是及时性，高达47%；其次是实用性，占39%；究其原因，问题出在传统单兵作战的个体户服务模式无法及时并有效地给予客户反馈建议与意见。
大部分的常年法律顾问对企业的法律咨询是三天之内，能够做到即时回复的只有20%；而法律文件情况更加严重，能够即时回复的只有不到10%，三天之内回复的比率高达45.49%。
在这个年代，时间在每个人心中都是最昂贵的，三天之内回复对于高速发展下的社会的人群已经不能适应了，更何况以商业运营为中心的企业。这也说明了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的“及时”，够有耐心了。
同时，这也暴露出了传统单兵作战的个体户模式的弊端——单个的律师是很难兼顾到多个常年法律顾问单位的。
有近67%的企业认为常年法律顾问团队人数应为1-3人，仅有7%的企业可接受1个人的法律顾问。这再次说明了法律顾问服务团队化是法律市场需求必然趋势，一个人玩的律师越来越难适应法律服务市场需求。
五、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需求是什么
企业对法律顾问服务最基本的需求是法律咨询（占近90%）和法律文件（占近75%），且绝大多数的常年法律顾问提供的法律服务也仅仅是包括这两项，即能满足基本需求。
除了前两项最基本的需求之外，企业开始注重人员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及法律资讯的更新掌握，在这方面，绝大多数的常年法律顾问欠缺相关的服务。
另外，值得重点提示的是，目前常年法律顾问深度挖掘顾问单位业务（例如非诉专项服务等）也是远远不够的。
企业的法律需求以法律领域划分，前五位从高到低依次为合同纠纷、劳动人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以及投资并购。
企业以合同交易作为其主要经营活动，法律需求排在第一位，很正常；但值得关注的是，结合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广东省企业涉诉裁判大数据调查（2015-2016年）》，当前企业转型、产能过剩、订单减少、资金链断裂等也导致合同争议中货款纠纷案件数量明显上升，且从趋势上看，这种现象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其次，除了合同纠纷之外，用工管理成为企业主要的重点工作。结合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广东省劳动争议案件大数据报告（2015-2016）》，随着企业作为用人单位在用工管理上的进一步规范，未签署劳动合同等明显违法类型的案件数量不断减少，但企业转型、产能过剩等企业经营的相关因素同样也在影响企业在用工裁员、减员等方面的劳动争议数量不断增长。
六、常年法律顾问的当前服务方式是什么
目前常年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的主要方式仍然是邮件（占近68%）和电话（占近72%），这主要是基于便捷性的考虑。虽然如此，但会面这个模式，目前所占份量仍不少，即44%。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仅有近17%的法律顾问采取网络平台方式提供法律服务，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近91%的企业都可以接受在线法律咨询、法律文件在线生成和在线法律培训等。基于便利性和成本的考虑，未来通过网络平台提供法律服务的模式应该会持续增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仍有少部分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希望常年法律顾问定期在企业坐班，频率以每周一次为佳。
七、常年法律顾问费用究竟该是多少
目前常年法律顾问费用大部分集中在1万到5万这个区间，占60%；5万到10万的，占近14%。
可见，打包式的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实际上是法律服务中性价比偏低的服务模式，很多律师愿意做企业常年法律顾问的主要原因在于希望未来能获得企业的变量业务，例如诉讼或非诉专项等性价比较高的业务。
这种态势是不正常的，无法保障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品质，必然导致这个服务生态向两个方向发生改变：要不提高常年法律顾问费，要不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标准化与效率化，降低服务成本。
八、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一般合作多久
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时，约有49%的企业是一年一签法律顾问合同，其余近50%的企业则是一次性签署1-3年或3-5年甚至5年以上的长期法律顾问合同。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有近76%的企业在近三年内未更换过其法律顾问，可见，企业与法律顾问间具有相对稳定性。
这些数据也提示了我们，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合作在模式上可以探索将年限与费用相挂钩，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九、企业一般如何聘请常年法律顾问
企业获得律师信息最常见的三种途径分别为朋友介绍（占近60%）、线下活动例如讲座（占近27%）以及线上链接例如网络搜索（占近18%）；可见，法律服务行业跟其他行业都一样，决胜的关键还是在于“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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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有更多的需求或要求时，高达62%的企业会选择直接向当前的法律顾问提出来，仅有近4%的企业会考虑直接更换当前的常年法律顾问。
