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学八字 | 伤官制官与伤官伤尽（实用篇）
伤官制官特点
伤官制官的意思是指在同个八字中有伤官也有正偏官，在这样的八字中，正偏官的作用会因为有伤官而无法起到作用，而每个都有它的特点，女命中若遇到伤官制官的八字，则在生活中与人相处时不喜人对自己指手划脚，在婚姻中则因为官星被化而难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伤官制官，说的就是伤官克官，官通常代表官方或领导，也代表法律，克官者，一般就是与政府为敌，易挑畔法律或是顶撞上司，因此是极其危险的，伤官制官通常都是指官灾或官司纠纷等。
伤官制官做大官
1、火土伤官宜伤尽做大官
火土伤官宜伤尽是不宜见到官星之意，是因为未、戌两月之土，火炎土燥也，若滴水入之，反而激其焰气，因此不宜见官，伤尽为宜。但仅伤尽是不够的，命局必须有财星泄化伤官旺气，使气势流通，方为美谈，否则伤官旺而无法发泄，无所施为，究宜非美局。
2、金水伤官喜制官做大官
金水伤官是指金日干生于冬令而言，金日主生于冬令，命局金寒水冷，若无火星来照暖命局，必无生发之机可言，火乃金之官，故喜见官星。但金水伤官之格局，命宜身旺，又见官星，效果才大，富贵才高，否则身弱者克泄交加，终非全美。身旺者宜行财官运，必然富贵两全。
3、木火伤官喜制官做大官
木火伤官是指木之日主，生于夏令季节而言，夏令火旺则木被焚矣！命局亟需有水星来调候润局，但是夏季乃水星休因之时，须有金星来生水，使水源不断，这样才能显水星润局之功。金乃木之官，故说官要旺，唯这种命局必须命上有水星，效果方佳。
伤官制官成格条件
1、伤官格中带有正官
逢财星大运或印绶大运，主大吉大利。如逢伤官大运，主立见灾祸，伤官格身旺，而命式中无正官的，虽逢正官或伤官大运也无大碍。
2、伤官格身旺有财星者
逢到财星旺运主飞黄腾达，身弱的伤官格有印星，也是好命，逢到走印星大运，则心想事成，特别阳日干出身的伤官与命式中偏印相合的，如走到偏印大运，则事事如意，喜事重重。
3、伤官格身旺
怕印绶生身，喜财星泄身；伤官格身弱的喜印绶生身，怕财星泄身，行运吉凶看法亦同。伤官格的伤官逢长生、冠带、建禄、帝旺的主吉，逢到衰绝之大运主诸事不顺。
伤官伤尽，八字最为珍奇，即天干伤官，四柱中有伤官没有一个官星，或地支内藏有正官，但又自动化掉，称为伤尽。八字命理中有解释：伤官伤尽贵不可言。此时伤官反能生财，倒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说，在没有官府的领域，个人才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干和主体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才干还能带来钱财。所以，不服长官管束的人，有“主体意识”，有才干的人，不可以见官，而应该远远地避开官。
传统说法是柱有伤官，并且伤官势盛，或得月令本气伤官，干上又有伤官，或三合伤官成局，又无一点官杀混杂其中，此为伤官伤尽!