正如前述，企业心中一般都希望与法律顾问建立稳定安全的合作关系，不会轻易更换法律顾问，基本上只有在出现重大问题，例如这个律师在根本上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时，才会考虑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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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的服务需求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基本面、核心面和加分面。
1.基本面
即指企业最基本的法律需求，也就是法律服务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那就是专业性和及时性，若做不到这两个基本需求，企业是一定不会请你的。
2.核心面
即企业最核心的法律需求，那就是“解决”。同时，“解决”始终是企业聘请法律顾问最具有吸引力层面，也是最痛点的需求。若你能做到，企业一定会请你。
3.加分面
即指企业对法律服务的附加需求，法律服务若能满足此方面的需求更好，若不能，也不会有根本的影响，通常即为法律服务中附加值的内容。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间还是能够保持相对长期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只有当常年法律顾问在基本面上出现严重问题时，或另一个律师在核心面上强烈地吸引着企业，企业才会更换常年法律顾问。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到确保法律服务的基本面，同时具有符合企业对核心面的需求呢，即做到“专业、及时和解决”？
这条路将会是：常年法律顾问将会走向集约化经营，即每个地区的企业逐渐集中到该地区的某几家律师事务所整体运营，而不再散于每个个体律师手上作坊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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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超话]# 【刘典：欧盟《数字市场法》揭示美欧数据主导权之争】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大型数字平台日益成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其掌握的海量数据资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要素。各国为增强自身的数字经济竞争力，纷纷加强对大型数字平台企业的治理，实现对本土数字市场的权力再配置。3月5日，Spotify投诉苹果软件商店实施垄断，欧盟可能将再次对苹果公司提出反垄断诉讼。实际上在2020年12月15日，欧盟委员会就已公布《数字市场法》等法规，重新规范在欧盟数字市场占有重要地位的超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增强对本土数据资源与数字市场治理的规则制定权。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剧美欧之间围绕欧盟数字市场主导权的竞争。
《数字市场法》的发布意味着欧盟将通过深化对本土数字经济制定规则的方式加强对数字市场的主导权，同时限制域外大型数字平台继续主导欧盟市场获得垄断超额利润。近年来，欧盟数字经济竞争力不足，在全球数字版图中的边缘化趋势显著。欧盟在美欧双边经贸中处于数字逆差状态。脸书在欧洲拥有约4亿用户，创造其全球收入的25%；谷歌在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搜索市场份额也超过90%。欧盟这一全球最大规模的高质量市场的利润空间长期被以美国企业为主的大型数字平台企业所垄断。
因此，《数字市场法》特别关注对大型跨国数字企业的监管，限制其权力。法案提出了“守门人”的概念，凡是提供特定的在线服务且营业额、市值或用户量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主要是来自美国的超大型网络平台，都被认定为数字“守门人”。法案禁止“守门人”利用其在数据共享、软件安装、平台选择、广告推广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或者限制市场竞争。通过规制域外的超大型数字企业，法案将打造更公平、有序的数字市场秩序。这将有利于推动本土中小型平台企业的壮大以及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提升欧盟数字经济的竞争力。但同时，受到约束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可能会采取减少基础服务、设置技术壁垒等措施，对目前还依靠这些平台的欧洲中小企业增设法网之外的障碍，对欧洲数字经济构成新的挑战。
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是数据，因此，欧盟发布《数字市场法》，在为数字经济建章立制的同时，特别强调增强本土数据资源的掌控和运用能力。2020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初步认定亚马逊违反欧盟反垄断法，利用平台掌握的大量数据为其自营业务牟利，扭曲了常规市场竞争。实际上，脸书、苹果等来自美国的大型数字平台一直凭借先发优势与数据优势，抢占欧盟数字市场的利润，导致本土企业无法对等地分享数据红利。
继《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之后，欧盟再度发布《数字市场法》，对欧盟数据的开放共享、监管治理等问题做出了更全面、具体的规定。例如，在搜索引擎的使用方面，平台不仅应向任何第三方在线搜索引擎以公平、合理和非歧视的条件提供最终用户在“守门人”平台上产生的免费和付费搜索的相关数据，而且也要向在线商业用户以及商户授权的第三方免费提供有效的实时访问和使用数据；同时还规定禁止平台在竞争中使用非公开的数据，以及尽量避免数据的合并，保证数据的可移植性。
以上种种，皆旨在破除大型数字平台在获得关键竞争数据上的垄断地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数字市场进入壁垒，促进第三方与大型数字平台之间的有效竞争。这将提升欧盟平台企业对数据资源的运用能力，将平台的数据资源转化成本土企业可利用的公共产品。但同时也会削弱域外的超级数字企业对欧盟境内数据资源的垄断，进而加深美欧在数据资源掌控权的深层次冲突。