另一种说法是，一类是日主旺，伤官通根透干泄秀或调候为用，八字有一点正官透干无通根，或者正官虽通根了，但根也被冲去克去，伤官去官伤尽，尤喜伤官与正官紧贴，主富贵。
另一类是日主弱无根入从弱格，伤官与正官都透干，且正官无根或即使有根也被冲克制尽，也成伤官去官伤尽，同样喜两者紧贴，主富贵。
“伤尽”，比如月令在伤官，四柱全部服从于伤官，无冲无破，不见一点官星，这属于伤尽。又比如月支伤官，时上又见伤官，四柱中不见正官，也属于伤尽。伤官伤尽再加上身旺、财旺或印旺，这样的命主名标金榜，一品贵人。
凡是能够入这类格局的人：多才多艺，傲物气高，心无忌惮，多谋少遂，弄巧成拙，常以为天下之人不如己，而别人也嫌恶他。
四柱无官，服从于伤，说的还不全面，应该是还有四柱无财和印，或有财印，碰到大运流年正官，而财印官相隔，此为伤官伤尽。
如有正官透干叫伤之不尽，八字混杂不清为凶，就不叫伤官伤尽了。
怎样才算伤官伤尽
伤官伤尽的两个“伤”其所指，都是一致针对“官星”而言的。所以是否是伤官伤尽格一般首先看官星。根据官星的分布不同，这个格局一般存在着以下几种情况：
1、四柱中一丁点官星不见的，但是伤官当令并透出或者即使不当令但是可以透出有力并可能为用神来成格的（如伤官坐禄之类）。则可以作伤尽论。此时候的伤尽，指的无官可伤，伤官则可专心生财或者配印（不会三心二意），所以可以发挥无穷的威力。这是最“正统”的伤官伤尽，很容易辨别。
2、四柱中有官星的，但是只在地支，且被合化的；最后伤官当令或者透出有力并为用神成格的；也可以勉强作伤官伤尽论。但是，这种伤官是否伤尽还要具体看合星是否合得专而化得真方可作论，否则，合神不专又带了官，官再难免泄耗旁边的财星或作其他用处。则整个格局杂乱了。官未尽，遇到比劫可能又会产生新的战斗，更容易产生战局和生局都存在，但是都因为位置分布不佳的关系而发挥不好从而没有形成格局，这种格局一般不作尽论，只作普通格局，因为搞不好反而会形成诸多弊病。
3、更广义的伤官伤尽，还有天干即使见官星的，但是官星地支却无根，而伤官当令或者即使不当令但是有力却透出的（最好是用神），此时一点虚弱之官星即使相见，却被伤官彻底伤尽（克尽）了，亦可作伤官伤尽论（但却是另外一种意义的）。此种所谓的伤尽指的是“伤官用官”的情况。因为伤官是官的官，所以属于比官的格局更高一层的贵命（等于不断用官来制官的战局而成格的命格）。但这种情况最难辨别，因为很多时候伤官都不用官，只有财印无用或者特殊的高格局构造下才会有如此运用。需要注意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伤官见到官都不作伤尽论，此时只可作为普通格局，原理请参见第一点。
伤官伤尽为何被称为贵格而不是富格
很多人以为伤官伤尽仅仅主贵不主富，这是错的。伤官伤尽其实是富贵两者都有可能的格局。至于富还是贵？重点是看伤官生财格还是伤官配印格。一般伤官生财为富格，伤官配印则为贵居多。在这里还可以配上两句流传很广的口诀：“伤官伤尽必生财”，以及“伤官伤尽必为贵”来理解记忆。
伤官伤尽与伤官见官
所谓伤官伤尽指伤官不弱而不见半点官星，或虽见官星而官星衰极且与伤官遥隔。古诗说：“伤官见官，为祸百端；伤官伤尽，一品贵人。”《三命通会》云：“伤官虽凶，乃我所生，自家之物，伤尽则能生财，财旺自能生官，造化辗转有情；如月令在伤官，四柱作合结局(干支合为伤官)，皆在伤位，无冲无破，不见一点官星，谓之伤尽；又有月支伤官，时上伤官，四柱无官星，也谓伤尽。更身旺财旺、或印旺，名标金榜，一品贵人。伤官格，务要伤尽，若柱见伤官，而官星隐显，伤之不尽，岁运再见官星，官来乘旺，再见刑冲破害、刃煞克身、身弱财旺，必主徙流死亡，五行有救也残疾；若四柱无官，而遇伤煞重者，运入官乡，岁君又遇，若不自疾，必主灾破。”这就是说，八字如果见到不弱的伤官，就不喜再见正官，因为伤官与正官二者很易起冲突，尤其是身弱的八字，更不喜伤官与正官同混，要么干脆只见正官不见伤官，以纯官取贵；要么干脆只见伤官不见正官，以伤尽为贵。否则，日干既弱，再逢克、泄交加，则此人心理一定很不稳定，且其一生大多动荡不安。
《渊海子平》云：伤官者，其验如神。伤官务要伤尽，伤之不尽，官来乘旺，其祸不可胜言。伤官见官，为祸百端。倘月令在伤官之位，及四柱配合作事，皆在伤官之处，又行身旺乡，真贵人也。伤官主人多才艺，傲物气高，常以天下之人不如己。而贵人亦惮之，众人亦恶之。运一逢官，祸不可言。或有吉神可解，必生恶疾以残其躯，不然遭官事。如运行剥官，财神不旺，皆是安享之人。仔细推详，万无一失。伤官虽损官星之贵，如果命局中不见官星，叫伤官伤尽，身旺用伤生财，四柱配合皆宜，均属大格。最忌运岁再见官星，伤官见官，灾祸必生。
伤官伤尽格，适宜做学问、技术、律师和裁判等职，而且会因技术、艺术而扬名。
伤官制官怎么样
历来有伤官制官，为祸百端之说，由于伤官与正官性质对立，正官代表传统，伤官代表创新，可以打一个比喻，正官代表执政党，伤官代表在野党。伤官是与传统、专制呈对立面，有求新变异，自由不拘的性格。所以由于受到社会烙印，在命理学中也反映出来，认为伤官窃命主元神，非善良之辈。自《三命通会》以来，不少命家多取正官、正印，正财，可以养命、护身、为官；知食神能吐秀，而不知伤官亦可出奇。伤官仅为五行生克制化之中，和正官，正印一样是一种五行生克的代名词，本身并没有祸福吉凶的特征。正官、正印既能为福、为贵，也能生祸；而伤官也一样，既能为祸，也能为福为贵。伤官以其能克制正官，伤其官星而得名。主要功用是能泄命主之元神，制杀，所以只要取其适中，即可出奇。伤官为用神者，多主聪明，英华外发。凡伤官制官者，往往会造成命主克泄交加的局面，多主不吉。但伤官制官有可见不可见之别，伤官不仅可以吐秀，而且可以见官，关键的是一个宜与不宜。
伤官制官特点
伤官制官的意思是指在同个八字中有伤官也有正偏官，在这样的八字中，正偏官的作用会因为有伤官而无法起到作用，而每个都有它的特点，女命中若遇到伤官制官的八字，则在生活中与人相处时不喜人对自己指手划脚，在婚姻中则因为官星被化而难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伤官制官，说的就是伤官克官，官通常代表官方或领导，也代表法律，克官者，一般就是与政府为敌，易挑畔法律或是顶撞上司，因此是极其危险的，伤官制官通常都是指官灾或官司纠纷等。
伤官制官做大官
1、火土伤官宜伤尽做大官
火土伤官宜伤尽是不宜见到官星之意，是因为未、戌两月之土，火炎土燥也，若滴水入之，反而激其焰气，因此不宜见官，伤尽为宜。但仅伤尽是不够的，命局必须有财星泄化伤官旺气，使气势流通，方为美谈，否则伤官旺而无法发泄，无所施为，究宜非美局。
2、金水伤官喜制官做大官
金水伤官是指金日干生于冬令而言，金日主生于冬令，命局金寒水冷，若无火星来照暖命局，必无生发之机可言，火乃金之官，故喜见官星。但金水伤官之格局，命宜身旺，又见官星，效果才大，富贵才高，否则身弱者克泄交加，终非全美。身旺者宜行财官运，必然富贵两全。
3、木火伤官喜制官做大官
木火伤官是指木之日主，生于夏令季节而言，夏令火旺则木被焚矣！命局亟需有水星来调候润局，但是夏季乃水星休因之时，须有金星来生水，使水源不断，这样才能显水星润局之功。金乃木之官，故说官要旺，唯这种命局必须命上有水星，效果方佳。
伤官制官成格条件
1、伤官格中带有正官
逢财星大运或印绶大运，主大吉大利。如逢伤官大运，主立见灾祸，伤官格身旺，而命式中无正官的，虽逢正官或伤官大运也无大碍。
2、伤官格身旺有财星者
逢到财星旺运主飞黄腾达，身弱的伤官格有印星，也是好命，逢到走印星大运，则心想事成，特别阳日干出身的伤官与命式中偏印相合的，如走到偏印大运，则事事如意，喜事重重。
3、伤官格身旺
怕印绶生身，喜财星泄身；伤官格身弱的喜印绶生身，怕财星泄身，行运吉凶看法亦同。伤官格的伤官逢长生、冠带、建禄、帝旺的主吉，逢到衰绝之大运主诸事不顺。
伤官伤尽，八字最为珍奇，即天干伤官，四柱中有伤官没有一个官星，或地支内藏有正官，但又自动化掉，称为伤尽。八字命理中有解释：伤官伤尽贵不可言。此时伤官反能生财，倒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说，在没有官府的领域，个人才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干和主体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才干还能带来钱财。所以，不服长官管束的人，有“主体意识”，有才干的人，不可以见官，而应该远远地避开官。
传统说法是柱有伤官，并且伤官势盛，或得月令本气伤官，干上又有伤官，或三合伤官成局，又无一点官杀混杂其中，此为伤官伤尽!