《数字市场法》不仅意在规制欧盟的数字市场秩序，更希望打造数字时代数据市场治理规则的全球标杆，提升欧盟在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与软权力。当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在对本土的大型互联网平台以及数字经济生态进行治理。而在自身数字经济硬实力相对有限的背景下，欧盟率先对区域外的平台企业设立法律规章，通过规制域外企业的数据使用和业务经营规则，将自身在数字领域安全、价值观与全球数字规则相结合，有利于引领数字经济领域国际规则规范的发展，提升欧盟的制度性权力与影响力。
未来，大型数字平台进入欧盟市场，将会受到《数字市场法》等法律在数据治理、技术标准、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欧盟整顿本土数字市场的措施也可能会加剧双方在数字平台治理权力分配上的博弈，“跨大西洋技术联盟”面临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欧盟在积极实践其“数字主权”“战略自主”等战略理念，增强制度性权力，在更多元的全球数字经济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刘典@刘典RDCY 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1日《金融时报》，原标题为《从欧盟〈数字市场法〉看美欧数据主导权之争》。https://t.cn/A6c51syk
《数字市场法》的发布意味着欧盟将通过深化对本土数字经济制定规则的方式加强对数字市场的主导权，同时限制域外大型数字平台继续主导欧盟市场获得垄断超额利润。近年来，欧盟数字经济竞争力不足，在全球数字版图中的边缘化趋势显著。欧盟在美欧双边经贸中处于数字逆差状态。脸书在欧洲拥有约4亿用户，创造其全球收入的25%；谷歌在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搜索市场份额也超过90%。欧盟这一全球最大规模的高质量市场的利润空间长期被以美国企业为主的大型数字平台企业所垄断。
因此，《数字市场法》特别关注对大型跨国数字企业的监管，限制其权力。法案提出了“守门人”的概念，凡是提供特定的在线服务且营业额、市值或用户量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主要是来自美国的超大型网络平台，都被认定为数字“守门人”。法案禁止“守门人”利用其在数据共享、软件安装、平台选择、广告推广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或者限制市场竞争。通过规制域外的超大型数字企业，法案将打造更公平、有序的数字市场秩序。这将有利于推动本土中小型平台企业的壮大以及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提升欧盟数字经济的竞争力。但同时，受到约束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可能会采取减少基础服务、设置技术壁垒等措施，对目前还依靠这些平台的欧洲中小企业增设法网之外的障碍，对欧洲数字经济构成新的挑战。
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是数据，因此，欧盟发布《数字市场法》，在为数字经济建章立制的同时，特别强调增强本土数据资源的掌控和运用能力。2020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初步认定亚马逊违反欧盟反垄断法，利用平台掌握的大量数据为其自营业务牟利，扭曲了常规市场竞争。实际上，脸书、苹果等来自美国的大型数字平台一直凭借先发优势与数据优势，抢占欧盟数字市场的利润，导致本土企业无法对等地分享数据红利。
继《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之后，欧盟再度发布《数字市场法》，对欧盟数据的开放共享、监管治理等问题做出了更全面、具体的规定。例如，在搜索引擎的使用方面，平台不仅应向任何第三方在线搜索引擎以公平、合理和非歧视的条件提供最终用户在“守门人”平台上产生的免费和付费搜索的相关数据，而且也要向在线商业用户以及商户授权的第三方免费提供有效的实时访问和使用数据；同时还规定禁止平台在竞争中使用非公开的数据，以及尽量避免数据的合并，保证数据的可移植性。
以上种种，皆旨在破除大型数字平台在获得关键竞争数据上的垄断地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数字市场进入壁垒，促进第三方与大型数字平台之间的有效竞争。这将提升欧盟平台企业对数据资源的运用能力，将平台的数据资源转化成本土企业可利用的公共产品。但同时也会削弱域外的超级数字企业对欧盟境内数据资源的垄断，进而加深美欧在数据资源掌控权的深层次冲突。
《数字市场法》不仅意在规制欧盟的数字市场秩序，更希望打造数字时代数据市场治理规则的全球标杆，提升欧盟在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与软权力。当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在对本土的大型互联网平台以及数字经济生态进行治理。而在自身数字经济硬实力相对有限的背景下，欧盟率先对区域外的平台企业设立法律规章，通过规制域外企业的数据使用和业务经营规则，将自身在数字领域安全、价值观与全球数字规则相结合，有利于引领数字经济领域国际规则规范的发展，提升欧盟的制度性权力与影响力。
未来，大型数字平台进入欧盟市场，将会受到《数字市场法》等法律在数据治理、技术标准、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欧盟整顿本土数字市场的措施也可能会加剧双方在数字平台治理权力分配上的博弈，“跨大西洋技术联盟”面临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欧盟在积极实践其“数字主权”“战略自主”等战略理念，增强制度性权力，在更多元的全球数字经济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刘典@刘典RDCY 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1日《金融时报》，原标题为《从欧盟〈数字市场法〉看美欧数据主导权之争》。https://t.cn/A6c51s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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