另一种说法是，一类是日主旺，伤官通根透干泄秀或调候为用，八字有一点正官透干无通根，或者正官虽通根了，但根也被冲去克去，伤官去官伤尽，尤喜伤官与正官紧贴，主富贵。
另一类是日主弱无根入从弱格，伤官与正官都透干，且正官无根或即使有根也被冲克制尽，也成伤官去官伤尽，同样喜两者紧贴，主富贵。
“伤尽”，比如月令在伤官，四柱全部服从于伤官，无冲无破，不见一点官星，这属于伤尽。又比如月支伤官，时上又见伤官，四柱中不见正官，也属于伤尽。伤官伤尽再加上身旺、财旺或印旺，这样的命主名标金榜，一品贵人。
凡是能够入这类格局的人：多才多艺，傲物气高，心无忌惮，多谋少遂，弄巧成拙，常以为天下之人不如己，而别人也嫌恶他。
四柱无官，服从于伤，说的还不全面，应该是还有四柱无财和印，或有财印，碰到大运流年正官，而财印官相隔，此为伤官伤尽。
如有正官透干叫伤之不尽，八字混杂不清为凶，就不叫伤官伤尽了。
怎样才算伤官伤尽
伤官伤尽的两个“伤”其所指，都是一致针对“官星”而言的。所以是否是伤官伤尽格一般首先看官星。根据官星的分布不同，这个格局一般存在着以下几种情况：
1、四柱中一丁点官星不见的，但是伤官当令并透出或者即使不当令但是可以透出有力并可能为用神来成格的（如伤官坐禄之类）。则可以作伤尽论。此时候的伤尽，指的无官可伤，伤官则可专心生财或者配印（不会三心二意），所以可以发挥无穷的威力。这是最“正统”的伤官伤尽，很容易辨别。
2、四柱中有官星的，但是只在地支，且被合化的；最后伤官当令或者透出有力并为用神成格的；也可以勉强作伤官伤尽论。但是，这种伤官是否伤尽还要具体看合星是否合得专而化得真方可作论，否则，合神不专又带了官，官再难免泄耗旁边的财星或作其他用处。则整个格局杂乱了。官未尽，遇到比劫可能又会产生新的战斗，更容易产生战局和生局都存在，但是都因为位置分布不佳的关系而发挥不好从而没有形成格局，这种格局一般不作尽论，只作普通格局，因为搞不好反而会形成诸多弊病。
3、更广义的伤官伤尽，还有天干即使见官星的，但是官星地支却无根，而伤官当令或者即使不当令但是有力却透出的（最好是用神），此时一点虚弱之官星即使相见，却被伤官彻底伤尽（克尽）了，亦可作伤官伤尽论（但却是另外一种意义的）。此种所谓的伤尽指的是“伤官用官”的情况。因为伤官是官的官，所以属于比官的格局更高一层的贵命（等于不断用官来制官的战局而成格的命格）。但这种情况最难辨别，因为很多时候伤官都不用官，只有财印无用或者特殊的高格局构造下才会有如此运用。需要注意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伤官见到官都不作伤尽论，此时只可作为普通格局，原理请参见第一点。
伤官伤尽为何被称为贵格而不是富格
很多人以为伤官伤尽仅仅主贵不主富，这是错的。伤官伤尽其实是富贵两者都有可能的格局。至于富还是贵？重点是看伤官生财格还是伤官配印格。一般伤官生财为富格，伤官配印则为贵居多。在这里还可以配上两句流传很广的口诀：“伤官伤尽必生财”，以及“伤官伤尽必为贵”来理解记忆。
伤官伤尽与伤官见官
所谓伤官伤尽指伤官不弱而不见半点官星，或虽见官星而官星衰极且与伤官遥隔。古诗说：“伤官见官，为祸百端；伤官伤尽，一品贵人。”《三命通会》云：“伤官虽凶，乃我所生，自家之物，伤尽则能生财，财旺自能生官，造化辗转有情；如月令在伤官，四柱作合结局(干支合为伤官)，皆在伤位，无冲无破，不见一点官星，谓之伤尽；又有月支伤官，时上伤官，四柱无官星，也谓伤尽。更身旺财旺、或印旺，名标金榜，一品贵人。伤官格，务要伤尽，若柱见伤官，而官星隐显，伤之不尽，岁运再见官星，官来乘旺，再见刑冲破害、刃煞克身、身弱财旺，必主徙流死亡，五行有救也残疾；若四柱无官，而遇伤煞重者，运入官乡，岁君又遇，若不自疾，必主灾破。”这就是说，八字如果见到不弱的伤官，就不喜再见正官，因为伤官与正官二者很易起冲突，尤其是身弱的八字，更不喜伤官与正官同混，要么干脆只见正官不见伤官，以纯官取贵；要么干脆只见伤官不见正官，以伤尽为贵。否则，日干既弱，再逢克、泄交加，则此人心理一定很不稳定，且其一生大多动荡不安。
《渊海子平》云：伤官者，其验如神。伤官务要伤尽，伤之不尽，官来乘旺，其祸不可胜言。伤官见官，为祸百端。倘月令在伤官之位，及四柱配合作事，皆在伤官之处，又行身旺乡，真贵人也。伤官主人多才艺，傲物气高，常以天下之人不如己。而贵人亦惮之，众人亦恶之。运一逢官，祸不可言。或有吉神可解，必生恶疾以残其躯，不然遭官事。如运行剥官，财神不旺，皆是安享之人。仔细推详，万无一失。伤官虽损官星之贵，如果命局中不见官星，叫伤官伤尽，身旺用伤生财，四柱配合皆宜，均属大格。最忌运岁再见官星，伤官见官，灾祸必生。
伤官伤尽格，适宜做学问、技术、律师和裁判等职，而且会因技术、艺术而扬名。
伤官制官怎么样
历来有伤官制官，为祸百端之说，由于伤官与正官性质对立，正官代表传统，伤官代表创新，可以打一个比喻，正官代表执政党，伤官代表在野党。伤官是与传统、专制呈对立面，有求新变异，自由不拘的性格。所以由于受到社会烙印，在命理学中也反映出来，认为伤官窃命主元神，非善良之辈。自《三命通会》以来，不少命家多取正官、正印，正财，可以养命、护身、为官；知食神能吐秀，而不知伤官亦可出奇。伤官仅为五行生克制化之中，和正官，正印一样是一种五行生克的代名词，本身并没有祸福吉凶的特征。正官、正印既能为福、为贵，也能生祸；而伤官也一样，既能为祸，也能为福为贵。伤官以其能克制正官，伤其官星而得名。主要功用是能泄命主之元神，制杀，所以只要取其适中，即可出奇。伤官为用神者，多主聪明，英华外发。凡伤官制官者，往往会造成命主克泄交加的局面，多主不吉。但伤官制官有可见不可见之别，伤官不仅可以吐秀，而且可以见官，关键的是一个宜与不宜。
【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热门推荐